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清代处于我国气候冷暖变迁最寒冷的阶段，河南区域内水旱等气象灾害的频繁发生与之有着一定的相关性。不过在气候总体寒冷的时期内，仍存在小幅度的冷暖变化，因此清代河南气象灾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即自然灾害的发生在冷期相对频繁，暖期则有所减少。另外，由于河南开发历史悠久和清代河南人对山区大规模的开垦，使自然环境长期遭到严重破坏，也导致了河南自然灾害日益增多。因此，清代河南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总趋势是越来越高，具有频繁性、区域性、群发性、伴生性和阶段性的特征。
【关键词】清代；河南；自然灾害；特征
一、清代河南气象灾害概况
（一）河南气象灾害的类型
清代河南自然灾害类型多样，以水、旱、雹、风影响最大。
水灾：水灾包括洪水和雨涝，“洪水是指河流泛滥淹没田地所引起的灾害。雨涝则指的是长期大雨和暴雨产生大量的积水和溪流，淹没低洼地所造成的灾害。但两者往往同时发生，难以区分，人们将它们通称为洪涝灾害，暴雨是造成洪涝灾害的主要原因，其诱发的山洪暴发和堤坝溃决常常加重洪涝的灾情。”（孙绍骋：《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页）。洪涝灾害是河南历史上最主要的气象灾害之一，其出现的次数和频率仅次于旱灾。在清代旱涝均比较突出，但是总体上涝灾略多于旱灾。以清代河南境内的淮河流域为例，自15-19世纪，涝灾发生的次数每百年分别为64、100、141、129、147次，18、19世纪涝灾的次数均超过旱灾次数。（孙绍骋：《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页）。清代河南涝灾发生的次数比较频繁。据统计，在清代268年中，较大和特大涝灾就有61次之多，平均约每4.4年一次。“平地行舟”、“谷禾尽没”、“人尽为鱼鳖”的记载屡见不鲜，给半自然的、人工的生态系统—农业生产、乡村聚落造成了巨大破坏。据盛福尧等人的研究，整个清代河南发生的大涝和特大涝灾的年份共25年，其中有4次特大涝灾年。（盛福尧、周克前：《河南历史气候研究》，北京气象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顺治五年（1648年）河南全省大雨，连绵百日以上，致使河水决溢，波涛横流，平地水深丈余，房屋倾圮、人畜被淹者不计其数。豫北“夏，大水，沁、漳先后决溢”；豫西“是岁大水，数河皆泛涨，郾城阴雨连月，数河齐泛涨，平地水深丈余，城门外乘舟出入，秋禾淹没，房屋倾倒，淹死牛驴不计其数；豫东，是岁交夏***雨连绵，历时百日，兼之暴雨如注，特大水大发，开封陈留河决康家店，决黑风岗，城南北水宽二十里，许夏业民新垦田亩漂没殆尽；豫南，是岁夏旱，秋大水。上蔡六月初，***雨连绵两月，冲开汝、洪等河，平地深丈余，种成秋禾，尽被淹没，寸籽俱无；唐白河区，是岁夏大水，新野六月，猛雨半月，河骤发，夜秋禾俱遭淹没；唐河六月，天雨连绵，洪水横流，田禾尽行淹没。（转引自河南省水利厅宣传中心编《河南水利大事记》，方志出版2005年1月，第106页）。除顺治五年外，其它几次比较大的水灾是：乾隆四年（1739年），连绵的大雨使省内五十四个县严重遭灾。黄河、卫河、贾鲁河、双洎河、沙颍河、白河纷纷决溢，村落房屋漂没，百姓溺死，秋禾全部被淹，没来得及收割的小麦也尽付波涛之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祥符、陈留、杞县等49州县大水灾。光绪十八年（1892年）七月间，河南卫河暴涨漫溢，汲县（今卫辉市）等10县被淹；汲县、新乡县、辉县、获嘉县、淇县、浚县6县“被淹四百九十二村庄，成灾五、六分不等，冲坍及被浸续坍民房二千七百九十间，男女大小灾民十万九千二百八十四名口。”（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6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同时，孟县溴河自留宿决口，有十七个村庄受淹最重。（水利水电科学院等编：《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第799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安阳漳河又于临漳决口，“皇甫村大受其害，房屋倒塌不计其数”。（裴希度、董作宾纂：民国《续安阳县志》卷末，北平文岚簃古宋印书局1933铅印本）。林县也因雨后山水暴发，“山庄等村被水冲淹，坍塌民房压毙男妇大小二十一名口，粮食漂失，”（水利水电科学院等编：《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第800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此外，因雨水过多，修武、温县境内“河水漫溢，田禾被淹”。（水利水电科学院等编：《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第800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正是雨水过多，致使卫河、溴河、漳河相继漫决，多处被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入春后河南各州县多阴雨，入夏后又久雨少晴。有的地方大雨倾盆或脸阴数十日，有的地方霪雨百日，以致河多漫溢，平地积水数尺，五十余州县被淹。该年麦子歉收，大部分州县秋收大减，豫西秋间大雨，洛水横溢，两岸百余里田禾均被淹没。
