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生活节奏很快的国家。由于乘坐电车的上班族过多,大城市里主要电车干线的车站都配备了被称作「推し屋的工作人员,他们负责将因拥挤而难以上车的乘客或完全被夹在车门间的乘客硬塞进车内。晚间,你如果行走在日本的繁华地区,或是乘坐日本的主要交通工具―电车,一定会有一种感受:“怎么这么多人?”这些人中有的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且面带疲惫,那一定是刚刚下班;还有的人面色通红,酒气熏天,估计是刚刚跟同事用完晚餐。提起我在日本的工作经历时,我周围的很多人会问:“感觉日本人下班很晚,工作很辛苦。你当时也一样吧?”每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底的湖水都会泛起阵阵涟漪。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日本企业的六个年头和之后十几年在日本的打工和兼职经历仿佛电影画面一样,又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用心工作的日本人
因为父母的原因,我在大学期间经常去日本长期探亲,这让我开阔了眼界,也让我的日语水平提高了不少,以至于我的国际日语考试成绩在北京市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学毕业以后,我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进入一家日本大企业的驻京办事处工作。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而且有着北京市国际日语考试数一数二的名气,我自然有着很强的优越感,但当时的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今后会遭遇的各种问题和要经受的心理历练。
当时我是以秘书的身份进入公司的,每天主要的工作包括以下内容:端茶倒水,把头一天报纸上别人圈画的重要记事剪下来贴到文档里,到楼下的民航大厅订机票,翻译人员不在的时候做些简单的翻译。这些重复性工作对我来说太简单也太枯燥了。半年后,我开始越发觉得无聊,日语也越来越退步。在那个还没有流行跳槽的年代里,我也只能这样每天虚度光阴,看着公司里的几个日本人忙忙碌碌地工作和出差,不知道自己今后的职业方向在哪里。
一天,一位国企的办事员来到我们公司,需要与公司的日本人进行一次小的洽谈,大致内容是想问问我们公司做不做预应力钢线。当时公司的翻译人员外出办事,只留下我和公司的最高领导―所长,因此我自然就当了他们二位的口译者。但在翻译时出现了两个问题:首先,最大的问题是我的日语大幅退步,连他们说的单词都反应不过来,更别说组织成句了;其次,我根本就不懂专业名词,“预应力钢线”之类的词根本不知道怎么表达。可想而知,我当时翻译得乱七八糟,把洽谈变成了“乱谈”。十几分钟后,来访者便无奈告辞。等公司的翻译人员回来后,所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让翻译人员把他的话翻译给了我:“撇开内容不说,单从说话长度上就能判断出你翻译得不合格。对方说了一个长句子,你却翻译成了一个单词。对方说了一个单词,你却翻译成了一个长句子。”我回答说:“对不起。”所长说:“你对不起的是什么?你对不起的是这份工作,是每天的时间,是你自己过去的学习。”我插话说:“我本来以为日本人都是工作狂,日本公司的工作都很忙碌和辛苦,没想到我每天的工作是那样。”听了我的话,所长的脸色变得更加严肃起来,他停顿了一会儿,说道:“你每天的工作的确很少,也的确很简单,但是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安于现状。日本人不是工作狂,我们也愿意休息和放松,但不是在上班时间休息和放松。工作是自己找出来的,不是别人派给你的。我们也不一定每天都有很多工作,但会在上班时间自己找工作来做。”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有合眼,回想了入职半年以来的点点滴滴:因为没听懂日语,我把红茶和咖啡一起端给了跟我说“不需要”的日本来访者;因为没听懂日语,我把从日本打来的电话直接挂断;在做报纸剪贴时,我只是把报纸上被圈出来的记事剪完就贴,从未关心过记事的内容;去机场接来访的日本人时,我没跟对方说一句话,只是把他们送到饭店;带日本人去长城或故宫时,我想自己又不是导游,于是只做马马虎虎的介绍……所长的一番话就像一面镜子,把我这半年的所作所为照得一清二楚,而我却只是一直在心里抱怨工作的简单和自己的“大材小用”。
第二天,我去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有关外事礼仪的。我从沏茶倒水开始学起,从端茶的姿势和把茶杯放在客人面前的角度到接送来访者的礼仪,反复练习,仔细斟酌;每天我都看介绍北京著名景点的书,把与之对应的日语表达背诵下来;剪贴报纸时,我努力把报纸上的记事翻译出来后添附在旁边;我尽量熟悉公司的主要业务介绍和专业术语;下班后,我会跟其他日本同事一起出去吃饭,谈谈一天的工作感受,学习其他同事的工作经验和更加高效的工作方法……转眼间入职两年了,虽然每天的工作内容还是原来那些,但我发现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学会了把原有的工作量和简单的内容变成了有含金量、有难度、有深度的工作,把一个抱怨大材小用的自己变成了一个“工作狂”:往往是忙碌了一天,抬头一看表,才意识到已经到了下班时间。
