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读杂志专栏，栏目叫《再见,我的书》，台湾作家杨照谈到了松本清张，那却是令他难以割舍的。写道：“松本清张，1980年代我思想困顿中的一道明亮光线。”又道：“松本清张恢复了我对文学介入社会、改革社会的信心。”
由此想起自身的经历，也是在1980年代，那时编《日本文学》杂志，介绍小林多喜二等的普罗文学、战后派文学过后，与时俱进地转向夏目漱石之类名家，以及当代推理小说,首选是松本清张。理由也简单，即在于他的“社会派”旗号,被认作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那时候乍暖还寒，有下半身作家之称的渡边淳一曾一度遭禁，后来二进宫,乃至被捧为情爱大师。
松本清张从1951年动笔写小说，时年42岁。起初从历史取材写纯文学，1958年改写推理小说,开创“社会派推理”，一举把向来被当作娱乐大众的推理小说提高了文学地位。何谓社会派？当时文艺评论家荒正人是这样解说的：“对于认定侦探小说不是正规小说的人们，我硬要推荐这个长篇《隔墙有眼》，书中展开的奇怪犯罪富有惊悚,但不是单纯为杀人而杀人。以现代的社会恶为背景,具有十足的现实感。”清张登场，日本(侦探)推理小说史为之一新,以致有“清张以前、清张以后”的说法。当然清张以前的推理小说也破解何以至于杀人的动机，但无非为金钱、名誉、爱情等，过于单纯，而清张从社会背景来揭示犯罪动机，直指人性与组织的邪恶。有人称他是日本的巴尔扎克，“普罗文学自昭和初年以来未能实现的对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描写就此成功”(文艺评论家伊藤整语)。
松本清张热衷于社会派推理小说创作前后约十年，即昭和三十年代(1955年至1965年)，这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被惊为奇迹的年代；1964年在亚洲第一个举办东京奥运会，1968年GNP跃居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位。经济奇迹的背后潜藏着“动机”。一切向钱看，新的人际关系与价值体系还没有定型，跟上时代的与跟不上时代的，有钱的与没钱的，矛盾一味地激化，粪土生蛆般产生渎职、贿赂等“案件”。通过对犯罪的推理,深刻而犀利地暴露社会的腐败、权力的蛮横、强者的无人性，揭示***治、社会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为历史存照,读松本清张就是读日本史。从本质上来说，推理小说也无非惩恶扬善，但一个案件解决了，不等于解决了社会的根本问题,问题犹在，下一个案件的发生几乎是可以期待的。经济完成了转型，发展趋于稳定，激荡的年代过去了，而清张本身的兴趣与关注也更加多歧,揭秘昭和史，索解古代史，对历史的推理胜过了文学推理。
清张出身贫寒，只上过小学，却是在高学历成堆的报社做事，半生遭冷眼，从郁积的怨恨中形成了独自对社会大加鞭鞑的思想，发而为文。他议论过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指出三人的共同之处是素材的人工性。说大江健三郎“压根儿不是所谓左翼，不是所谓进步文化人的类型。从学生一下子进入作家生活，所以，像《死者的奢华》那样的感觉性文章是本来的大江健三郎。可他偶然采用反美的素材，可以说这是为小说而采用了素材，并不是从他的思想走到了那里”。《死者的奢华》是大江健三郎上大学时创作的短篇小说，崭露头角。在清张看来，文学需要有扎根于生活的思想，然后才形诸文字。这三位作家没有生活经历，只能在头脑中制造人生，所以他们的文章是“人工的”，用当下的网语来说，就是“装”。三岛瞧不起推理小说，甚而顽拒把清张收入日本文学全集，但他的《金阁寺》用社会派推理小说的手法探究犯罪动机，不是很有点“清张式”吗？
从积累了半生的实际生活中挖掘素材，清张似以此自负。不过，作家或许本来有两类，一类靠生活，一类靠想象,也就是编造生活。以近年获得芥川奖的作家为例，田中慎弥高中毕业后就关在家里写作，靠母亲养活。他写性，写女人，但除了他妈，在见到女编辑之前，几乎只接触过便利店女售货员。西村贤太初中毕业后在社会底层干种种营生，所写完全是本人的经历，甚而担心同居过的女性告他把人家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里，这也就是所谓私小说。
1964年4月1日，日本人出国旅游自由化，但一年限一次，只能揣500美元。十年后，出国旅游大众化。啥时候咱也出国去逛逛，这想法大大改变日本人的意识。当年4月12日清张第一次出游，翌年赴海外取材，创作了《沙漠的盐》。这是有妇之夫和有夫之妇去沙漠里情死的故事，有点像渡边淳一所嗜好的题材。案件中少不了二奶小三，但清张一向对性的描写很克制，这就是作家的资质。小说不是要起到春宫***的作用，床上戏是情节需要之类说法实属扯淡。故事是人编的，没有哪个场面非要不可。
一个作家大概要经受三种评论，在世时读者的褒贬、媒体的盖棺论定、研究者的历史评价。松本清张说，自己出道晚，剩下的时间全部都用于作家活动。到1992年去世，40年间写了10多万张稿纸，全集有66卷之多。三十年前读松本清张似乎早了点，大概当下读，正当其时也。
