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八股文篇1
[摘要]八股文和古文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在八股文定型的过程中，明代台阁文人起着重要作用，而台阁体古文是继承唐宋古文而来的：正、嘉年间唐宋派强调“以古文为时文”，其目的在挑战台阁文人主导的古文和八股文：明末清初，八股文与古文的历史被人为地改写，台阁诸人的影响逐渐式微，归有光的作用被凸显出来。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八股文与古文谱系。八股文与古文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八股化的古文，对明清的文学以及文化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明清文学 八股文 古文 以古文为时文 八股化
[中***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4－0136－05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最为重要的文体，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一种文体，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封建、保守、愚昧和僵化的代名词。而古文就大为不同，提起古文，人们自然就会想起韩愈、欧阳修、苏东坡和归有光，想起《唐宋八大家文钞》和《古文观止》，觉得它是古代文学遗产的优：秀代表。古文与八股文，一好一坏，似乎是永远不搭界的。然而通过对文学史的考察，我们发觉两者并：不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而是时有交集，甚至重合，由此构成了明清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特色。
一、不一样的八股，不一样的古文
一般认为，明代八股文是成化年间在李东阳、丘溶、吴宽、王鏊这些台阁文人的手中定型的。在八股文文体标准的形成过程中，丘溶等人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成化十一年丘溶担任会试副主考，八股大家王鏊正是此科的会元，所以有人说“明兴举业尔雅，自丘文庄公知贡举始。”晚明八股名家钱禧说：“论文者首成、弘，而当时前后典文者如徐时用(溥)、丘仲深()、吴原博(宽)、李宾之(东阳)、谢于乔(：迁)、王济之(鏊)、张廷祥(元祯)诸公，有厌古喜新、生心害***之忧。故其取士刊文，必以明经合传为主。所传诸程墨，凡理学题必平正通达，事实题必典则浑厚。明体达用，文质得中，彬彬称绝盛者，诸君子挽回之力也。”从此，纯雅通畅成为制义的典型风格，“成化、弘治文体”也就成为历来***所推崇的经典制义文体。
就明代的古文而言，依然是台阁文人在主导。黄宗羲认为这些人就是明代的文统之所在，他说：“予谓有明之文统始于宋(濂)、方(孝孺)，东里(杨士奇)嗣之。东里之后，北归西涯(李东阳)，南归震泽(王鏊)、匏庵(吴宽)。”而这些台阁词臣大致是属于韩、欧以来的古文谱系，其文以典则正大为风尚，主要以欧阳修、苏轼和曾巩为师法对象。张慎言《何文毅公全集序》云：“当代名相之业，莫著于楚石首杨文定，值缔建之初，补天浴日，策勋亡两，于是文章尚宋庐陵氏，号台阁体，与世向风。其后权散而不收，学士大夫各挟其所长，奔命辞苑，至长沙李文正出，倡明其学，权复收于台阁。”这一段文字说明以台阁重臣而兼文坛领袖的杨溥、李东阳等人，论文是以韩、欧为宗的。至于吴宽的文章，王鏊评论说：“纡馀有欧之态，老成有韩之格”，表明他也是学宗韩欧的。而王鏊自己呢?霍韬序其文集云：“先生早学于苏。晚学于韩，折中于程朱”，也属于韩欧一系。这些台阁文人在正、嘉之前不但被视为古文正宗，也是八股文的奠基者，他们主导了成化以至正、嘉的古文和八股文的发展。
但这种局面在正、嘉之后开始受到挑战。唐宋派及归有光等人提出了“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这个主张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即台阁文人所写的八股文不够好，需要援引古文来改造。事实上，俞长城在康熙年间编选的《一百二十名家制义》中对成化时期制义大家吴宽、王鏊等人的八股文已经许以“古文”的评语了，也就是做到了“以古文为时文”。唐宋派之所以旧事重提，说明他们对“古文”的理解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古文”谱系。由此看来，唐宋派所提倡的“古文”是他们自己绍述的唐宋古文，决不是台阁文人所绍述的唐宋古文。李东阳、王鏊等人虽然也是师法韩欧的古文，但他们的古文确实与韩欧有着不同之处。韩欧为文强调与道合一。正如欧阳修所谓的“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东坡《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而明代自宋濂以至吴宽、王鏊等台阁诸人皆崇尚博雅，道学气息不甚浓厚，与韩欧诸人不尽相同；他们绍述的唐宋古文在风格上偏重平易雍容之致，结果却流于肤廓空泛，进而影响及制艺。正是如此，才引起归有光等人的不满，试***重建他们认为已经失落的文统。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越过台阁诸人，以唐宋派直接上承唐宋八大家。这一策略在启、祯之后得到艾南英、吕留良等人的积极响应，影响日重，终于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台阁体的新文统。
