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三代文化中已有“恕”思想之萌芽，孔子对之进行总结与提升，使之成为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也是他的一贯之道。在儒、墨、道、法各家共同推动下，恕道思想在先秦达到发展的顶峰，秦代以降，历代思想家虽一直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忠君观念的强化迫使恕道地位一路走低。近现代中国社会与国际形势的变动与变革，促使人们在批判与传承中重新审视并阐发它的永恒价值，以期使恕道重回人心，为和谐人际关系与世界秩序的建构提供共同的心理基础。
关键词：先秦；恕道；教化制度
中***分类号：B222；B82-052文献标识码：A
“恕”字，虽在金文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一种哲学范畴的“道”，却完整地形成于春秋轴心时代。儒、道两家虽然都为恕道理论的建构作出了贡献，然而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贡献大。《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里仁》中又言，“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两处记载说明，孔子视“恕”为终身行之者，其高徒曾子又视“忠恕”为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可见“恕”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居于何等崇高的地位！那么，孔子为何如此重视恕道，这一思想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
一、先秦时期的恕道思想
在孔子以前的三代文化中，已出现了与“恕”意蕴相关的宽、宥、让、容等蕴含着换位思考、宽厚仁慈、恕让之元素的思想，且主要用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道德准则和礼仪规范，同时更是人之为人尤其是执***者必须拥有的美德之一。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的他，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使无序的社会回归于《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状态。最终，孔子将济世之希望寄托于对人的改造上，提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主张。
他继承并发展了三代文化中有关宽、宥、让等伦理精义，找到了成仁之方的“恕”，并将其提升至“可以终身行之者”的高度，成为其伦理思想、***治思想、教育思想的一贯之道。
“恕”伦理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之所以重要，是因它与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或者一语概括之：恕即仁。例如《说文解字》曰：“恕，仁也，从心如声。”《管子·小问》载“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从《论语》相关论述可知，“仁者众德之统，万善之源”[1]；亦有学者指出，“从孔子的论‘仁’中，我们看到他几乎把殷周以来统治阶级所有的道德概念——举如孝、弟、忠、恕、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都包括到‘仁’里面去了”[2]，但仁的最根本处在于爱人。“仁者莫大乎爱人”（《孔子家语·王言解》）；“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大学·中庸》）。儒家重血缘宗法关系，主张爱由亲始，但又不止于亲，要超越亲情，实现“泛爱众”，这种由爱亲而至的“泛爱众”，正是“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可见，行恕道就是行仁道。
这一思想，经过朱子与二程的阐释，更深入人心。如朱熹注曰：“譬，喻也。方，术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3]程颐也说：“恕者入仁之门”（《二程集》）。并且，曾子非常精辟地总结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忠恕之道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原则，它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谐关系的关键，也是孔子伦理精神的精髓”[4]《论语》记载孔子曾告诫子路，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则可称之为仁人。也就是说，“恭敬地、宽厚地、诚信地、勤谨地、实惠地处理人际关系，是推己及人精神的具体体现”[5]。
从字义上来看，“恕”上为“如”下为“心”，蕴涵着“视他人之心如己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己量人、以心度物”的深刻思想。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心”是一个极具特色并备受推崇、具有本原性和主体的范畴，是指导人类行为的司令部，也是儒家伦理的重心之所在。儒家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美恶皆在其心”（《礼记·礼运》）；“修身在正其心”（《礼记·大学》）。孔子正是从己心人心相通的角度，隐含人心彼此平等互谅的理念，希望通过人伦秩序的重建，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他从人类共有的理性与情感出发，将“恕”提高到“一以贯之”的高度，为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找到了共同的心理基础。
