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能力一直津津乐道，也就是说在近代以前，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和贡献是其他文化无法比拟的，不论是任何外来文化，只要一踏入中国的土壤，就被中国文化强大的融合力所融化，消失在中国文化的大海中，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被中国人所接受、认可。
但是近代以降，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加剧，特别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东渐，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西学对中国文化具有的决定性因素，使中国主流思想文化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被作为封建落后的文化遭到空前的批判、否定和抛弃，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西方的思想文化成为中国人膜拜、效仿的对象，于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笼罩下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更谈不上中国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了。
在人们极力引进、吹捧西方文化、并以西方文化来改造、建构中国文化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在研究文化的时候，我们除了借用西方的学术术语和学术思想，几乎找不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因素，面对文化建设，我们已经无法用中国传统思想来表述现代的文化，中国文化处于“失语”状态，中国文化除了被外来文化融化外，很难再找到中国文化“化外”的功能。
中国文化曾有过“化外”的辉煌
中国思想文化现代以来的“失语”，并不表明中国思想文化缺乏“化外”的功能，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化外”历史，最成功的范例就是东汉以来佛教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合和会通，儒、释、道三教合流并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东汉开始，佛教传入中国。作为和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儒学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产生了极大的震荡，开始了和中国本土文化冲突。因为儒学、佛学、道家所宣传的教义不同，三家所呈现出来的思想文化各有特色，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一样，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儒家思想主要影响于***治社会制度和公私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佛道两家却于思想信仰层面似乎更胜擅场。在东汉以前，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是儒家，道教产生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独尊的地位受到挤压，儒家思想因与两家不同而产生冲突。虽然在***治社会层面儒家仍然高高在上，但在人们的精神信仰方面，佛教和道教利用自身的教义，影响着世俗的精神生活。不论是帝王还是世俗百姓，崇佛信道的大有人在。从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留存下来的那个时代的石窟佛龛可知，不仅仅代表着那个时代宗教艺术的辉煌成就，而且也告诉人们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佛教在中国是何等的盛行。
虽然佛教从传入中国以后就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但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儒家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甚至还出现了武宗灭佛这样的历史事件，可想而知儒佛之争是何等的惨烈。在很长一段时间，崇佛、排佛一直是思想文化交锋的主线，儒佛之争说穿了就是以捍卫儒家道统的学者和佛教徒关于儒学和佛学价值和作用的争论，也是本土思想文化和外来思想文化谁主沉浮的较量。从东汉到隋唐甚至宋初，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的交锋，基本上都停留于表面，我说我的，你说你的，论战双方都没有沉下心来仔细研读对方的思想理论。尽管交战激烈，却趋于表面。从唐朝排佛领袖韩愈、柳宗元以及宋初“三先生”对佛教的排斥，就可以看出当时两种思想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
韩愈是在儒学思想甚浓的环境中长大的，后来尊崇儒学并自视为儒家正统的接班人，在《上宰相书》中，自诩：“业者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9页）他一生的志向就是“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韩愈全集校注》，第1909页）。他从儒家卫道士的立场出发，高举灭佛的大旗，用犀利的文字抨击佛教，最著名的排佛文章有《原道》《论佛骨表》。在这些文章中，他历数了佛教的种种罪恶：佛教为夷狄之法，中国人不应该信奉；佛教传入中国，导致中国社会动荡、王朝更迭加速；人们痴迷佛教，伤风败俗，有损孔孟传统；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应该对他顶礼膜拜。表现了对外来文化的极度排斥的心态。
到了宋初，以“三先生”为代表的儒士，同样对外来文化―佛教抱有极度的敌意。他们从维护儒家的道统出发，批判佛教“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徂徕先生集》卷七《宗儒名孟生》）。石介自命“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彼也”（《徂徕先生集》卷五《怪说・中》），表现出与佛教毫不妥协的姿态。孙复更是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力辟佛老，痛斥佛教为异端邪说，“去君臣之乱，绝父子之威，灭夫妇之义”（《睢阳子补集》）。宋初的儒学之士对佛教的抨击，只是单纯从儒家正统出发，对佛教教义并没有深入研究，很显然这种批评并没有击中佛教的要害，因此显得软弱无力。
面对儒学之士的抨击，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不得不面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抵触开始适合中国生存的变革，于是佛教开始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悄然变化，不论从教义还是其他方面，逐步吸纳中国本土文化的精髓，儒佛互补、儒释道合流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慢慢启动。儒佛互补，其实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互动，儒家吸收佛教的精神，佛教吸纳儒家的精髓，从相互抵触到相互吸纳，并形成新的思想文化。儒佛互动的历史进程，从佛教进入中国就已经开始，禅宗的形成就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结果。而宋学等同样吸纳佛教的养分，自此而后，儒释道合流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学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而佛道亦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存发展，中国文化的“化外”能力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范例。
