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我国各族人民都会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已形成了底蕴深厚且独具特色的春节文化。其中，央视春晚是最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
但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出现，人们对央视春晚的收视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初创期的推崇备至，到上世纪90年代鼎盛期的万民狂欢，再到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诟病挑剔，人们对央视舂晚的不满越来越多。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受创作体制的束缚、节目创作遇到瓶颈、文化功能缺失。
受创作体制的束缚
央视利用全国性的资源，却奉献不出让全国人民满意的春晚语言类节目，问题出在春晚的创作体制，主要是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春晚节目的审查很严格；二是春晚备受全球华人瞩目，导演的压力非常大，不敢将赌注押在新人身上。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央视春晚的组织者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推出了一档民选央视春晚节目的栏目《我要上春晚》，其中的作品很有创意，尤其是语言类节目不乏精彩的作品。但是这种方式还处于磨合阶段，离真正成熟尚需时日。
节目创作遇到瓶颈
央视舂晚语言类节目之所以每况愈下，“笑果”不佳，另一个原因就是节目创作遇到瓶颈。语言类节目能不能让观众叫好，引起观众共鸣，全在“包袱”。而“包袱”并非一两句无关痛痒的搞笑话，关键是看节目里的人物有没有传达百姓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敢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说几句真心话。每年央视春晚中语言类节目不少，知名演员也很多，但如果没有好的本子，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用著名演员的演技来弥补脚本的不足，只能是一种奢望。另外，由于央视春晚审查很严格，演员们为了登上这个万众瞩目的舞台，即使牺牲了节目的犀利性，创作者也愿意作出修改，最后登上舂晚的笑料和“包袱”便很生硬、牵强，有着明显的生拼硬凑的痕迹。
语言类节目原创的难度极大。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对此解释说：“包括相声在内，笑剧的递减效应很明显，尤其是在春晚这样一个关注度极高的舞台上：‘包袱’第一次曝光后，观众的期待会减弱，之后再次呈现的时候便难有新奇感和最初强烈的喜剧效果。这点不像歌曲，旋律越熟悉反而越有味道。”
还有就是语言类节目创作者流失，以前梁左、冯小刚等都曾参与过春晚语言类节目的创作，而现在像他们那样既有能力而又愿意参与春晚创作的人越来越少了。语言类节目要想再次出彩，必须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创作，重视表现生活和人物的内在逻辑.让观众在饱含“真善美”的有意义的笑声中获得快乐与感动。
文化功能缺失
春晚是一台呈现给老百姓的大联欢，有着独特的文化功能，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有独特的艺术规范和评价体系。语言类节目的终极价值就在于将喜剧性审美作为节目的主要追求并且能针砭时弊。《宇宙牌香烟》、《超生游击队》，这些春晚历史上的经典，莫不如此。2015年羊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的数量可以说是历年之最，但实际效果欠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并不多。冯巩不再滥用网络热词的小品（相声剧）内容乏味，而且涉嫌抄袭，蔡明、潘长江则继续拿身高说事，但“笑果”明显不及往年。
对官场丑恶现象进行批评是央视春晚的传统，《三鞭子》、《五官争功》等，都因批评官场而被观众深刻记住。而“打虎拍蝇”、反腐倡廉是2014年百姓最关注的话题，2015年羊年春晚为了响应中央反腐倡廉和民众的呼声，出现了三个以反腐为题材的节目――小品《投其所好》，相声《这不是我的》、《圈子》，但是从观众以及网友的评价来看，六成以上的人认为力度一般或很小。无论从反腐层面还是从内容形式上看，都没有体现出当前的情势，而且在艺术具体表现上，更看不出讽刺的尺度大，表现的只是些不关痛痒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以往同样以反腐为主题的《牛大叔提干》相比，内涵及趣味明显逊色不少。特别是此前被隆重推荐的相声《这不是我的》，曾被称为“讽刺尺度之大，堪称三十年来之最”，百姓认为这是羊年舂晚的一大突破而寄予厚望。但结果是观众非常失望，觉得这个相声不够给力。而且，在这个相声中，没有任何人物身份和背景的暗示，批判的指向性虚无化，与冯巩、牛群的《领导冒号》、《小偷公司》无法相提并论，与黄宏的《打扑克》也相去甚远。“只是抨击某些贪官受贿时，自我心安理得的心理过程。如果这也算是反腐和讽刺的大尺度，那也只能算是隔靴使劲搔痒，并没有触及真正的腐败。”
另外，春晚语言类节目的“教化模式”开始泛滥，2015年羊年舂晚尤甚。作品的前大半部分往往利用大量设置好的“包袱”制造比较明显的戏剧冲突，然后在结尾主人公会刻意地说一些教化性的台词。小品《投其所好》、相声《这不是我的》的结尾就是如此。其实，这种模式不是不能用，关键是如何将其恰当地融入作品之中。如果处理拙劣，显得过于突兀，看了令人厌烦就得不偿失了。
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要获得突破，重新唤起观众的热情，就应从春晚组织者到参演演员都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既具有时代感，又充满趣味的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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