旱灾：旱灾是由降水少而蒸发量大导致土壤干旱、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引起农业歉收，继而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而形成的。清代河南虽然没有发生像明末那样持续十多年的大旱灾，但是旱灾还是相当频繁的。以河南境内淮河流域为例，自15世纪至19世纪，旱灾发生的次数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分别为51、106、189、115、125次；出现的频度分别为1.96、0.94、0.53、0.87、0.8。（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页）。在清代，河南境内的大旱灾和特大旱灾共出现41次，平均每6.5 年就出现一次。据盛福尧等人的研究统计，清代河南共有23个大旱年，其中有十二个年份是连年大旱。（盛福尧、周克前：《河南历史气候研究》，北京气象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即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689-1692年）、康熙六十年至六十一年（1721-1722年）、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1784-1786 年）、光绪二年至四年（1876-1878 年）。其中最为严重的当属光绪二年至四年波及整个华北的特大旱灾，河南受灾县数分别是75、91、69个，史称“丁戊奇荒”。（《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研究》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当时，伊洛河断流、井泉干涸、黄河可徒涉，百姓“饥死无数，村落为墟”。河南在这次大旱灾引起的特中损失183万人，怀庆府人口死亡率高达70-90%。灵宝和豫北济源县“尸骨遍野，车马碍行”；（《河南助振局来函》，《申报》，1878年2月27日，第二版）。其它如许昌县大旱，“秋无禾大饥，饿死逃亡，道殣相望，各镇立卖人市”；浚县“大旱饥且***，道殣相望，合境人口三十余万，能自结者不过十之二、三，十室九空，极目赤地，往行数里不见一人”。因大旱造成的庄稼无收，人民相食者比比皆是。此次大旱为清代二百多年来所仅见。除此之外，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特大旱灾也非常严重。如豫西“自去冬至今（阴历3月18日）未沾雨雪，麦苗细微，夏禾不能发”，“春夏旱多大风，秋无禾”。豫东“大旱赤地千里，……民饥相食，死亡流离，十去六七，井里萧条”。其它“卫辉府属五县及附近延津等九县，开封、河南、彰德府属二十三州县受旱灾较重”。（盛福尧、周克前：《河南历史气候研究》，北京气象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清末“河洛荒旱，赤地千里”，连蝗虫至此也因无所觅食而飞往他乡。总之，几乎是每次严重旱灾发生的地方，灾区农业生产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以致庄稼颗粒无收，树皮草根食尽，人相食的现象屡屡发生。
雹灾：冰雹也是清代河南常见的一种气象灾害，其通常“大如碗口，中如鸡卵，小如楝子”。影响范围虽然要比水旱灾害小得多，因其危害农作物主要是机械损伤，故轻者减产，重者颗粒无收。冰雹发生时常伴有狂风暴雨，因此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如顺治七年（1650年） 六月，信阳州“雨雹伤麦”；康熙七年（1668年）五月，新安县内雨雹大如甑，“屋舍禾稼尽伤”。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据河南巡抚潘铎奏称：“辉县之杭庄等三村于七月初五日兼被冰雹”。（《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潘铎折》，《录副档》，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同治三年（1864年）河南巡抚张之万奏称：河南夏季河北三府“间有禀报被雹。”（水利水电科学院等编：《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第462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同治四年（1865年），据御史丁浩奏称：“本年会试，公车来京俱云，河南开封、归德及直隶广平、顺德等府数百里之间，于正月十三日雷电大作，冰雹交加，几至半日之久。”