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当前金融风险监管和管理带来了巨大影响。五年以来，全球已经推出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措施，最新成果包括巴塞尔协议三（Basel Ⅲ）、跨境风险处置框架、系统性风险以及影子银行体系风险的监管建议等。如果这些措施能够逐步实施到位，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全球金融系统的韧性。从长远来看，会有助于重建经济与金融更加和谐的互动关系。
但是，无论是监管者还是金融机构，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在更加有效地发挥金融体系配置资源、发现价格功能的同时，我们应如何更加及时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其关键性的背景在于，当今全球经济、贸易、资本流动，以及金融交易活动的复杂程度和关联程度，已远超既有的理解水平和把握能力。
认识还在初始阶段
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领域关联性的显著提高。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40多年里，全球GDP增长了4倍，贸易增长了10倍，银行业资产增长了14倍，广义货币供应增长了40倍。金融交易总量的增长速度远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
同时，传统意义上距离非常遥远、相互影响很小的各个金融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明显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交易活动将各个经济体的生产、消费和进出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金融交易活动，特别是衍生产品的期限转换、币种转换和风险转换功能，各个国家经济、贸易和资金流之间的紧密程度大大提升，同时，其风险特征也更趋复杂化。
这种全球范围内经济金融关联度的提高，会带来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
其正面效应是各个经济体能在全球产业布局中，以其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参与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产业链和供应链通过资本的高效运作，在全球各地得以组织起来，并带动当地经济增长。例如，一部苹果手机的供应链中，零部件的技术开发、制造和分销等，都涉及跨境的商品、人力和金融服务的流动，其成本和利润得以在全球分布，这种配置始终以效率为优先。
这种关联性的负面效应，则体现在某一个环节的变化所带来的负外部性更加容易传递，而且影响的范围更广。例如日本东京大地震、泰国洪水等自然灾害给全球某些产业供应链造成的影响。这种负面效应一旦加上金融活动的参与，便令所谓的“合成型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即单体理性防范风险的行为引发体系的不理性结果）现象更为严重。
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共振一旦形成，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难度就会进一步增大。此次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演变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府、实体经济、家庭等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债务与风险的相互影响和传递，为我们提供了最为真实的负面效应案例。
然而，我们对这种新形势下的经济金融的关联性、波动性的认识还处于初始阶段，对其导致的经济金融环境的脆弱性的认识也很肤浅。同时，对于这种关联度的发展趋势及其长远影响，也还没有答案。
尾部风险是重大难点
尾部风险，即所谓的小概率事件，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但在新的高关联度的经济金融环境中，其展现出了难以识别和管理的特点。比如说，欧洲债务危机下产生的 “欧元解体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尾部风险。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时，以及随后欧洲爆发债务危机之初，“欧元解体”的问题并没有进入到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模型当中，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人员甚至可能认为，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小到连尾部风险都算不上。目前的现实却是，许多银行已经实质性地通过安排在欧洲不同国家的资产和负债总量相匹配的方式，来管理欧元解体将导致的资产负债双方货币不匹配风险。
另一个管理尾部事件的方式就是通过购买新的金融避险工具，如CDS或合成的避险头寸（synthetic hedging instruments）。但希腊国债的CDS无法有效交割，摩根大通最新投资组合避险失败等现实，再一次让我们不得不怀疑管理尾部事件的有效性。
这次危机以后，越来越多的新的金融风险管理难题如“太大不能倒”“太复杂不能管理”“太大不能转身”等，其实都是经济金融活动的高关联性所带来的新问题。
重审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许多***策措施正处于高密度实施阶段，但在高关联度的经济金融环境中，有些措施可能需要重新审视，特别是全球同步问题的难度不可轻视。
本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主要在资本和流动性两个方面提升了监管的基本要求，但在高关联度的经济金融环境中，这两个指标都受到多方质疑，***治家的游说、银行家的抵触和公众情绪的波动，都对其实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比如，相比于巴塞尔协议二，巴塞尔协议三的实施难度之所以大幅上升，原因之一便是经济与金融的同向共振和亲周期性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与各国经济金融关联度的提升不无关系，全球实施一套简单明了的统一资本和流动性要求，或各国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来确定各自的资本和流动性的要求，哪一种做法更有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目前还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
也正是由于各国经济金融关联度的提升，对于新的监管标准实施可能给实体经济的增长率和就业率带来的影响、对金融机构成本效益产生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结构和功能产生的影响等，全球各相关主体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对于意在加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两个新指标，即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目前看来，由于主要西方商业银行尚未达到100%的建议水平，故必将继续经历去杠杆化的过程，对资产负债表进行“瘦身”，同时追逐合格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以满足新的流动性监管要求。
然而，在高关联度的市场环境下，所谓合规流动性资产的质量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迅速变化。比如这次债务危机下许多国债信用评级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必将造成金融机构配置流动性资产的无效；而如果各个国家对于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定义互不相同的话，在关联度较高的市场中，商业银行对流动性风险的识别和管理将面临新的难题。跨国经营的商业银行将首当其冲，陷入所谓多个国家的“流动性要求的陷阱”之中。此问题如何解决，目前国际上也没有一致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