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徐怀谦先生是近些年来活跃在我国杂文界的写作高手。其杂文有的被《新华文摘》转载，有的收入《中学生千字文议论文读本》、《中国最佳杂文》，《杂文选刊》为他开过专栏。他已经结集出版的杂文有《拍案不再惊奇》和《生命深处的文字》两书。
徐怀谦将自己对于杂文的钟爱，对于时弊的积极的“攻击”，归因于鲁迅先生的影响，归因于个人的气质。其实，任何一个对华夏五千年文明有所熏染，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对基层人民群众的生活有所感受的文化人，不能不受到我国古代仁人悲天悯人的情怀的感应。不能不受到我国自古以来若干志士“兼济天下”的大丈夫气概和宏大志向的撞击和淀化。徐怀谦当是受过上述影响颇深的当代文化人之一。当然，作为一个写作者，其为文的方向和个性与个人的气质、性格、爱好、才学也是密不可分的。
唐朝史学大家刘知几有“史有三长，才、学、识”的命题。笔者以为，一个有责任感、有追求的真正的杂文家，应该兼具胆识、学养、才气。杂文之美，当是杂文作者胆识、学养、才气的共同体的综合反映。徐怀谦的杂文，在直面现实、感怀历史、行文有致、异彩靓丽的同时，确是较集中较好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性情书生”的胆识、学养和才气。
所谓杂文家的胆识，自应敢讲真话、实话、自己的话，有卓见，有立论。
《拍案不再惊奇》中有一组“‘’中的知识分子启示录”，其一曰《沉默的自由》――针对有人评判钱钟书不敢抗争，斥为“虚伪”时，徐怀谦为之申辩，“以钱钟书的名望和地位，如果他仍像三四十年代那样出言无忌，谁能保证他的话不会被别人利用，变成打倒‘牛鬼蛇神’的棍子?”然后引用西方的《人权宣言》“自由是在不伤害别人时做任何事的权利”，并抒发道：“‘不伤害别人’这就是做人的道德底线。在不越过这条底线的前提下，你可以选择抗争的自由，自杀的自由，沉默的自由，但你绝没有告密的自由。落井下石的自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自由。”徐怀谦说：“沉默是自由的，遗憾的是，我们历来过于轻视了这份自由。”信哉。自然，有时做到沉默也是不易的，往往需要付出代价，甚至沉重的代价。
著名作家浩然认为应该给自己，因为自己坚持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称《金光大道》“是真实的，至少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那个时代作家的认识”。徐怀谦则不敢苟同：“在‘’那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能够代表真理的却应该是‘批判现实主义’。”(《时宜与真理》见《拍案不再惊奇》第13―15页)可谓识见非常，力透纸背。1948年10月2日，***同志对华北记者团讲：“***的***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去考察。如果发现***的***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如果你们看到***的***策大体上是对的，但是还有缺点，也要提出来。”显然，“对农村生活的把握始终是感性的，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的浩然，并没有***所说的这种能够自觉进行“考察”的意识。
有人以“毕竟是书生”做理由，为自己在“”中推波助澜，或遵命行事的举动辩护。徐怀谦在《同样是书生》(《拍案不再惊奇》第9―12页)中说：“有人在感叹自己的书生身份，可是也有人一直以自己的身份而自豪。他就是邓拓。”“书生不是借口，书生不是遁词。我们应该还书生以清白。”
时下，流行一首歌，其中有一句唱道“盛世享太平”。唱者神情激昂，或许唱者以及歌曲作者的本意在于歌颂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这自是无可非议的。但一用上“盛世”这个词。便让人不免产生一些联想。在《盛世下的沉思》(见《生命深处的文字》第16―19页)中，徐怀谦写道：“……最重要的，盛世是干出来的，不是渴望出来的，也不是说出来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之时，在一连串的顺利面前，主***者却没有保持清醒头脑，提出“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出“气可鼓。不可泄”，只愿听顺耳之言，对持不同意见者，动辄打成“集团”，“拔白旗”，结果灾难接踵而至。
所谓杂文家的学养，自当雍容大度，腹有史书，胸有甲兵，顺手拈来，良多趣味。
