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的小说《京华烟云》通过描述京城三大家族的起落沉浮，展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的深刻变化。该书无论是在背景、内容、人物刻画上，还是在文化习俗的选取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无不体现出这部小说的互文性特征。林语堂利用其深厚的写作功底将大量来源于中国社会的互文性文本进行转换和重新组织，将某些独特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片断译成了英语，他的创作实际上伴随着一个隐形的互文翻译过程。文章拟以互文性视角解读林语堂先生对《京华烟云》的创作，试***探讨其创作潜在的互文因子，以期更好地解读此作，同时亦能为互文理论对翻译和文学作品创作的解释力提供一点参考价值。
【关键词】互文性；文学翻译；《京华烟云》
互文性指文本之间的互涉关系。对于英汉翻译而言，由于英汉语两大互文网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调和差异是翻译面临的难题之一，如今这一概念己成为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热门话题。任何文本都是庞大的文本系统中的子系统，各子系统间互融互涉、相互交叉以体现出各自的价值与意义，这便是互文性的核心内涵。这一概念由法国符号学家Julia Kristeva在1966年提出，随后在其1969年《符号学》一书上正式发表为人知晓。
Kristeva在综合索绪尔深具影响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巴赫金的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互文性这一概念（蒋骁华，1998）。她为文本理论注入了社会历史意义，这里的互文本决不是摘抄、剪贴或仿效的简单过程，而是说从文本网络中抽出的语义成分总是超越此文本而指向其它前文本，这些前文本把现在的话语置于与它们不可分割的更大的社会历史文本之中，文本由此产生意义的多样化，而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关系不再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我国学者罗选民认为“在翻译中，文化层面的互文性应优先于语言层面的互文性”。王树槐也提出“对于译者来说，他所优先考虑的是让译语语篇与读者的文化背景形成最大的互文，而不是拘泥于小到词句、大到语篇结构的对应，或语言层面的互文性”。前人对《京华烟云》及其译本的研究已十分详实，本文仅试***从互文的角度，再次品读此作，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此作，不负林语堂先生的心血，亦期能引发后续研究者新的思考。
一、林语堂其人
该书作者林语堂先生在美国生活30余年，其大量的创作和译作皆面向西方读者。作为一个双文化学者，他不仅深谙中华文化的精髓，且又掏光于西方文化。“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以及“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一生的真实写照。督教家庭的成长环境、早期教会学校的学习、国外留学的生活经历，加上其精通东西方文化、熟练中英文、行文幽默的特点，促使他坚持以向西方世界介绍一度遭误读的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为创作目的，这在当时实属开创性的。因此，林语堂的大部分英文创作和翻译作品都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主，除了《京华烟云》这一介绍中华文化的英文作品，《吾国吾民》、《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著作也是他为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这些作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西方对神秘东方的好奇，亦使其文化使者的身份在异域得到认可。林语堂在该书中向西方世界开启了一扇文化交流与分享的窗子，以一种温和中庸的笔触，描绘出一幅蕴育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社会并有着现代情趣且可知可感的中国人生活面貌。该作集理性的西方文化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情感及历史使命感，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另外，林语堂以西方享乐主义为道，认为享受快乐乃是人生目的和道德基准，促其快乐人生观的形成：“我们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判断一切的善”，还认为“享乐是人生的本质和归宿”。无疑该作是林语堂以“愉快哲学”即“快乐哲学”来阐述东方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的体现（李慧，2005），书中人物姚木兰和其父姚思安便是其思想的化身。
二、红楼梦
该作历来有“现代《红楼梦》”之称，我们在其中可以找到许多《红楼梦》的影子，可以说是林语堂创作一个重要的互文文本。首先，其创作源于林语堂对翻译《红楼梦》的执念，“林语堂曾想把曹雪芹的《红楼梦》翻英文，后经再三考虑，觉得《红楼梦》距离现实生活太远，所以改变初衷，决定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一本反映中国现代生活的小说”。其次，林语堂曾反复品读饱含中华文化的经典著作《红楼梦》并给予高度评价“《红楼梦》无愧为世界名著。它的人物刻画，它深切而丰富的人性，它炉火纯青的风格，使它当之无愧。它的人物生动形象，使我们感到比自己生活中的朋友还要真实，还要熟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我们能一一加以分辨。总之，优秀小说该具备的它都具备”（刘锋杰，1996）。这部颇具魅力的中国古典名著不仅激发了林语堂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林语堂更是吸取了里面的文字与文化营养，可以说林语堂借鉴并参照《红楼梦》写成了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林语堂（1999）自己曾提到：“该书重要人物约八九十个，丫头亦十来个。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而加入陈芸之雅素），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此外，行文中对中国古典园林的鉴赏、家族描写、民俗风情和人物性格命运的安排等，亦能扑捉到《红楼梦》中人物的影子，如暗香幼年被拐，后入豪门，与香菱命运相似；红玉于生命尽头将诗稿付之一炬，恰似黛玉焚稿断情。再次，文学常规也是互文因子之一。王东风（1998）认为，文学常规的差异意味着不同的体现风格和写作风格，最终形成两种相关文化独特的审美观。林语堂在创作该作时，运用古代章回体小说的手法，把小说分三卷，每卷序言节选《庄子》中的经典句段来统摄全书的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和哲学思想，他的这种处理方式符合中文读者的互文期待同时也向外国读者传达了中国式的写作风格，这对熟悉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他的这种处理方式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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