中国文化“化外”的经验
佛教中国化、儒学融合佛教的历史经验，开启了两种不同文化融合互补的成功范例。禅宗集中显示的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以至于自唐以后不领会禅宗思想就不能参透中国思想文化。同样，宋以后的儒学也包容了佛教的一些思想精髓，并形成新的儒学学派，影响着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文化发展到这一地步，不得不迫使人们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儒学如何融合才能成功，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化外”能力在何种情况下才能确保两种不同文化融合成功？
细细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对今天中国文化的“失语”有所借鉴。
第一，文化融合的前提是“固本”。唐之前，儒佛势同水火，针锋相对，前提就是各自不认同，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文化。唐之后，矛盾和冲突虽然未能彻底解决，但已经开始融合。佛教的中国化表明佛教积极吸纳儒学的精神养分，向儒学靠拢，同时不再挑战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之所以能接纳佛教，也是因为儒学正统的根基没有受到佛教的冲击，在高扬儒学的旗帜下，在儒学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吸纳、融合其他文化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儒佛道三教合流正是在固守儒学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佛教不肯放弃外来文化高贵的身躯，凌驾于儒学之上，并时时想取而代之，文化的融合也就不可能。正是因为佛教中国化，依托的母本是中国本土文化，这才有了儒佛互补的可能。放弃根本，照搬人家，中国文化不可能“化外”，佛教也就不可能中国化、儒学化。
第二，儒、佛、道三教之所以能合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文化的“化外”能力的强弱与国力、国势的强盛的关联。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处于被否定、被批判的地步，并被作为封建落后的文化代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近代中国孱弱、被西方列强欺凌的现实有关。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与文化发达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强大的国力作支撑，文化也就不可能繁荣昌盛，从汉唐盛世直到明清，中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在外人看来，中国文化也就代表着当时最优秀的文化。从文化互动的规律出发，只有先进的文化才能融合落后的文化，中国文化“化外”、中国文化具有话语权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三，两种思想文化的融合、会通和互动，就是必须保持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态度，如果一方想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一种文化想征服另外一种文化，文化融合就不可能实现。儒学之所以能融合佛教，与唐宋以后两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切磋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国本土文化水火不相容，两者攻伐不断。随着冲突加深，也迫使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尤其是宋代以后，不仅很多僧侣与当时的士大夫都是好朋友，“援儒入佛”“援佛入儒”成为当时有名的僧人和儒士共同的取向，只有平等的心态，才能心平气和地探讨学术问题，才能不带情绪化地深层次了解对方。如宋代的智源和尚除了佛学修养外，“旁涉老庄，兼通儒墨”，对于儒、佛，他认为“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所以“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闲居编》卷十九《中庸子上》）当时的许多士大夫也有同样的认识，如王安石就认为：“佛书，乃已经合，盖理如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正是能够保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文化心态，两种文化才有可能吸收、融合。
第四，文化融合的目的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本土文化吸纳其他文化并在文化上创新。宋明理学的产生，既是坚持儒家道统的结果，又是吸取佛道等思想文化的产物。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不是儒家消灭佛道，也不是佛道取代儒家，儒家的正统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佛道也没有被儒家蚕食，反而在吸纳儒家的成分后，进一步被中国人接受，儒、佛、道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观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失败，走的就不是文化融合的路径，作为传教士的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等，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基督教文化取代中国思想文化，不论是汤若望试***让顺治皇帝归顺基督教，还是南怀仁尝试让康熙皈依基督教，其结果只能是失败，失败的原因就是在文化会通上，西方的传教士没有采取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的态度，试***以基督教思想文化征服中国思想文化，这种做法是绝对行不通的。像康熙朝发生的“礼仪之争”，不能仅仅从表面上理解为不同的礼仪差异，实则是两种不同文化融合的路径之争。罗马教皇严禁“祀祖祭孔”，一副高高在上的霸权行径，岂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所以康熙皇帝下令从此以后洋人不得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张西平：《中国与西欧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
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化外”的能力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所以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于异域文化能处在主导地位，保持长期的话语权，就是在面对异域文化渗透的时候，坚持本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再会通、吸纳、融合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并有所创新。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西文化互动中“失语症”问题研究》（2009FZH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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