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画家周氏兄弟――山作与大荒，奇相也：他们肤色黧黑，目光如炬，头顶微秃，髯发飘逸。再细看去，山作内敛沉静，大荒孤傲狂放。他们身材不高，但矫健，平素身着黑衣，有如来自深山老林的武林怪杰。
1988年秋我头一次来美国，在芝加哥结识了周氏兄弟。他们哥儿俩陪着玩了三天，下中国馆子，上空中酒吧。芝加哥于我有如天堂。他们慷慨豪爽，不容分说，全都由他们埋单。
待1991年夏重访芝加哥，我一下从天堂跌到地狱。那回是来芝加哥大学参加研讨会，前后住了一个多月。首先是地域歧视：台湾香港学者住饭店住高级公寓，而我和几个大陆学者挤在学生宿舍。我睡客厅沙发，连做噩梦都不敢翻身。出门才是真正的噩梦：街区破败，路灯昏暗，到处是形迹可疑的人，包括我自己。
周氏兄弟救星般出现，再次把美国梦展示给我们。那时他们刚买下一个波兰人俱乐部，改装成画室兼住宅，在那儿举行盛大的晚宴招待我们。灯红酒绿，侍者如云，外加舞台上的美国歌手和乐队，有如风卷残云，把我们这些国际流浪汉弄得目瞪口呆。
会议结束后，我从学生宿舍搬到他们家小住。除了跟山作的儿子墨虎玩电子游戏，我到附近唐人街溜达。嫂子秀玲聪慧能干，里里外外操持家务。与外貌不同，他们哥儿俩其实生性憨厚，让人感到温暖。
此后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个家。我几乎每年都来芝加哥，总是在他们家落脚。平时极少联系，但一见面就好像昨天才分手。我还常常带上各路朋友，多则十来口子，畅饮饱餐留宿，倒是谁跟谁都不见外――本来嘛，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们哥儿俩慷慨大方是出了名的，据说每次去纽约，都设宴招待那些中国来的穷画家，大家奔走相告，浩浩荡荡，有如过节一般。
2000年1月27日至2月1日，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各国***要财经名流相聚一堂，探讨人类新世纪的前景。开幕式上，周氏兄弟应邀当场作画。在三米高九米宽的画布前，他们挥洒自如，酣畅淋漓。全过程只用了45分钟，博得满堂喝彩。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内的好几位国家***，纷纷请他们共进晚餐。
山作原名少立，大荒原名少宁，壮族人，出生在南宁市武鸣县。外祖母周锦华创办了武鸣县第一所女子学堂，担任校长，并教美术音乐。由于与丈夫的封建观念发生冲突，她毅然带女儿另立门户。女儿周懿馨后来也成了教师，外祖母是全家的主心骨。她从小教他们书法，临摹《芥子园画谱》。
在这个“母系家族”中有个阴影，那就是周懿馨的丈夫蒙渊。他擅长诗文，贪杯，重友情。大荒刚出生不久，他因酒后妄言“外行不该领导内行”进了学习班，不仅不检讨，反而更加慷慨陈词。学习班结束后，他给大荒买了件小毛衣，匆匆回家，可等待他的是手铐。他被判重刑进了劳改营。母亲让儿女随外祖母改姓周。她每月靠40元的工资，独自抚养两位老人和五个儿女。蒙渊从这个家庭永远消失了。
与周氏兄弟交往这么多年，从未听他们提起过亲生父亲。在他们哥儿俩中，我跟山作来往较多，他口拙心细，酒量过人。其天性中的浪漫与温情，包括酒量，显然都来自他父亲。
每次来芝加哥做客，他们就像变戏法一样让我吃惊：买房子置地盖私人花园，办基金会，建文化中心，资助青年艺术家。更邪乎的是这两年在密歇根湖边买下160公顷的林地，正拓展成自己的雕塑公园……在无梦的时代，这是一种做梦的能力。要说富人我见过不少，没有想象力就是金钱的奴隶。
昨夜先在他们家的酒吧和朋友聚会。其中有大都会的男低音、百老汇的黑人歌手、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商人、本地中文报纸的老板。曲终人散，我和山作到画室接着喝。我们说起“”和贾谊的《过秦论》，也说起他父亲。在抗战时期，有一天日本炸毁了学校，他父亲带着百十来口子教职员工回家投宿，管吃管喝。“外祖母一提起这事就抱怨。”山作感叹道，“可他就是这样的人。”我想到两代人的命运。蒙渊因酒后失言而万劫不复，若无时代变革的大势，他们哥儿俩再有本事，恐怕也很难逃脱父亲的命运与阴影。
六十年代末，山作到300里外的山村插队落户。除了拼命干活，他开始画***像，并攒钱外出见世面。七十年代初，部分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他两次报名，都因出身不好被拒。1973年他返回家乡，外祖母已故去，小楼颓败。久别重逢的兄弟俩一时冲动，共同创作了第一幅油画《波浪》；画面是两人划一叶小舟破浪前进，试***冲破画框的局限。那是两个苦孩子对外部世界的梦想。
山作和大荒先后被借调到广西彩调剧团和省歌舞团搞美工。1978年，山作终于考进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留在南宁的大荒，在给哥哥的信中感叹道：“自从你去了上海，我感到很孤单，总觉得失去了什么。我常去我们一起散步的地方，为我的未来与事业忧虑，命运似乎在扼杀我……我们哥儿俩必须一起走在通往新世界的路上，为艺术的终极目标奋斗。”大荒提出要到上海戏剧学院当旁听生，未等到哥哥回信他就上路了。
1979年3月18日，大荒来到上海戏剧学院。而山作只有一张铺位，哥儿俩决定轮流睡。山作白天正规上课，大荒睡觉，晚上山作把教室钥匙给他，大荒画个通宵，早上再回到哥哥的铺上。但很快就露馅了，老师被这种精神深深感动，决定让大荒上课。不久，由于学校的电视机被偷而加强保安措施，非本校学生不得进入宿舍，大荒先在马路边和游乐场的滑梯平台上过夜，后搬到公共澡堂――那里晚10点关门早6点开门，出租铺位。