但在唐宋派内部，对台阁文人的看法仍有分歧。在茅坤看来，作为有明一代制艺宗师的王鏊，其时文与古文已经融而为一了。茅坤认为：“妄谓举子业，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谓之古文亦可也。世之为古文者必当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为举子业者，亦当由濂洛关闽以诉六籍，而务得圣贤之精，而不涉世间，不落言诠。本朝独王守溪为最上乘，唐太史辈间亦从而羽翼之。”这说明在茅坤生活的嘉、隆时期，王鏊作为制义宗师、古文大家的地位依然无人可以撼动。而其时所谓“以古文为时文”的大家归有光依然寂寞江滨，九上春官，年及六旬，最后才博得一第。由此可见，归有光的“时文”是不怎么人“时”的，他的大家地位要待以后追认。
归有光本来在古文和时文领域里的影响力很有限，在启、祯之后受到学宗程朱、尊崇道学的吕留良等人的追捧，于是才逐渐成为震烁一时的古文、时文大家。对归有光而言，无论是成化时期的台阁词臣，还是同时代的唐顺之诸人，声望皆在他之上。要真正成为明代文坛的祭酒，就必须把以前这些老名家的影响消除掉，当然这项工作是由景仰归有光的后学来做的。吕留良就是这样一位后学，作为明末清初八股文评选大家，他以道学自命，故对于唐宋派提出的“以古文为时文”之说颇不以为然。文即文耳，何古与时之分?他认为：“王守溪、瞿昆湖、邓定宇、李九我、汤睡庵、许锺斗诸公，非时文家所称正宗者乎，然其文集具在，曾无足与太仆平衡者，何也?大都不能一者也。不能一者，非其古文不如，乃其时文故卑也。若太仆则不知有所谓时文者，故其文集亦不知有所谓古文焉，一而已。”王鏊是明代的八股圣人、制艺之祖，而吕留良却来个釜底抽薪，干脆否定他在八股文上的崇高地位。在吕留良看来，以王、瞿等历科会元为代表的时文正宗，其地位已远不能与归有光相比了，他们八股文的体格过于卑弱，不能做到古文与时文合而为一。虽然王鏊等人也是学宗韩欧的，但在吕氏等人的眼里，他们不配做韩欧的嫡传，归有光才是时文与古文一身而兼之的大师，才是韩欧的真正嫡传。明代八股文和古文的不同谱系以此为分野。
唐顺之作为唐宋派的主将，又是“以古文为时文”的中坚，本来他的地位是高于归有光的。但后来也逐渐让位于归有光。吕留良的一段评论也许可使我们明白其中的原委：“荆川之学，初时根柢于程朱，甚正。第所得浅耳，亦自知其浅也，而求上焉。虽为王畿、李贽之徒所惑，而于良知之说，于是乎，荆川之学遂无成。然其制义，虽晚年游戏宦稿，未尝敢窜入异旨，流露离叛之意。此犹入门时从正
之功也。其文超诣剪剔，写无形之境于眼前，道难尽之词于句外，言各如人，人各生面，得史汉不传之妙。惟震川先生熟于经，故其文广渊；荆川先生熟于史，故其文精卓。足配震川者，惟荆川耳。自余诸公，则不过时文而已矣，于古人实未深得也。”短短一段话，已将唐不如归之处和盘托出。自宋代以来文统与道统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试***消弭这种紧张关系，以追求一种文道合一的境界，故谈文必论道。盖唐氏于程朱之学不甚纯正，中途又误人良知之说，况且唐精于史，而归精于经，四部之中，经高于史，故唐只能居归之次。
在吕留良等人之后，桐城派也不断提升归有光的地位，终于成功地改写了历史，归有光在明代古文与八股文历史上的地位也随之确立了，且逐渐获得了***的认可。如乾隆二十四年奉上谕：“有明决科之文，流派不皆纯正，但如归有光、黄淳耀数人，皆能以古文为时文，至今具可师法。”(《制义丛话》卷九引)归有光文学史地位的崛起，标志着明代台阁词臣主导的古文和八股文谱系逐渐式微。
八股文和古文本来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就明代古文与八股文的关系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白化、治以至隆、万，以王鏊、钱福等为时文大家的时期，这是明代八股文的正统所在，也是明代八股文发展的自足自然阶段，大音希声，谈无可谈；一是启、祯以后，经吕留良诸人的努力，突出了归有光等人的地位，人为的因素显著增加，援古文入时文，此一趋势肇始于正、嘉，而大兴于启、祯之后，清代以后被视为八股文的正宗。后人谈八股与古文一般偏重后一阶段，即突出唐宋派及归有光的影响，进而上溯唐宋八大家，下及桐城派，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叙述。
二、古文对八股文的影响
唐宋八家古文与科举的关系至深至远。《制义丛话》卷二引胡调德之言曰：“唐以前，无专以文为教者。至韩昌黎《答李翊书》、柳柳州《答韦中立书》、老泉《上田枢密书》、《上欧阳内翰书》、苏颖滨《上韩太尉书》，乃定文章指南。”韩、柳、欧、苏为什么能成为古文大家，这一段话道出了原因。一方面固然与其自身才能有关，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其作为老师的地位。以前所谓的老师，主要是教章句之学。抗颜为人!I币，示人以文章的法度，引领无数后学，使人有规矩可循的，唐有韩愈，宋有欧阳修，这才奠定古文的地位，同时也奠定了他们古文宗师的地位。
本来在宋代古文与科举考试之间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古文关键》、《文章轨范》等选本已为当时应试人说法，开明人之陋习。古文家谈文法，示人以作文的途径，其手段主要就是评点标识。评点标识的好处是直观明白，便于初学。如吕祖谦《古文关键》“论作文法”云：“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间然后可。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这种评选与科举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吕祖谦之后，谢枋得《文章轨范》踵事增华，直至明代唐顺之的《文编》、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无不是沿着这条道路来编选的，其初衷无非是指导初学作文罢了，当然这种作文一般是为科举做准备的。既然为科举而设，难免会以时文的标准来取舍，于是在编选的过程中，自然选取那些与科举考试相近的文章，士子们耳濡目染，在科场里作文自然与文选里的那些古文相接近，这就为古文与时文的合流提供了契机。一般读书人在这选定的古文世界里摸爬滚打，做时艺，求功名，浑然不觉古文之外尚别有天地，这是古文与时文合流的社会背景。正是挟世俗之力，这些选本才获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权威地位，也正是与科举的势力相结合，这些选本才在后人的心目中塑造了古文经典的地位。经过千百年的积淀，逐渐塑造出了中国古文的经典系统，即唐宋八大家――唐顺之、归有光等唐宋派――桐城派这一谱系。
