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20世纪极具个性与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其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从感性的角度看，杜拉斯的作品天生就具有摄人心魄的魅力――违反传统，不合常理的感情；故事情节中带点诱惑性的自传色彩；富有激情，跳脱飞扬的文字风格，但更吸引人的是她与生俱来并坚持终身的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追求意识。
[关键词] 玛格丽特•杜拉斯 平等 自由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03.042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20世纪极具个性与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全世界拥有无数的读者，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对她的认识和研究也在逐步走向丰富和深入。
从感性的角度看，杜拉斯的作品天生就具有摄人心魄的魅力――违反传统，不合常理的感情；故事情节中带点诱惑性的自传色彩；富有激情，跳脱飞扬的文字风格。但通过对文本的理性解读以及对这位极富传奇性的女作家的深入了解，我认为更吸引人的是她与生俱来并坚持终身的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追求意识。
这种意识最早萌芽自杜拉斯的童年时代。
1910年9月7日，多纳迪奥夫人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杜拉斯的大哥，皮埃尔。这个男孩从一出生起就占据了母亲全部的情爱。母亲对他的溺爱与偏心极大地伤害了后面的两个孩子，特别是玛格丽特。皮埃尔一生不曾有过正式工作，在被母亲送往法国前，他是整个家庭的恶魔。他给全家带来恐惧，尤其是玛格丽特的二哥保尔，一个性格内向软弱的男孩子。保尔在皮埃尔面前战战兢兢，一不小心就会招来一顿打骂。在这个没有父亲的家里，皮埃尔俨然以父亲自居，保尔和玛格丽特就是他的孩子，他可以在家里为所欲为，横行霸道。
1924年，由于家庭的种种变故，杜拉斯一家从西贡搬到万隆。皮埃尔的野蛮个性在那里继续发展，他成了大街小巷，越南人、中国人和法国人公认的地痞流氓，他的让母亲无地自容，他***家人更是家常便饭，母亲终于决定把他送回法国，希望他能***谋生，自食其力。而事实上，来到文明的法兰西后的皮埃尔积习难改。不久又旧病重犯，好吃懒做，欺骗，，偷盗，无恶不作。
成年后的玛格丽特心中的痛恨也渐渐转变成了由于不公正所引起的愤怒。“她还说她敢肯定，她对三个孩子都很公平，她不偏不倚地为三个孩子做出了牺牲。我试***给她解释，即使对某个孩子的偏爱表现在那些细微、难以觉察的细节上，即使根本不是母亲的责任，但是那种母爱的差异对不被爱的孩子来讲就是不幸。”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母亲对皮埃尔那种宽容的神态，不会忘记母亲提到大儿子时的那种神态。提到大儿子时，母亲总是习惯说我们的孩子，而提到二哥保尔和玛格丽特时，她就会说那两个小的。对大哥的憎恶或者是对母亲的憎恶成了玛格丽特一生中最耿耿于怀的事情，最痛恨的人间不平竟然会在亲人之间发生。从小就受到的不公待遇，使玛格丽特对人世间的不公充满恨意，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情，她都会竭力去打抱不平，去揭露，去抗争。
可以说，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对于杜拉斯性格的形成以及将来的创作都起着奠基性的作用。
20世纪4、50年代，杜拉斯步入文坛，并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街心花园》、《如歌的中板》等作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960年，杜拉斯的《广岛之恋》被搬上银幕。在这一过程中，杜拉斯的天真、稚嫩以及社会经验的缺乏又一次让她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当电影公司提出以一百万旧法郎买断版权时，杜拉斯对电影界的行规并不了解，因此甚至是有些喜出望外地接受了这个价钱。但事实上厂商是看到了《广岛之恋》的商业价值的。就这样，杜拉斯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出了《广岛之恋》的版权。很快《广岛之恋》被阿兰•雷乃拍成了电影。整个拍摄过程是按杜拉斯剧本里所要求的细节完成的。杜拉斯的文字加上阿兰•雷乃的导演使这部电影公映后得到观众和评论界如潮的好评。但影片的收入却尽数流入制片及影院的囊中。更让杜拉斯难以忍受的是，电影界及观众提到《广岛之恋》就会说到阿兰•雷乃，而几乎没人会想到杜拉斯。杜拉斯在极度的后悔中，更感到受到了欺骗。她在几十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心头的愤怒：“我是第一次涉足电影界，当然不知道还有按比例提成的条款……十年后，雷乃告诉我，十年时间我大概损失了上百万,好象是两千两百万……抢，对，就是抢，没有别的其它词可以形容。”随着时间的推移，杜拉斯对她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愈加耿耿于怀，在她七十三岁时，她又一次在《物质生活》中提及此事。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杜拉斯时时刻刻都保持着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对***治、经济等社会生活中弱势群体命运的关注。这也与她长期以来对于自由、平等、公正的追求密切相关。