（《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丁浩折》，《录副档》，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同治七年（1868年） 八月十六日下午，信阳县大雨雹“积地二、三寸，大者如鸡卵，牛羊狂奔，禽鸟小兽被击死最多，秋禾亦多被打死”。 光绪元年（1875年）端午，“日雨雹，大者如碗，碎木杀禾”，更有“人畜被击，有死者”（朱撰卿：民国《淮阳县志》卷8《杂志》，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68年版）。光绪五年六月，修武县“风霾骤起、冰雹突至，大如碗口，中如鸡卵，小如楝子，平铺一地，禾尽被伤”，“邑南部尤甚，深可四五寸，范桥等村鸟鹊多被击死。”（萧国桢：《修武县志》，第1172页，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如光绪九年（1883年）项城在四月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日3次雨雹，“大如碗，屋瓦皆震”。（张镇芳，施景舜等：宣统《项城县志》卷31，清宣统三年石印本）。光绪十二年（1886年）河南有15州县遭遇雹灾。光绪十八年（1892年） 信阳县发生的一次雹灾，县志记载颇为详细。该年“八月初四日正午，是时烈日当空，骤有暴风自西北来，云红如烧，顷刻飞向东南去。其雹如拳，如碗、瓜，有大盈尺者。秋稻方熟未获。雹过之处，惟见稻草枯立，无颗粒存。其轻者，则稻杆全倒陷泥中。其重者，则稻杆全倒陷泥中，若经犁翻者。然树木皆枝叶披落，禽鸟被死者无算。”（《重修信阳县志》卷二十九《艺文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版本）。从季节来看，雹灾发生最多的季节为夏季和秋季，春季和冬季较少；从地域分布上看，雹灾发生比较频繁的当属陕州、陈州（今淮阳县）、怀庆（今沁阳市）、河南（今洛阳市），其他州较少。
风灾：清代河南的风灾发生的次数也相当多，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一书统计，清代河南共发生风灾97次。因受黄河泥沙淤积的影响，河南沙土地多，冬春季节，植被覆盖较差，故一遇大风，黄沙蔽日，天昏地暗，出现“沙簇”、“昼晦”等现象，风过之处，“地麦露根”、“麦苗尽损”，“拔木坏屋”，给农作物、树木和城乡村聚落带来很大破坏，甚至引发饥荒。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的风灾就使得“野无青草，人多流亡”。其它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闰五月二十四日，永城“怪风自西北来，掀毁城隍庙左右民舍，一望瓦砾”。（《永城县志》卷十五《灾异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刊本，第398页）。光绪二十七年，全省共有23个州县发生了风灾，卫辉府的汲县、获嘉、新乡、滑县、封邱等都深受此次风灾之苦。晚清、民国时期的县志多有关于光绪年间河南风灾的记载。风灾发生时由于波及范围小，其区域特征也就比较突出。大致说来，豫东陈州府、归德府、许州直隶州和豫北卫辉府风灾较多，其他州较为罕见。
（二）河南气象灾害与气候变迁的关系
清代河南气象灾害多发与我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已故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认为中国近5 000年（相当于冰后期后半期）来气候的冷暖变化经历了4次温暖期和寒冷期。总的趋势是温暖期越来越短，寒冷期越来越长，而且宋代以前的温暖期年平均气温一般高于现代温度1-2℃，而隋唐以后暖温期的气温一般也低于现代温度。明清均处于气候寒冷期。大约在15-19世纪中叶，中国进入与欧洲小冰期相当的所谓明清“小冰期”。在明清小冰期，气候的冷暖也有一定的波动，根据竺可桢的研究可以归纳为3次冷期和2次暖期。
尽管文焕然研究的中国近八千年来气候冷暖变迁的时期及满志敏等人所研究的结论与竺氏有所不同，但对于近五百年来的气候冷暖趋势的变化还是基本一致的。总体上来看，清代是我国近5000 年来气候最寒冷的时期，该时期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大约低1-2℃。显然，清代河南气候比现在冷，尤其是明清“小冰期”期间的寒冷期，即使是温暖期也比现代的气温要低。从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来看，在17世纪后半期的顺治、康熙年间有4次大寒年，分别为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其中以康熙二十九年之特大寒最为典型。该年河南全境江河封雪、井泉冰冻，人畜果木冻死无数。豫东“十一月雨雪寒，坚冰至次年二月始解，计六十余日，人畜果木冻死无数”；豫中、豫南“冬大雪，民有冻死者”；豫西南“冬十月二十九日大雨雪，井泉冻。至次月初六日风雪交作，深至丈许，民有冻死者”。