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在影视戏剧艺术中，悲剧被美学家认为是最能够表现崇高美的高级戏剧。西方一向尊崇悲剧艺术，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被认为是最早的具有权威性的悲剧理论。如果以《诗学》中的理论来评价中国古代戏曲，那么中国古代就无悲剧而言，因为中国古代悲剧大多具有“团圆”的尾巴。本文从多方面分析了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形成的哲学的、文化的、伦理的等各方面的原因，旨在客观地认识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形式。
[关键词]中国古典悲剧；团圆；中和之美；文化阐释
[作者介绍]张爱凤，扬州大学文艺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大众传媒与当代审美文化研究。
西方戏剧自诞生之日起就分成悲剧和喜剧两种互相对立的形式，而在中国的古典戏曲中，悲剧和喜剧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两种成分是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的。古希腊以来，西方就日益形成颇为发达的悲剧理论体系，而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关于“悲剧”的完整而明确的概念。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随之反思祖国的传统文化。在戏剧理论界曾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中国的古典悲剧大都违背了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悲剧的结局“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的论述，相反采用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的大团圆结局。
悲剧作为一种极富民族化的戏剧样式，在中国戏剧史上显然不是空白的。但“中国悲剧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能拿欧洲的悲剧理论来衡量。”“大团圆”的中国式结尾是在民族审美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发育起来的，是符合中国人民传统的审美心理的，是中国古典悲剧民族性的体现。
一、 团圆――中国哲学圆形思想的感性显现
中国古典戏剧富有“团圆”之趣，绝大多数剧目，都是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的故事，包括许多悲剧多以“大团圆”局面作结尾。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概括古典戏曲和小说的结构模式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也曾不止一次地抨击过古典小说、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说：“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此。……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胡适先生也以古典戏曲为例，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也谈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
马克思主义坚持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告诉我们，那种认为具有大团圆结局的悲剧只不过是愚弄观众、欺骗百姓、粉饰太平的文学作品的论述显然有失偏颇。悲剧创作是民族文化现象的一种，20世纪流行的人类学对文化的解释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所依赖着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圆”的思想。
“圆”在中国的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表示一种循环往复过程的流动轨迹。我国古人就认为天地万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周易・泰卦》爻辞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曰：“是以万物皆反生，阴生阳，阳复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是以循环无穷也。”
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依赖于一年年四季的轮回，在年复一年的生产过程中，人们也逐渐形成了圆形的思维特征。古人根据月盈月亏制定了农历，根据季节的变化决定农业生产的内容和流程，并以十二生肖、六十甲子来记录人生历史的变迁。圆的概念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小至家庭，大到国家，人心所向，成员能够团圆在一起应当算是比较完美的结局了。
中国的各个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分分合合后，趋于最后的统一。圆的哲学准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活动。佛教中的“因缘”说，“轮回”说也为戏剧小说的圆形结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佛教认为，众生在天道中生死相续，无有止息，有如车轮，回环往复。今生人的一切行为必将招致相应的结果，行善者得善报，行恶者得恶报。古典戏剧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明确的体现了这一“因果报应”说。
中国古典戏剧小说都在不自觉地实践着这一循环往复的圆形结构，而“大团圆”结局只不过是这种“圆形”结构中自然衔接的一环，是悲剧中主体情节的必要延续和发展。缺少这一部分，圆形结构则不完整，悲剧作品便不符合中国古人传统的审美理想。
二、中和之美浸润下的民族文化心理
黑格尔在其《美学》中说：“艺术和它的一定的创作方式是与某一民族的民族性密切相关的。”又说“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在艺术里感觉到一切都是亲近的，生活的，属于目前生活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伦理型文化。从审美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化，我们又可以发现她周身洋溢着浓厚的审美情趣。“和”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以儒家哲学为灵魂的中和之美，其核心是“仁”，是善，而外层则表现为和。“中和美”则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核心，一代代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都受其深深的影响。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其实质便是中国古人被中和之美深深浸染的民族文化心理的体现。