作者系旅日知名作家
薛仁明：恋爱是诗情，婚姻是修行
薛仁明
现代人多半不快乐；常心中空虚，无端烦闷；虽东寻西觅，却总不踏实。结婚之后，更尤其如此。个中原因，当然甚多；但关键之一，是他们轻忽了人生有桩要紧的事儿，名曰“修行”。
中国古代的礼乐，是万民的修行法门。不论贵贱，不论上智下愚，只要实心实意，依礼循乐，即使不知其理、不明其意，但凡时日一久，人生依然会有其风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更加深了这修行的自觉。世人皆知，台湾民间人情温厚，台湾百姓乐于助人，究其实，正因台湾的礼乐传统未曾中断，而且，民间一直保有这修行的想法。
那天，我带着妻小，陪二老到溪边踏青。走着走着，家父忽停下脚步；看他没跟上，我们回头一望，但见他修整着可能妨碍行人的路树枝叶。家母看了一看，言道，我们先走，让他弄弄；修整这些枝叶，免得刺伤别人，也算是个功德；人还是做做功德才好。
我父母亲是文盲，都没上过学。他们做功德的想法，是从小耳濡目染，自幼习以为常，是民间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生命态度，当然，非学校所学。事实上，现今两岸的学校教育，都因过度西化，更因日益物化，故而离“功德”、“礼乐”、“修行”这些词儿，都非常遥远。因此，两岸的教育，“努力”了半天，却常常都是反教育。也正因如此，家父家母虽说文盲，虽说没受过学校教育，但比起许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却更懂得对人世礼敬、对神佛礼拜、对祖先惟虔惟诚不可或忘。这些礼乐，是他们的修行。他们比多数的读书人更明白，一生为人，自当修行一世。
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修行场域，是在家庭。现代社会的崩坏，缘于家庭之瓦解；而家庭之瓦解，又缘于修行观念之不再。换言之，受物量社会的侵逼，又因个人主义之扩张，家庭遂腹背受敌；一方面，遭社会逐年吞噬，犹如空壳；另方面，又遭污名丑化，俨然成了牵绊个人的桎梧之地。于是，大家都已然遗忘：原来，家庭才是文明的真正基地；原来，家庭才是修行的根本道场。
人之修行，启始于家庭。一个人的性情涵养，相当程度，都映现了家庭的修行成果。当今两岸，成日大谈教育，但同时，却又坐视、甚至助长了家庭的架空与萎死，这当然是颠倒错乱。事实上，若无法恢复家庭的价值与地位，再宏伟的教育改革，再深刻的教育理论，都无异是痴人说梦、治丝益棼。
家庭源于夫妻，始于婚姻。中国人的婚礼，之所以先拜天地、再拜高堂，接着又夫妻对拜，正因从今往后，夫妻二人，既面对自然天地，又承继历史传统，皆堂堂正正的天地人三才；有此修行自觉，当然庄严！于是，中庸也才会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在中国文明里，婚姻，就是修行的开始！
四十五年前，我父母因媒妁之言成亲。他们性格差异大，连吃东西的口味都南辕北辙。记得我小时候，看他们偶尔冲突，有时吵架；母亲受了委屈，一旁啜泣，很伤心；更严重时，会几天都不说话；我们兄弟虽然年幼，却清楚感觉到那股低气压。但是，随着年纪更长，我看他们彼此的格渐消，歧异渐隐。斗斗嘴、彼此互嘲，自然常有；但真吵架、伤和气，却已极少再见。
家父虽说是一家之主，但正如许多的华人家庭，其实，母亲才是整个修行的最关键者。所谓修行，无非是学会先将自己的习气与执著一一放下，然后，如实地、无隔地感知对方。正因修行可以修到彼此无隔，于是，有人有我，人我皆好。四十几年来，我们家从不吃辣；直至几年前，我才明白，家母其实嗜辣，只不过家父不吃罢了！后来她提起此事，完全没委屈，也了无缺憾。那口气之淡然，让我总算明白，她与家父虽未经恋爱，但结婚以来，彼此之相知兼容，竟可以年甚一年！于是，我也明白，西洋人总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中国人却说姻缘乃百世才能修得，且不仅前世修，今生成了亲，更要继续修；于是，一个施恩，一个报恩，一个敬，一个爱；所以，中国人说，夫妻恩爱。
作者系台湾知名文化人
廖伟棠：夜晚说故事，无需太亮
廖伟棠
看着他被舞台上淡淡的煤气灯映红的银发，我想到一句俳句：“人面依旧在，桃花飞无踪。”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这次并不是第一次访港，依然记得2009年的冬天他来港出席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当我们乘坐的出租车路过沙田的时候，他跟我说：“这里和我的名字一样。”他的日本名字叫做“砂井田”，他对东方文化也熟稔如自己的名字。
2009年那次他游兴尚浓，去了志莲净苑参佛、去了西贡游船，还让青年诗人偷偷带他去油麻地食斋。今年见他发已全白，但剪短了，更精神，让人想起他当年在日本削发为沙弥的俊朗。这飒爽之姿和他这次带来的礼物也相衬，这是他唯一一本亲自编选的诗作中译本《水面波纹》（西川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里面的诗涵盖了他当森林火灾望员的青春时代到今年的最新作品，离不开的是对自然的拳拳赤子心，第一首诗《八月中旬在苏窦山望站》书写尘俗尽忘的林中隐居，到最后一首诗《夜晚故事》记录山中生活因为电暖故障而来的沉思，其道一以终：学习花朵，轻快前进。
