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不时会有一些“神来之文”,令人击节。几年前,资深记者纪思道(作者的中文名字)写了篇《从开封到纽约》,总编辑为引人瞩目,特意将题目中6个大字的中文刊于版头,创该报之历史。该文主旨是说,一千年前的开封,是当时全球最繁华的城市,人口超过一百万,车水马龙,万商云集(中国十三亿人中,有极少部分为犹太血统,其祖先即为当时自中东来华经商之犹太商人)。作者意在提醒美国人,不可自大骄奢。当年开封,而今安在哉?后人之视纽约,犹今人之视开封,岂可不警惕乎?
开封之后,又见平遥。由于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肆虐全球,人人困顿之余,反倒多了些深思反省的机会。《纽约时报》又见佳文了。
这一次3月18日,是一篇为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山西平遥的专文。
自然跟金融有关。中国的票号,即银行的前身,是距今160年前(1850年),即清道光年间,自平遥开始的。祖师爷票号,叫“日异昌”;全盛时期,平遥票号多达20余家,并在全国主要城市如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成都设立分号,经营贷款及汇兑业务。平遥之外,山西另有太谷与祁县,与平遥鼎足而立。国民***府时期的***长及行***院长孔祥熙就是从太谷帮发迹起家的。
《纽约时报》专文介绍山西票号,动机当然不只在讲历史故事,而是要点出山西票号经营与壮大的基础,关键的就是一点:商业操守、商业纪律、商业道德,已到了完美之至、无懈可击的地步了。往来客户,从不会对票号信用有一丝怀疑。所以如此,除了长年积累的商誉之外,票号本身经营的制度化、透明化与纪律化,更是一切信用的基础。在平遥票号,人们可以看得到再早一个世纪英国大儒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所期待的境界。
随着西方近代银行业的兴起及进入中国,山西票号终于逐渐没落,走入了历史。但在它一百多年兴盛发展的历史中,至少有以下三点是值得给予高度评价的。
中外古今,一个强国所以能称为强国,可以有不同的指标,如土地、人口、GDP、***事实力、文化实力等,但一个通常被忽略却又是绝不可少的指标是――货币。
20世纪的强国是美国,美国的货币美元是国际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的单位,及国际储备货币),其次是日元与稍后的欧元。18、19世纪的强国是英国,英国的货币英镑是国际货币。就这个标准而言,中国无论是三千年或五千年历史,恐怕都称不上强国。勉勉强强可以挂上一点边的,只有两次,一是为期不长的元朝(严格地说,也只是在当时元帝国广阔的行***统治范围内而已,不能算“国际”),另一次就是为期更短的山西票号。据记载,山西票号发行的票券,最远可在当时的阿拉伯国家流通。
资本主义元素在中国,本土性的,非外来的,很早就有了。其实,就市场经济而言,中国从来就有市场经济。不信,仔细再看一遍宋朝的《清明上河***》。中国不但一向有商品资本主义,而且也有金融资本主义,无怪乎,在1820年之前,中国GDP从来就是全球之首。
中国不但从来就有上述的元素,而且从来就明白,任何市场有效运作的关键前提是:操守、纪律及道德。
亚当・斯密若看到一百年后的中国平遥。又看到二百多年后的美国纽约,不知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