在西方戏剧中，美和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戏剧被要求能够逼真地反映社会生活，发挥帮助观众准确认识社会的作用，而中国古典悲剧则是美善紧紧结合，舞台被观众当成“道德法庭”，一切的是非善恶需要在戏剧中昭然显示。西方悲剧的结构是“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的“单一”结构，只有喜剧才采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双重”结构。西方古典悲剧的情感流动过程，是由低到高，由平和而大悲的展射过程，中国古典悲剧则是由平和而悲痛再回归平和的圆合过程。中国古典悲剧出现的“光明的尾巴”是达到“哀而不伤”这一“守中致和”原则的重要途径。
此外，民族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面貌也制约着一个民族的审美创造。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曾经指出“群众的趣味完全是由境遇决定的。”古希腊人勇敢善战，有一种“探险猎奇的趣味”，“需要强烈生动的”，这种普遍趣味促成了古希腊人追求悲剧强烈震荡心灵的艺术效果；而我国古人与古希腊人的生活境遇很不相同。“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使得中国人普遍认同和平安宁的人生境界。因而中国古人从心理上需求保持“乐而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庸心态。在这种民族趣味的培养下，中国古典悲剧形成的“大团圆”结局，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中国古典悲剧的世俗伦理审美思维
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在辽阔的中原腹地，先民们所选择的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思维体现了不同于西方海洋文明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植根在中国古达的农业文明中，血缘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
我国古代贤哲，特别是儒家学派多习惯从百姓的人伦日用出发去思考问题，这种世界观长期制约着全民族大多数人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伦理故事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悲剧的基本题材，伦理体认则是中国古代悲剧的基本主题。中国古人思维具有明显的伦理色彩，从心理结构的整体性来说，伦理心理结构构成了中国古人多向度心理活动的整体性。悲剧心理结构，只是这一整体性心理结构中的局部或分支，它必然受这一整体性的制约。
西方戏剧主要是面向贵族的艺术，古典悲剧大都以帝王将相为主人公，如《阿伽门农》、《俄狄浦斯王》、《奥赛罗》等，悲剧的酿成常常归结于不可捉摸的命运或内化为悲剧主人公的性格缺陷。在中国古典悲剧中，主人公多以平凡的人物为主，直接的欣赏者和支持者都是广大的市民，悲剧的冲突则是明确地归于恶对善的侵辱与摧残，最终悲剧人物所蒙受的冤屈由代表正义的力量予以昭雪。剧中正面主人公典范性地实现着的那套伦理观念，正是观赏者现实地依据着的伦理观，是后者的心理结构的支柱。
中国古典悲剧依据的世俗伦理审美思维决定了悲剧创作的目的和希望，剧中主人公的生活就是现实世界中广大百姓生活的缩影，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不公正、是非颠倒的现象，剧作家和人民看得都是很清楚的，在许多悲剧中确实也有所反映。但悲剧之所以还采用大团圆的结局，只不过是为了表达人民心中一种善良的愿望和生活的希望而已。
四、流淌在悲剧肢体里的平民主义血液
中国戏剧美学最初的潮涌兴起于平民主义精神的凝聚。中国戏剧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平民主义倾向也是导致“大团圆”结局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元杂剧产生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蒙古灭金后建立了元朝，又大举灭宋。其后，蒙古贵族又勾结汉族大地主，建立了一个由贵族、官僚、地主、富商等上层分子组成的封建***权，对汉族和各族劳动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蒙古统治者对文人极不重视，因此不少有正义感和富有才华的文人，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这场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他们登上杂剧创作的舞台，以笔为武器，抚摸着正义与同情，成为下层人民的代言人。
在现实生活中，封建官吏贪赃枉法权势要豪飞扬跋扈，广大市民阶层的生活十分清苦，他们在生活上遭受到的种种歧视和压迫，迫切地需要在剧作品中表现出来。他们对于剧目的爱恶取舍，客观上起到了督促演员和作家的作用。因而，揭露元朝黑暗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控诉贪官污吏的贪赃枉法，抨击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歌颂被压迫民众的反抗斗争成为元杂剧主要的思想内容。古典悲剧所采用的先否后喜的结构反映了民众的这样一种心理：现实生活虽然是黑白颠倒，但在戏台上却是善恶分明、报应昭彰。这虽然是对于丑恶现实的一种逃避，但确确实实是人民所期望的。
中国古代戏剧最初就是适应广大市民的审美需要而发生、发展的，剧作家和演员对于观众的生存依赖性决定了他们在创作和表演时不得不考虑到欣赏者的意志。在大悲大痛以后安排一个抚慰性的小喜，只能够算是一种善良愿望的体现，不能等同于现实。
五、对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再认识
自近代以来，我国学者从西方引进了悲剧理论，同时也展开了对悲剧概念的深入探讨。我们今天所坚持的是美学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批评标准，所批评的对象是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的结尾现象，是放在民族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的长河中来考察的。笔者无意让今天的悲剧创作依然重复着几百年前的故事，但民族的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仍然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影响着今天的人们，是应该探求其内在的原因的，而不是一味加以否定。这是我们今天对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客观理性的认识态度。
［参考文献］
［1］《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版.
［3］《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黑格尔.《美学》中译本第1卷，第362，348-349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5］姚文放著.《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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