学文网“2006年1月5日我们对上海协和医院进行突击检查时，院方出具不了冬虫夏草的进货单据，一段时间后上海协和医院去进了冬虫夏草，并要求出货方将其进货时间往前开，被我们发现了，这显然存在欺诈”
1月8日，新华社一篇报道称，31岁的未婚女士王洪艳受电视广告吸引，到上海协和医院去做检查，结果被医生诊断为“不孕症”，入院检查不到3个小时、诸多检查结果尚未出来，医生便将其推上急诊手术台，不到24小时花去医药费近4万元。一周后，当王洪艳拿到另一家医院做的妇科检查报告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大病。
“报道出来后，我们也很无奈，对医院确实是毁灭性打击，近20天来，门诊量下滑50～60％以上，营业额的总量可能下降好几百万，”上海协和医院行***院长陈庆荣在他那个由仓库改建的医院会议室里，这样告诉《望东方周刊》。
毫无疑问，陈庆荣自认为上海协和医院颇为无辜。但根据《望东方周刊》记者的调查，上海协和医院似乎并不无辜，而且诸多环节存在违规行为。
2004年以来，民营医院个案一直是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焦点。2004年，本刊率先独家报道了北京新兴医院送子神话，随后，这家以麻袋装中药、几乎在不孕不育领域“无所不能”的民营医院，被新闻媒体部分揭开了黑幕；2005年，媒体又曝光了上海长江医院，这家敢把怀孕女子诊断成先天性不孕的广告医院，同样成为当年度卫生领域舆论监督报道的热词；2007年年初，上海协和医院又走上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报道的前台。
仔细对比这3家医院，可以发现一个共同规律：一是广告铺天盖地，都是最近几年来广告投入最多的民营医院之一；二是以不孕不育专科为医院主营业务。令人费解的是，尽管舆论监督不断，患者恶评如潮，送子神话仍在不断“推出”，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不只是王洪艳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令人触目惊心的内容很多：“上海协和医院对她先后进行了甲状腺全套检查、不孕不育检测、性激素检测、肝肾功能、体格检测等24项大大小小检查、3次***超声波冲洗、2次体内微波***、3次中药离子导入，以及1次子宫一输卵管造影手术、1次宫一腹腔镜微创系列手术等”。而这段时间不到24小时。
除此之外，王洪艳从进医院挂号到上手术台，前后竟然不到3个小时，而许多检查结果直到术后第二天才出来。除此之外，王洪艳是在一间“更衣室”做的“输卵管通液”手术，另还服用了10包不明中药。
上海协和医院还为王洪艳开了总价5584．50元的中草药，实际交给她的却是20包液态袋装深褐色“三无”中药――无处方、无保质期、无“上海协和医院”字样。
对于新华社报道的这些内容，陈庆荣一一作了解释，他告诉《望东方周刊》，“检查是否过多要理性看待，有钱的人可能选择一次检查完，没钱的人可以一项一项排除”。
至于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就动手术，陈庆荣也有自己的说法，他告诉《望东方周刊》，“有些是手术前必须的检查内容，有些是可供选择的检查内容，手术前还是手术后得出结果都一样。”
至于“三无”中草药，陈庆荣认为他们是在提供便民服务，代煎中药。
尽管陈庆荣几乎对报道当中的许多疑点都作出了回答，但是曾经到上海协和医院就医的患者们似乎并不买账。与王洪艳经历相似的患者还有许多。
来自湖北的徐红(化名)，28岁，在上海工作已有五六年，做电器销售工作，结婚1年多。2006年10月24日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检查显示，输卵管堵塞，医生为她画了一张简易的示意***，说输卵管两端都堵塞了，不能治，惟一的办法是做试管婴儿。“我当时就哭了，在老家不能生孩子会被人瞧不起，做试管婴儿我也不能接受，不希望丈夫知道，央求医生给开些药，希望调整，但医生说***也是白花钱”。徐红这样告诉《望东方周刊》。
“我很伤心，也注意收集***不孕不育方面的资料。在公交车、地铁上等都能看到上海协和医院的广告，特别是上海教育电视台播放的“协润康泽”健康节目，请上海协和医院的专家如王丽君、王爱莉、吕湘平等做访谈，我当时把她们当作偶像。我是湖北人，知道武汉协和医院比较好，上海协和医院也是协和的牌子，一点都没有怀疑过。此外，我还咨询了很多***不孕不育的医院，曾给北京的新兴医院打过电话咨询，对方让过去，还给我寄了很多资料。”徐红在给上海协和医院打电话的时候得到热心的接待，并预约好2006年10月30日去医院。