方苞作为古文名家而兼八股大家，对于八股文与古文的关系自然十分关心，在《钦定四书文》中不时地发表他的意见。如在《正嘉四书文》卷三归有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文评语云：“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而归震川又恢之以闳肆。如此等文实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而吻合于当年之语意。纵横排荡，任其自然，后有作者不可及也已。”同卷归氏“先进于礼乐”一章文评语云：“原评拟之史汉，未免太过，方之唐宋八大家中，其欧曾之流亚欤。”在诸多明清八股文选的评语中，“韩欧”、“欧曾”往往并称，在八大家中出现的几率最高，由此也说明此三人的古文对八股文的影响最大。
选家们选古文以资时文，为初学指点迷津，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正反开合、虚实照应是所谓“以古文为时文”的惯用法宝，也是唐宋八大家以来所总结的作文经验，唐宋派诸人又将其总结发挥，施之于八股和古文中。如王慎中提出为文要“正反、开阖、抑扬、唱喏、顺逆、周折、骋控、张歙，其变不穷”：茅坤也说，为文要“起伏、呼应、虚实、开阖”，这是讲布局谋篇。此外，古文所谓的跌宕之气，则主要体现在节奏上，注意平仄的协调，以及虚字的使用。所有这些都对八股文产生了重要影响。朱锡庚序其父朱筠文集云：“元明以还，迄于本朝，以古文辞自命者，辄以韩、柳、欧、曾、王、苏诸集为宗，号称八大家。似近著作之旨，然不师其意，徒袭其貌；未成文章，先生蹊径；初无感发。辄起波澜。不问事之巨细，专以简练为工；无分言之短长，每以诘声为古。遂乃划段为文，模仿蹈袭，雷同剿窃，如出一手。苟不如其所为，转相非笑。自是文道榛塞，不绝如线矣!”学古文者如此，学时文者也如此。流风所及，黄茅白苇，弥望皆是矣。
三、八股文对明清古文的影响
唐宋的古文曾经滋养过八股文，八股文知恩***报，又将反哺古文。然而由于它的势力太大，古文势将不堪。前面讲过古文对八股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古文选本来进行的，到了后来八股文对古文的影响也是首先通过古文选本进行的。明代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和清初储欣的《唐宋十大家全集录》都是重要的古文选本，然而它们的编选评点也深受八股文的影响。四库提要云：“茅坤所录，大抵以八比法说之。储欣虽以便于举业讥坤，而核其所论，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为八比者，其源必出于古文，自明以来历历可数。坤与欣即古文以讲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论。然论八比而沿溯古文，为八比之正脉；论古文而专为八比设，则非古文之正脉”王应奎更具体指出了茅坤的评选之法，《柳南续笔》卷三“茅选唐宋八家”条云：“余观此书。颇斤斤于起伏照应、波澜转折之间，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脉不可磨灭之处，却未曾着眼，有识者恒病之。”起伏照应、波澜转折就是他的法宝，也是宋代以来古文和时文共同遵守的律令，这就为古文与时文逐渐合流提供了基础。
八股文对明清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素质”训练，无人不读，无人不做的。其结果当然就成为读书人的一种内在的素质，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唐顺之是唐宋派的首领，也是被后人视为“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将，他的古文应该很醇正了，然而也难免杂有八股的成分。其《答茅鹿门书》一文是因茅坤对自己的责难，“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而作的回复，文章具有明显的八股
格式。文末黄百家评日：“只六股便无限转折。”如果再加上最后重论秦汉与唐宋存与不存两股文字，则俨然八股矣。黄氏在文章中勾画圈点，纯然八股评点法。在明代八股文的发展史上，唐顺之被视为“以古文为时文”的大家。而这篇文章说明唐氏也能反其道而行之，“以时文为古文”。这也说明，时文与古文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其实，自唐顺之、归有光开始，八股与古文发展的趋势就是走向融合。
方苞作为桐城派古文的主将，曾经受到汉学大师钱大昕“以时文为古文”的批评，观其古文《原过》中的一段文字，说是制艺中的六股，恐怕也不算为过吧。 《原过》云：
君子之过，值人事之变，而无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观理而不审者十之三；众人之过，无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胜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过，诚所谓过也，盖仁义之过中者尔；众人之过，非所谓过也，其恶之小者尔!上乎君子而为圣人者，其得过也，必以人事之变，观理而不审者则鲜矣：下乎众人而为小人者，皆不胜其欲，而动于恶，其无心而蹈之者亦鲜矣。
