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尤里斯·伊文思，1898年11月18日生于荷兰的尼梅格城，从13岁开始拍摄电影，有“先锋电影诗人”的美誉。在世界电影史上，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1938年，日本入侵中国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伊文思在“当代历史电影公司”的赞助和华侨的资助下，经过周密准备，与《西班牙的土地》摄影师费恩豪特和卡帕，经香港到达武汉，历时半年，拍摄完成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今天，让我们通过历史的回溯来追忆他们当年克服种种困难在华拍摄的往事。
武汉拍摄受阻
1938年1月21日，卡帕和费恩豪特从法国马赛登上了“阿米拉”号邮轮，驶往香港，导演伊文思从美国洛杉矶乘飞机到香港。伊文思知道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惨烈和种种不可预知的危险，临行前就和制片人约定了暗号，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的名字在这些暗号里代表着不同的含义：“约翰病”，代表他们遇到了困难，被关进了牢房，赶快联系美国或荷兰领事馆相救；“约翰病重”，代表他们被日***抓了，赶快把他们弄出来；“费恩豪特病”，那是摄影师真的病了，需要医疗方面的救援；……
2月16日，邮轮抵达香港，卡帕和费恩豪特与伊文思会合后首先采访了***，随即飞往武汉。这时的中国，在抗日战场上刚刚经历了一系列的惨败。1937年，“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八一三事变”上海失守，年底南京落入敌手，日***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国民***府已经迁都重庆，在大转移的过程中，武汉因为“九省通衢”的战略位置，成为战时陪都。
以伊文思为首的摄制组到达武汉向国民***府新闻局报告了拍摄计划后，得到一个和夫妇共进下午茶的机会，摄制组见到了和***，洽谈了有关拍摄事宜。这次见面后，即将拍摄的《四万万人民》成了***亲自过问的“宣传项目”，她给伊文思指派了特勤总管黄仁霖做联络人，为其提供协助。由于当时的抗战形势以及中美关系，***对伊文思一行心存戒备，放心不下。后来伊文思发现，黄仁霖给他们提供的不仅是协助，还要审查拍摄剧本，所有的拍摄内容只有得到***允许才能获得批准，而摄制组的行程也被限定在汉口范围内。即便在汉口，他们始终处在被监视和跟踪之中。整整四个星期，伊文思的拍摄计划毫无进展。
在《摄影机和我》中，伊文思回忆：“的头脑和姿态都是典型的***人，他听了我们的拍摄计划，但没有说什么。”而***在这次见面时给伊文思的印象是“一个妩媚动人、精力充沛的妇女。这种魅力是综合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她在美国接受的教育”。经过一个多月同***事委员会的周旋，摄制组终于获准前往台儿庄前线取景拍摄。
从武汉转往徐州
4月1日，伊文思一行从武汉动身前往中国抗战的最前线，也是当时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台儿庄。这时，中国***队和日本侵略者已经在台儿庄周围鏖战了半个月。日本侵略***于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实现迅速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日***中最为精锐、也最为骄横的板垣征四郎师团和矶谷廉介师团南北夹击，试***在台儿庄会师。而中国***队则调动了70万人，在台儿庄周边竖起血肉盾牌。
为了顺利完成台儿庄前线的拍摄任务，摄制组在武汉出发时扩充到7人，伊文思、卡帕和费恩豪特是摄制组固定成员，他们聘请了两个中国人做助理和脚夫。另外两个人则是黄仁霖派来的，一个是对拍摄内容进行审查的杜将***（未具全名），另一个人姓黄，原本说是中国某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拍摄，结果到达火车站时，这位“黄先生”变成了身着***装的“黄上校”——又是一位审查官。摄制组从武汉乘火车到达郑州，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更多的记者，其中有在武汉就与卡帕熟识了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斯蒂尔等。在台儿庄，爱泼斯坦等人也参与了纪录片的拍摄。
4月3日早晨6点，摄制组到达徐州火车站。一下火车，他们首先看到的是站台上躺着4个快要死的平民。“其中一个还在慢慢动，”伊文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正好准时到达。中国***队正在台儿庄附近围困日***……卡帕在为我们这个小组拍摄，我在考虑这场为***而进行的战争中非常独特的情绪。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使所有***队联合起来……”伊文思的摄影机对着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拍摄了他们到达徐州后的第一段胶片。
当天下午，摄制组见到了正在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李宗仁。大战正在进行，李宗仁只给了他们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李宗仁在桌子上勾画了一幅台儿庄大战的草***，为摄制组介绍战局。这段影片是由卡帕掌镜拍摄的。伊文思说卡帕拍下了这场战争中难得的镜头，“很显然，我们到的正是时候，中国***队包围了日本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他的***队是团结的”。伊文思对李宗仁的印象是“长得矮小结实，性格开朗”。
台儿庄前线拍摄
当晚，摄制组再次乘上火车，继续向台儿庄进发。沿途皆是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中国***队。为防止日***轰炸，火车灯光全部关闭，在一片漆黑中隆隆行进。4月4日清晨，他们到达了设在台儿庄南部杨家楼村的前敌指挥部，中国***队的前线指挥官孙连仲接待了他们。孙连仲对他们说，日***的装备和训练都强于中国***队，但到了巷战，大炮不如手榴弹有效，手榴弹没有大刀有效。中国***队的制胜之法只有贴身肉搏。伊文思写道：孙连仲对这场战役的胜利充满信心，尽管此前中国***队一直遭受失败，但孙连仲已有对付日***的方法。他还记录了一句中国***人的决绝之语：“我们必须在此一战，不然死无葬身之地。”
