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纵观郭沫若历史剧创作情况,本文分别从史剧和历史、史剧和现实、史剧的形象塑造、悲剧成就等方面进行浅析,明确以下四点:(1)郭沫若处理史剧和历史关系的原则是“失事求似”;(2)提出了“先欲制天下而后借鉴于古”及“据今推古”理论,以此来处理史剧和现实之间的关系;(3)戏剧形象塑造方面,对人物进行“合理的发展”;(4)“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悲壮性。
关键词:史与剧 史剧和现实 史剧形象 悲剧成就
郭沫若历史剧促进了中国话剧创作的繁荣、发展,其贡献毋庸置疑。郭沫若历史剧创作始于1920年,《棠棣之花》为其发端之作,40年代连续写了《屈原》、《虎符》等多部历史剧,史剧创作理论趋于成熟,50年代继续发展并臻于完善。郭沫若的戏剧理论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史剧和历史、史剧和现实、史剧的形象塑造、悲剧成就等。下面就这些方面进行浅述。
一、史剧和历史
“历史剧写的是历史题材,它取决于历史生活,又经过艺术加工形成的‘剧’”。①历史剧不等于历史,它不是对历史的一种简单复制。那么该如何明确史剧与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②他是非常重视艺术自由的,而不是对历史生活的照搬照抄。这表明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科学著作,但忽略了史剧和历史的关系是既区别又联系的,而不是二元对立关系。
恩格斯在1895年5月18日致迪南拉斐尔的信里表示:“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③恩格斯的观点体现了历史和艺术辩证统一的关系。郭沫若曾说过:“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④郭沫若是赞成恩格斯的观点的。郭沫若在他的一些史剧中表现了“失事求似”的原则。史剧《蔡文姬》中,郭沫若对历史人物曹操进行了新的评价,他认为:“曹操对于我们民族和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⑤他改变过去曹操“奸臣”形象,把曹操刻画为一个开明、纳谏、具有平民风度并有成就、比较得人心的***治家和***事家。在《武则天》里,他树立了一个赏罚分明、用人唯贤、治国有方、“不爱身而爱百姓”的杰出女***治家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的无论从***治举措还是从男女关系方面都遭到诋毁的武则天大不相同,既合剧情的发展,又无损于人物的性格。郭沫若很注意历史剧和历史的联系,借一段史料或者史事来表示一个主题和一个年代,而不是用写历史剧来研究历史,或者单纯的考古。
二、历史和现实
郭沫若认为,“没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是没有伟大性的”。⑥历史剧作家要用心感受时代的变动,为现实服务。郭沫若主张历史剧“借古鉴今”、“古为今用”的创作原则。他说“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⑦而是“借古抒怀以鉴今”,⑧这是郭沫若处理史剧和现实关系的原则。
郭沫若用历史的题材来写剧本,不是为了发思古之感情,他的一切文学活动都同现实的***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在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中,以主张集合反对***为主题,是针对消极抗战、积极,在国统区实行专制独裁而写的,《高渐离》中含暗射的用意,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代表作《屈原》更是这位诗人兼剧作家用心血锻造的一把最犀利剑,劈开了比铁还要坚固的黑暗统治。取材于古代题材,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却是反映当今现实生活,或为作者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思想而作的。郭沫若强调,历史剧能够对现实产生作用,就必须把握历史剧本身特点,把古人写得很真实,与古代没太大差异,在历史和现实的某种联系中去进行创作,万不可混淆时代,搞得乱七八糟。
郭沫若曾用史剧和现实的关系阐述道:“写历史剧可用诗经的赋、比、兴来代表。准确的历史剧是赋的体裁,用古代的历史来反映今天的事实是比的体裁,并不完全根据事实,而是我们在对某一段历史的事迹或某一历史的人物,感到可喜可爱而加以同情,便随兴之所至而写成的戏剧,就是兴。”⑨郭沫若的历史剧在许多地方都是借助于影射、比附来进行。《三个叛逆的女性》中,揭露的正是残酷的封建制度和对腐朽的封建文化的批判。《屈原》全剧结局未取屈原自沉,而改为投向汉北,给人以坚持斗争直至胜利的希望。剧中人卫士甲说:“我们楚国需要你,我们中国也需要你。”⑨与其说在呼唤历史上的屈原,不如说是抗汉大后方人民对坚持作战的中国***及其领导的***武装的呼唤。
三、史剧形象塑造