做惯了八股的人，虽然高喊古文义法，试***藉此展示自己的博雅，终究难免放脚女人的尴尬，走起路来扭扭捏捏，难以掩饰其自小缠足的真相。明代盛期的八股作者，例如王鏊等人，文章气象博大，裁对整齐。终为一代典范。后来的八股作者，故意在作文中弄些不甚整齐的对偶，以便增加文章的古意，适与方：苞此类文章相仿佛，也正好说明两者之间渐行渐近的因缘。
更有甚者，有以截搭题之提挽钓渡之技法来写古文的。清儒李绂《狄文惠公李文正公论》一文，就是将唐代的狄仁杰和明代的李东阳拉在一起做文章。清末范当世《武昌张先生七十寿言》一文本来是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张裕钊做的，竟能拉来李鸿章、黄体芳作陪客，将毫不相关的三个人的祝寿之言天然绾合在一起，极搭题狡狯之伎俩。
四、八股化古文的批判
自明中叶以后，唐宋派和桐城派在古文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自觉地提倡“以古文为时文”，却不自觉地做到了“以时文为古文”，八股文与古文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种八股化的古文，成为明清社会最为通行的文体。而清代汉学兴起的文化背景之一就是八股的弥漫四海，造成士子的空疏不学。故汉学家对八股及其近亲唐宋派以来的古文大加挞伐。汉学家与桐城派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章太炎之友生如黄侃、刘师培等在北大提倡魏晋六朝以对抗桐城派的古文，周作人更是终其一生都在反对桐城古文。
周作人对于古文与八股深有研究，他曾指出：“古文与八股之关系不但在桐城派为然，就是唐宋八大家传诵的古文亦无不然。韩退之诸人固然不曾考过八股时文。不过如作文偏重音调气势，则其音乐的趋向必然与八股接近，至少在后世所流传模仿的就是这一类。”所以清代学者对八股化古文如桐城派的批判，逐渐又演变为对唐宋八大家的批判，有追根溯源的目的。对于桐城派、归有光与唐宋八大家的关系，朱一新总结说：“桐城名学八家，实则祖欧阳而祢震川，高者兼法《史记》，但法其隽峭者多，雄伟者少，归太仆之家法，固如是也。宋文惟介甫最高，而最难学。次则南丰，源出匡刘，渊懿质厚，南宋人多效之，朱子尤为具体，而稍缓弱。震川兼师欧曾，然不逮南丰之质厚，虽时代为之，亦由经术深浅之异：耳。桐城冲淡，乃其佳处。文境惟冲淡最难，但未学雄奇，专学冲淡，易流薄弱。桐城之不能为班、马、韩、柳者，亦以此。”所谓的桐城派，是在姚鼐之时才有意识地建立宗派，上溯至刘大、方苞，再到归有光，再追溯当然就是唐宋八家了。这一统系的古文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与八股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便是唐宋八大家地位的凸显也与宋代以来的科举考试密切相关。本来唐宋八家已不能完全代表唐宋文学的演变，而后来的古文家却连八家也不能全学，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欧曾，路子越来越狭窄，弊病也就越来越多。
八股文篇2
摘要:刘大是著名的“桐城三祖”之一,他才肆气雄、诗文并茂,但是他的一生却屡试不第,正是这样的际遇使得他对科举的看法异于别人,本文就是根据刘大一生坎坷的科举经历,来表达他对八股文的看法,并且诠释八股文的“代圣贤立言”之说。
关键字:刘大;八股文;科举
中***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3-0041-02
提起刘大,大家都能想到他是“桐城派”的代表。著名的“桐城三祖”就是方苞、刘大、姚鼐。其中,刘大才肆气雄、诗文并茂。且上乘归有光、方苞,下启姚鼐,又是桐城派与阳湖派之间的桥梁,许多人都公认他是“桐城派”的开派人物之一。虽然这样,但他确无法摆脱命运之神对他的捉弄,科场屡屡不第,一直未考上举人。也许正是这种命运才造就了他这样的人才。
一、刘大的生平
刘大(1697-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今分为枞阳)人。家世以教书为业,仅有“薄田十余亩”(《田居杂诗二首》)。其曾祖刘日耀明末贡士,崇祯是廷试特授歙县训导;其祖刘`、父刘柱,皆止于县学生,也就是秀才,课读授徒终生;到了刘大这一辈,只有其长兄大宾中雍正乙卯科举人,做过山西徐沟、贵州玉屏等县的县令,而刘大只能终生收徒授课。他自己虽幼即能文,且工于时文,三次进京赶考都没有及第,在三十三和三十六岁两次顺天府乡试中,都中的副榜,没有提高,三十九岁时的乡试竟然被黜,他考取功名的心彻底被毁灭,从此不复科举了,所以他一直未考上举人。一生教书、游幕(在学证幕助阅文);晚期任黟县训导,仍然只是个学官,就像他自己说的“非士亦非民”。所以,他所作的文章,“一方面以坎坷不平之气,发为愤世嫉俗,敢想敢说之文;一方面,依托富贵之家谨守封建规矩,甚至曲徇朱门公子与富商大贾之意,写自己未必愿写之作。”①
他生而好学,很早就跟从父兄读书,曾授业于“兼通音律”、“文益简奥”的名儒吴直,工辞章之学,少负才名。十三岁开始作文,所作《观化》篇,恢宏奇诡,颇得庄子之学,稍后写的《解毁》,议论风生颇似韩愈文。后来被方苞誉为“今世韩欧才” 四十岁时经方苞力举应博学鸿词科,据说廷试后考官已阅定合格,但不料竟为宰相亦为乡***的张廷玉所黜;五十四岁时诏举经学,张廷玉为表示歉疚弥补先时失察之过,遂力荐海峰,于是刘大第二次赴京廷试,但终因张廷玉旋即去位而“试复报罢”。科场的失意蹉跎,使他终于觉醒到考取功名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后来他在文章中还批判八股文,抨击了在当时科举制度下哪会有文人豪杰的出现。他离京后主要收录学生,给他们讲授诗文,六十三岁的时候往来于黟歙之间聚徒讲学,切磋诗文,直到七十五岁回到故居生活,仍然不停的教书,直至八十三岁临终前几个月仍帮别人讲说。像刘大这样一个有成就的文人,人生却如此不幸。
二、刘大的八股情结