2006年10月30日，徐红到医院后，导医把她带到三楼张荣环诊疗室，“医生告诉我治愈的可能是80％，并让我做了抽血、B超等检查，并询问了上一次来月经的时间。然后说现在正是手术的最佳时刻，加上医院床位正好有空，让我立即住院动手术。”徐红这样告诉《望东方周刊》。
“当时检查花了3000多元，手术费用要3万，我说没那么多钱，导医说有多少先交多少，不够再筹。于是我赶紧和家里人商量，开始到处借钱，在下午5点左右交了3万元钱，11月1日做了宫一腹腔镜手术，在此后的一个月，做了14次OKW中药离子导入，还服用了1．1万元的中药，前前后后总花了7．6万元。”
“我还是比较小心。”徐红说，做手术前叫朋友在上海协和医院的网站上查了张荣环的简介，得知曾在美国进修，是宫腹腔镜手术的权威，才放心地做手术。
《望东方周刊》记者试***在上海协和医院的网站上查这位“宫腹腔镜手术权威专家”，但发现该网站的“协和名医”已关闭，“该栏目仍在建设中”，至于为什么名医们不再向外界宣传公布了，陈庆荣告诉《望东方周刊》，“这是医院正常发展，网站需要完善提高”。
但蹊跷的是，上海协和医院的一楼大厅的正墙上、右侧和左侧都是空空的，而半个月前，该区域三面墙上挂满了“专家”“主任”的大幅照片，还贴满了病人的感谢信。
2007年1月23日，徐红又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做检查，结果显示：宫腔大小、形态尚可，壁尚可。而三个月前的检查结果是宫腔大小、形态正常，壁光。徐红哭着告诉《望东方周刊》，“三个月前做试管婴儿的条件比较好，现在可能连试管婴儿都不能做了”。徐红觉得出这样的事情很丑，会遭到别人的耻笑，至今她丈夫仍不知情，到医院检查一直是姐姐陪着她。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至少有20名以上病人向上海市卫生部门投诉，这些病人的共同特点是，都做了好几个手术，绝大多数都做过宫一腹腔镜手术。
根据本刊记者了解，不少患者曾向院方提出要求，希望看到手术后的病理切片和手术切除物，但都被医院拒绝了。上海打假医生、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员陈晓兰告诉《望东方周刊》，“这实际上是一种出现在医疗机构
内的欺诈行为”。正是因为如此，有患者认定，上海协和医院可能没有给他们做过手术。
可疑中药其实是假药
除了手术之外，上海协和医院提供的三无中药也同样疑团重重。陈庆荣认为他们是在提供便民服务，代煎中药。但事实未必如此。
打假医生陈晓兰曾以监督员的身份，和上海市药品监督局工作人员一起到上海协和医院***，她告诉《望东方周刊》，“我们去了药房后，也没有看到中药，连治肿瘤的药也没有。药监让他们拿，没人理他们。”
陈晓兰向《望东方周刊》记者讲述了她陪同药监局工作人员***的情况：“接着，药监局工作人员找到煎药的地方，看见6个高压锅，据煎药的人讲，他们是根据药房配好的药，先放水浸泡1个小时，约熬2个小时，再去渣封袋。初算了一下，病人从给处方，到拿到药至少要3个半小时，中药也应该是滚烫的。当时，煎的中药处方加起来有几十张，仅虫草总价值为20多万，绝大部分的处方中都有虫草，多的一人份达187克，虫草260元一克。按照这个标价，冬虫夏草等于比黄金还贵。”
紧接着，药监局工作人员执意要求看冬虫夏草，协和医院的人到了三楼保险柜里，只拿出了一袋，100克，颜色是深褐色的，很短很细，说是2万块钱一斤，袋子上是一个白板，没有产地等标识，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讲了一个中药店的名字，药监局工作人员说你没有标识，这药材和药店没有关系，药店出来都是有标识的。接下来问他要发票、进货单以及提货单，最后只拿了一个提货单，药监局工作人员说：你没有发票，不算的。
100克的冬虫夏草备药，如何煎出价值20多万的成药出来，这一点让陈晓兰至今仍疑惑不解。
陈晓兰还告诉《望东方周刊》，“随后到四楼中药房，这里的中药材就像柴草一样堆着，还有三个水果箱里面放着参须，后来药监局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你们堆放不对，产地、重量等必须要标清楚。”