总之，孔子为先秦恕道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而墨、道、法家及孔子后学也为恕道理论的完善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墨家的兼爱，拓宽了恕道的受施基础，而兼爱与交利的融通，则为恕道的自觉践行提供了动力支撑；老子以“报怨以德”来泯灭冤仇，化解冲突，而庄子对自由的推崇，正是道家“以百姓心为心”、不扰民的善治追求；法家强调“人性好利”，但也承认民心来源于对民利的满足，特别是管仲提出“非其所欲，勿施于人”、“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希望统治者以恕道保障百姓世代生存下去。在儒为主流，其他诸家共同努力的推动之下，恕道思想在先秦时期达到其发展的顶峰。然而，随着汉代以后儒学地位的跌宕起伏，恕道思想曲折的发展历程也应时而来。
二、秦汉以后恕道的曲折发展历程
先秦以后，恕道曾备受学者们推崇：汉代董仲舒提出“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为美”（《春秋繁露·竹林》），认为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春秋繁露·仁义法》），只有内修仁义，外施恕道，才能长治久安。宋代伊川先生指出：“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二程集》），将人所具有的道德规范向自然界扩展，认为天地亦具有忠恕之美德。明代王阳明则指出：“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人，视民之饥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传习录》），认为古之圣人之所以能实施推己及人的恕道，原因就在于“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由此将致良知与恕道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清代思想家们则主张“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枢也”（《潜书·夫妇》）；“为诚，为仁，为忠恕，而一以贯之，道无不立，无不行矣”[6]，以此抨击君主专制、张扬民主主义。近代思想家们则在国家的风雨飘摇中，或从维护传统社会纲常伦理的角度，倡导“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6]，或从平等博爱的层面论证恕道，以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
恕道不仅成为历代思想家阐发的主要内容，也是草根文化的普世理念之一，如“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增广贤文》）；“人之不可拂，当用顺之之法以调之，其道只在一恕字”（《菜根谭》）；民俗亦有“让一让，海阔天空”的劝人方，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一部分，也是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一，其具体体现在宽以待人、厚德载物、求同存异、得理饶人、和平共处等理念。
当然，恕道的发展这头期间经历了诸多波折，特别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两次文化剧变，既使人民沐浴在民权、平等、自由、科学的春风中，也促使一部分人走向极端，全盘否定中国固有文化及传统美德，极力批判深受“仁恕”熏陶下的民族的劣根性，反对“犯而不较”的恕道；而对“‘忠恕之道’就是欺人之道，吃人之道，***之道”[7]的宣扬，则给恕道美德以致命性打击；而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则催生出“以利为上”和“个人主义至上”的价值观，致使亲人反目，人际关系淡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异化。
总之，儒学官学地位的确立，决定了它的发展必须以维护并强化君主臣民的等级结构为己任，尽管历代思想家都看重恕的价值，但在忠君大潮下，“恕”一路走低的趋势已是势不可挡。恕道在整个传统社会的地位不断走低，是思想意识和伦理观念必须适应***治制度的必然结果。然而，伴随着君力的登峰造极以及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些先进的思想家重估恕道在挽救世道人心方面的价值，为恕道光辉的重现作出了种种努力，其中又以新儒家的贡献为大。
一直坚持中国文化早熟观点的梁漱溟指出：在中国，虽然民主要求不曾被提出，民主制度不曾形成，但是，民主作为一种精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却并不难看见。他将民主的精神概括为五点，第一点即是“我承认我，同时亦承认旁人。我有我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种种；旁人亦有他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种种。所有这些，我都要顾及，不能抹杀，不能排斥之、灭绝之”[8]251。他指出，中国人生活上自有其民主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道，即其第一点精神之表现”[8]253。可见，在力倡西方民主、自由，极力贬斥儒学的年代，梁先生却大力挖掘儒家恕道精神，以论证中国文化的价值，反对仇视儒学的做法。
冯友兰指出，“忠恕一方面是实行道德的方法，一方面是一种普通‘待人接物’的方法”[9]15，认为在传统儒学中，忠恕是实践“仁”的方法，是圣人所追求的，忠恕如何落地生根，关键要从人恶欲大致相同的角度，阐明它更应该成为普遍的待人接物的方法，此法非常简单，当一个人不知如何行事方为合乎人情时，“他只须问他自己，在此种情形下，别人对于他做何种事，他心中方觉快乐。他以为可以使他心中感觉快乐者，即是合乎人情底；他以为可以使他心中感觉不快者，即且是不合乎人情底”[9]24。
杜维明则站在儒学走向世界的高度，结合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全球伦理、文化中国、新人文主义、全球性与地方性对立统一等现实问题，阐发恕道作为全球伦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指出“儒家的一个基本预设是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同心圆，从个人到家庭、家族、社会、国家、人类社群一直到生命共同体。这样，仁就需要推己及人，从内向外，从私到公。这个观念有其现实性”[10]。