1984年底，法国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凶杀案，疑犯是一名叫克里斯蒂娜•维尔曼的妇女，被怀疑杀害了自己的儿子。杜拉斯立刻敏感地联想到她笔下的女人们：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劳尔•维•施泰茵。这个案件极大地触动了杜拉斯，她任凭想象写下了克里斯蒂娜的痛苦，写下了由于没有正常的爱情，没有幸福的家庭生活，母亲不复存在，夫妻间缺少尊重，丈夫可以为一件小事动手殴打妻子，母亲可以因自己的不快就去打骂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的存在与否已经没有多少意义。
杜拉斯把笔端伸向了社会的最底层，伸向了那些从不被注意的女性。她们仅仅像女奴般劳作着，伺候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过分的压抑，过长时间的寂寞和孤独使她们失去了理智，忘记了世界上还有犯罪，还有法律，她们在不知不觉中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杜拉斯把克里斯蒂娜幻想成童年的自己。借助这一震惊全国的谋杀案，她把自己的文字引向了某种幻想，某种文学创作。她不再叙述事件本身，而是给读者讲起了克里斯蒂娜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故事讲起了自己，讲起了整个女性的不幸遭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各种抗议接踵而来，各大报纸群起而攻之，克里斯蒂娜事件演变成了杜拉斯事件。
尽管如此，杜拉斯并没有改变对社会关注的习惯。自八十年代起，杜拉斯的笔端已经离不开社会现实了。事件在文字的流动中时不时露出真实面目，文字在事件基础上显得更有力度。从早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到后来的对种族歧视，移民问题的关注，杜拉斯的文字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近，甚至同步，现实中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治倾向都在她作品中出现。她像左拉一样揭露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像萨特一样介入社会。
从这些粗略的线条大致可以看出，杜拉斯的生活到写作始终贯穿着心底坚强而倔强的声音：平等，自由！在她的叙事中，无意识透露出的便是对主流（特别是统治）阶层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抗争。在我国读者最耳熟能详的《情人》这部作品中，在白人少女和中国男人的关系上，种族、性别、地位、阶级等等问题都成了她颠覆这一切的手段。
首先，从种族上。黄皮肤的中国情人是被殖民者，而白人少女是殖民者。在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框架里，殖民者当是男性而被殖民者是女性。对种族的认知始终影响着情人和“我”的关系：“……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可以看到这貌似的结合中充斥在双方内部的斥力。对一个被殖民地的男性来说，羞辱一个白人妇女最极端的办法就是她，从身体上占有一个白人女性可以转嫁自己在***治经济上被殖民者“”的耻辱。
其次，从经济上。贫穷少女与富有男子之间本来可以形成一种典型的“灰姑娘”模式，但《情人》实际上处处在颠覆这一模式，情人要的是爱情而“我”要的是金钱，对物质的渴求甚至是少女与情人关系的开始及其后的延续中也毫不掩饰。同时，十五岁少女身体的成熟又激发出了对性的渴求，在经济上处与劣势的少女掌握着性权上的优势，通过性这一天然资本，少女控制着情人，并且经由这种控制，抗衡着二人在经济地位上的悬殊。
再次，从性格上。作为成年男子的情人始终以弱势的面目出现，优柔寡断，怯懦怕事，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处于一种内向的，消极的状态；而未成年的少女则坚强果断，欲望张扬，目标明确，从小就有“为家里弄点钱”的责任心。性格决定了在两人关系中实质上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少女。作品中对于性的描写，更是将少女的极端女性心理及生理体验作为叙事的核心，聚焦于女性视角，女性表达，充分展现了少女的自由精神和意志。
杜拉斯说过：“写作是一种丝毫不带有选择性的冲动，在某个地方有我的本质存在，我真正的归宿，我一直身在其中却没有发觉。”或许，从《情人》之中，我们可以发觉。
参考资料
[1]《情人》:流浪者或她的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一生的印记郭潇《小说评论》2009/S2
[2]海水也无法冷却的灵魂――析读杜拉斯《情人》 李雪荣《阅读与写作》2008/03
[3]女权主义•另类生活•青春赞歌――杜拉斯《情人》主题内涵阐释张卫中《名作欣赏》2004/08
作者简介
方小燕，南昌大学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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