针对重重疑点，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几次到协和医院检查、***。该局稽查处处长盛国远告诉《望东方周刊》，“经过我们一系列调查发现，上海协和医院使用的医疗器械，其销售和使用规范上存在问题，医院管理混乱，作为正规的医院，采购的药品应该要严格记录，协和医院的原始记录不全，发票不全。”
盛国远还说，“所谓制剂，通俗地讲，是指批量加工生产，可用于不同患者的药剂。按照规定，医院制剂需要经过审批，而上海协和医院没有制剂资质。但我们在上海协和医院发现其灌肠药物，统一处方，批量加工，用于不同患者。说明这种灌肠药是假药。”
另外，盛国远还否定了上海协和医院院方认定的“代煎中药”一说。他告诉《望东方周刊》，“院方称这是为病人提供的代煎中药服务，但在我们取证中，有的病人从开处方到取中药，前后不到10分钟，且出来的中药液全是凉的，按照医学常识，煎制中草药至少需要半小时，加上中药处方不明，加工程序不合理，我们基本上可确定上海协和医院给患者开的中草药属非法制剂，也就是说是假药。按照相关法规，我们将没收这些假药，并依据我们查获的假药数量处以相应罚款。”
“院方付出的违法成本偏低，会在一定程度上纵容违法行为。”盛国远强调了这一点。
“这样的民营医院开下去是隐患”
新华社报道刊发后，报道的重要当事人王洪艳始终没有露面，据王洪艳的律师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斯伟江告诉《望东方周刊》，“王洪艳的精神状态不太好，特别是上海某报报道后，她觉得私生活被曝光，另外还成了说谎者，同时怕上海协和医院跟踪她就搬家了，目前也不敢回去住。”
斯伟江还告诉《望东方周刊》，“王洪艳可能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上海协和医院的刑事责任。”该律师事务所给上海协和医院发的律师函称，“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我们认为，贵院于2006年11月20日到11月21日对于王洪艳的行为构成医疗欺诈行为，且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建议贵院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另，贵院人员时常打电话给我的当事人进行骚扰，且我的当事人怀疑你们对其实施跟踪。因此，请收到本律师函后停止对我的当事人的侵扰。”
除此之外，王洪艳还可能上海市卫生局。律师函中称，“我们认为，上海协和医院的行为已经不是医疗事故范畴内，其行为显然不是一种在正常医疗行为中的过失行为，而是借医疗行为作为外衣，以行其欺骗患者之实，这是一种医疗诈骗行为，其情节非常严重，据了解受害者也非王氏姐妹两人。因此，请贵局迅速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以防止更多的受害者产生。同时，请贵局检查其是否符合医疗机构设立的条件。经查，其电梯设施并不符合医疗机构规定的条件，尚存在不符医院设立条件的其他问题，请贵局审核，在当初批准设立该医院时是否存在问题。”
律师函最后表示，“如贵局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未对其进行依法处理，我们将我们的当事人对贵局的行***不作为提讼或采取其他法律措施。”
本刊记者曾到上海市卫生监督所采访，对方让直接联系卫生局宣传部门。《望东方周刊》记者1月29日在上海协和医院采访时，发现穿制服的一男一女正坐在院长办公室里，和他们交谈时，他们自称是卫生局的，来这里是***的。但他们拒绝透露***的内容，他们表示***结果出来后，可通过上海市卫生局宣传部门了解情况，卫生局也可能向媒体调查结果。
陈庆荣告诉《望东方周刊》，“他们是卫生局医疗事故办的，是来协助我们处理投诉的，刚来才两天。”至于为什么卫生局的工作人员要“协助”一家民营医院处理投诉，陈庆荣没有进一步解释。
据悉，上海市卫生局成立了专门调查组，对上海协和医院医疗执业情况进行了调查。
《望东方周刊》记者数次和上海市卫生局联系，就上海协和医院一事要求采访，上海市卫生局宣传处处长王彤告诉《望东方周刊》，“目前因为生病正在休假，过几天才能安排采访。”但具体是几天，他没有透露。
