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统治者周围,总少不了一批帮闲者,他们舞文弄墨,移花接木,善于制造太虚幻境。没有他们抬轿子、吹喇叭,统治者似乎就缺了底气和威仪,皇帝似乎也少了色彩和光晕。
帮闲者所事,大致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制造“理论”。统治者,人中之龙,天生高贵,不同凡人。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字,尽是“微言大义”。于是帮闲者煞费苦心,探颐索隐,引经据典,为之“注”,为之“传”,为之“疏”;为之成“系统”,为之成“体系”。阴晴圆缺,翻云覆雨;白马非马,指鹿为马。“大块假我以文章”,秀才们都长篇大论,自圆其说。
那些类似西服马褂之类难以并存的事理,只要经过一番外科手术,秀才们都能缝合在一起。于是火车汽车、木牛流马,“湘漓同源”,古已有之。总之,皇帝的思想言行无一不合乎古今哲人圣贤之道。
二是从事造神运动。中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些人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但他们都是人而不是神。偏偏有帮闲者将他们弄得神之又神,玄而又玄。皇帝的家乡,“藏龙卧虎”;皇帝的降生,“霞光万道”;皇帝的辞世,环宇蒙尘。皇帝遇到危险,会有神明保佑;春风得意,更是“吉人天相”。是统治者,便博大精深;懒得读书,则是天生的思想家。耀眼眩目的头衔只管往头上堆准没错。这种风气一开了头,便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只能升,不能降;只能热,不能冷。杨秀清已是“九千岁”,下一步就该是“万岁”;洪秀全既已到了“万岁”,便绝不可再降为“九千岁”。统治者经过帮闲文人不断地加工,装点和渲染,逐渐地升入空中,金碧辉煌、祥云朵朵。
帮闲者在中国搞起上面这套东西来之所以得心应手,且能代代相袭,香火不断,则是因为有这么两个条件:
其一,几千年的“人治”熏陶,使得中国的“小民”们只知道仰慕信赖禹汤文武周公唐宗宋祖再加一个“包公”。身家性命都交给他们,不知民主为何物。统治者也深谙中国的国情与民情,每一个时代都要立起一个偶像来,诱使或强迫臣民们去顶礼膜拜。康有为对此解释得最为通俗易懂:膝盖所以弯曲,就是为着叩头喊万岁的,否则要它何用?后来,有人说得更明确无误:“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话说得这么玄,可大家都还深信不疑。
其二,统治者自己也喜欢这一套。“君子不重则不威”,这是古训。于是毕恭毕敬,点头哈腰,肃静,回避,前呼后拥,叩头如捣蒜,“吾皇万万岁”,一环套一环,一步一个台阶,“酒不醉人人自醉”,最后连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了。刘邦当年做泗水亭长时,跟穷哥儿们很亲密,以后当了皇帝,优越感油然而生。某次在朝上见“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看不惯了,时有叔孙通在侧察言辨色,投主子所好,为之订立朝仪。从此,前后左右,笑不露齿,言不高声,众星拱月,皇帝老子的形象明显地突出起来。这位昔日农家子弟不禁发出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其实,有刘邦一定就有叔孙通,有袁世凯就一定会有“筹安会”。一方想坐,一方愿抬,互惠互利,相得益彰。本来就有些自命不凡的,于是就变得更加刚愎自用,最后,被连抬带推上了“华山自古一条路”,想退也退不得了。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有两句:
言吾善者,不足为善;道吾恶者,不足为怒。
说起来极有理,做起来却极难。君不见,以“纳谏”而著称的唐太宗,在晚年也不那么虚怀若谷了么?!
帮闲者有两种,或称两类。一类可称之为“帮闲食客”。这类帮闲者攀龙附凤的目的就是混口饭吃。既不能工,又不善稼,捞饭食就靠一张嘴、一支笔,于是便以此为业了;另一类可称之为“帮闲***客”,这一批人的真正目的是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通过帮闲来为自己捞取***治资本。这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出息”、最有“前途”、最会做官的一批人。
帮闲者,实则葬送被“帮”者之“孽臣”也。当一个人被抬到云端的时候,往往就是他要开始掉下来的时候了。古往今来,没有人能免俗。连上帝和耶稣都失去了以往的光环,何况人乎?
【原载1994年2月16日《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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