邓拓先生写过《生命的三分之一》(编入《燕山夜话》一集)。在这篇千字文中，他引用了班固写的《汉书・食货志》，颜师古的注解，刘向的《说苑》等五则史料，由于剪裁得当，读来并不嫌累赘，反觉兴味盎然。徐怀谦的杂文，有不少篇章，似乎也映射着邓拓杂文的影子，积淀着相当的史学功底。仍以那篇《盛世下的沉思》为例，该文也就两千来字。却引用了不下十则史料、古诗词，读来颇能受到教益，引起审美的愉悦。在《不容然后见君子――作为***治家的孔子》、《“春秋四公子”得失谈》、《读张居正随感》等以感怀历史、引为镜鉴的洋洋几千言的杂文里，徐怀谦详考史实，纵笔驰骋，掘微探幽，古为今用。如他将孔子作为***治家，怀有民本思想、不计一时功利、注重道德教化的施***等被封建统治者所有意忽略的另一面开掘出来，并且与今天的一些为***者“热衷于以形象工程、***绩工程换取乌纱，以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惟一标准”的现象相对照，让读者不免有醍醐灌顶之慨。他通过对“春秋四公子”的史实的排布，叙事的抑扬，最后道出“伴君如伴虎，真是难为了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通过解剖张居正个案，慨叹“由体制产生的腐败比因个人道德品质产生的腐败要可怕一万倍”，可谓水到渠成，又意味深长。我意，像这类史论性杂文，最能显现徐怀谦杂文的能量和个性，希望他继续写下去，多写一些，而且能奉行“拿来主义”，多到西方的古代文明宝库中“盗”些“火种”来，倘如此，当时中国现代国民性的重塑，文化基因库的重构，若干体制层面的重建，不无裨益。
所谓杂文家的才气，自当恃才“唤”物，气韵生动，言而有文，行之有致。
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金隐铭称：“杂文是鲁迅创造的一种新型文体。这种文体既吸收了英国随笔(Es-sav)篇幅简短、绵里藏针、微而显著、小而见大的特色，又借鉴了魏晋散文‘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文风，特别是继承了魏晋文章的骨力。……它是诗与***论的融合，是史笔与诗情的结晶，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有机体，是战士和诗人一致的产物。”从另一个方面看，鲁迅杂文其实是在钳制言论的恶劣的环境中挣扎、生存的产物。徐怀谦在《生命深处的文字》《后记》中评价鲁迅杂文的艺术性时说，“适度的紧张产生美”。“正是这种适度的紧张造就了鲁迅杂文的战斗力、生命力和它的美”。
战斗的、美的东西自应继承，发扬，光大。季羡林先生在《随笔》上评价徐怀谦的杂文集，称“书中的杂文有事实，有根据，有分析，有理论，有观点，有文采”。季老的话，其实道出了若干读者读徐怀谦杂文的一个共同感受――有看头，有嚼头。这，除了有赖于前面提到的徐怀谦的胆识、学养外，在很大程度上，更得益于他的才气，得益于他对鲁迅的风骨和杂文艺术的借鉴，继承。
徐怀谦在写作上，注意给人物画像，如将著名杂文家牧惠称为“勤勉的、执著的、最富正义感的、谦逊的、苦闷的清洁工”，将言官(主要指台官和谏官)比喻为狗；注意细节描写，如将自己跟牧惠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文字交，娓娓道来；运用了不少的修辞手法，像比喻、借代、借用、排比、反语、拟人、夸张、通感等。
其实，不仅如此，或者，这些艺术特点只是他的杂文美的有机组成部分。徐怀谦的杂文，往往蓄蕴着一种沛然而莫之能御的气势，充溢着一种真切却又感喟不已的性情，行文时往往淋漓尽致，纵情铺排，又曲折回环，抑扬错落，其题目往往匠心设计，别开生面，结尾处往往戛然而止，余音袅袅，从而往往诱使你、逼使你不得不读下去。可以说，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比较鲜明的艺术风格。简略说，其杂文有浓郁的意趣美，慷慨的论辩美，不时渗蕴其间的诗美。这是徐怀谦杂文颇能吸引读者眼球的一大“亮观”。编入《拍案不再惊奇》中的《想起了梁思成》，首发于1997年1月31日《南方周末》。当徐怀谦在回顾了梁思成先生为保存古北京城进行了美好的设计。做出了顽强的努力，但终归黯然失败后，他不由得感叹：“当如此诗意和苦口婆心的表白碰上现实冷冰冰的硬壳被反弹回来的时候，一颗崇高无私的心灵所体验到的是怎样的孤独与悲凉啊!”此文凛凛的气势，凄凄的诗意和哀哀的惆怅，令读者回味不已。紧接着，2月7日《南方周末》在“读者来信”栏中，刊登了一位读者的回声，称“徐老先生”的文章是如何如何地打动人心。其实这年，他还不到三十周岁。这篇杂文，当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徐怀谦在《可贵是书生》一文中，回放并称颂了著名作家、人民日报文艺部老主任袁鹰的风骨和才华。我想，“可贵是书生”。同样可以代表徐怀谦的追求之路和自励心语。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杂文创作：“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相信徐怀谦能继续孜孜耕耘，默默打造，让热诚的读者，让关注中国负重奋起的人们，能从他的劳作中寻出更多的合用的东西。“庾信文章老更成”。毕竟，徐怀谦尚不到不惑之年，前面的路正长，如果他在勤勉前行的同时，更加注重杂文所蕴涵的思想的碰撞、开掘、积淀、升华和穿透，注重杂文美学的实践、建树和倡导，跻身于中国当代最优秀杂文家的行列，这样的目标，对他来说，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并非遥不可及。我们期待着。
[选自2007年8月17日《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