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随着方言在电影中的广泛运用，人们对这一新的文化符号在电影艺术中的功用越来越为关注。方言符号运用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源于流行文化中方言势力的扩张。作为一种符号，方言的文化叙事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利于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营造喜剧效果、反映地域文化的本土性。然而，我们不能因此无限夸大方言在电影中的作用，它只是电影在特定情况下的助力，对电影而言，内容才是第一位的。
［关键词］ 方言电影；文化符号；叙事功能
画面与声音是电影作品的经线和纬线，二者共同织就了绚烂的锦缎。在电影导演们已经能够纯熟地勾勒画面后，声音就成为他们转战的又一阵地。人物语言是电影声音的主要构成之一，而随着方言在多种艺术领域内的盛行，电影导演们也开始关注方言这一语言形式在电影作品中的运用，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越来越多以方言为主要叙事语言的电影作品，在这些电影作品中，方言成为一种显著的文化符号。
一、电影方言化现象的文化背景
方言在电影中的运用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推出了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这部影片的人物对白均用四川方言表达，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电影语言的创新。之后很多年，由于普通话的推广普及，方言在大银幕上几已绝迹，影视作品中，除了个别领导人物使用方言外，其他演员均使用标准的普通话。
中国方言电影再次出现在银幕上并红火起来，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日常生活中的娱乐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人们对电影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电影导演们要不断地进行创新。这种创新既有电影概念上的，也包括形式上的一些东西，而声音是电影的主要媒介形式。电影从默片时代到成为有声电影，这是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举，声音的介入直接改变了电影的叙事手段和表现风格，也提示我们声音在电影作品中的巨大魔力。
方言作为共同语的地域分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异常丰厚。尽管普通话已经过了多年的推广普及，方言的力量却并不曾被削弱。在一些传统的文化形式，比如相声和小品中，方言一直很生动鲜活地存在并流传着。早在马三立的相声中，就有很多利用方言逗乐的段子；春晚的高收视率，又使小品中很多经典的方言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使人们越来越咂摸出方言的强大魅力。于是，方言也再次进入电影导演的视线。当然，方言能够再次走上银幕，也得益于语言***策的宽松及多元化的语言环境。新时期以来，虽然国家仍大力推广普通话，限令各级电台、电视台不得开办方言为主的栏目，但电影幸运地不在限令范围之内，这就为方言电影的发展打开了通道。
电影题材的多样化也为方言电影的兴盛提供了生存土壤。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于是，新生代的电影导演便把镜头对准了这些曾经被人们忽视的对象，农民工、小偷、乡村教师，等等，这些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一例外是操着浓重乡音的，这类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便把方言搬上了银幕，讲述了一些小人物的故事，在方言的配合下，故事更显真实，人物形象愈加鲜明生动，也更增强了电影的感染力。
二、方言的文化叙事功能
从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开始，一部接一部的方言电影不断冲击着观众的视野。《有话好好说》里，姜文的京腔让人们看到了北京人对生活的态度，《没事偷着乐》里，冯巩一口地道的天津话使得人物立刻贴了地气儿，《疯狂的赛车》里山东话的豪气，《高兴》中陕北话吼出的西北风情，《十全九美》里由湖南方言演绎的经典台词，《疯狂的石头》里的重庆话、唐山话、广东话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其中的笑料……这些方言电影大多是低成本小制作，然而却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方言在电影中的运用也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多元文化。那么，方言是如何在影片中发挥它的文化叙事功能的呢？
首先，方言的使用有助于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每种方言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方言是区域文化的密码，是人文沉淀的产物，也是人们身份确认的重要标签。不同的方言能体现出人们不同的性格特征，也能反映出该区域的一些文化共性。
在赵本山及其旗下众多弟子的推动下，东北方言无疑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方言之一，几乎每部方言电影中都有说东北话的角色，如《有话好好说》《疯狂的赛车》《二十四城记》《叶落归根》等，当人物扯着大嗓门说出带着大碴子味儿的东北话时，人物随意而张狂的性格也就栩栩如生起来。2006年，随着《疯狂的石头》的热映，四川方言也在人们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小场景里的小人物一张口就是方言，给人带来了强烈的视听冲击，如助理四眼的成都方言：“，高科技嗦！无人驾驶！没看到老子的车上写着‘别摸我’（BMW）么！”把四川人好战、好骂的火辣辣性格显露无遗。而粗犷豪放的山东腔对塑造人物也总能起到特别经典的效果，比如《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中的黄渤，《桃花运》中的范冰冰，地道的山东话在这里除了表现人物的憨厚实在之外，还透出了幽默感。
