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在中国文学中，对官场人生的表现和官场黑暗的批判有着悠久的传统。然而，去除两者的相似性，晚清“谴责小说”比之当代“官场小说”，在权力的“祛魅”上，写作笔法的宣泄性上以及对改革黑暗现实的尝试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晚清谴责小说 当代官场小说 差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坛出现了一大批揭露官场腐败和描写官场生态的小说，被读者和评论界称之为“官场小说”。一些优秀的作品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力，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甚至是争议。普通读者一方面自喜于窥视到了神秘的官场权力文化，另外又惊叹于其中描写的官场勾当和官员的堕落。其实，这种“官场现形”一直存在于中国文学的话语空间里，从先秦《诗经》到唐代诗歌，及至“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出现，对官场的积弊和官员的腐化等等进行了尖锐地揭露和抨击。这种鞭挞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至此确立了“官场小说”的基本范式。在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世界里，对于晚清“谴责小说”和当代“官场小说”的比较研究已是非常多的了，尤其是相似性研究，那么本文就来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差别。
一、权力的“神化”与权力的“祛魅”
新时期“官场小说”一出世，便受到强大的关注，读者争相购买，评论界也予以热烈讨论。“官场小说”曝光了形形的权、钱、色交易，暧昧矛盾的官员交际，隐晦神秘的官场潜规则，而这一切都由一只似乎看不见却又像阴影一样挥之不去的手――权力之手所掌控，官场任何人任何事都由其调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官场“权力的神化”。
在当代“官场小说”中，对权力的“神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主人公在官场中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伺候着上司、领导，以求升迁。小说主人公狐假虎威夸大自己的官衔和与高层领导的亲密关系，吓唬哄骗社会人士，来维护自己的官威和切身利益。比如《国画》中的朱怀镜，上司一个眼神和几句漫不经心的话，他马上能领会并且迅速办好，陪领导娱乐，陪领导玩弄女色，为领导筹划权钱交易，全都不在话下，活足一副对领导屈膝膜拜的信徒样。而在表弟无端被打，派出所打电话时，他以旁人的口吻谎称自己正在向市长汇报工作，这一与顶高权力人物亲近的信息让派出所迅速做出了对其表弟非常有利的判决，派出所所长还亲自上门拜访朱怀镜以期拉拢。朱某其人这一副前装羊后扮狼的模样，无不是其信仰“权力”的颠覆能力，神化“权力之手”的表现。而这种权力的“神化”作用，在绝大多数当代“官场小说”中都没有得到深层的否定性批判，不知道是不是在“官场小说”作者们本人意识深处，对这种权力的巨大作用也是有着暧昧态度的。
而我们回首一百多年前的晚清“谴责小说”，它毕现官场鬼蜮伎俩，大肆暴露官场丑恶，严责官员贪污荒谬，狠斥种种勾结，把在当代“官场小说”中表现得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官权拉下神龛，进行狠狠地嘲弄和鞭打，对权力进行了解构性地“祛魅”。比如《官场现形记》中暴露的是无数官员的羊狠狼贪之技和蝇营狗苟之行，买官卖官之风盛行，贪污敛财之焰极烈。犹如其序所言：“夫今日者，人心已死，公道久绝。廉耻之亡于中国官场者，不知几何岁月。而一举一动，皆丧其羞恶之心，几视天下卑污苟贱之事，为分所应为。”[1]这种种官场权力的运行，无不透着脏污和龌龊，引来的只是不齿和唾弃。现实中，作者李伯元也谢绝官场应诏，这个行为代表着对官场权威的否定，对黑暗官场的批判。丑陋的官场权力勾当在晚清“谴责小说”中是受到无数人的排斥和厌恶的，这是在当代“官场小说”中所难以清晰看到的。另外，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吴趼人更是犀利，揭露了所谓的“清官”尤为可恶之处，“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其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不知凡几。”[2]这种所谓的清官，在我们的当代官员中也存在，他所造成的破坏性也巨大。然而，在我们的当代“官场小说”中却几乎没有对这种官员形象的披露。这是比较遗憾的。
二、含蓄酝酿与恣肆宣泄
诚如鲁迅所言：“官场伎俩，本大同小异”[3]。官场故事无外乎迎合、钻营、朦混、倾轧。然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晚清“谴责小说”与当代“官场小说”差异颇大。鲁迅批评晚清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4]鲁迅这一说法影响广泛，几成定论。然而，我们认为晚清“谴责小说”这种直接坦率、恣肆宣泄的手笔却让人大觉爽快，它酣畅淋漓地直面种种腐朽堕落，直陈万千魑魅鬼怪，没有任何曲折遮掩之色，让一切黑暗的东西暴晒于烈阳之下，遁形无疑。这种直白就如米列娜所言：“没有任何一位前代小说家像晚清小说家那样力求忠实地描写他们自己的时代，中国现代小说一反传统小说的习惯，不再假说时间发生于过去或发生于非特定的时间，而是直言不讳地宣称：读者所读的就是作家观察到的现实。”[5]晚清“谴责小说”里很多描写就取材于实事，作家收集街谈巷议作为写作资料，一些书中的贪官污吏可以直接找到现实原型。这种裸地写实，是含蓄酝酿的当代“官场小说”所没有的。
