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清晨，广东顺德一家星级酒店的咖啡厅，宁静而优雅。落座后，随口谈及近期的社会问题，郑永年马上打开了话匣子，一口气说了很多，时而流露出惋惜的神情。
“中国最可悲的是没有自身的知识体系，我特别想在这方面做些事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很多年来，他一头扎进了中国问题研究，希望建构一个非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解释亚洲，“我不一定能够建构起来，但至少要有这个意识。”
带着这个学术理想，郑永年奔忙于新加坡、中国和欧美各国之间，考察、撰文、著述、演讲。用他的话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解释中国”。
先问“中国从哪里来”
中国要向哪里去? 这是一个始终困扰着中国知识界的庞大命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挣扎。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1981～1988年在北京大学本硕连读，毕业后留校任教。与大多数60年代知识分子一样，他经历过70年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幻灭，走过80年代末理想主义的挫折，也见证了90年代经济变革的巨大成就，进入21世纪，面对一边急速上升的中国经济，另一边对立分化加剧的中国社会，却陷入了困惑。
“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满怀理想地要改造社会，30年后，却发现这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社会道德开始滑坡，信任感缺失，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阶层渐趋对立，这些都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不理解，所以我要回答为什么。”
在各种主义对“中国向哪里去”开出种种药方，左因此陷入渐趋极端的争论时，郑永年却回过头，试***追问“中国从哪里来”。
郑永年引述罗伯特・达尔的一段话说：学者研究社会现象，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医生的职责是根据知识和经验给病人治病，如果病没有治好，只能说自己的专业技术还要加强，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光骂，而是要去诊断，它是怎么得病的，得的是什么病，才能开出药方。”
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郑永年如此写道：当意识形态与现实不相吻合时，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不管我们的意愿如何，客观的现实要求和***治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权力会一直存在我们身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要不要这样一个国家***权，而是如何确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满足各方面发展要求的国家。”
看过中国跌宕和徘徊，经过苦苦思索和试验，郑永年找到了自己理解中国的方式：接受今天的中国，把现存制度当作一种现象来了解和解释。
他认为，国家制度建设是中国过去将近30年的***治改革的核心，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结合***内民主、人民民主和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中国未来的发展，则取决于***治改革的进程。
“别人有批评我的自由”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模式”争论升温，在众多媒体和学者的文章中，郑永年的观点被引述颇广。
因为批评过度集权和国有垄断，郑永年为左派所排斥；因为支持一定的中央集权和现存******体系，他也不为所接纳。郑永年并不介意被排除在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他更多地将之作为一个对象进行分析，“知识分子群体非常复杂，很难成为一个阶层。这个群体中的两个边缘化次群体，则已是当代中国最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色彩，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左派原教旨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而无论左右，都很难解决中国问题。”
即使刻意地保持距离，作为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郑永年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扯进了这场中国模式争议。
2011年5月30日，自由主义学者秋风在新浪微博发文称：“复旦的上海论坛闭幕式，新加坡人郑永年讲话，奢谈中国当下***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
信息一出，马上引发媒体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大幅转载和讨论。从不上博客和微博的郑永年并不知道自己已置身争议中心。
代替郑永年在新浪微博回应的，是他的同事、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王江雨称，“微博不可靠处甚多。”据他对郑永年的了解，“一、郑永年有多篇文章批评中国的***治体制，对***府利益集团批判最力，不大可能鼓吹这种话；二、郑一直是中国公民，不是新加坡人。”
王江雨稍后致电正在上海虹桥机场的郑永年了解此事，再发微博说，“郑说他从未说过中国模式完美无缺，只是指出，现在左派认为中国模式最好，自由派则认为其一钱不值。这种大对立不利于建设性讨论，要看到中国与阿拉伯和西方世界均不同这个客观事实（比如中国领导人有任期制），在此基础上建设开放竞争的***体。”
随着发言稿的公布和当事人郑永年的不正面回应，看似不可避免的笔战没有打起来。两天后，谈及此事，郑永年丝毫没有动怒，也没有辩驳什么，“我有表达观点的自由，别人也有批评我的观点的自由，这是自由主义的本质。”
对于导师的态度，郑永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生并不意外，她说，“我们偶尔也向郑老师提起国内学者的不同意见，他总是笑笑就过了。”
对于别人的商榷和批评，郑永年从不回应。他说：“别人可以批评和挑战我的理论，我相信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是开放的，都是可以被挑战的，这样知识界才能往前走。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回应。社会上有很多事情消耗你的时间，人还是要约束自己，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