1978年到1980年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个重要转折，众多外国美展和与主流冲突的美术事件此起彼伏。和大多数美术院校的学生一样，周氏兄弟为所见所闻激动不已。正如他们第一幅油画《波浪》中所渴望的那样，时代变动中释放的能量正把他们带向画框以外。
在上海学习结束后踏上丝绸之路，敦煌壁画和龙门石雕让他们震惊。画风开始转变，渐渐偏离早期的写实主义。待他们再回到南宁，已经受不了省城那沉闷的气氛。他们在文化局的破仓库建起秘密的画室，昼夜投身其中。
1980年2月，周氏兄弟在自己家乡找到新的源泉。花山壁画蔓延400余里，横跨四个县，最大的有200多米高，100多米宽，1300个原始***形。他们乘竹筏沿河漂流，搭竹梯攀登峭壁；在竹筏或河滩上夜宿，捕鱼摘野菜喝烧酒。数天工夫，画满了几十个速写本。这些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壮族人的壁画，沉向他们的意识深处，甚至潜入梦中。根据速写，他们创作了4000多幅壁画。好奇的人们到画室参观，发现全都是些男女。于是有人打小报告，他们被点名批评，大荒甚至上了下一轮解聘的名单。
时来运转。1982年10月，他们持一封老师的介绍信，到北京专程拜访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张仃非常喜欢他们的壁画，立即安排在学院画廊展出。他成了改变他们命运的关键人物。1983年2月，他们再次来到北京，开始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1985年2月，他们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花山壁画艺术展览。开幕式那天，张仃正在石家庄出差。他那天心神不宁，生怕出什么差错，直到晚上听到中央电台的相关报道，心里才踏实下来。
记得他们展览结束那天，正赶上我女儿呱呱落地。那几天我每天骑车经过美术馆去协和医院，都会看到“花山壁画展览”的广告牌。由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都与诞生有关，我记住了这兄弟俩怪异的名字。
1986年他们来美国时，兜里只揣着30美元，外加随身携带的50幅画。英文不灵，一个月后就敢接受美国电视台的采访。大荒告诉我，他俩甚至连问题都没听懂。不久，他们接连参加了全美最重要的画展。在1988年芝加哥国际艺术大展中，几十幅作品大都卖掉，其中一幅的售价高达30万美元。山作实在地说：“那种一夜醒来名扬天下的感觉，只有那些吃尽苦头的人，才深有体会。”
我无意讲一个成功的故事。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成功的故事多半很无聊，大同小异，往往是商业包装和自我吹嘘的混合。说到成功，不少当年的朋友一个个眼睁睁地被金钱名声淹没；而周氏兄弟不同，他们穿着那又尖又扁的皮鞋在成功之上冲浪。其实，让我好奇的是这两个中国内陆的苦孩子，是怎么一步步走向世界的。在这一过程中，肯定有不少偶然因素，也许惟一能把握的，是他们的内在动力，动力越大才能走得越远。我想这一定和外祖母的言传身教、母亲的吃苦耐劳、父亲多情的天性与阴影有关。往更深里说，恐怕和他们的少数民族血液有关。与“大汉族”文明过度成熟后的衰败相比，少数民族仍保持着其真率、骁勇、富于创造性的生命力。所谓内在动力，也许正来自这血缘的召唤，并由此一直可追溯到那古老的壁画中。
周氏兄弟的绘画，无疑同时受到抽象表现主义的重要影响。抽象表现主义是“二战”后以纽约为中心的一场艺术运动。当时由于战乱，许多重要的欧洲画家来到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又称为“纽约画派”）应运而生。一般说来，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是在立体主义所带来的***感中寻找形式的同时，在超现实主义中汲取即兴表现的灵感与技巧。至五十年代末，抽象表现主义运动走向衰落，意味着现代主义的终结。六十年代出现的“波普”艺术是对现代艺术的***，那是西方美术重大危机的开始。
西方现代艺术往往是到“异国他乡”的“原始文化”中寻找“灵感”，周氏兄弟则是从“异国他乡”出发，把中国写意画的精髓和古老壁画的原始符号带入西方的现代艺术中。换个角度来说，是他们到西方这个“异国他乡”的“原始文化”中寻找“灵感”。这种逆向的过程，或许是我们对“全球化”阐释的另一个维度。从这一点出发，反而比较容易理解他们的作品：那画面中大量的留白和笔触技法，让人想到山人；原始符号的自由运用，让人想到中国书法和古老的象形文字。
也许最神奇的是他们共同画画的方式。我问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会不会发生冲突，大荒回答说：“冲突是一种张力，会在整体画面上变得和谐一致。”和大荒接触多了，发现其野蛮的能量恰好与山作那总体的气势构成平衡。或者可以这样假设：没有哥哥的话，大荒的能量具有某种毁灭性；没有弟弟的话，山作的气势会缺少必要的躁动。
凌晨四时，我和山作仍在对饮，一瓶法国高涅克快见底了。墙上油画中的那些原始***形突然舞动起来，威武雄壮。回房间的路上，我脚下绊蒜，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山作搀扶着我，我们跌跌撞撞穿过黑暗。■
作者为诗人、作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