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遗民诗派”、“ 雪堂雅集诗派”、“延祐诗派”与“铁崖乐府诗派”，是活跃在元代诗坛上的四大诗派。“遗民诗派”由金遗民诗人与宋遗民诗人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他们一方面于宗唐中讨生活，一方面则反复吟咏着亡国之恨与遗民之哀。“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为元代中期诗坛的中坚，在“转而学唐”方面，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乐府诗派”，以“力复唐音”与“宗唐复古”为己任，使得“古乐府”的创作在当时成了一种风气，并于明初诗坛产生着深远影响。
关键词：元代诗坛； 四大诗派；宗唐特色；复古倾向
中***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165－007
文学史上的诗派发展，特别是在朝代与朝代之间，往往是互为关联、互为作用的，如南宋末年的“江湖诗派”与元代初期的“遗民诗派”，二者实际是生活于同一时期（“宋末元初”）的一批江南诗人。其中所不同者，是“江湖诗派”诗人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南宋，而“遗民诗派”诗人的创作活动则是以元初为主的。所以，凡生活在朝代更替之际的诗人，无论是个体抑或群体，其既是上一个朝代诗歌的终结者，又是下一个朝代诗歌的开拓者。但文学史上蒙元一代的“遗民诗派”，却又具有不同于唐、宋乃至明、清“遗民诗派”的特点。这是因为，蒙古在公元1234年灭金之后，金末诗人都历史地加入了蒙古诗人的行列，而成为了当时的遗民类诗人与仕宦类诗人；而当南宋的半壁江山尽归“大元”版***之后，大批的南宋诗人也一如金末诗人那样，成为了已改国号为“大元”的元初诗歌的开始者，且在其遗民类诗人与仕宦类诗人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正因此，元代初期“遗民诗派”中的诗人成分相当复杂，也就不言而喻［1］。对此，顾嗣立《元诗选》癸集中的“金宋遗老”专集，又可为之佐证。除“遗民诗派”外，元代的其他诗派也各有其特色与成就。所以，从总的方面讲，元代诗派的数量虽然较宋代诗派为少，但就其规模、成就、特点、影响等方面言，却较宋代诗派并不逊色，有的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本文特就活跃于元代诗坛上的几个重要诗派的发展状况、创作活动、宗唐特色、复古成就等，略作观照。
一、 蒙元时期的四大诗派
元代由于是一个诗歌高度繁荣发达的国度，且因当时的诗人们受宋、金两代各种诗派与地域文化的双重影响，而使得其诗派的形成与发展，也别具特点和个性。综有元一代之诗派，可知其创作活动最为频繁、成就最为卓著且又影响最大者，则首推“遗民诗派”（元初期）、“雪堂雅集诗派”、“延祐诗派”（元中期）与“铁崖体诗派”（ 元末期）。这四大诗派的诗人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在元诗史上均属空前。如果将这四大诗派的创作活动与诗歌成就互为关联，即可构成一部“元代诗歌简史”。
（一）遗民诗派
元代初期的“遗民诗派”，是文学史上遗民诗人最多、地域分布最广的一个超大型的遗民诗派，这是因为，这一诗派不仅有“金遗民诗派”与“宋遗民诗派”之分，而且各自诗派中还存在着多个数量不等的诗人群体。先看“金遗民诗派”。这一诗派虽然有元好问为其领袖人物，且杨弘道、李俊民、辛愿、王元粹、白贲这些诗坛闻人皆系其诗派成员，但“封龙山三老”、“山东三王”、“河汾诸老”等的存在，表明诗人群体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之大的。而在这些诗人群体中，又以活跃于河汾一带的“河汾诸老”在当时最具影响。“河汾诸老”因元人“横汾隐者”房祺所编之《河汾诸老诗集》而得名。