刘大一生为科举所累,为了能中举,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终不近人意。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科举考试,他对八股文可谓有了十足的认识和理解。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八股情结:
明清两代许多名家对八股文的看法不同,他们步入仕途都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其中有一部分人也做过考官,对每次的科举考试进行审批、录用,但是他们却对八股文深恶痛绝。对这种矛盾的解释就是他们明知八股文无用,却受功名心的驱使,违心的研究八股文;一旦取得了功名,就开始抨击八股文;一边钻研,一边痛骂。但这种解释也只适用于一部分文人,就此认定明清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否定八股文,又不符合事实,因为在相当一部分文人的集子里,又能发现他们诚心的推崇八股文。这样就很容易误解他们对八股文的态度。那么刘大是怎么看待八股文的呢?他在《张俊生时文序》云:“今之时文,号称‘经义’。以余观之,如栖群蝇于圭璧之上,有玷污而无洗濯。虽古圣之言,光如日月,极人世之能不足使之晦蚀;而时文自为其不道之言,究何补于经哉?”②把八股文骂的体无完肤,好像刘大不太赞成八股文。戴名世也说:“余以举业之文为世所推,然余之志固不喜为举业之文”③;“自科举取士,而有所谓时文之说,于是乎文亡。”④似乎他也不太喜欢八股文。但刘大又说:“文章者,艺事之至精;而八比之时文,又精之精者也。”⑤戴名世也有类似的评价:“今夫文之为道,虽其词章格制各有不同,而其旨非有二也……是故其制举之文即古文辞。”⑥“‘四书’‘五经’,明道之书也,而既以命之题而为之文,则涉于文章之事矣……夫文章之事莫大于经义。”⑦这样看,不管他们二人是推崇八股文还是厌恶八股文,都比较有道理。像他们这样矛盾的看待八股文,还大有人在。
在刘大、戴名世眼中,八股文是有不同品位的。他们推崇高品位的八股文,厌恶庸滥的劣品八股文。“所谓高品位的八股文境界,要求作者完全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不把八股文作为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而是视为以圣经贤传陶冶自己心灵的过程,这样,作者以一种恬淡静穆的心态,理解儒家学说的经典,逐渐以圣贤之心为我心,以圣贤之神情为我之神情,完整准确地把握儒家学说思想厚积薄发,方能得圣贤之神髓。”⑧刘大云:“盖孔孟之微言,经前代诸儒之论辨,而大意已明矣。后代更创为八比之文,如诗之有律,用排偶之辞,以代圣贤之口语,不惟发舒其义,……必皆通乎‘六经’之旨,出入于秦汉唐宋之文,然后辞气深厚,可备文章之一体,而不至于龃龉于圣人。”⑨将“通于六经之旨”、“湛深于经术”作为写好八股文的前提条件。出于刘大这个信奉儒家学说人的口里也是有道理的。
三、诠释八股文“代圣贤立言”
在解释学中,八股文“代圣贤立言”是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对经典的一种理想化的理解方式。是依据:“四书”“五经”是圣贤思想“原意”的载体,八股文的作者也就是圣贤经典的解释者。“圣贤的意旨已先于解释和理解而永恒存在于典籍之中,后人能够复原和再现圣贤寓于典籍中的意蕴,但作者必须进入形成圣贤经典“原意”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实现由解释者的心态向圣贤心态的转换。解释者个人的心理状态可能有消极的影响,或阻碍了贴近圣贤的心态,就要进行理性的决断,来超越个人的经验,作跨越历史时代的心理转换。”⑩刘大在他的《时文论》中说:“八比时文,是代圣贤说话,追古人神理于千载之上,须是逼真;圣贤意所本有,我不得减之使无;圣贤意所本无,我不得增之使有。然又非训诂之谓,……乃为其至者。”他还说“作时文要不是自我作论,又不是传注训诂始得”“要文字做得好,才不是传注训诂;要合圣贤当日神理,才不是自我作论,故‘曲折如题’,而‘起灭由我’八字是要言。”“作时文,使不得才情,使不得议论,使不得学问,并使不得意思,只看当日神理如何,看得定时,却用韩、欧之文如题赴之。须先洗涤心地,加以好学深思,令自家肺肠与古圣贤肺肠相合,然后吐出语言,自然相似。”{11} 这就是所谓的“代圣贤立言”的心理机制和思维特征。刘大在《张荪圃时文序》说“余尝谓古昔圣人之言,约而弥广,径而实深,即之若甚近,寻之则忽远。”神韵气象很难触碰,所以“儒衣之子,幼而习之,或通其词训,而未究其旨归”。既然如此,就必须“不惟发舒其义,而且摹绘其神”{12}。怎样才能“摹绘其神”,“立乎千百载之下,追古圣心思于千百载之上而从之。”{13}刘大认为理解儒家经典是一种圣人心境的想象艺术,语言的理解要同时并举,但目的是由语言并透过语言窥见思想者的精神活动,所谓“洞见孔孟之心意于语言之外”{14}。这就是“原意说”提倡者追求的“神会”过程――一种心理的理解。在境界八股文中,孔孟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圣哲,这容易让人因敬畏而远之;儒家学说不再是圣哲的道德理想,那样只能使之成为一种说教。八股文是倡导者主张在完整地把握儒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挖掘文题的意蕴。他们鄙薄汉学的训诂笺说,因为这样会造成见木而不见林。刘大《时文论》云:“八比时文,是代圣贤说话,追古人神理于千载之上,须是逼真。圣贤意所本有,我不得减之使无;圣贤意所本无,我不得增之所有。然又非训诂之谓。”{15}却坚信八股文能发明经典“原意”,非汉学训诂、笺疏可比。
四、结语
