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我们那个年代不讲做梦，那个时候叫理想，我最初的理想是想从事天文学的科研。我在中学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天文学，总是跑到阅览室去看《知识就是力量》杂志里有关宇宙、天体的相关知识。高中毕业后，我报考的是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后来却因被选中留学苏联导致天文梦破灭，但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对天文学的爱好。转入核科学领域后，我很快就培养起了对其的兴趣。1913年，玻尔提出了原子的核式结构理论，爱因斯坦称赞玻尔提出的原子模型是“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1932年，英同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同年，海森堡和伊凡宁柯分别***提出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模型理论。1938年，哈恩和斯特拉斯曼等发现了核裂变，后来又发现了核聚变，以及原子核结合能随原子量变化的规律和质量亏损的概念。这一个个历史性的重大发现与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守恒方程式（E=MC2），都是科学技术极美和重大的创造，是科学技术史上的辉煌篇章，对世界文明进程带来了多方面的、深刻而长远的、战略性的影响。
但在苏联学习核科学知识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回国后要干什么，真正比我还敏锐的感知我以后回国要干什么的是一位苏联同学。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做毕业论文。答辩前的一个中午在食堂吃饭时，一个苏联同学问我：“杜，你学习原子核这么尖端的科学，回到中国有啥事儿可干呢？”那个时候苏联人想象中的中国是很落后的，是男人留着长辫子、女人裹着脚的落后封建社会。我没有正面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又过了几天，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每天睡前都听莫斯科广播，那天广播里就一句话：中同成功爆炸原子弹。第二天早上报纸上也只一句话：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就是这么一句话，那个同学跑过米兴冲冲地跟我说：“杜，祝贺你！我知道你回去以后要干什么了，你回国有事情要做了。”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祖国的进步，在海外引起的反响这么强烈，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听到广播，看到报纸，我们国家成功爆炸原子弹了，我作为一个留学生很激动，但我发现海外人比我们国家的人还激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国家的一点强大，在国家地位上的一点进步，我们这些留学生被人尊重的程度就大大的进了一步。这一点，让我感到：人，要是能做这样的工作，能做强国强***的工作，对 家的意义重大。于是，在那个年代，我将民族复兴、强国梦植根于自己的内心。
回同后，我分配到二机部的九院，刘杰部长，跟我们说要集中力量突破氢弹科研。刚到九院的科研楼就看到楼的两侧有“三老四严”的标语：“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肃、严密、严谨、严格”。我很幸运的是一回国就分配到这样的科研院所，有一大批科学家带领、指导我们工作。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等科学家，在国外的基础理论原理上已经有所建树，事实上是可以在前沿科学的基础研究上有更大的成就，但他们为了祖同的建设，放弃在同外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全身心投入到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科研上。王淦昌先生所言“我愿以身许同”，一句话便是一辈子的承诺。邓稼先夫人给我讲过，邓稼先受命那天，回到家里没说话，若有所思。夫人问他怎么了，你好像有心事，他说我要去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夫人问他什么任务，他告诉夫人不能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夫人问他到哪里也不能告诉说吗，他说是。后来夫人问他那能写信吗，他说恐怕不能。谈到这里，两个人就没话说了，过了一会儿，邓稼先蹦出一句：“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的时候，彭先生已经被靠边站了。有一天，他遇到我，问我最近在研究什么，我说我们在啃弹塑性呢，彭先生就说要不要我给你们讲一讲啊，我就说那太好了。然后就召集了一屋子人在办公室听彭先生讲，他不看稿子，拿着粉笔在黑板上推算弹塑性的方程式，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他们这代人，是大科学家，有真才实学又平易近人，很简单，很真实，就那么实实在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原子弹突破后，如何突破氢弹，大家都一无所知。氧弹产生聚变，如何造就高温高压这个条件，一点线索都没有。美国、苏联绝对保密，但当时有一个特点就是科学民主、学术民主，我们叫“鸣放会”，也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家在一起讨论，确定了思想后，分几路队伍分别研究。