（转引自盛福尧、周克前：《河南历史气候研究》，北京气象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邓州志》也记述该年十一月，大雪四十余日，平地深数尺，树木多冻死。反映出河南气候处于寒冷期。其它如顺治十二年（1656年）四月（农历），豫东归德府“陨霜杀麦”。（【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河南省商丘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933页）。次年春谷雨已过，归德府属永城仍然出现“大霜杀麦”的现象。到18世纪的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年），仅有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五年（1750年）2次大寒年，次数相对较少，而且无井冰奇寒之记载。豫西、豫东有六次冬无雪和豫北冬季有林木开花结实之记载。说明此时期河南气候有回暖迹象。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 至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有嘉庆二十四年、道光十一年（1831年）、咸丰十年（1860年）、光绪十二年（1886年）4次大寒年，每次受寒地区超过3个。如光绪十二年，豫北“大雪深可三尺，十月十六至次年正月二十始消，飞鸟冻死者无数”（转引自盛福尧、周克前：《河南历史气候研究》，北京气象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鄢陵、修武、获嘉都在冬天连降大雪，鄢陵县“寒甚，树木房屋皆生白毛”，修武县雪“深可三尺”，“飞鸟冻死者无算”（【民国】《修武县志》，民国二十年（1931）新乡修文印刷所铅印本，第1172页）；豫南“丙戌十二月连续大雪，路两旁雪齐人肩”，信阳州“有冻僵倒雪中而死者。老屋压塌无算，深山之中，以断火种而饿毙者甚多”（【民国】方廷汉 谢随安 陈善同：《重修信阳县志》，卷三十一，灾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漢口洪興印書館印，第750页）。豫中“冬大雪，甚寒……”。除上述四次大寒年外，同治十一年（1872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光绪十八年（1892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亦非常寒冷。《南阳县志》载：“清穆宗同治十一年（1872年）冬，大寒，树多冻死。清德宗光绪十一年（1885年） 冬，大寒，树多冻死”。光绪十三年（1887年）郑县、荣阳等正月大雪，“大寒，果树多冻死”（【民国】张忻修，卢以洽纂：《续荥阳县志》，民国13年（1924）石印本，第646页）；武陟县“大雪奇冷，房檐冰垂尺余，花木多冻死”（【民国】《续武陟县志》，卷24，志余，民国二十年（1931）马集文斋刊本，第4页）。光绪十八年（1892年），祥符、沈邱等县“大雪严寒，花木多冻死”（【光绪】黄舒昺纂：《新修祥符县志》，1898年刊本，卷二十三，杂事，祥异，第14页）。浚县冻土层达半米以上，卫河水几乎冻实。（河南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新方志初稿选编》（第一辑），《浚县志》，1985年5月版，第275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二月，鄢陵县“连降大雪，气候严寒，贫民有冻死者”。（【民国】靳蓉镜 晋克昌 苏宝谦：《鄢陵县志》，卷二十九，祥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铅印本，第10页）。上述记载反映出晚清时期河南气候寒冷加剧。因此总体上说清代河南以寒冷为主。
从清代河南几种主要的气象灾害旱、涝、雹灾发生的频率来看，清代河南自然灾害与气候变迁有着一定的相关性。顺治、康熙年间是明清小冰期最为寒冷的时段，该时段河南境内水、旱、雹出现的频率分别约为1次/3年、1次/4.2年、1次/3.4年，而气候回暖的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水、旱、雹出现的频率分别约为1次/5.4年、1次/9.8年、1次/12.3年，晚清时期气候又趋于寒冷，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水、旱、雹出现的频率分别约为1次/4.5年、1次/8.3年、1次/3.9年。如果再从清代河南水旱交替的时段1652-1654、1683-1685、1688-1693年和水旱交织出现的年份1652、1659、1676、1679、1703、1708、1878、1911年来看，这些时段和年份基本上全集中于气候寒冷时期。由此可见，在冷期河南气候灾害较频繁，而回暖期气候灾害发生频率则有所降低。（河南省水文总站编：《河南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河南出版社，1982年版）。