八股文与封建制度也有密切的关系。刘大认为,对读书人来说,“创为八比之文,使之专一于四子之书,庶得沿波以讨源,刮肤以穷髓,其号则可谓正矣。然设科名以诱之,悬爵秩以招之,得失眩其中,荣辱夺其外。其始也,犹有矩E之存焉;其既也,用贪冒苟得之心,以求悦于鄙夫小人之目,而其道始离矣。”{16}如果说明清八股取士制度就是用仕途经济、功名富贵诱骗天下读书人上当,未免过于简单化,低估了构思这一取士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意义。立法之初,统治者并没有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将八股文用于科举考试这一手段,与促使读书人“代圣贤立言”、人人成为圣贤之徒这一终极目的两者之间,会发生根本的换位。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以代圣贤立言”为手段,以达到获取功名富贵的目的。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科举累人”的必然结果,但也有“人累科举”的成分。所以通过了解刘大对八股文的看法,这对后来人们研究八股文有一定的价值,对于发展古代文化也有促进作用。
注释:
①刘大.刘大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②刘大.刘大集张俊生时文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
③戴名世.戴名世集吴七云制义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8页.
④戴名世.戴名世集甲戌房书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页.
⑤刘大.刘大集徐笠山时文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⑥戴名世.戴名世集李潮进稿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5页.
⑦戴名世.戴名世集丁丑房书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4页.
⑧ ⑩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第118-119页.
⑨刘大.刘大集方唏原时文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11}{15}钱基博. 中国文学史刘海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85页.
{12}刘大.刘大集张荪圃时文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
{13}刘大.刘大集徐笠山时文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14}刘大.刘大集东皋先生时文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16}刘大.刘大集张荪圃时文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
八股文篇3
摘要：八股文内部存在高下不同的品位。是明清相当一部分文人反复申明的事实。王夫之在把握八股文高下不同品位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八股文要在“代圣贤立心”的基础上“代圣贤立言”：肯定了认题对畅发文题意蕴的重要性；反对八股文的过分格律化；在八股文的章法上，抨击“死法”。提倡活法。他的这些观点对令人不无启发意义。
关键词：王夫之；高品位：八股文观
八股文自明代形成以后，一直为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所沿用。但明清两代许多八股文名家对八股文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步入仕途都是由八股出身，但对于八股文。他们明知其无用，却经受不了功名心的驱使。钻研八股文；一旦功成名就，转而变本加厉抨击八股文。但并非所有的明清有识之士都否定八股文，在相当一部分文人的文集当中，我们又时时可以发现对八股文真心实意的推崇。王夫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夕堂永日绪论》是一部合诗歌与经义(八股文)之作。后人出于维护诗歌，鄙薄时文(八股文)的意愿，论诗的部分被作为《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论经义的部分被作为《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但王夫之最初写成此书时并无区分内、外编，其《夕堂永日绪论序》可以为证。在序中，王夫之说：“世教沦夷。乐崩而降于优俳。乃天机不可式遏，旁出而生学士之心，乐语孤传为诗。诗抑不足以尽乐德之形容，又旁出而为经义。经义虽无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舒，情以导，亦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则固乐语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声为至。舍固有之心，受陈人之束，则其卑陋不灵，病相若也。韵以之偕，度以之雅，微以之发，远以之致；有宣昭而无罨霭。有淡宕而无犷戾：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可以论经义矣。余自束发受业经义，十六而学韵语，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经义亦数万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点定，因论其大约如此。”由此可见，他视经义为诗歌的演变。并无褒贬之意，更不可能区分内、外编。那么他推崇的是什么样的八股文呢?
