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这难道真的是高科技创造的奇迹?一个机器,一种介质,就可以把音乐的生命改变
我受超级CD(即Super Audio CD,简称SACD)的蛊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记得早在十年前,我就买过所谓的DVD-AUDIO,但因为一时没有机器播放,便一直听这个很贵的介质附赠的一张普通CD,我对它的感知曾始终停留在音响杂志的介绍。
早在2002年,荷兰录音师朋友加雷德・萨克斯便向我灌输SACD的理念,而我都当作耳旁风,因为实在不能忍受用来播放所谓“5.1声道”的组合音响系统是一副家庭影院的模样。我第一次认真听加雷德演示SACD是在三年前的北京音乐厅,那时他的唱片公司为中国交响乐团及一些民乐演奏家录制一批唱片。但是那次演示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匈牙利指挥家伊凡・菲舍尔指挥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奏的第六(悲剧)交响曲。我不知道貌不惊人的分五个点摆开的扬声器价值几何,但它们发出的声音,确实逼真还原了音乐会演奏的现场气氛。以前我们总是喜欢谈论一个交响乐录音的音场如何宽广,如何有聚焦,但是这些标准在SACD的重放面前都显得不值一提,因为一向被HiFi-end“发烧界”看不起的环绕立体声,在此显示出强大威力。在那个被菲舍尔的搞得心潮澎湃的时刻,我的耳朵也变得立体起来,音乐传递到身上好像不仅仅通过耳朵的途径,它们沐浴了整个身体,将我密密包围。
加雷德总是强调SACD介质最大的优势在于信息存储量。极具说服力的数据,使我再也不敢对SACD掉以轻心;试想,同样的录音,当它存储在SACD上的信息量是普通CD的五六倍时,关于音乐被压缩到什么程度的讨论自然浮出水面。SACD声称不仅对音乐信号毫不压缩,还在取样率及动态频率方面有重大突破。如此说来,SACD目前的市场价格并没有比普通CD贵上一倍,足见它横扫录音制品市场的勃勃雄心。
我从两年前开始注意收藏SACD,当然不会在曲目上和我已经有的普通CD重复。我渐渐感觉到,即使在SACD上的另一个CD涂层,它的音响效果都要比纯粹的普通CD要好得多。这大概就是存储量在作怪吧?
终于决定要添置SACD播放机来善待越攒越多的SACD,是因为我终于见识到真正高品质的录音了。同样出自荷兰的PenTaTone唱片公司来头不凡,其高层领导居然都是PHILIPS唱片公司出身。他们不仅有资格签下当代大牌音乐家,还把PHILIPS公司三十余年前的“四相位”录音尝试经过SACD重制过程,使之达到具有超越性的目标。当年的“四相位”信号拾取近似今天的环绕立体声,但因为没有能够存储全部信息的介质而宣布放弃。这些录音母带在PHILIPS的仓库里尘封已久,现在终于陆续重见天日。
何止是重见天日!简直是投胎再生。无论是库特・马祖尔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还是阿劳和布伦德尔的贝多芬、肖邦和舒曼,都在今天的SACD上被丰富了,被丰满了。和普通CD上的同一录音相比,空间完全打开,鲜活感触手可及,音乐的感动从来没有如此直接。这难道真的是高科技创造的奇迹?一个机器,一种介质,就可以把音乐的生命改变?
在一套并非顶级的“5.1”环绕扬声系统面前,我对比了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勃拉姆斯的两首管弦乐队“小夜曲”和三首钢琴四重奏。我实在觉得从前的普通CD已经没有任何保留价值,这是我决定从此用SACD播放机聆听音乐的主要动因。
通过PenTaTone,我还领略到当世最杰出女小提琴家朱丽亚・菲舍尔的卓越琴艺。她对柴科夫斯基和勃拉姆斯协奏曲的演绎,让我见识到少女最深沉最激情充沛的情怀,而这些正是通过SACD所提供的丰富性才得以传神地表现出来。不仅是朱丽亚・菲舍尔,还有目前十分流行的普雷特涅夫、帕沃・雅尔维、尤洛夫斯基、雅诺夫斯基、哈雷维格、克莱茨伯格;他们正在联手打造一个交响乐的SACD帝国,其咄咄逼人的态势至少已经让我做好归顺的准备。
上月在广州,我尝试了另一个德国厂牌CAPRICCIO的SACD。吸引我的首先是指挥家及曲目,我怎么能够拒绝加里・贝尔蒂尼的柏辽兹与莫扎特?怎么能够对迪米特里・基塔延科的肖斯塔科维奇无动于衷?我太想知道他们在SACD上传达出来的饱满动态和戏剧性张力了,而这些在普通CD上是永远听不到的。我决定购买一套SACD音响系统,就算它的样子不那么“专业”“高级”,我都相信它所发出的声音。■
刘雪枫:音乐评论家,瓦格纳中国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