郭沫若史剧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无一例外地赋予了剧中人物以诗人的灵魂、诗的感情,具有浓郁的诗的色彩,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郭沫若历史剧中主人公屈原、婵娟、蔡文姬等,本身就是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在《屈原》中,卫士和婵娟不是诗人,但是作者却赋予了他们诗的情怀,认为他们是:两种诗的感情或两种诗人性格的象征,婵娟是象征着悠婉的怀旧的感情,卫士是象征着激越的奋斗的感情。⑩郭沫若还赋予他们以诗的形象生命,比如,郭沫若化用《楚辞》中的某些优美的诗句来写婵娟,作者运用了极具表现力的手段,把她从一个虚幻模糊的形象塑造成为一个实体。首先,从人物身份和人格的对照中去表现她的性格。作为一个侍女,婵娟并不尊贵,但身份和人格常常不是成正比的,她拒绝进宫服侍南后,藐视和嘲弄公子子兰,痛斥帮闲文人宋玉等,她是高贵的、高尚的。卫士这个形象,他在《屈原》中不占重要地位。前四幕,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戏剧动作和戏剧语言,只有到了第五幕,人物性格才得到集中的刻画。卫士是一个宫廷卫士,但他并不是为虎作伥的鹰犬,实际上是保护屈原和婵娟的卫士。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对婵娟说:“我要搭救你,请你一点也不要踌躇,乘着这月黑的时候,你装着打更的,我们一道出城去。我们去求三闾大夫。”卫士身上焕发出“激越的奋斗的感情”异彩。他激于义愤,杀死太卜郑彦尹,放火烧庙,让“这罪恶的神庙看看也就要和那罪恶的尸体一道消灭了”。他在剧烈的动荡中没有半点犹豫,他要毁灭这罪恶的世界。郭沫若历史剧的人物形象都是诗的人物,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郭沫若对史剧人物形象塑造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合理的发展”论。他指出:我主要的并不是想写在某些时代有些什么人,而是想写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应该有怎样合理的发展。(11)这是从“发展历史的精神”的史剧创作原则出发的。这种发展是依托于想象,也是为弥补现成的历史材料的不足,在新阶段上创造艺术形象。剧作《屈原》中,以屈赋为基础,“合理发展”出傲岸的屈大夫的诗的形象,以《南冠草》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基石,“合理发展”出少年爱国将领的形象。这种想象不是肆意乱想,而是符合规定的历史情景的。
四、史剧的悲剧精神
郭沫若通过创作戏剧类型的悲剧,表现悲剧的审美特征。除《蔡文姬》、《武则天》外,郭沫若的历史剧大多都是写的悲剧。郭沫若写历史悲剧,既是借历史去张扬现代生命,又是对民族悲剧精神的一种发扬,表现他对人类生命本质的一种追求。
郭沫若的前期剧作《三个叛逆的女性》中,以《聂》为例子,她所处的那个社会,贫困的人走投无路,为温饱问题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而那些具有权势的人,却整天吃饱后,闲来无事可做,到处作恶多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不公平的社会,其根本原因在于昏君暴***,奸臣当道,小人得志。而主人公聂为了揭***谋,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表明一种悲剧精神,民族的悲剧精神,绝望的悲剧,给人以撼动,让人愤然,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一种强有力的抗争。同样,其他两位女性,《王昭君》、《卓文君》也是这样,他们感人至深,就是由于他们所表现出的那种崇高的历史悲壮性。
郭沫若后期的剧作《屈原》,屈原是伟大的***治家、诗人,是作者理想的化身。无论在文学上,还是***治上,他都主张以“仁义”兴国统一天下,主张统一,反对***,主张团结,反对战争。他一生忧国忧民,关注民生疾苦。他出身显贵,能不为荣华所动,辛苦为民操劳,深得人民的爱戴。剧作中,屈原和老百姓紧密相连的鱼水情,他是多么受人敬爱的志士仁人,最终却惨淡收场,前后对比,让人更觉悲剧的崇高感,悲剧氛围渲染到极点,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悲壮性,给人留下震撼和思考。
纵观郭沫若的历史剧,成果斐然,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其主张和经验更是宝贵的财富,足资借鉴。他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注意历史剧创作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效果,豪放、热烈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郭沫若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杰出贡献,奠定了他历史剧的伟大的历史地位。
注释
①⑥⑾ 吴功正.沫若史剧论[M].重庆出版社,1987:11.
②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A]//西方文论选・上卷[C].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64-65.
③ 恩格斯.致斐迪南・迪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C].人民出版社,1973:586.
④ 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A]//沫若文集・第13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6.
⑤ 郭沫若.桌子的跳舞[A]//文艺论集续集[C].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0.
⑦ 郭沫若.我怎样写《棠棣之花》[M].
⑧ 题画记[M].
⑨ 悼念・回忆・学习[A]//新文学史料・第2辑[C].
⑩ 郭沫若.屈原[M].
参考文献
[1] 四川省郭沫若研究学会.郭沫若学刊[J].
[2] 郭沫若作品经典[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3] 卜庆华.郭沫若评传[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 吴功正.沫若史剧论[M].重庆出版社,1987.
[5] 郭沫若.凤凰涅[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