二、清代河南境内的黄河泛滥
（一）河南境内黄河决溢概况
清初顾祖禹曾说：“河南境内之川，莫大于河；而境内之险，亦莫重于河；境内之患，亦莫甚于河。”（【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六《河南一》，《续修四库全书》第6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92页）。乾隆《归德府志》也记有黄河“大溢则决，小溢则漫，不溢则潴”。（【乾隆】陈锡辂、查嗣昌：《归德府志》卷十八《赋税略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页）。这说明了黄河是一条对河南危害最大、决溢无常的大河。其所造成的灾害广及整个豫东、豫北平原，甚至豫西沿黄地带。历史上黄河频繁的决溢和多次改道给豫东、豫北平原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黄流一来，“长林露树梢，急溜见浮尸高岗为深潭，沟渠顿壅塞。”（【民国】《中牟县志》卷三《人事志艺文诗》，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石印本）。农田、聚落等半人工、人工生态系统均遭淹没，泛区人民生命财产毁于一旦。洪流过后，泛区内沉积的大量泥沙使原有的农田、聚落景观面貌全非，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清代黄河在河南境内决溢年份共49年，平均不到6年就有一年泛决，而且往往是一年数决或连年决溢。其中，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还直接演变成了近七百年来黄河最大的一次改道。
（二）清代河南境内黄河决溢举要
清代前期，清***府对河***非常重视，而且“有清首重治河”。为了“穷水患”，康熙、乾隆皇曾经派人西行探黄河源。康熙皇帝曾多次南巡视察河工，为治河投入了很大的心血，沿堤详勘地势，拟定治河方案。乾隆皇帝在治河方面也曾不遗余力，他曾经说：“河工关系民生者更巨，苟有裨益，虽费帑金一二千万，亦非所靳”。（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因此，在康、雍、乾三朝河患曾得到了有效治理。尽管如此，黄河仍然频频决溢，如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雍正元年（1723）的五六年间，黄河在沁河口附近连续发难，决口12次。（谭其骧主编：《黄河史论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而且每次决口往往不只一处，有的多达五六处、七八处，甚至二十处以上。乾隆二十六年（1761），黄河在河南境内武陟、荥泽、阳武、祥符、兰阳南北两岸决口26处，造成54个州县受灾；乾隆四十六年七月，黄河在仪封溃决，多达20余处。只是堵塞较及时和清***府救济力度较大，才没有酿成像晚清时期那样的惨重的饥荒。
晚清时期由于河***日益腐败、河防废弛加上外有帝国主义的入侵，内有大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黄河决溢更加频繁，危害也更大。该时期是黄河在河南境内决溢最重、危害及影响最大的时期，《清史稿》（卷383）中说：“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就反映了这种情况。1841年黄河祥符决口、1843年黄河中牟决口和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所造成的后果在清代268年的河决史中是非常罕见的，而且被李文海等史学工作者列入了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之中而加以专门阐述，足可见其严重程度。
1841年河决祥符。清代黄河在河南境内决口最严重的要数道光二十一年河决祥符、二十三年河决中牟两次。道光二十一年入夏后，黄河中下游水势暴涨，“历查伏秋涨水，从未有如此之盛，且水色浑浊，前涨未消后涨踵至”。（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8月2日，黄流终决口于祥符县上汛三十一堡。决口后的黄水以高屋建瓴之势呼啸而下，转瞬吞没了口门附近村庄。3日，洪流冲破护城堤，包围了开封，“城不倾者只有数版。城内外被水淹毙者，不知凡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总第41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页）。城外堤口各村庄，“溜所过成泥沙，淹溺死者，不可胜算。甚有攀援上树哀号求救，声不忍闻，而波浪掀天，船不能渡，至水涌树倒，随流而逝者不可胜计。其余迁高阜者半，避入城内者半，而城内民房泡塌，徙避城垛者每日增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整编：《再续行水金鉴》，卷253，第4026页）。此后，一直到次年春，大水始终威胁着开封城，达八个月之久。9月份，最险迫的时候“浪若山排，声如雷吼。城身厚才逾丈，居然迎溜以为堤，而狂澜攻不停时，甚于登陴而御敌。