真正深入八股文的世界加以分析、比较、鉴别。不同品位的八股文的存在却是事实，而且许多大家、名家都在锲而不舍地追求一种理想的高品位的八股文境界。“所谓高品位的八股文境界，就是要求作者完全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绝不将八股文作为谋求功名的工具，而是将写作八股文的过程视为以圣经贤传陶冶自己心灵的过程，这样作者便能够以一种恬淡静穆的心态，长年累月遨游于精微深远的儒家学说之中，逐渐以圣贤之心为我心。以圣贤之神情为我之神情，在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儒家学说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厚积薄发，命笔为文，方能得圣贤之精髓。”纵观明清两代八股文的研究著述，王夫之的《夕堂永日绪论外编》持论最为严苛，一大批八股文大家、名家被抹倒，但也不缺乏符合其理想境界者。他说：“为一代文人而不遇者多矣，则胶庠之下，自应有伟人杰作，睥睨古今。乃嘉隆以前无一传者。后乃有徐文长(渭)、漏仲容(坦之)、张子延(大复)数首行世，亦无甚超绝处。天启后。社稿充斥，终不脱揣摩蹊径。若钱吉士、顾麟士辈。欲矫时趋。而本领既薄，指趣自卑。因忆昔与黄岗熊渭公、李云田(以默)作一种文字，不犯一时下圆熟语，复不生人古人字句，取精炼液，以静光达微言。所业未竟，而天倾文丧。生死契阔，念及只为哽塞。”王夫之的理想中，八股文竟也有睥睨今古的伟人杰作，突出表现了他对高品位八股文境界的极端理想化地追求。也包含着对到处充斥的庸滥八股文的蔑视。那些庸滥八股文便是后来人们嗤之以鼻的“功名八股文”。在科举选士机制日益恶化、八股文文品日益恶化之下。许多读书人痛心疾首地斥责庸滥八股文。却又不停地炮制这种劣品八股文，以求博得一第。寻章摘句的士子们哪有心思潜心经典、陶冶性灵呢?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这些庸滥八股文视为八股文的全部。因而将庸滥八股文的作法等同于全部八股文的作法，忽视了八股文内部仍有其高下不同的品位，因而忽视了许多有识之士关于高品位八股文作法的呼吁。诚然，即使是高品位的“境界八股文”作法也无法完全避免这一特殊文体的先天缺陷和弊端。但将其与纯粹为了苟取科第而奉行的“功名八股文”作法混为一谈。是有失公允的。“境界八股文”作者和“功名八股文”作者的不同追求。使得他们对这种文体的认识有许多不同之处。王夫之推崇“境界八股文”。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关于“境界八股文”作法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的论述。
首先。王夫之认为八股文要在“代圣贤立心”的基础上“代圣贤立言”。只有“人口气”。才能“代圣贤立言”。人口气是八股文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也是八股文区别于其它许多文体的主要标志。王夫之认为没有博大的胸怀。则很难为圣贤立言。他说：“以酸寒嚣竞之心说孔孟行藏。言之无作，且矜快笔。世教焉得而不陵夷哉?圣贤虽以拨乱反正安天下为志，然乘六龙以御天，潜亢飞跃，无不可乐之天，无不可安之土。而作经义者，非取鲁、卫、齐、梁之君臣痛骂以泄其忿，则悲歌流涕若无以自容，其丑甚矣。”王夫之对代言者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酸寒嚣竞之心”与孔，孟圣贤的从容气度风马牛不相及，勉强为文，只能“其丑甚矣”。另外王夫之认为。既然是“代圣贤立言”，作者就必须能够设身处地、形象逼真地表现出圣贤的神理。纯洁八股文的语言，绝对不能杂人后世的词语典故，否则就是亵渎圣贤口吻。因为圣贤不可能使用在他以后才出现的词语典故。他说：“司马、班氏，史笔也；韩、欧序记，杂文也：皆与经义不相涉。经义竖两义以引申经文。发其立言之旨。岂容以史与序记法搀人?”“乃至市井之谈、俗医星相之语。如‘精神’、‘命脉’、‘遭际’、‘探讨’、‘总之’、‘大抵’、‘不过’。是何污目聒耳之秽词，皆人圣贤口中，而不知其可耻。”那些“功名八股文”作者无所顾忌地滥用词语典故。不辨其出处，甚至将禅宗语录误入圣贤口吻，真是可笑之极。
其次。王夫之肯定了认题对畅发文题意蕴的重要性。在八股文中，认题作文比任何文体都更为严格，而且绝不存在先有文而后加题或文成后改题的情况。“认题”在八股文的作法与要求中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庸滥的八股文尽管不违反某种题型的规定。但如同“以钝斧劈坚木手笔。用俗情腐词，着死力讲题面”，成为“题之奴隶”。王夫之就批评那些“舞单***鬼”者，讽刺其“一跳而上”，毫无铺垫。八股文固然讲究开门见山，但开门所见的应是缥缈遥映的远山。如果一山壁立，当门而峙，岂不成了开门面墙，大杀风景?王夫之说：“劣文字起处即着一斗顿语说煞”。谓之开门见山，不知向后更从何处下笔?就是这个意思。如《中庸·哀公问***》章，扼定“文武之***”四字，“通章萦绕，更不恤下文云何”。《大学·诚意》章“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以“毋自欺也”的“也”字应上一句“者”字。“一语说煞，后复支离”。对此二例，王夫之喻之为“当门一山，遮断遥天远景”。庸滥八股文之所以会死于题下。玩弄文字游戏，主要由于作者自己不能使用恰当的手法畅发文题意蕴。因此受到诟病耻笑。王夫之认为要对儒家学说融会贯通，厚积薄发，才能纵横题中，游刃有余地畅发文题意蕴。
