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的《清莲阁记》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止愫。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明确提出“有情之天下”与“有法之天下”的社会学观点。而这一观点,都在“四梦”中得以贯穿体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对“情”的歌颂和对“法”的批判侧重不同。需要指出的是,汤显祖批判“法之天下”所指向的是理学控制下的吏法,“存天理、去人欲”的“恶情”,作为社会管理阶层的一员,汤显祖本人并不排斥社会秩序,相反,他渴望建立一种尊重人伦、合理的社会秩序。
《牡丹亭》以生动的形象、瑰丽的曲词描绘了“至情”的美好,但与此同时,汤显祖并未忘记自己的社会理想,在后半部分充分表达了“情”与“理”斗争的激烈性和严酷性,笔触从绮丽的爱情描画转向了对现实生活的解剖,柳梦梅和杜丽娘是斗争的获胜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获得胜利的途径是柳梦梅科举入仕,从而进入主流社会,他与杜丽娘情感的被认同是通过统治阶层对他身份的认同得以实现的。这既是汤显祖面对“法治天下”的强大所采取的“无奈之笔”,也是他个人内心的主动追求――新的思想难免遭到道学家的辱骂和杀害,但新的思想也必须进入正统才能做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进而实现价值。
相对于《牡丹亭》对“情”的张扬和“理”的回归相结合,《紫钗记》更侧重于对“情”的描摹。“情”是汤显祖剧作的出发点,在早期的作品中全力表达这一主题符合作者的创作规律。作者将“情”系于霍小玉一人身上,一旦与李益相遇,霍小玉便把全部生存价值和生命理想都拴系在爱情这叶小舟之上,为了爱情,她可以不断作出让步,可以牺牲一切自身利益,即使李益只爱她八年,她亦心满意足;即使李益另娶正妻,她也甘做偏房。她的爱情超越一切世俗的外在表象,只需要李益相对的呼应。但是,当这最低的愿望都不能实现时,她只好将出卖紫玉钗所得的百万金钱抛撒于苍茫大地。这是一个极致的爱情故事,汤显祖这位言情大师在几百年前对于爱情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仍然时尚。
相对于《牡丹亭》、《紫钗记》侧重言情,《南柯记》和《邯郸记》对“恶情”和“法之天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南柯记》取材于唐传奇《南柯太守传》。该剧通过描述淳于棼在大槐安国的遭遇,揭示了旧秩序的国泰民安表象下的裙带谋私、官场倾轧。此时的汤显祖已辞去官职,其在当时的社会秩序中凭借个人之力施行仁***以改变现状的幻想已经破灭,而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在他看来也似乎遥不可及。因而,在《南柯记》的结尾,淳于棼人虽醒来,却还留恋梦中的一切,因为梦虽虚幻,却比现实要有意思得多。
《邯郸记》源于唐沈既济的传奇《枕中记》,生动描绘出封建官僚在***治上的倾轧,生活上的荒***,人格上的堕落,对明代***治的黑暗面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卢生既是封建官场丑恶世象的见证人,同时也是积极参与者。剧中包括卢生在内的官僚都面目可憎,而最高统治者皇帝则完全是昏庸荒***的代名词,在这群人的统治下,何来清明社会?与《南柯记》相似,《邯郸记》结尾也通过神仙点化,使剧中人顿悟,表达了汤显祖希望统治阶层能够有“梦醒时心自忖”主动反省的愿望,但这愿望显得空洞而苍白。
总体来看,汤显祖对“法之天下”、“恶情”的批判是深刻而尖锐的,而对于未来世界建造的理想则显得虚空。他认识到社会问题所在,却苦于不能提出有效而科学的解决之道,因而才说“词家四种,里巷儿童之技。人知其乐,不知其悲”(《答李乃始》)。明代中晚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社会日益没落,汤显祖对这一切有了敏锐的洞察,尽管他因自身的局限而不能明确提出有效的理性主张,但他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期待和探索,已具备思想启蒙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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