“学习花朵，轻快前进”是盖瑞・施耐德所写《给孩子们》著名的结尾，象征着新一代美国艺术家对自然的信任、对自我本性的确认。这也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朗诵会上所朗诵最引起年轻人共鸣的一首诗，因为这也符合新一代香港青年对自己的期许：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毅然进取的态度和行动主义精神。
自然可能是我们必须重新学习的唯一途径，那天盖瑞・施耐德读的其他诗无一不带有这种谦逊的致意，在早期的《皮尤特涧》中，他说：“一条花岗岩山脊\一棵树，即已足够……一个了无心思的心灵\清澈，敏感\看到的就是真正看见的。”令人想起美国神秘主义及生态诗歌的女性鼻祖艾米莉・狄金森，但比她多一点东方禅学的对无与本源的尊重。至于数十年后写的诗集同题诗《水面波纹》的结尾，简直到达了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境界：“旷野中小小的房屋，\房屋中的旷野。\两忘。\无性\两聚，一间巨大的空屋。”自然与心灵之间，诗人出入无碍。
读到《话篓女人》的时候，盖瑞・施耐德谈到了去年去世的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但并不伤感，因为他诗中的女人无一不强大充沛如自然。就像他2009年在香港西贡的那一天，他在夜游船上唱起了伤水之歌，最后却仍不忘教我们对中环的高楼作出一个驱魔的手印，诗人相信诗有力量“可以无限贴近\那生与死\不作假”。
这几天慕名而来听盖瑞朗诵的，不乏远自上海、北京的爱诗者。因为都知道盖瑞是Beat一代垮掉派文学的最后一个大师，加上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里以盖瑞塑造的浪游智者形象，在新一代叛逆青年心目中亦成传奇。但见到真实的老盖瑞，不少人有点大惑不解，垮掉派不是放浪形骸的流浪汉吗？为什么眼前此老轻松恬淡、还有些仙风道骨的样子？
最近新翻译出版的几本书正好可以解疑，像比尔・摩根著的《垮掉》（江苏人民出版社），它讲述的垮掉一代是二战之后物质上一无所有的一代、也是精神最充沛的一代。他们不害怕会失去什么，只考虑如何在自由的体验上达致最极限。这本垮掉派作家的混合传记，完全强调他们的生活而不是作品更不是文学史地位，因为这一代也是正视此时此地的生活本身的一代。盖瑞・施耐德更是其中最坐言起行的一位，他登山、修禅、保护自然，无不是他文学观和人生观的外化实践。另一本奇书叫《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是垮掉派的另两位大腕凯鲁亚克、巴勒斯所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垮掉一代”的前传，与其说这一代的叛逆与超越始于这本书所写的一场凶杀案，不如说是在凶杀案之后这一代用一生精力去给这场凶杀赋予最完备的象征意义，最终让一代人的负罪感得到了最积极的释放。书中是未与盖瑞・施耐德这位智慧大哥结伴走寒山之路之前的凯鲁亚克，但其颖悟已见锋刺。加上施耐德的诗集，这些书都教人重新认识垮掉派。
和凯鲁亚克的率真放诞不同，和艾伦・金斯堡的狂飙突进也不同，盖瑞・施耐德克制而游刃有余，禅、儒、道兼之，其中其入世的一面有儒家的影响，使他终不能如前辈惠特曼那样超然，只能学梭罗在独善其身之后努力兼济天下；但根子里是道和禅，后者的幽默使前者的蹈空回复到当下此刻中来。同时山中生活养就山里人本性，说到底就是：自然。
司空***的《二十四诗品》中有一品即为自然，赞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钧。”诸邻就是别处，自然应该来自你身处的此时此地；成春者，自然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写作亦应如是。但这一切应当自然而然，不强取之，仿佛幽人采苹一样信赖偶然生发的丰富性；这样从简单语言中隐含的微言大义，却如钧天广乐一样悠长。这样一诠释，这古老的诗品竟和现代的垮掉派文学相似了，空山采苹的风流，在盖瑞・施耐德的写作里发扬光大。
在《水面波纹》的最后一首《夜晚故事》，是施耐德今年的最新作品，在描述了自己维修山居的发电机之后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关于宗教的冥想之后，他依旧怀念“从前所有世纪里的一场场雪―炭火之光和燃烧的松枝―”最后说，“夜晚说故事 无需太亮”，正如轻快前进的花朵不需要自携灯笼，诗人的言说也不担心其色泽被时代的强光所左右，82岁而来的智慧，早已随心所欲，熟稔黑暗如熟稔光明。
作者系知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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