民间惶恐颠连之状，呼号惨怛之音，非独耳目不忍见闻，并非语言所能殚述。”（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其危险之情形由此可见。当然，这次大决口的洪流不仅冲击着开封城。河决后，大溜直奔开封西北角，分流二股，然后汇向东南，计淹及河南安徽两省共五府二十三州县。其中河南被水者有荥泽、中牟、郑州、内黄、封丘、考城、武陟、孟县、原武、孟津等十三州县。“大溜经过村庄人烟断绝，有全村数百家不存一家者，有一家数十口不存一人者。即间有逃出性命，而无家可归者，颠沛流离，莫可名状。城内居民虽幸免漂没，而被水者辗转迁徙，房屋多倒，家室荡然，惨目伤心，莫此为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整编：《再续行水金鉴》卷153，第4028页）。
1843年河决中牟。祥符决口堵合仅一年多，黄河又在中牟决口。道光二十三年夏，黄河中下游时而大雨滂沱，时而细雨纷纷，致使黄水暴涨。当时有一首民谣“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了太阳渡，捎走万锦滩”（胡明思、骆承***：《中国历史大洪水》，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344页）。就描述了这种情形。据当代人的估算，当时陕州黄河的流量为36 000m3/s，为千年来最大的一次。7月24日猛涨的河水在中牟下汛九堡冲开了一道百余丈的大决口，几天之后决口扩大至二百余丈。滚滚下泻的黄流由中牟县北部冲向东南，经贾鲁河入涡河、大沙河，后夺淮入洪泽湖，沿途吞没了豫皖苏三省的数十州县的农田、房舍。就河南境内而言，受灾最重的是中牟、祥符、通许、阳武等县，陈留、杞县、淮宁、西华、沈丘、太康、扶沟七州县被灾次重，其它一些州县灾情相对较轻。10月初，时任工部尚书的廖鸿荃站在决口处，仍然是“南望一片弥漫”，他向皇帝报告说“沿途查看灾民，编茅搭席暂居堤上，殊堪悯恻。闻其初被水时，情状尤觉可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整编：《再续行水金鉴》卷86，第2230页）。由于决口历经一年多方才堵口成功，大片耕地迟迟未能涸出，农业生产无法进行，势必引发饥荒。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5月，河南巡抚鄂顺安在奏折中说：灾区“洼下地亩，冬春以来，水未涸消，麦已无收。今漫口未堵，此后大汛经临，水势有增无减，更难望其涸出，补种秋禾。此等失业贫民，夏秋糊口无资，诚恐流离失所”。（《录副档》，河南巡抚鄂顺安折。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至于当时有多少灾民葬身于洪流和村落房屋被毁的具体数字，由于资料的缺乏，尚难以得出结论。不过从洪流的规模和受灾州县数字看，损失必极惨重无疑。有学者估计，两次决口连同道光二十二年黄河在江苏的桃源大决口在内的三次河决“死亡的人以百万计”。（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91页）。若以此计，两次河决，河南境内当有数十万人被大水吞没。而且两次河决造成的灾难影响长期未能消除。为此，清廷曾发出感慨：“河南自道光二十一年及二十三年两次黄河漫溢，膏腴之地，均被沙压，村庄庐舍，荡然无存，迄今己及十年。何以被灾穷黎，仍在沙窝搭棚栖止，形容枯槁，凋敝如前？”（《皇朝续文献通考》卷82《国用考·抚恤·赈济》，浙江古箱出版社1988年版，第8405页）。
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咸丰五年六月（1855年7月），因连日大雨，黄河干支流水势盛涨，许多地方堤水相平，危险万分。8月1日，大风掀起的巨浪终究冲决了兰阳县黄河北岸铜瓦厢大堤。很快决口被刷宽至七八十丈，河水一泄千里，先向北冲向封丘、祥符两县，继而折向东北，漫灌兰仪、考城和直隶大名府属长垣（今属河南）、东明（今属山东）等州县。此后分作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今属河南范县）、范县（今属河南），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渤海）”，“大溜浩瀚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至百余里不等”。（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而原来兰仪以东的黄河河道断流干涸。黄河从此结束了七百多年的黄河夺淮入海历史，成为自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660余年来最大的一次改道。黄河此次泛决改道共波及豫、鲁、直（今河北）、苏四省的10州府40余县。因铜瓦厢地处河南东部，决口后黄水北徙至直隶、山东，故河南受灾县份只有兰仪、祥符、陈留、杞县等四县。但是由于距离决口最近，故灾情也十分严重，“泛滥所至，一片，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整编：《再续行水金鉴》卷92，第2392页）。