第三。王夫之反对八股文的过分格律化。对偶和起承转合是八股文格律化的两大要素。在对偶方面，八股文无法回避出股与对股之间的对偶，即使是高品位的八股文也是如此。王夫之说：“经义以引申圣贤意立言。初非幕客四六之比。”清楚表明了他反对机械对偶的激烈态度。他认为不能强求对偶而以文害意。应使出股与对股因内容的需要而水到渠成，无生拉硬扯之弊、刻意求工之迹。高手之文因厚积薄发，出之自然，所以虽对而不觉得其对。主要以意取胜。而庸滥八股文将对偶视为八股文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刻意追求对偶，瞎扯乱谈。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填腔换字”的一套功夫。他说：“有意之词，虽重亦轻。词皆意也。无意而着词，才有点染。即如蹇驴负重。四蹄周章，无复有能行之势。故作者必须慎重拣择，勿以俗尚而轻泚笔。”作八股文而仅仅求助换字，正是无意而着词，所作之文必如蹇驴负重，无复有能行之势。他又说：“文字至撮弄字面，而秽极矣。黄葵阳已启其端。至万历壬辰而益滥。陈懿德宪章文武出题曰：‘国宪王章，本朝为重；阐文绎武，昭代为尊。’此是何等语，而一时传诵为警句!嗣后效之以不通者三十余年。崇祯间诸名人力为洗涤。然犹有云日：‘天无子，人之圣者为其子；海无内。人之圣者居其内。’如此迷惑丧心之语，犹拔作南宫首卷。文字安得不陋?士习安得不偷邪?”可谓是一言中的。这样“秽极”、“陋甚”的换字文句，“国宪”四句竟“一时传诵为警句。嗣后效之以不通者三十余年”，后四句所属的八股文竟被“拔作南宫首卷”。“功名八股文”训练的换字法的恶劣影响可见一斑。只要念念不忘功名富贵，八股文训练永远不可能象王夫之所说的那样：“以龙跃虎踞之才。左宜右有。随手合辙，意至而词随。更不劳其拣择。”
八股文作为格律之文，对起承转合布局的讲究更甚于其它文体，王夫之主张起承转合之法初看似有，细看似无，出神入化。泯然无迹。若作文者时时刻刻以此为理念，逐段凑合，所作之文又怎么能浑然一体呢?“谁必株守此法者?法莫要于成章；立此四法，则不成章矣”“即起承转收以论诗，用教幕客作应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为一首尾也。塾师乃以此作经义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蜇虫相衔成青竹蛇而何?两间万物之生，无有尻下出头。枝末生根之理。不谓之不通，其可得乎?”王夫之将机械起用起承转合之法的八股文比喻成“蜇虫相衔成青竹蛇”，讽刺可谓尖刻。
第四，在八股文的章法上。王夫之抨击“死法”。倡导活法。死法者，“循章演句，讨取虚神语气。近日村里教书、坊问选手、三等秀才皆云云”。“功名八股文”作者作“截搭题”，擅长使用钓、渡、挽之类的“死法”。无论是长短搭、隔章搭、有情搭、无情搭，均以钓、渡、挽之法敷衍成篇。截搭题实际上是由互不连属的两部分组合而成。钓、渡、挽之法说到底就是要将两部分拉扯在一起。使之发生关系。王夫之对截搭题不屑一顾，对钓、渡、挽之类的为文之法更是嗤之以鼻。截搭题割裂圣贤经典。为之服务的钓、渡、挽之法又有何意义?对包括钓、渡、挽在内的钩锁之法。王夫之一概斥之为“魔法”，予以辛辣的嘲讽：“如‘哀公问***’章，于‘知仁勇’之仁，钩上‘仁义礼’之仁：‘不动心’章。以‘勿求于心’之心，钩上‘不动’之心：但困死呼应法中，更不使孔孟文理得通，何况精义?魔法流行。其弊遂至于此!”在迄今为止所见到的高品位八股文理论中，对八股文截搭题和依附于截搭题的钓、渡、挽之法的抨击中。没有超过王夫之的这些理论的。王夫之说：“无法无脉，不复成文字。”“且法者，合一事之始终，而俾成条贯也。一篇之中为数小幅，一扬则又一抑，一伏则又一起，各自为法。而析之成局，合之异致，是为乱法而已矣。谓之脉者。如人身之有十二脉，发于趾端，达于颠顶，藏于肌肉之中。督任冲带，互相为宅，萦绕周回，微动而流转不穷。合为一人之生理。若一呼一诺，一挑一缴，前后相钩，拽之使合，是傀儡之丝，无生气而但凭牵纵，讵可谓之脉耶?”“能无束湿之法而有法，无分析钩锁之脉而有脉。”这是王夫之对八股文“活法”最确切的解释，从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与诗文理论所说的“法寓于无法之中”。“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相通之处。王夫之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倡导八股文写作的活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王夫之所提倡的高品位八股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八股文程式化的进程，它与“功名八股文”对峙，不断抵消和降低八股文标准化的程度。在这种特殊文体中争得了相对的自由。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学者。王夫之的学术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缺陷。他“只是个儒教异端，而不是彻底的叛逆者”(任继愈语)，毕竟不可能彻底地扔掉传统的枷锁，然诚如鲁迅所言。从旧的营垒里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往往能击中要害。他敏锐地发觉庸滥八股文的弊端，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操作性和创新性的建议，的确难能可贵。同时，他的诸多八股文写作理论，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作课教学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