幽默感，这是方言另一个重要的文化叙事功能。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愈来愈大，喜剧电影能给人们带来身心上的愉悦，使人们得到暂时的放松。而方言往往能出其不意地营造喜剧效果，给电影带来更强的感染力。
《疯狂的石头》中，重庆话、广东话、唐山话、河南话各地方言荟萃，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了其中的笑料。像包世宏的重庆话，语速快、声音大，说着：“公共厕所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把自己作为看守，却连连遭遇窃贼盗宝的愤懑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国际大盗麦克，总是高科技装备出场却屡屡失败，每次失败时就来一句“我顶你个肺！”让人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这句话也随之成了当年流行语之一。
《高兴》是一部体现西安特色的影片，影片中融入了歌舞剧的色彩，但是又有土得掉渣的陕西风情，多处陕西方言歌舞的出现无不营造了诙谐、热闹的气氛。如用陕西方言演绎的说唱：“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扭起来，跟着我们一起来摇摆，这是个喜洋洋的时代，今儿个所有人在这都是人才，亮出笑脸饿是最炫的焦点，饿们都是明星星光楞个的闪，现在这是属于饿们的地盘，不管明天你是收破烂还是去上班儿。”这样带有浓郁陕西方言的唱词，加上搞笑不协调的舞姿，定能立刻让观众“高兴”起来。
当然，电影中的方言不全是出于制造笑点的目的而使用，方言的运用还体现了文化的真实性、本土性。方言能真实还原人物的生活环境，而对特定地域文化的原汁原味的表达，也更增强了电影这门艺术的真实性。因此，一些新生代的导演以严肃的态度，用镜头真实记录了人们的生活状态，而在他们的镜头中，人物大多说着他们自己的方言。
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里，巩俐一口地道的陕西话，贾樟柯山西题材的几部影片《小武》《站台》《三峡好人》等，其中人物都说着山西话，顾长卫的《孔雀》中，人物操着河南安阳口音。在这些影片中，方言的运用是为了全方位折射出不同的地域文化，使影片呈现出更真实的质感。
贾樟柯导演谈到电影中的方言时曾这样说：“我自己非常喜欢电影记录的美感包括影片里所呈现的自然状态，人的自然语言。直到现在，在我的电影里面我都特别喜欢用方言，因为我觉得任何一种方言都是人母语，任何人用母语表演的时候都会很自然，通过使用方言，给演员一种语言上的自由，这种现实感和自然感是我特别重视的。”因此，他的影片很像纪录片的讲述方式，有时也采用一些当地的非职业演员，因此，他电影中的人物有时会说很难懂的当地土话，而这种话是当地人的自然语言，也正是这种方言才赋予了影片真实的文化环境。
方言传递的真实性给观众带来了心理上的文化认同。观众，尤其是有着相同地域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在方言电影中找到一种对生活环境和独特语言的认同感，这也是方言电影之所以能在其方言所在区域内大为卖座的重要原因。而对于不在同一方言区的观众而言，不同方言的运用也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以及寻求幽默轻松的观影心理。
三、方言电影的走向
方言电影尽管有多种文化叙事功能，不少方言电影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甚至赢得了一些国际奖项，《秋菊打官司》获得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孔雀》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尽管如此，方言电影也很难承担更多的使命。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方言电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就过度夸大方言作为一种叙事载体在电影创作中的作用。电影的基本效应是要让大部分人能听懂看懂，当人物说着大部分人都听不懂的方言时，不管是幽默感还是人物性格的塑造都将无从谈起。因此，电影叙事还应以普通话为主，方言电影终不能成为主流，如果方言到处乱飞，不但观众对方言的新鲜感会降低，汉语的纯洁性也会受到影响。
为了电影的票房及可观赏性，一些电影导演也已经注意到了方言过度使用的不足。冯小刚导演早些年很多影片中的人物满口说的都是北方方言，他的那些作品在北方方言区取得了很好的票房，与之相对的却是南方票房的走低。于是，近几年冯导新片的人物不但大都说普通话，而且还请来港台大腕加盟，这些举动其目的就是想在全国都能赢得好的票房成绩。
当然，方言电影目前作为一种较为成功的电影类型，可以继续去挖掘方言在电影叙事中的功用，但不能把方言电影作为主流方向，进而一味跟进。方言在特定时候，只是电影的助力，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故事，需要的是符合这个小人物身份的特色语言。而一部电影仅靠方言的噱头是不足以取得观众认可的，《疯狂的石头》并不是单凭方言取得成功的，更主要的是它讲了一个好的故事。
我们无法预测方言电影是否能持续辉煌，也无法预测未来的电影艺术会出现什么新的元素，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电影业将会随着所有电影人的不懈努力继续前进。作为电影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符号，方言的贡献在于提示人们电影无论用普通话还是方言，内容都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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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瑛（1981― ），女，河南周口人，硕士，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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