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序
2003年，一个经历了几百年传承延袭的古老乐种，以她饱经沧桑但却依然充满生命活力的身影，坦然进入自己故里的一所规模颇大、设备齐全的大学，正式成为以它命名的新系科和新专业。这件事，不仅是当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领域的一个创举，而且，还可能对正在酝酿的我国艺术教育的改革产生某种影响。
这个古老的乐种就是泉州南音，这所大学叫泉州师范学院。自2003年起，经上级批准，该校所属艺术学院正式组建“南音系”，并于当年招收了第一届南音专业的本科生。此前，为了突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色，或者强化某一地方音乐品种的内容，不少专业音乐院校先后建立了以汉族传统乐器、中国民族唱法为主科的民族器乐系、民族声乐系，或是在民族音乐理论课程里加入某个民间音乐品种的唱、奏练习等，但从没有人想过把一个地方乐种办成一个系，例如建立一个“蒙古族长调系”、“马头琴系”、“***族木卡姆系”、“西安鼓乐系”、“侗族大歌系”等。须知，这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举措。它牵扯到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问题，诸如，如何将乐种资源转化为系统的专业教学内容，如何建立教学序列的规范化、标准化？师资、生源从哪里来？教材如何编以及老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该系的方向、培养目标是什么？它与音乐专业其他系科的关系如何？等等。令人感佩的是，该校的领导人没有因为存在这些问题而放弃已经做出的选择，而是以务实的精神反复论证，多方求教，创造各种条件，诚心诚意地让南音在本院落户。
但，关心此举的人们还是会问，将一个民间乐种建置为一个大学系科，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其必要性又在哪里呢？
我不是当事人，更没有直接参与“南音系”的筹建。但我一直是这一“历史性事件”的鼓吹者和助跑人。所以，我在这里愿以一个多年来心仪南音、希望泉州师院长足发展的局外人的身份，讲讲自己的认识。
我想，南音之所以应该在大学教育中以“系”立足，至少有这样几个依据。
一、南音是一个无法估量的资源库
我国各地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品种成百上千，其中，有大乐种，有小乐种。就目前已知道的资源来讲，泉州南音、西安鼓乐、潮州音乐这几类地方音乐，可以说是大乐种中的大乐种。这是因为，它们在传承年代的久远，保留曲目的数量，乐器、乐队组合的地方特色，体裁、样式类别的多样，唱奏技艺的精湛以及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方面，都是其他民间音乐品种难以相比的。以唱奏的传统曲目而论，南音的指、谱、曲三大类，本身就是一个蕴藏丰厚的宝库。长期以来，多少南音学家皓首穷经，想探明它的藏量，但到头来也只能说出一个大概。①另以乐器而论，她的“上四管”、“下四管”，皆为历史悠久、形制独特、奏法古拙之器。特别是洞箫、南琶、二弦、拍板等，均可在千年以前的文献中找到其踪影。再以它的传承、表演所承载的信仰、仪式、历史和民俗内容而言，同样可以用“丰厚”“宏富”来形容，甚至可以视为闽南文化的缩影。学术界也早就提出，以南音为对象的相关研究，已然形成一门***的学科――“南音学”。这样一个“家藏万贯”的民间音乐品种，当然有资格引入现代大学并建系立科，也足以成为一个本科生四年间不间断的学业。
二、哪里有闽南人，哪里就有南音
――南音再度成为闽南人生活的自然需求
这是南音分布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对南音与闽南民间社会、南音与闽南人的生活乃至生命之间特殊关系的一个判定。长期以来，南音以馆阁、乐社为单位进行传承和唱奏活动。在它最繁盛的时期，馆阁如星罗棋布，遍及闽南地区的每个角落。据“泉州南音中心”近年来的普查所知，仅泉州一地，就曾有六百多个南音馆阁。有位老弦友回忆说，在泉州，只要是大一点的村庄（3000人左右）就一定有一个南音社。这不仅证明它的数量多、分布密度高，更说明南音的存在几乎与泉州人的衣食住行有同样的意义。我们都知道，1980年代以来全国许多民间乐种日益凋敝，甚至濒临灭绝之境。但在泉州，南音的唱、奏之声却一天都没有中断。而且，通过***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的组织和各个馆阁、弦友们的自觉努力，20多年来各种规模的国际或地区范围的“汇唱”、“比赛”交流活动，也同样愈唱愈烈、愈赛愈烈，与同一时期全国一些地区的传统音乐生存状态形成很大的反差。其中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南音的日渐繁盛，反映了传统音乐生存状态的一个普遍规律：某个民间乐种一旦成为当地民众生活的自然需求，它就会逐步复兴、繁荣。所以，社会的自然需求从来都是南音及所有民间乐种获得广泛而深厚社会基础的根本标志。近期南音较好的生态，恰恰反映了它深植于闽南大地、融入民众生活的文化本色。面对有如此深厚社会基础并早已是本地民众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民间乐种，为了让它更健壮地存在，将其引入专业院校，使之借助于一个新的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拓展、延续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命张力，无论对于大学教育，还是民间传承，显然能获得“双赢”效应。
三、接受因南音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而提出的挑战
自1990年起，在***府***门的倡导、指引下，南音以“乡土教材”的名义悄然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据不完全统计，十余年间（1990-2001），共有123所学校设立南音课，12万―13万中小学生接受了南音教育，有近千名学生参加过每年一度的南音演唱比赛②。多年来，呼吁乡土教材进入课堂者大有人在，但真正如泉州这样落到实处、倾力而举者却没有几家。窃以为，此一壮举，倒不是要想培养多少南音弦友，可贵处在于让十几万青少年对自己的本土文化有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洗礼，并以声音为载体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一种永远难以泯灭的文化记忆。我们应当相信，如果泉州***门坚持下去，那么，南音的生存、保护，就有了一大半希望，同样，我们的学校音乐教育改革，也才算寻到了可行的途径。那么，中小学闯出的这条路，大学，即专业艺术院校将应如何面对呢？无疑，中小学十几年的可行性实践，给高等教育相关部门提供的不仅是经验或启示，更是一种挑战。与中小学相比，高等学校承载着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具有较优越的学习专业知识的环境和条件。面对南音，它可以采取两种做法：一种是如中小学那样，将南音变成许多专业课中的一门，让学生有机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学习南音；另一种就是将它设置为一个专业甚至一个系，培养出专门从事南音的各种人才。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选择前者是简便的，没有风险的，很多地方院校都有类似的做法。但选择后者却有很大难度，面临很多难题，甚至还有风险。它涉及到一个主要的挑战是，一个地方院校敢不敢触动八十多年来已经形成的专业音乐教育模式？或者说，在这个领域，我们究竟是一如既往，在维护固有模式的前提下小改小革、亦步亦趋呢？还是敢于在强化中国自身特色的大目标下做一点“离经叛道”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变革？建立南音系，显然是后面思路的结果。