现在,每当有人问我在日本或日企工作是不是很辛苦时,我的回答都是:“辛苦不辛苦不一定在于工作本身,有时取决于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如果日本人不是所谓的‘工作狂’,日本也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和成就。一个人如果能做到不满足于现状,不甘于现状,不抱怨现状,把时间投入到提高自己上,学会自己发现工作,用心工作,也就不会觉得有多辛苦了。”
嘴硬心软的日本人
入职的第三年开始,我的工作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日语有了一些长进,工作也有了一些经验,我开始和日本同事一起出差。出差期间,我的工作主要是做记录,回来后撰写工作报告以备存档。要完成这项工作,我必须在任何场景下用纸笔快速地记录下时间、地点、谈话人员和谈话内容。出差几次之后,我的记录能力大有提高,整理笔记后撰写出差报告的水平也越发高超,开始觉得沾沾自喜。
没过多久,我和几个从日本总公司来的同事一起到河北的一家公司进行合作商谈。那天的计划是日本的部长在大会上介绍公司的情况,表达商谈意向。结果翻译人员突然生病,没法做翻译了。我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推上了会场的讲台做翻译,连笔和本都忘了拿。面对台下那么多人,我一下子就慌了,什么日语、汉语全忘了,脑子一片空白。日本的部长开始说话,我却只听懂了“我们公司”这两个词。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对着麦克风说道:“我没听懂。”台下一阵笑声,估计大家觉得我在开玩笑吧。部长继续说了第二句话。可是天呐,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压低声音对着麦克风重复道:“我没听懂。”这次台下没有了笑声,只是一片寂静。时间停滞了,画面静止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走下的讲台,忘记了是谁替我上台继续翻译,只觉得台下的人全都记住了那个尴尬的画面,所有在场的人都认识了那个像蠢货一样的我……
大会结束后,我万分惭愧地跟日本的部长道歉。他说:“你可能以为你的工作只是记录吧?今天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是因为你没有预测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没有做任何准备。你已经出差好几次了,把自己的工作内容仅仅定位成了做记录。出差之前你为什么没有好好了解一下这次出差的具体内容呢?合作方看到我们有水平这么低的工作人员,能跟我们合作吗?”我是一个在工作中从来没有掉过眼泪的人,这次也没有掉眼泪,因为我感觉自己真的没有资格掉眼泪。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合作方邀请我们一行几人一起用餐,我却一点都吃不下。这时,日本的部长站起来亲自给我倒了茶水,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亲切地说:“多吃点,不吃饱怎么有精神继续面对我的批评呢?我能看出来你今后一定会越来越有进步的。”这番话如同一股暖流温暖了我的心,让之前冰冻住的眼泪一下子融化,从我的眼眶里一涌而出。
在跟日本人接触的这些年里,我深深体会到他们敬业爱岗、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也切身体会到他们对工作严谨而对人温暖的作风。日本由于多天灾,因此他们总是时刻做好防灾准备。经历了那次翻译“事故”后,我也开始学着时刻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做到未雨绸缪。日本人在工作中会明确地指出问题,在私下里却对人温暖、关心,这样的工作文化让我消除了自我膨胀,像打磨一件器皿一样毫不懈怠地打磨自己,擦拭自己,不让自己生锈。
JOKE
The Letter
A woman was bragging about her son, a college student: “He’s so brilliant! Every time we get a letter from him we have to go to the dictionary.”
“You’re lucky,” her friend said. “Every time we get a letter from ours, we have to go to th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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