解释比改造更重要
“中国太浮躁了，没有理性思考的空间，但这个社会需要有人思考。”郑永年说。在近期的几次闲谈中，他都流露出停止撰写专栏，专心做学问的想法。
郑永年笑言，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一个专栏作家，但写专栏只是业余爱好，他的主要学术著作都是用英文写就的。他把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称作“解释中国三部曲”。
“三部曲”的第一部《作为组织化王者的中国***：文化、再生产和转型》已于2010年在美国和欧洲出版，在这本书中，郑永年解构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共都是主导中国未来的最重要力量。”正在撰写的第二部《嵌入于国家的市场：中国的***治经济学》，会解释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关系。第三部《作为非民族国家的中国（暂定）》，将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探讨中国国家形态的过去和未来发展道路。
“解释中国”的学术计划，最初萌芽于郑永年1990～199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一开始，他如同所有学者，在西方主导的***治学世界中，以西方的语言和理论进行中国问题研究，不过很快产生了怀疑。
“西方理论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
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郑永年去了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7年，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开始建构他的学术世界。
“在国外最生气的是，那么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没有一个与中国相关。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转型的量级是欧洲的几倍，却没有能力向世界说明自己。”
在郑永年看来，缺乏认识自身、解释自身的知识体系正是中国始终无法走出历史循环，成功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症结所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郑永年最大的痛惜正来自于此，“不仅中国，整个亚洲都面临这个问题，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被殖民’。”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抢***治家的工作，热衷于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在媒体上，每个人都在说中国应当怎么样，应当怎么发展，一个比一个理想。但是民主化不能靠乌托邦，道路并非学者能够控制。如果中国知识界不跳出泛意识化的争论，有意识地建构起重新解释中国的理论，很难找到中国的发展道路。”
郑永年自我定位为一名知识分子，而非公共知识分子。在他看来，两者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做研究、写文章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公共知识分子更着重影响社会和***策，但“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较好的学术基础，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批评很重要，如何批评也很重要。一个人生了病还是想治好的，知识分子要有建设性的批评，不要过于情绪化和***治化。知识就是知识，不是为***治服务的，如果知识产生了***治和社会影响力，那只是副产品。”
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自己
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时间，郑永年尽可能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随便参加饭局，周末呆在办公室做研究，每天至少抽出两个小时进行一个人的思考和写作。唯一保留的兴趣是跑步。
“跑步可以培养三种感觉，孤独感、饥饿感和疲惫感，尤其是孤独感，对于学者很重要。孤独感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做学问的人没有孤独感，很难有冷静的心智。”
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郑永年有时不得不面对一些繁琐的行***事务和不得不参加的会议。他偶尔会开思想小差，***思考自己的问题，大部分的专栏文章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他每年都会到中国的基层和农村进行考察，并跟各个层级的***府官员打交道，“帮***府做研究或讲课的同时，我会抓紧机会去了解这些体系的运作，有些东西不能写出来，但帮助我认识这个体制非常重要。”
郑永年的生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切为了学术”。实际上，与郑永年做人物访谈很不容易，每次不出3句话，他总能不自觉地把话题转回到学术上面。他坦言，为了实现学术理想，自己放弃了很多东西。
“我确实对这个社会很关心，否则尽可以选择更享受、更容易的生活方式。我从农村出来，亲身经受过中国底层社会最黑暗最丑恶的事情，我不希望这一切继续下去。年龄越大，这种责任感越重。”
“郑永年是一个爱国者。”王江雨说，他与郑永年相识8年，两人可谓“学术之交”，“郑永年研究中国问题是一种实证研究，他关心的是事实，而不是结果。对于好的，他会表扬，对于不好的，他的批评也很给力。”
“对于中国大方向、大***策，他把握得比较到位、比较及时，并且善于运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西方都能接受的话语。但缺陷在于他对于国内情况虽然经常跟踪，却缺乏真实体验，对国内的人来说总感觉他说得不解渴。”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在博客中如此评论郑永年的学术观点。
郑永年并不关心外界的评论，他担心的，是东亚研究所已占据新加坡研究中国问题的垄断地位，“这很难进步，所以我必须每天修正甚至否定自己的思维和观点，我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自己。”
现阶段的中国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充满了变动和憧憬，也涌动着浮躁和不安。在郑永年看来，这种变化正是中国转型的良机。
“你看到的可以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也可以是一个改造得更好的社会。”接近知天命之年的郑永年非常认真地说，“我希望活到100岁，好好地做学问，把中国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