4月5日，摄制组采访到一线士兵。摄制组成员卡帕总是追着***炮跑在前面，即便语言不通也能在第一时间就和士兵们打成一片。在一处火炮阵地，中国火炮观察手把瞄准望远镜借给卡帕，让他看到了几公里外的日***战线。中国炮兵甚至为摄制组拍摄而进行了一次炮击，对面的日本战线冒起浓烟。只可惜距离太远，没能拍摄到。炮兵观察所却在这时招致了日***的报复性炮击，摄制组赶忙转移到一个旧谷仓里。也是因为这次炮击，他们受到了第一次教训。伊文斯在回忆录中写道：“监察官杜将***郑重其事地说，禁止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而这简直就是胡扯，因为那是一种德国火炮，是1933年制造的，谁都知道这种火炮。”摄制组人员很快便学会了他们的第一句中国话：Bu yao kan——“不要看”。这句中文在后来的纪录片拍摄中用上了。为了保持画面的自然，拍摄对象要尽可能地不看镜头。他们就“现学现卖”，在摄影机旁用中文说：“不要看。”
4月7日一早，一位中国***官兴高采烈地来到摄制组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把台儿庄打下来了！”而伊文思等人对这条好消息的反应却是“我们几乎要疯了！”因为他们还没有拍到一个真正的战斗场面，战斗却结束了。摄制组错过了日***溃败的景象和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的欢呼。此时能做的只有尽快赶到台儿庄去弥补一些战后的镜头。可是搭载他们的卡车直到中午才被派来，摄制组成员们只能用多数人听不懂的法语发一顿牢骚。到了台儿庄城郊，一架日本飞机出现在天边，正朝他们前进的方向飞来。伊文斯他们在一处小沙堆后面躲了起来。他们趴在地面上，面部朝下，躲过了一劫。
战后余生的台儿庄
下午，当他们进入台儿庄时，呈现在眼前的已经是一片废墟。城墙上满是炸坑和弹孔，墙根处的树木没有一片叶子，树皮也被弹片剥落，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像一双双死人的手。城内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一座教堂的门上挂着牌子，上面用英文写着“教堂，请勿骚扰”，而门后的建筑已经变成了一地的碎砖。
从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后的台儿庄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有几处房屋余烬未熄，一座寺庙的屋顶被炮火整个掀翻，椽子散落在神像周围。脚下都是尸体、瓦砾、弹片和炮弹壳，地上血流成河、触目惊心，半烧焦的木片和散乱电线挡住去路。从西门举目四望，可以看到每个城门的郊外，到处尸横遍野，多处日***的焚尸堆余烟未尽，所有房屋，无不壁穿顶破，箱柜残败，阒无一人，历经四百年繁荣的运河小镇台儿庄彻底被毁于密集的炮火中。
摄制组在战后余生的庄寨内拍摄，三个老人在一个墙角挤成一团，呆呆地注视着眼前一个孩子的尸体。那可能是他们的亲人。当摄影机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忽然捂着脸惊叫起来，误认为是火炮。因为摄影机看上去像一个黑乎乎的武器，端着摄影机的费恩豪特，此时头上正戴着在废墟中找到的一个“纪念品”——一顶日***钢盔。在泰山庙前，一位老人正在炸裂的磨盘前走过，似乎在寻找着什么，远处的房屋已经是残垣断壁，泰山庙已是面貌全非。街道上，一位妇女独自坐在一片瓦砾和碎木板旁，沉默地枯坐着，摄制人员询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她说：“这是我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夜里，摄制组返回杨家楼驻地。伊文思为拍摄终于有了进展而兴奋。入夜，伊文思和卡帕两人都难以入睡，他们听着远远传来的炮声，推测战场的方向。伊文斯写道：“在黑夜里，我们听到远处的丘陵地带有隆隆的炮声，那就如同厚毯发出的有规律的击打声，人发烧的时候会听到这类的声音。里面夹有锣声，又混杂着机关***的声音……之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在我们身边的青青的短茬玉米地里，气喘吁吁的士兵快步跑过，形成一根不间断的长线，他们要去抢夺前面的重武器。但是，不准我们一同前往。”
此后的几天里，他们不断地向杜将***和其他中国***官申请，得到的答复冠冕堂皇又不容反驳：“你们是贵客，我们不能让客人遇到危险。”摄制组只能又连续几次前往台儿庄，补充拍摄他们需要的素材。4月11日，他们找到了几匹马，替换了一直乘坐的卡车。这让他们的拍摄有了几分自由。一行人骑马出城，前往拍摄一位受伤的中国农民和他的家人。今天我们能够通过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看到当年台儿庄的农村房舍、树木河道、平民百姓的服饰、乡村里弄百姓的人文生活场景……虽然镜头有点模糊不清，但***声、炮声、飞机轰炸声，伴随着战后难民的流离失所，都在解说的字幕里一一呈现。
4月19日，伊文思一行到台儿庄周边战场上去拍摄战争的想法最终没能如愿，只能从徐州返回武汉。摄制组还一度想去延安拍摄，由于国民***府的阻挠，他们未能按原计划赴延安拍摄。在西安停留期间，拍摄了西安人民抗日游行等镜头。在汉口，伊文思一行与会见，并拍摄了八路***召开重要***事会议的镜头。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伊文思通过、等人的安排，将自用的那架“埃姆”摄影机及数千米胶片赠送给中国电影工作者（该摄影机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伊文思和费恩豪特拍摄了一些空袭的镜头后转移到广东拍摄，7月离开中国。
伊文思一行来到中国摄制的《四万万人民》为中国抗战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也为台儿庄大战在银幕上留下了最早的一段纪录。1939年，《四万万人民》在法国、美国等地上映后，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成为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国际组织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