上海药监局稽查处处长盛国远认为，根据我们对上海协和医院的调查，所谓的“中药制剂”，没有加工记录，没有投药记录，没有处方记录，药工资质不全，未经过专业培训，不属中药制药工艺。他告诉《望东方周刊》，“上海协和医院的行为应该可以确定为欺诈，且对老百姓的欺诈程度比较严重，这样的民营医院开下去是隐患。但最终的定性，要请卫生监督部门取证。我们希望与有关***府部门联手处理此案。”
盛国远还说，“对于‘医疗欺诈’这个定义，卫生行***部门有不同声音，从立法的角度上，什么行为应定性为‘医疗欺诈’，法律上没有这一条，以前大家将这类行为定性为‘过度医疗’，但什么叫‘过度医疗’，概念上也比较模糊。”
盛国远告诉《望东方周刊》，“经过
调查，上海协和医院为患者开出的中药配方‘冬虫夏草’，从进货渠道看，有两笔是从正规渠道进的，但2006年1月5日我们对上海协和医院进行突击检查时，院方出具不了冬虫夏草的进货单据，一段时间后上海协和医院去进了冬虫夏草，并要求出货方将其进货时间往前开，被我们发现了，这显然存在欺诈。”
盛国远表示考虑将此案移交给***门：“上海协和医院对老百姓的欺诈情节比较恶劣，我们以前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很气愤。我个人认为，上海协和医院肯定是违法，而且欺诈的金额较大，但这最终需要卫生行***部门认定。涉及药物质量的问题，我们可以处理，但涉及欺诈的问题，我们正在考虑是否将其移交给***门，这样，在取证上会方便些。”
许多患者说是受协和医院的牌子吸引而来，以为上海协和医院和北京等协和医院有共同的历史和分量。上海协和医院在自己的网站上自称是“百年协和”，那么上海协和医院是否真有百年历史呢?陈庆荣告诉《望东方周刊》，“上海协和医院是1942年7月1成立的，也是私立医院，目前三家公立协和：北京协和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福州协和医院，他们***前也是基督教医院。***后，这三家都成为国有的，上海协和停办了”。
陈庆荣说，“上海协和医院是我们在2002年注册下来的，是完全符合国家的法律的，注册资本2000万，资产8000万，目前用‘协和’名字的医院有五六十家，我们是民营‘协和’医院中规模最大的。当时注册就在这里，这里原来是仓库，投资方一个是福建，一个是湖北的，工商局注册的名字是上海协和医院有限公司。”
陈庆荣坦言目前的上海协和医院和***前的上海协和医院，除了名称外，已无任何联系。他还表示，上海协和医院从来没有表示过和北京协和医院等其他三家国有协和医院是分支或合作关系。
送子神话究竟何时终结
据《望东方周刊》记者了解，目前已有许多莆田系民营医院正在实现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治皮肤病转成治性病，第二次转型则是从治性病逐步向治不孕不育方面发展。上海协和医院的投资方就来自福建莆田。
为何有这么多民营医院投资者开始热衷于不孕不育***呢?
打假医生陈晓兰告诉《望东方周刊》，“不孕不育专科的电视广告影响可以做到很大，往往容易欺骗贫困山区的人，生不出孩子是丢人的事情，电视广告非常容易欺骗他们。二是不孕不育和性病一样，是很隐私的事，妇产科检查，比如子宫颈在身体里面，所以容易让人骗，有的让人骗了，也不好意思讲。”
在上海某民营医院担任策划部主任的王建国(化名)则告诉《望东方周刊》，“民营医院一直在打差异化竞争策略，性病、不孕不育专科这些病大多数费用无法由医保承担，这些就是民营医院寻找的突破口。”
他还告诉《望东方周刊》，“这些民营医院对广告依赖很大，一家民营医院的营业额中一半以上用于广告投入是司空见惯的事。另外，许多民营医院做的那些广告，比如不孕妇女怀孕后带婴儿回医院之类的内容，许多婴儿可能是医院内部职工的儿女，甚至可能是买来的照片。”
王建国告诉《望东方周刊》，“新闻媒体报道对这些医院的业务冲击确实很大，以前上海长江医院高峰时期每月几千例门诊，现在可能衰减到一二百例甚至几十例，媒体刚曝光时，几乎没有门诊量。”联系到陈庆荣所说的门诊量大减，看来媒体的舆论监督确实有效果。但因为一直和媒体打交道，所以王建国对民营医院和一些媒体之间的操作手法很熟悉。他认为，送子神话之所以无法终结，除了体制问题、监管不力之外，媒体也要承担很大责任。“许多报刊、电视台，广告额很大一部分来自上海长江医院、上海协和医院这样的广告医院，所以许多媒体都不敢对这些医院作应有的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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