当代很多官场小说作家因为各式的原因，没有也不可能像晚清谴责小说作家那样大胆地对当局的黑暗进行嘲讽和批判，对官场腐朽进行肆无忌惮地口诛笔伐。作家们大多采取的是含蓄蕴藉、象征等等较为温和的写作手法。即使有些明显追求市场利益的作品，也最终没能做到恣肆宣泄官场丑恶。读罢全文，总觉得作者似有欲说未说之言。读者，好像也并未受到多么强烈的冲击，“我既不系社稷之轻重，亦无关朝廷之安危。官虽苛暴，而无与我身家；官虽贪黩，而无与我之资产。”[6]据闻还有些即将入职公务员的，拿来当代“官场小说”细细拜读，奉以为仕途参考良书。这完全违背了有良知的官场小说作家本意批判的“公心”。而官场小说，本就在于暴露抨击，以期求新变革。晚清“谴责小说”宗旨之鲜明，笔墨之恣肆，恐怕比含蓄酝酿的当代“官场小说”更易达此目的。
三、人性异化的知识分子与摇旗呐喊的变革者
当代“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蜕变之前，大多都保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品格，如《沧浪之水》中坚持操守有正义感的池大为，如《苍黄》中明智而有忧患意识的李济运等等，都在出入官场这个大染缸之前明哲保身，谢绝同流合污，对弱者有着最深切的同情，对黑暗和腐化有着本能的反感。可是，一旦进入权力核心圈子，便很快变了质，异化为追逐权力的***治动物，灵魂被外物所奴役。池大为本清高孤傲，性格耿直，所以一直被权力核心所排斥，但是在现实面前他放下了所有的原则，迎合上司，卑鄙告密，玩弄权术，虽终至权力的顶峰，但却留下一地破碎的知识分子最尊贵的节操和坚守。我们的当代官场小说作家们，也许很多人并不认同作品被归类为庸俗的官场小说，因为自认为作品有文化意境，刻画的人物有独特复杂的性格，但是，他们不能否认，官场中生存的知识分子，无法也不可能绕开“官场生态”四字，注定了他们的格局要被困在关注官场知识分子命运和老生常谈的反腐倡廉之上。相对于当代“官场小说”大部分还停留在把官场丑陋撕开给人看的现象展示上而言，晚清“谴责小说”所要诉求的远远不止这么多。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们，作为当时变动时局的开明知识分子群体，目睹种种腐败，种种***权即将覆灭之势。他们把对国家***权的不满和批判，对未来新世界新***体的期待和构想都融入进他们的作品。他们讽刺世道不彰，魑魅横行，他们寄情托志，梦想“新中国”。然而，这些小说家们，因为眼光与时局的限制，很多思想主张充满理想化，也带有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束缚，这注定了他们小说救国方向的失败。但是，小说家们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忧患与深思，对社会民生的关切和在意，塑造了他们呐喊摇旗的***者形象。文人本无力担当救国大任，但是这种高贵的理想追求必将对社会变革产生深刻的影响。
晚清“谴责小说”给出了对现实社会变革的方法和途径，虽然极度理想化甚至带有倒退的“***性”，倒也不妨是前进道路上的尝试。当代“官场小说”却缺少对权力文化的深层反思，也没有对原因进行深度的探讨，更加没有揭示权力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没有提出科学的制约监督机制。在对改造官场和社会现实的努力尝试上，当代官场小说表现得远差于晚清。
当然，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晚清风雨飘摇的***权危机和灾难深重的民族困局决定了晚清底层文人只能以文学作为批判武器，揭露与抨击晚清社会的种种衰败和没落，尤其是黑暗、腐朽的官场，借这种恣肆的小说笔法来宣泄不满和愤恨，而这种情绪其实承担着晚清知识分子的沉重忧患意识和富国强民的社会责任感。当代官场小说作家们生活的时代更稳定和平，他们偏重于理性冷静地关注官场生态，关怀官员的个性命运，关心国家民族的健康发展。所以，他们的笔调和情怀是和晚清官场小说很不一样的。于是两者就有了上述种种的差异。
注释：
[1]薛正兴.李伯元全集（第二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857.此序作者一度注明为“无名氏”，但有版本认为其可能为在李伯元《绣像小说》上刊过文的原名为连梦青的忧患余生。
[2]转引自阿英.晚清小说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26.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183.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182.
[5]米列娜.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8.
[6]薛正兴.李伯元全集（第二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854.此序作者为欧阳钜源。
参考文献：
[1]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3.
[2]阿英.晚清小说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3]黄声波.试论当代官场小说的渊源及流变[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4]申朝晖.浅析当代反腐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联系[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
作者简介：赵妍芬（1987.9- ），湖南娄底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1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文艺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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