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今年以来范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好,虽然反复住院不见好转也曾让我心里疑惑,但我竟然没有想过他会离开。还记得9月他因为发烧住院,病房号是518,他还开玩笑说:“医生跟我说这个号码多好啊,518我要发,我说后面还要加一个字,是‘我要发烧’才对!”那时笑语晏晏如在眼前,每念及此,泪不能禁。
熟悉范老师的人都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他所热爱的,他所相信的,从未因为生活的起伏而有丝毫更改。他总是说自己一生遇到很多好人,庆幸能交到众多朋友,即使在他下放的十年,也得到很多无私的帮助。但我想,他或许不知道他于生活的信仰就像光源一样,会对身边的人产生多大的影响。
2001年我到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已经在一家省级***报工作了三年。高考时,新闻是我唯一的选择,但那时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已经让我迷茫。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在清华依然找不到对于新闻的归宿感,毕业后就不再当记者了。2002年,范老师来到学院。考虑到他对于学校的运行机制不了解,院里想为他安排一个助教。因为我在***报工作过的背景,这份荣幸最终落到我的身上。当我旁听着本科生的新闻评论课时,我清楚地感觉到了这就是我来清华要找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道理,而是一个榜样。
他说,他的《莫把开头当过头》并没有什么文采,只是把当时采访的实际情况记录下来而已;他说,刚当记者时他也曾因为辞藻华丽、内容空洞而被老编辑批评,让他克服这一点的是十年下放;他说,五十多岁以后他才慢慢感到得心应手……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新闻工作值得期待也需要坚守,名家高手并非高不可攀。
在他的影响下,我到***书馆去寻找他提到过的书、提到过的事。我用他的视角重新思考,慢慢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发现这一点的他比我还要高兴。就像那句诗所说:“平生不解藏人好,到处逢人说项斯”。他到处跟人说我多么优秀。直到来经济日报上班以后,我才慢慢明白了他的心情:他在我身上寄托了对于新闻事业不曾减损半分的热爱,他希望我能代替他继续走在这条让他魂牵梦绕的道路上。
范老师辞世前那段时间,正好赶上工作特别繁忙。记得有一天,我下了班没吃晚饭,害怕赶不及探视的时限匆匆忙忙买了一点吃的赶到医院。范老师躺在病床上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晚饭,满脸羡慕地说:“你多好啊,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想去哪采访就去哪采访”。那时我不知离别在即,还笑嘻嘻地说“回来带你一起去”。
很多人都不相信,活了七十多岁的范老师是这样单纯的人。他想要的东西那么简单,却因为太过替别人着想而委屈自己忍耐,不愿做哪怕一点小小的争取。
每次我出差回来,跟他汇报所见所闻,他都会跟着我高兴一阵然后感叹说:“那地方我还没去过呢!”年轻时一直在东北,到了北京后当领导不能跟记者争稿子写,谁能想到他竟然没去过那么多地方。
今年8月我在报社发表了第一个署名的头版头条,拿来给他看。他特别高兴,对我说:“我在经济日报还没发过头条呢!那一年《真正的秘密武器》本来是有希望的,后来夜班来电话说被挤到下面了,发不发?我心想那就顺其自然吧,最后也没能发成头条。”我笑着逗他说:“这么说来,我比你强呢!”他也笑着说,“你当然比我强,我一辈子喜欢当记者,结果连个记者证都没有,下放回来就给了一个干部证。我们那时候也不兴评职称,我什么职称也没有。”
我知道有些人说范老师写的文章都是豆腐块,谁又想过,他只是怕打击了记者的积极性,捡那些人家不想写的来写而已。他那么喜欢当记者,又怎么会不想把自己的稿子堂堂正正发在最显眼的地方呢。范老师即使有那么多无法说给人听的遗憾,仍一如既往地爱着新闻事业,笑着对每一个人说:来生还要当记者。
他总是说,“我会写不会说,有时候人家看我不说话就说我多么深沉,其实我是说不出来。”也因为这样,他对我抱有特别的期望。他说我“伶牙俐齿”,会写文章也会总结。他希望我能赶快成长,也希望我能把从他那里悟到的、他自己说不出来的部分讲给别人听。可他给我时间太短了,八年时间,根本无法做到像他想的那样:站在舞台的中央,让他可以笑着在台下鼓掌。
我相信范老师离开的时候会很安详。他的一生,从来都是顺其自然,勉强着自己给别人最大的宽容。即使我不能回应他的期待,他也会笑着说没关系。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更加无法原谅自己。我知道他多么希望看到我长成参天大树,他说他好希望能够“在树下乘乘凉”。但我太年轻了,无论我如何倾尽全力,都赶不过飞逝的时光,在我刚刚长成小树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最终只能让这样的期待仍只是一个未竟的愿望。
来源:青年记者2010年1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