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国第一所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小学是正蒙书院，诞生于1878年的上海里弄，由上海本地士绅张焕纶创办。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张焕纶的一生恰恰可以映射中国教育由旧式传统向近现代嬗变的肇始过程，揭示出历史在一些偶然事件背后的必然走向。
龙门受业
张焕纶（1845～1904），字经甫，号经堂，世居上海老城厢梅溪。张焕纶的童年亲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硝烟和炮火弥漫了他的早期记忆。幼年的耳闻目睹为他一生价值取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张焕纶幼年跟随父亲读书，其父张佳梅是当地著名的亦文亦商的绅士，虽是商人，但是具有浓厚的文人情怀，他从各处收集到数万册***书，并勤加苦读。同时，他还捐献大量家财兴办义学。早期，张焕纶正是在父亲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
1864年，以湘***收复南京为标志，江南地区步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繁荣发展期，这就是晚清著名的“同治中兴”的十年。租界林立的上海最早获得了近代意义上的快速发展。
饱受***侵扰的上海得到了片刻喘息，复兴各级书院恢复科举事宜就被列为头等大事来抓。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大兴教育之举远不是什么创新，而是旨在恢复旧有的社会秩序的自救。龙门书院正是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传统意味浓厚的***办学机构。龙门书院标榜的旗帜是北宋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的传统教学理想。或许当初的创办者也不会想到，正是在这张传统教育的旧床笫上，将孕育出中国最早的近代小学教育的新生。
龙门书院延聘沪上名士刘熙载为山长，张焕纶闻知即刻前往拜入门下。此时的刘熙载在学界文坛的地位十分尊崇，他在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研究上颇见功力，有“东方黑格尔”之称。刘熙载学问虽大，但却是出了名的“老顽固”，属于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者，他曾立誓不与西方人往来。一天，一个多次拜访他而不得见的西洋人未经通传就径直走进他家，刘熙载在院内大怒，高叫道：“我不与你等往来。”访客大惊而退。刘熙载思想上顽固，但是以传统道德标准来衡量，他无疑是个十分具有人格魅力的长者。
刘熙载“学问博大纯正”，“惯以身为教”，是师友口中的“道德圣人”。作为张焕纶同窗的胡传（字铁花，胡适之父）曾记下了刘熙载当时的教诲之言：“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有益于世。在家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乃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则无益也。”这些无疑对张焕纶的道德形成产生了正面影响。
尽管受业于这样的老师，张焕纶却没有被老师的思想所禁锢，在龙门书院读书之时，他不但关心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经世之学，而且还对地理学、***事学有浓厚兴趣，并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的这些努力得到了时人的推崇，时任苏松道主事，后为江南制造局总办的冯焌光聘请他去新建的求志书院主讲舆地学。此间，他还以冯的名义编撰了一部《历代方略记要》，专门记述历史上兵事所据的地理得失。从他后来开设的正蒙书院的诸多制度可看出，张焕纶是一个思想十分开放，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极强的人。
美国汉学家柯文将185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王韬蒋敦复等人称为“在中华世界边缘活动”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张焕纶则是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相比于第一代，张焕纶思想行动上更趋新，却在个人品行方面保持了满足传统要求的一面。
开山设堂
1868年，曾纪泽以驻英法公使的身份被派往欧洲，临行前，张焕纶做《上曾侯条陈》，就曾氏作为对外公使应重视的事物和问题提出六条建言，其中第五条初步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窃谓国家盛衰，系乎风俗人才，而风俗人才尤急于蒙养。西国孩童皆有书院，犹得古者小学之意。今虽设有出洋局，然费巨难继，所养仅百人，岂能家喻户晓？不如取各国学校书院章程，翻译成书，寄归中国，请先于通商各埠设蒙养书院，取古人教弟子之法，而略以西法参之，冀希推广。”并提出“教育***之本，教成则***立矣”的观点。
吸取西方的教育经验，在中国开启义务性的启蒙教育在张焕纶看来已经关乎国运的盛衰了。这在当时看来是极有见地的。曾纪泽描述自己见到的张焕纶：“此君英年好学，器宇不凡，所陈六条，卓然有识，非浮泛空谈可比。”郭嵩焘于伦敦读到《上曾侯条陈》大加赞赏，于当日日记中写道：“其言蒙养书院章程，大致以西法佐中法，而实不外古人实事求是之意。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其章程未抄送，而语殊可采。”
当然，张焕纶的见识如果仅停留在纸面上，其意义也就十分有限了，难能可贵的是，就在上书曾纪泽的同年12月，他便召集一批志同道合之士，将教育理想付诸实践了。
1878年12月，张焕纶邀集沈成浩、徐葵德、范本礼、叶茂春等好友，参照西方学校的办学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以及组织管理方法，取“蒙以养正”之义，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小学——正蒙书院。
正蒙书院首届招收蒙童四十人，办学所需的费用全由私人捐助，张焕纶划拨自家房屋庭院作为校舍，蒙童入学读书不收取分文学费。
正蒙书院的性质是带有义务教育特征的私立学堂。学堂教师主要是张焕纶龙门书院的同窗好友，如沈成浩、徐葵德、范本礼、叶茂春等都是龙门书院最早几批的学生，正蒙书院的师资班底主要来源于龙门书院，这也不可避免地为这所新办的小学堂打上了龙门书院的印记。张焕纶借鉴龙门书院的做法，明确规定：“不守帖括，以明义理，识时务为宗旨。”