该书凡八卷，收录了与“遗山游从”且“一时雅合”（车玺《重刻河汾遗老集序》）的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八人之诗，人各一卷，诗201首。而段克己、段成己兄弟之诗，又被段克己之孙段辅编为《二妙集》，亦八卷（含二人词各一卷）。据《全金诗》可知，“河汾诸老”现存诗实计为493首，其中段氏兄弟之诗则有316首之多。由此而观，可知被金末诗人赵秉文称赏为“二妙”的段克己、段成己兄弟，为“河汾诸老”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诗人，乃殆无疑义。“河汾诸老”中的八位诗人，不仅和晚年归隐家乡的元好问“游从”甚密，而且大都与元好问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因而亡国之恨之思与遗民之悲之哀，即成为了其“遗民诗”中反复吟咏的主题，如麻革《浩浩》、陈赓《寒食祀坟回登临晋西原废寺》、房皞《题张济之胜览轩》、段克己《云中暮雨》、曹之谦《寄元遗山》等诗，即无不如此。
“宋遗民诗派”中的诗人虽然主要活跃于江南一隅，但其诗人之多却远非“金遗民诗派”可比。顾嗣立《元诗选》癸集于“连文凤小传”有云：“宋之遗老，散处东南，而二千七百馀人，此唱彼和。”［2］56而检读一部《全宋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宋之遗老”，则至少在400人以上，如汪元量、谢枋得、林景熙、谢翱、方回等，即皆为宋、元之际的诗坛闻人。宋代遗民诗人的数量既多，而强烈的结社意识又为其较为普遍之特点，因之，各种形式的诗人社团在当时即如雨后春笋一般。仅据《元诗选》癸集为120位“宋遗老”所撰写的小传即可知，当时以今浙江杭州一带为中心的诗人社团，即有近10家之多，如“林虑三隐”、“杭清吟社”、“武林社”、“桐庐三友”、“杭白云社”、“苏台四妙”、“月泉吟社”等，即皆为其中之具有代表性者。而“月泉吟社”的创始人吴渭，还曾于“月泉吟社”成立之初，向各地的吟社广发邀请函，以“预于小春月望命题”，对此，《元诗选》癸集中的连文凤小传、吴澄小传均有专门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诸乡吟社用好纸楷书，明书州里姓号，如期来浦江交卷，俟评校毕，三月三日揭晓，赏随诗册分送。因用范石湖故事，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延谢翱皋羽、方凤景山、吴思齐子善，相与甲乙评骘。计收卷二千七百三十五，取中二百八十，刻诗六十名，而以罗公福为第一。”［2］55 江南遗民诗人的结社意识与创作活动，仅此即可见其一斑。
而对南宋***权的追思与怀念，则是“宋遗民诗派”诗歌表现在题材方面的一个最大特点。如彭秋宇《襄樊失守》、《江上师溃》、《南征》、《再平南扰》、《庚申喜闻》、《边事》、《乙亥纪闻》、《乙亥冬》、《西风》、《秋兴二首》、《世事》、《闻鬼》、《感旧》、《罪言》、《闲愁》、《感旧》等诗，唐泾《甲戌客临安》、《和朱以性》、《江南西迁国之亡天也歌以纪之》、《闽亡徙东广》、《广亡徙海》、《厓山亡》、《江南四忠节义国之纪也歌以哀之》、《丙子纪事》、《怀黄小牧》、《读史怀友》等诗，即皆为这方面的精品之作。这些诗歌，不仅对发生于南宋末年的“宋元之战”进行了“诗史”般的记录，而且也是诗人们思念故国情怀的一种最佳反映。“宋遗民诗派”的这类诗歌，是导致当时大批诗人不与元廷为伍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此，许多诗人在入元后即将其姓名也进行了改换 ，如连文凤之“变姓名为罗公福”，东必曾之“变姓名为陈柔著”，刘蒙山之“变姓名为田起东”，刘汝钧之“变姓名为邓草迳”，陈希声之“变姓名为元长卿”等，即皆为其例。虽然如此，但这些“宋遗民诗派”中的诗人为元初诗歌的繁荣与发展，却是作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论元代的诗派及其宗唐复古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