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以“主客二分”为哲学基础的“人类中心论”发展到现代造成了一些流弊:人类因对自然的过度索取而遭到了自然的疯狂报复。目前在西方,“人类中心论”已经不占优势,西方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近中国的“天人合一”,强调哲学与人生相结合。
“知行合一”主要是伦理道德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中国的传统哲学讲“知”“行”问题主要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讲的。儒家讲“知行合一”,从孔子开始,也基本上是围绕着这条主线展开的。比如孔子反对“言过其行”,这里,“言”就是“知”,“行”就是“行动”,反对“言过其行”就是不要说得多,做得少,这是从做人的角度而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的。
宋明理学对“知行合一”的阐述比孔孟更加系统。程颐讲,“以知为本”,知为根本,有了知,行是从属的。没有“知”是不能“行”的,“知之深则行之必至”,只“知”不“行”,是因为“知”的太浅了。大家可以看到他讲的“知”与“行”的关系就是知得越深,行得越切。这也主要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讲的。因为在认识论中,“知”与“行”的结合不是那么紧密的,有很多事情“知”而做不到。比如说行善。有一个同学家里很穷,而我家里很有钱,从良心上讲,我是应该帮助他。如果知道这个道理,但就是舍不得从腰包里掏钱,那说明我的道德还是不够,只是说得好,什么“他很穷,我要帮助他”啊,一旦让你从腰包里掏钱,“对不起……”说明还是“知”得不深,在行动上不是真的有善心,真有的话,就会从行动上帮助他了。从道德的角度讲,“知”与“行”是结合得很紧的。
朱熹讲的“知”与“行”主要不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他说:“知行常相须”,“知”“行”是相互依赖的,就好像眼睛与脚的关系,“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只有眼睛没有脚,就不能走路,不成行;只有脚,没有眼睛来看路,是盲目的。以上的例子大体上是儒家思想的线索,总的来说,主要是一方面认为知行不可分;另一方面又认为二者有区别,它们是有区别又相互不能分的。
王阳明就明确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王阳明之前的人,都最多谈到不能分,是“相须”的,还是有区别的;王阳明将不能分发展到“合一”。王阳明说,“知”与“行”是同一事情的两方面,从这一方面看,是“知”,从另一方面看,就是“行”。从“知”本身扎扎实实的角度看,就是“行”,从“行”本身明明白白的角度看,就是“知”。“知”与“行”的关系好像手心与手背的关系。“知”和“行”,一个是开始,一个完成,到了“行”就是完成,“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知”与“行”是一件事情的始末,在同一过程中,当然不能分。“知”与“行”是一个东西。概括“知”“行”的关系,就是一句话:“知行合一”,这个词就是王阳明明确提出的。他的宗旨是,让大家知道“一念发动处就是行”。从中我们能够看出这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谈的。如果只是从认识论的角度,“一念发动处就是行”,那我要搬这张桌子,只要想想就能搬走了吗?在认识论中,“知”与“行”是有距离的。如果作为道德行为,一念发动,就是行动,强调动机。王阳明将中国传统哲学知行的主流总结了,主要是道德问题。
“天人合一”是“知行合一”的哲学基础
中国的“知行合一”与“天人合一”是分不开的,“天人合一”是“知行合一”的哲学基础。“知行合一”是达到“天人合一”的手段;“天人合一”是“知行合一”所要达到的目的。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西方近代以“主客二分”为哲学基础的“人类中心论”发展到现代造成了一些流弊:人类因对自然的过度索取而遭到了自然的疯狂报复。目前在西方,“人类中心论”已经不占优势,西方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近中国的“天人合一”,强调哲学与人生相结合。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结合为一体是最高理想、最高境界。那么怎么样达到这个最高境界呢?就是要通过“知”。孟子有这样的思想:人一生下来就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的本性是善的,有良知,但要实行,将其发挥扩充,才能达到圣人。知行统一是为了有浩然之气,达到圣人境界。
程颐将“知”“行”结合,目的也是“天人合一”,不过他用的是“与理为一”,程颐认为“理”最高,是道德意义的,是为了“天人合一”这个目标。
朱熹讲“知”与“行”是不能分的,目的是与太极合一。“太极”指“理”的终极,是最普遍的理。他强调知行结合是为了与太极合一,发挥了程颐“与理为一”的思想。
王阳明讲得就更明确了。他强调“一体之仁”,意思是世间万物都是由“仁”而结为一体的。比如,见到小孩掉到井里,就会什么也不想地去救他,因为“我”与小孩是同类的,“仁”把我们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体之仁”。这是讲同类之间的。不同类之间也有“一体之仁”。比如,人听到鸟的哀鸣,狗凄凉的叫声等,也会感到心里难受。这些都是“一体之仁”,将人与万物结合在一起。但是,生活中由于私心作怪,会将良心蒙蔽起来。所以,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去掉私心,恢复“一体之仁”之本然。这里的“复”字很重要,本来就有,现在是要恢复。良知是知,致良知就是行。致良知就可以复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这说明“知行合一”是为了达到“天人合一”这个高尚的道德境界。
在王阳明和王阳明以前,大体上是以这种思想为主导。但王阳明之后就出现了转变。这个转变从王夫之开始,到孙中山明确。孙中山提出精神物质二元论,批评王阳明“知行合一”,明确地把“知”与“行”当作认识和实践。到了“五四”时期,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这两个口号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先进思想家学习西方思想的一个小小的总结。主张学习西方的“主客二分”,强调认识论,强调认识客体,认为道德伦理修养不能挽救危亡。
张世英
北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哲学导论》、《张世英学术文化随笔》、《天人之际》、《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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