打破常规
尽管脱胎于旧式书院，且同样以书院命名，但是，本质上正蒙书院却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小学。正蒙书院开创了中国小学教育史上的诸多“第一”：
一是改革了课程设置，废除了陈腐的经史之学，增加了实用的外语、国文、舆地、格致、数学、时事、诗歌等。课堂形式上也参照西方教学方法，采取班级授课制。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考量，相比于传统的书院，正蒙书院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二是在学生中推行***事训练。张焕纶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和***事训练。平时日间让学生进行队列等***事方面的操练，夜晚则带领他们在上海城内巡逻。学生不再是隔离于社会之外的人群，而是成了社会中的一员。学生身上开始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正蒙书院在这些蒙童的心中播下了参与社会的种子。
三是组建童子***，首创了在学校中成立学生组织。各种学生社团开始在书院兴起，学生从此再不是单兵散俑，学生的力量被凝聚在一起，自此，团队协作能力成为考察教育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因为对童子***的组建和训练，张焕纶被称为“上海童子***的老祖师”。
四是第一个吸收女学生进校，开创了男女同班同学的先河。男女同班同学，这在当时也是十分大胆的尝试，若没有张焕纶，“要实现这一创举，至少还要再等十年。”
因正蒙书院是私人办学，所需耗费都是由社会赞助得来。除张焕纶之外，当地许多士绅名流解囊相助，如姚天来，王宗寿等先后为书院校董，为学校的维持贡献过重要力量。光绪八年（1882年）新任上海道的邵友濂“体访风教”，叹服他“用志之宏，任道之毅，而虑其力之或不继也。”乃给予财力上的资助。
在邵友濂推动下，上海当地***府每年开始为书院拨款助学。***如此大力支持办学令张焕纶颇为感动，于是他产生了“功令书院隶于官”的想法，决意将学堂交付公有。因校址在“梅溪故址”，他首先将正蒙书院更名为“梅溪书院”，1909年，校名正式更名为“官立梅溪学堂”，并一直沿用了四十余年。之后校名数度更迭，1990年恢复“梅溪小学”之名，并使用至今。
再领
1895年夏秋之际，张焕纶与钟天纬、宋恕、赵颂南、孙仲瑜、胡中巽等教育界人士结“申江雅集”之会，每七日一会，共同讨论改良教育、提倡新教育法等问题。这实际上是我国早期的一种教育研究团体。此聚会断续维持了三年之久，终因时事变迁而告终。像这样为研究教育问题而自觉定期结社的事例，张焕纶等人首开其端。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末著名的红顶商人盛宣怀开办南洋公学，聘张焕纶为南洋公学首任总教习，主持学校教务，南洋公学是我国最早的官办性质的新式大学之一。虽然是***创办，相比于私立学堂，南洋公学有很多办学条件上的优势，但是，此时大规模办新式学堂的条件仍不成熟，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教师的严重短缺。
张焕纶结合自己创办正蒙书院的经验，深知能否办出高水平的学校，关键得看能否招揽到一批高水平的教师。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张焕纶决定先办师范班，首批招生40人，培训后留校作为教师。张焕纶的这一举措，无意间又开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先河。师范学院也成为南洋公学历史上成立最早的学院之一。张焕纶“一循正蒙成法而扩大之”，坚持以“明义理，识时务，体用兼备”为办学宗旨。他对师范生的教育也很有特色，按照学业基础、性格、操守、能力等方面内容将师范生分为五层格，逐渐养成。
张焕纶在总教习位子上仅仅度过了一年多的光景便称病辞职了。实际上，南洋公学虽尊张焕纶为总教习，但是，学校的诸多制度和教习内容却是张焕纶难以容忍的。
最初，南洋公学的教学内容仍以中国经史为主，严禁学生集会、议***，极力钳制学生思想，甚至连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也在禁读之列，学生对这种奴隶式教育心怀不满，甚至屡屡以罢课相抗议。这不是张焕纶理想中的学校。离开南洋公学之后，张焕纶重新回到梅溪学堂主持日常事务。
学津先觉
张焕纶的努力换来了朋辈和后人的尊敬。李平书赞其“松属积学之士，首推经甫”，对张焕纶的学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张焕纶不是个自美其美的人，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精神才是他毕生的核心价值观。
张焕纶的同窗好友胡传之子胡适——同时也是正蒙书院学生——在《四十自述》中谈到张焕纶：
我父亲生平最佩服一个朋友——上海张焕纶先生。张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办了一个梅溪书院，后来改为梅溪学堂。……现在读中国教育史的人，很少能知道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锋了。他死了二十二年之后，我在巴黎见着赵诒璹，他是张先生的得意学生，他说他在梅溪书院很久，最佩服张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他说张先生教人的宗旨只是一句话：“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我心里想：张先生的一句话影响了他的一个学生的一生，张先生的教育事业不算是失败。
“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平实的话里彰显了张焕纶的社会担当。他正是以这样的处世态度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1917年，正蒙书院建校四十周年纪念会上，临时大总统冯国璋特颁“成绩卓然”匾额予以嘉赏；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齐耀林赠匾“学津先觉”，这些都是对张焕纶及其创办的正蒙书院的中肯之论。
黄炎培说：“吾国教育，上海发达最早，而上海小学，梅溪实开其光。”因此，张焕纶称为中国近代小学教育的奠基人，当之无愧。
张焕纶出身于旧式教育，但能屡屡走在教育创新的前列，这和他立足当下、实事求是的行事作风是分不开的。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坚持”是张焕纶给当代教育者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