可见，新儒家们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之下，洞察到西方文明的弊病所在，而儒家的为己之学、推己及人的恕道，正可以为解决现代病提供应有的智慧。并且，随着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崛起，绵延五千多年不断的东方文明以其“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特色，愈发引起世人的关注。
恕道思想也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除儒教外，***教、印度教文明都有着类似的文化基因。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古老的信念己被镌刻合国总部大厅，诠释着人类乐群、和为贵的宝贵品格，印证着中华民族恕道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在人类面临着五大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相伴而来的五大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的当下，如何让“恕道”重回人心，使之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底线伦理，值得我们深思。
三、让恕道重回人心的思考
徐复观曾经说过：“人类的能力，只能顺着已走的路去联结未来的路，等于数学是要靠着若干已知数去求未知数一样。人类不会有穷途末路，但迷了路的人是会感到穷途末路的。”[11]当前，五大危机已陷人类于迷失未来之路中，而要平稳地走向未来，需要***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通力协作。然而，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日渐扩大的形势下，以发展的眼光对发端于古典时代的恕道进行批判继承，赋予其新的阐释，使之成为与历史上有本质区别的具有现代文明所倡导的真正平等意义的恕道，进而走入每个人心中，成为人际关系的困境突围与文明对话的起点，以及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保障，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要加强恕道教化。一种好的道德行为，只有在社会成员了解它、认可它之后，才会成为指导其行为的准则，而了解并认可的前提就是教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化的民族，特别强调对幼童的教育，如《周易·蒙·彖》指出，“蒙以养正，圣功也”；梁启超强调，“人生百年，始于幼学”，强调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前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如今，社会转型带来了价值观、心理结构、精神面貌的整体嬗变，极端个人主义、金钱崇拜、亲情淡化、道德偏失的现象在所难免。人们徘徊在旧道德体系已经破坏，新伦理规范尚未形成，价值多元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因此，通过经典诵读、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社会发起一系列精神文明活动以培养孩子们的恕道情怀，并以小手牵大手的方式，以带动父母、辐射社会，不仅可以扭转偏失的价值观，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提供共同的心理基础。
同时，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在为人处事时，能否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直接影响着孩子是否自小养成恕道这一行为规范。因此，社会需要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通过报纸、网络、电视、***书、社区、志愿者等，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恕道精神，表彰先进模范，在广大公民中提倡恕道，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让人人拥有一颗和谐之心，学会恕让，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由己及物，并利用舆论谴责、道德评价等手段对践踏恕道的不文明现象进行批评，将道德的感召力及对人们良心的拷问有机结合在一起，成为涤荡内心自私、激活恕道种子的强大力量。
其次，要加强制度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教育、宣传、典型示范等道德教化很有必要，但由于人们的道德素养差别很大，对于道德水准高的人，响鼓不用重锤，但对于大多数文明水准不高、道德水平低的人，教化几乎不起作用，因此，“必须以立法和***策颁布的形式强制人们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才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形成人们的文明的社会行为”[12]，这就要做到，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包括官员考核制度、社会生活奖罚制度、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宽度与广度、健全监督机制，通过罚与赏的结合，既打击恕道的不施，又鼓励公众的参与，从而有力地防患于未然。
当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期，现实呼唤文明健康的民族心态。大力提倡恕道，对内可以减少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可以广交国际友人，赢得和平发展的有利环境，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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