四、采用“建系”这一根本措施实现对南音资源进行整合和全面转换
从中国有第一所音乐学院开始，一代又一代的音乐教育家们就程度不等地认识到中国传统音乐不仅是一笔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也是无比宝贵的教育资源。但如何利用这笔资源强化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特色并早日建立起自己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却经历了一条曲折而艰难的路。最初是设立少数几件汉族传统乐器及其曲目为选修专业，1950年代以后除了一些代表性汉族乐器设立了专业课外，民歌、戏曲、说唱、音乐史料文献等也陆续在教学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可以说，传统音乐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但随着1980年代以来经济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以及西方现代音乐的涌入和通俗音乐的迅速崛起，传统音乐的生存在多元并存的新格局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横亘在学校与传统音乐的一堵大墙，似乎比以往更为突兀了。如此严峻的局面，，必然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自1990年代初开始，以费孝通先生为首的社会文化界提出“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各人文学科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展开了保持文化多样性的热烈讨论，音乐教育界则以倡导“中华母语”为切入点，分别在普通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领域不断扩展传统音乐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的工作。正是借助于这样的发展趋势，南音才从最先的普通课，进而变为专业课，最后成立了南音系。它所以能在泉州得以实现，既有前面三个因素作为前提，更表现出泉州师院各级领导对本土音乐价值判断的高度自觉性。当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南音的丰富资源，又切身体会到它的社会基础并从普通音乐教育和自己的初步实践中汲取经验后，选择了以建系来促进传统音乐资源的整合和转化。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一种改革的勇气。我坚信，即使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碰到某些挫折，人们仍然会为他们的自觉和勇气而致敬。
在我国专业音乐教育领域，泉州师范学院的这个“南音系”，恐怕是各类系科中年纪最轻的了，因为它诞生还不到三年。但主办者深知，若要让它健康茁壮地成长，除了确定教学方针、方向，制定教学大纲，汇集教师资源等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撰一套全面反映南音知识体系的系统教材。现在，经过两三年的拼搏，这套包含南音指、谱、曲、南音演唱法、洞箫、琵琶、二弦、闽南方言等内容的册教材，已经全部完成。它是随着这个年轻的系“呱呱落地”而先后面世的。虽然还有许多不完善、不系统之处，但当我们想到它是南音历史上第一次立足于大学教学体系的系统教材，也是中国第一套以一个民间乐种为中心内容的大学教材时，我们能不为它的出世而兴奋、欢呼吗？！
西方人类学界称民间文化为“地方性知识”，他们一再指出：地方性知识在内容上具有无可比拟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在文化内涵上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民间音乐是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类似泉州南音这样的大乐种，本身就是地方性知识的活标本，甚至是地方性知识的一个经典。泉州师院将此引入大学教育，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顺应潮流的实验，而对全国的专业音乐院校而言，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警示。
中国的教育改革将在新世纪继续前行，它急切需要一大批脚踏实地的开拓者在不同教育领域、不同实践层面上进行不停顿的探索和试验。同样，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面临更严峻的现实。君不见，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真正建立之日，才是它初步完成教学改革之时。“南音系”虽然建立在东南一隅，但它让我们看到了音乐教育改革的一线曙光，我们期盼着更多的院校办起这样的“地方性知识”的系科，唯其如此，我们才会迎来中国专业音乐教育面貌的彻底改变和这一事业的伟大复兴！
①关于指、谱、曲三类的数量，诸谱集所录均不相同，据王耀华在《中国音乐年鉴》1989卷：《南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的统计，仅“指”一项，就有36套、45套等不同记录。又据郑长铃、王珊：《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南音》载：“……谱，今传18套。其中的13大套，每套包括3至10个曲牌。”“‘曲’的曲目共有2200首。”（85－86页）《南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②详见郑长铃、王珊《南音》第217―220页。
乔建中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中国泉州南音教学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