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有关脑死亡与人最终死亡关系的论述，中国内地基本晚于国外发达国家。但就脑与生命主宰关系上，中国内地也非空白，比如清代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一书中写道：“灵机记性不在于心而在于脑，所听之声归于脑”、“两目即脑汁所生，两目系如线，长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随着科学发展、医学进步和法律完善，有关死亡与器官移植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增多。
【关键词】脑死亡，器官移植，研究
一、脑死亡的概述
“脑死亡”由医学界提出，可追溯至1959 年第23 届国际神经学会上提出的“昏迷过度” 概念。根据对这些不符合传统死亡概念的深度昏迷者的临床研究，1966年国际医学界正式提出“脑死亡” （ brain death） 的概念，即“大脑功能不可能逆转的丧失”。随后不久，第一个脑死亡诊断标准―――1968年美国的“哈佛标准”诞生； 随着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70 年代英美国家在脑死亡态度上更加激进，又提出了“脑亡说”，主张只要脑亡不必全脑死亡即可确定人的死亡。这也使脑死亡的概念更加复杂化，由单纯的脑死亡概念发展到更加具体和细化的脑组成部分的死亡。由此形成三种不同的脑死亡标准：一是大脑皮质死亡，医学上称之为大脑皮层弥漫性死亡。理由是： 大脑皮质主管人的思维和意识等心理活动，一旦大脑皮质死亡即意味着人的思维和意识功能的丧失，就意味着人已经死亡。将死亡与人的思维和意识活动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死亡。二是脑亡。理由是： 脑干是人的呼吸中枢所在部位，一旦脑亡，人的呼吸就会停止，随后人体的其他器官和组织也会因为缺氧而逐渐死亡； 而且脑干也是其他重要生命神经中枢的所在部位，脑亡即意味着人的自主神经活动的终结，再也无法***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因此，在脑亡后，借助现代仪器维持的心跳和呼吸活动对于人的生命并没有实质意义，不再表明生命的继续存在。三是全脑死亡，即大脑皮质和脑干都死亡，这可谓脑死亡概念的本来之义。
二、我国器官移植的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器官移植领域内目前存在的问题往往与脑死亡问题交织与一体。主要包括：
（一）认识上存在争议。
如对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的问题，如认为进行脑死亡认定就是为了开展器官移植，认为摘取脑死亡患者尸体器官违反伦理道德。对从死刑犯处取得尸体捐献器官存在的合法性表示争议。对一旦同意从脑死亡尸体处摘除器官所引起的民事纠纷表示担忧。
（二）因缺乏脑死亡与器官器官移植法而造成器官移植供体的大量流失。
我们知道，一旦器官捐献者呼吸、心跳都停止，必须要在几分钟内摘取尸体器官，如要取得合格肝脏供体，摘取必须在器官捐献者心脏停跳3至5分钟内完成。但在没有脑死亡标准的情况下，为了防止错定死亡，避免死亡认定争议，通常医疗机构在判定患者心死亡后在太平间停放24小时。假如等过了这个时候，大部分器官已经不能做一直用途了。
（三）脑死亡认定上态度不明确。
这直接导致在有关脑死亡尸体器官的捐赠、摘除与移植问题上，不仅缺乏法律指引，而且过程和结果一直是充满争议，以至于在脑死亡尸体器官的捐献 、摘除与移植问题上，在实际操作层面，仍然处于依靠私权利行使的契约制度进行维持，而这具有很大的风险。
三、器官移植“脑死亡说”的必要
既然心脏、肺脏都已经可以被成功移植了，那么仍然以心脏、肺脏的死亡与否作为死亡认定的要素标准就已经严重落后了，早已存在并且移植沿用至今的传统心肺死亡标准已经过时了，这已不是什么让人感到惊奇的了。既然医学已经表明脑死亡已是最终死亡，那么，脑死亡患者与心肺患者死亡一样，他们本身已由“身体”转为“尸体”了。制定脑死亡和器官移植法，存在如下必要：
（一）可以定纷止争。是否认可脑死亡，承认脑死亡标准，并以此作为死亡认定的唯一标准，关乎脑死亡选择、适用和推广之最终成败。是否防止因器官移植需要而滥用脑死亡标准，杜绝非法摘取、买卖或者变相买卖器官，关系器官移植事业之兴衰。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兴衰的集合体，所以，若要定不同死亡标准及其死亡结论之纷，解器官供体来源之争，必须依靠法律。
（二）保证脑死亡认定和器官移植工作具有正当性。适用脑死亡标准，推动脑死亡认定，摘取捐献的身体或者尸体器官，开展器官移植，既是当前发展的客观现实，又是人们的普遍需要。之所以如此，是在于：脑死亡标准能够正确、精准和科学的认定人的最终死亡：满足知情同意情形下的尸体器官再利用，既不损害患者及其近亲属利益，又尊重他们的意思自由，而且其实施又构成一种绝对的利他，挽救了成千上万个器官衰竭者。所以，推动脑死亡认定、适用脑死亡标准、摘除身体或者尸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不仅尊重医学规律，尊重人权，而且还能够不触犯和不违背当前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伦理道德、宗教和公序良俗，不逾越人类良知的表现。
（三）满足社会管制、行***监管、医疗自治和医患维权的需要。环顾世界，我们需要开展器官移植和脑死亡认定，但推进必然产生一系列问题。许多国家针对器官移植和脑死亡问题，不是消极等待、无所作为，而是积极主动地以立法手段，通过资质认定、能力培养和资格准入等方式，既规范进行器官移植和脑死亡认定的机构和人员，又强化行***措施，加强监督力度，依法进行器官移植和脑死亡认定。他们成功证明了这样一个原理：世界各国的监管方式无非是人治或法治，既然选择法治，那么，当一个普遍问题在当下无法彻底禁止时，应当通过立法手段将其管制，不让它泛滥成灾，这是可行且是有利的。所以，应当制定脑死亡和器官移植法。
参考文献：
[1]《脑死亡与器官移植》，宋儒亮，2007年法律出版社。
[2]蓝燕：“生命伦理学专家：接受脑死亡不只是科学问题，”载中青***，2004年6月2日。
[3]“中国内地将立法规范器官移植，建立器官供体共用网络”，载千龙网，2005年10月25日。
[4]谢佑平、闫自明.与司法：刑事诉讼中的权力配置与运行研究[J].中国法学.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