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叶维廉是一位集诗人、学者和翻译家于一身的著名海外华人，具有独特的文化身份和卓著的学术成就。“文化模子”理论是叶维廉诗学理论的一个支点，以此来展开中西比较诗学的理论研究，而“模子”理论的提出给中国乃至世界的中西诗学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范式，同时也为中国传统诗学的独特价值开启了一条可行之路。
【关键词】文化模子；中西比较；叶维廉；差异与汇通
叶维廉是一位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诗人，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中西二元的文化体验和文化选择，还有着更为特别的历史性。对于故土的记忆、从广东到香港的第一次放逐、再从香港到台湾的第一次愁渡、最后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的第二次愁渡，这些经历为他个人的命运和心灵体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使他在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感性中游离与徘徊。同时，他又是一位在比较诗学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海外学者，长期的理论积淀和创作经验使他逐渐形成以“同异全识”、“互照互识”为特征的诗学理论。从东西方文化对比中，以独特的理论视角重新发现并肯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特征。
叶维廉在进行诗学理论研究时，制造了很多新颖的文化术语，“文化模子”、“出位之思”、“秘响旁通”等，而“文化模子”理论无疑是他诗学理论的支点。按照叶维廉的说法，所谓“模子”，就是指不同文化中各自通过人为的结构行为把事物组织成为可以控制形态的基本“构架”或“据点”。①所以，对于“文化模子”的理解，必须要有寻根的认识，要找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模子的特色与差异，同时也要寻找它们的“共相”。
简而言之， “文化模子”理论就是通过两个不同模子的对比，来寻找中西诗学的“差异”和“汇通”之处，从而寻找不同文学间的共同文学规律。本文主要是从中西的思维方式、审美经验、语言等方面来浅析叶维廉的“文化模子”理论。
一、中西观物感物方式之差异
观物方式的诗学意义是学界长期以来持续探讨的一个问题，它涉及诗学中物我关系这一最基本观念。叶维廉将中西古今的诗歌（侧重于山水诗）进行对比，发现中西之所以存在着传释方式的差异，除了个人的主观因素、语言训练、品味、气质含有一定的影响外，还受制于自身所处历史场合已经体制化了的观感思构模式。因此，他认为，中国的观物方式是“以物观物”，而西方的观物方式是“以我观物”。
（一）以物观物
所谓“以物观物”体现的是自我融入浑一的宇宙现象里，化作眼前无尽演化生成的事物整体的推动里。它强调了诗人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观读者眼前。
首先，“观”这个字的美学意义所实现的是对外界最为直接的感受，这与叶维廉说的“具体经验”相呼应，也即由对外物“色”、“形”的直观进而感受到空间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个人的视野和情怀在与自然的对答中成为了一个流动的整体。而“以物观物”正是体现了“观”这个字的美学特点，排除了知性、理性，让对象本真地呈现出来，把“现象中的事物从其表面看似凌乱不相关的存在中释放出来，使它们原真的新鲜感和物自性原原本本地呈现，让我们‘物各自然’地共存于万象中” ②，达到完全“无我”的状态。
叶维廉的“以物观物”侧重诗人的境界，同时也包括诗词作品在传释过程中读者接触物象、事象时的过程。“以物观物”这一思维方式与中国的道家思想有着深厚的联系，它作为道家的传统观念，意味着对个人情感的排除、对自然本身状态最大限度的亲近。这与审美判断无关乎个人情感、欲望、意志以及知性和理性的特点是相契合的，而这也正是“以物观物”作为一个美学命题的内涵。
（二）以我观物
所谓“以我观物”是以自我来解释“非我”的大世界，观者不断以概念、观念加诸具体现象事物之上，观者不断以概念、观念加诸具体现象事物之上，设法使物象配合先定的意念。③这是一种用分析性、演绎性、推论性的文字，用直线追寻的时间观，由此端达到彼端地推进使意义明确地界定。
西方的这种观物方式无疑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自柏拉***以来，到亚里士多德，再到以后的文人学者，都带着“形而上学”的印记，他们都崇尚着理性，把“神”作为宇宙的最高者，这说明西方对自己有着优越感，他们就是权力的最高者。所以，在这种理性的支配下，人成了高高在上，可以支配世界万物的主宰者，这是一种粗暴、权欲至上的行为，将人与自然界置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上，从而破坏了万物自由兴发、自由无碍呈现的天机。
从以上的观物方式可看出，叶维廉崇尚的是中国道家的“即物即真”的状态，要与大自然合二为一，天人合一。
二、中西审美经验之差异与汇通
“以物观物”在叶维廉的传释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谓是达至他“纯诗”理想的奠基石。借着“以物观物”这种要求，艺术家需以虚怀纳物、去除“知性”的负赘的心境去观感外物，才可获取具体的感物经验，从而实现真正的物我合一。在叶维廉看来，只有艺术家拥有了这一“具体经验”，方可在用文字表达时做到自由自然、不损伤物之本性。
何谓“具体经验”？“具体经验”就是未受知性干扰的经验，而所谓“知性”就是语言中理性化的元素，使具体的事物变为抽象的概念的思维程序。④要回到“具体经验”，首要的必须排除一切知性干扰的痕迹。在《严羽与宋人诗论》一文中，叶维廉更进一步对其道家的哲学美学基础做出解释：“在创作上，对虚静的强调，所谓心斋，所谓坐忘，都是源出于庄子所要求的去知得真或返朴归真的主张，亦即冯友兰借用威廉·詹姆士语所发挥的‘纯粹经验’，亦即我另文中提及的具体经验。” ⑤其实，“纯粹经验”就是事物最原始最原初的呈现与显现，没有作为“我”的主观经验参杂在里面，这也代表着叶维廉崇尚着道家所赞同的以自然自身呈现的方式呈现自然，不参与知性的侵扰。
这是中国的观物方式而导致的审美经验。叶维廉认为，西方人存在着一种认为人的知性可以驾驭宇宙秩序的偏向。亚里士多德为西方立下一个永久的信仰：人的理智的建造往往被视为“绝对性”的东西。同样地，当亚氏为了诗人能在柏拉***的理想国取得一个名位，说文学可以提供“宇宙人事的共相”和“逻辑性的结构”的时候，这个“共相”和“结构”是以人的理智为主体做抽象演绎的结果，是把人为的世界视作真理的依据。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同工异曲:“文化模子”小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