由于此次黄河决口改道正值清***府全力忙于镇压太平天国、捻***农民起义之际，清***府原本已经十分窘迫的财***再加上庞大的***费开支，无力组织堵口以挽黄归故，只有暂行缓堵，听任黄流肆意泛滥。对此，咸丰皇帝曾下诏说：“黄流泛滥，经行三省地方，小民荡析离居，朕心实深轸念。惟历届大工堵河，必需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若能因势利导，设法疏消，使黄流有所归宿，通畅入海，不致旁趋无定，则附近民田庐舍，尚可保卫，所有兰阳漫口，即可暂行缓堵。”（转引自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第489页）。之后的二三十年间，清***府内部就堵塞决口挽回淮徐故道还是沿新河道两岸筑堤争论不休，到光绪年间清***府最终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但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清***府才在民埝的基础上修筑形成较为完整的新堤防。
三、清代河南自然灾害的特征
清代河南地区的自 然灾害是十分突出的。纵观历史，任何灾害的发生都有其不确定性。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复杂多样的灾害种类，总结出灾害发生的基本特征，为我们备荒、 救荒，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通过现有资料分析，清代河南自然灾害的特征，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频繁性
清代河南地区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与明代相比，清代河南各地的自然灾害更加频繁。如果考虑到这五种灾害在不同区域连续、交织或相继出现，从全省范围来看，则是无年不灾。单以水灾而论，从明代至清代前期以至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境内各区发生水灾的年份越来越多，出现了发生次数愈来愈频繁的趋势。
（二）区域的差异性
清代河南自然灾害出现的频率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豫北、豫东、豫西的自然灾害明显多于豫南和唐白丹两区。前三区有水、早、蝗、雹和震灾记载的年份247-255年，大约为92-95%；后两区有水、早、蝗、雹和震灾记载的年份为164-204年，大约为61-76%。以水灾为例，在清代前期（1644-1839年）的196年中，豫北、豫东、豫西水灾为92-104年，大约占47.4-53.1%；豫南和唐白丹两区水灾为58-77年，大约占29.6-39.3%。晚清、民国时期（1840-1949年）的110年间，前三区水灾为62-75年，大约占56.4-68.2%；后两区水灾37-45年，大约占33.6-40.9%。
（三）群发性和伴生性
河南自然灾害具有群发性和伴生性，即多种自然灾害在一年或数年内一起发生。常常是旱涝交错、旱灾伴随蝗灾、大灾之后的瘟***等。如1855-1857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给河南带来洪水灾害的同时，同时河南境内还发生了连续三年的旱灾、蝗灾。1855年只是南阳一带有旱蝗民饥的记载，次年蝗灾大面积蔓延，宁陵、通许、虞城、洧川、尉氏、睢州、杞县、鹿邑、考城、祥符、鄢陵、陈留、柘城、固始、商城、许州等十六州县相继出现严重蝗灾。当时的山东道监察御史在奏折中说“今年（1856年）入夏以来，雨泽衍期，旱蝗甚广，……以臣所闻，山东河南两省，除被黄水泛滥之区，其余各府，如山东之济、兖、沂、青、泰、武，河南之开、归、彰、怀、卫等属，旱蝗尤甚。”（《录副档》，咸丰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方濬颐折）。在丁戊奇荒期间，与大旱相伴而来的还有大面积的瘟***，使许多在大旱灾中幸存下来的百姓又死于瘟***。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孟县“旱，饥，麦价市斗钱两千，饿毙者无算，几于村落为虚。四年旱，三月二十八日，风霆尽昏尘迹，悉如虫行状，食新麦者，饱辄腹胀而死。八月，瘟***流行，死人无算。”（【民国】《孟县志》卷十《杂记》）。安阳县死于瘟***的饥民即占半数以上，连钦差大员袁保恒也染***不治，死于任上。
自然灾害是由于自然界本身的变异和人类活动因素叠加而引起的，清代河南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聚落、农田等人工和半人工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由此引发的饥荒给河南社会带来了难以估量人口、经济损失。
作者简介：周楠（1980- ），中共河南省委***校***史教研部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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