我当时是跟着于敏先生在上海研究，那个时候计算机跟现在的不一样，计算机计算会打印出很多纸带，其中有从最中心到外面的每一点的温度、压力、速度等物理量都要被打印出一张纸，不一会就要打印出一大摞，叫做“纸带”。你得时刻盯着这种变化，于敏先生很厉害，他有本事能从纸带的这一刻变化跟下一刻的反常米发现机器故障。有一次，于敏发现了纸带上的物理量有反常变化，就先让物理组检查参数对不对，又让编程序的人员检查程序是否正确，最后检查完都没有问题，那就让搞计算机的人员来检查，通过运算，发现计算机里的一个小元件坏掉了，元件一换，这个量马上就正常了。我们跟着于敏先生在上海通过几个月先推算出了原理。当时邓稼先在北京听到后，就立即准备氢弹原理试验。试前，让我们做试验诊断理论计算的三个人先从上海到北京，再跟着朱光亚的专机到基地。我们先在21基地停了一下，再到罗布泊。到了那边，我才知道那边的条件那么艰苦。住在帐篷里，睡大通铺，晚上特别冷，喝的水都是咸水，拉肚子。但那个时候，大家都憋着一口气，要把氢弹搞出来。那个时代，大家都有一种信念，那就是以民族振兴、强国强***为己任。
核能发展到今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可以把它称之为“新常态”。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无论是国外还是同内，人们对核能发展的思维，应该说比较分散。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对核能发展的质疑和担心，包括国际上有些国家也提倡弃核的观念。在这样的时期里，如何使大家以一个更超脱的视角，从核能科学发展的历史，甚至哲学的高度，冷静又理性地做出判断，尤为重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对核能的和平利用，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大进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发现和利用，使人类由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阶段，现在是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的时期。那么，人类靠什么进入生态文明，要靠非化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所以，人类不可能放弃和平利用核能。那么，对核能发展，最根本的办法只能是驯服，而不是放弃。只有驾驭核能才是核能源安全的根本之道，也只有驯服核能，我们才能进入一个核电发展的自由王国。我认为驾驭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从事这一行业的企业是实际工作者。当然，***府和科技工作者也应有各自的担当。各企业作为科技企业，首先要从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观出发，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而不是只从企业本身利益出发，核行业内部各企业要增强合力，更好地统筹、协调、配合，和谐发展，使我国核能科学技术逐步走上同际先进乃至领先水平。我国核能发展到今天，存在的问题是原创性差。创新有很多种，基础研发是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是一种创新，我们国家目前基本都是应用型创新，基础研发较弱，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缺乏知识产权，光靠应用规模还是不行的。企业有企业的优势，但也有它的局限性。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产、学、研结合，并有一个更超脱企业、学校的科研单位或研发中心，来集中全力搞基础性科研会更好一些。去年我一直在推动一项工作，就是科普。一年下来，我发现，不能只把公众当成科普的对象，还应当让他们参与进来，不仅要让公众在科学上长知识，还要让公众切实地成为核能的利益共同体。核电项目立项的最初酝酿、沟通和论证阶段，就应该让公众代表来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对公众讲清楚这是个什么项目，项目的利益是什么，风险是什么，如何防范风险等等这些问题，公众也可以在研讨中提出有哪些担心或不同意的地方。只有这种参与，才会让公众真正明白，发展核能对他们自己、对当地、对国家、对人类有益。公众参与的意义在于，从根源上让公众感觉到他们是利益的分担者，而不是后果的承受者。
对于现在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我希望他们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将自己的兴趣、利益、价值跟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复兴结合在一起，即便做不到崇高，也应该靠近崇高。从品行端正做起，在实践中积累成绩，提高素质，追求卓越。我们老一代科学家们身上有一种崇高的精神，那就是以民族振兴为己任。一个同家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如果年轻人只关心眼前利益，那这个国家又怎么能有希望呢？这个现实的社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但一个国家的希望，必然是每一代人里面都会有一批人选择崇高的价值观，为这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而努力工作。我还是很相信核工业有这样的一批年轻人，痴迷于科学研究，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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