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福柯是欧洲20世纪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重要哲学家。他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对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知识、真理是权力的形式，权力离开了知识、真理也就不成为权力。文学话语是不同知识、真理表达沟通的自由领域，因此，它是显示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权力规律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 福柯 话语 知识 权力 话语权力理论
一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法国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哲学家，《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他称为“结构主义哲学家”，但他自己从不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1983年，57岁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简单的说，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借助于尼采著作，我试着尽最大可能在许多方面看看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能够做些什么。”［1］从福柯的一生来看，福柯对尼采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多大兴趣，更多的是秉承了尼采向传统挑战的反叛精神，极力去研究被传统所排斥在外的如“疯癫”、“性”的领域，探索它们之所以被“理性”所排斥的规则。这样，通过研究，福柯填补了以往学术历史上的空白，为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他的权力话语，只是其学术体系中的一部分。
福柯处于西方哲学上从认识论向语言论转化的时代，重视语言在生活中的作用。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是语言，我们所谈论的是语言，我们在语言中谈论。”［2］福柯强调语言对人的制约，只有遵循语言系统自身的规律，人们在生活中的表达和沟通才能有效，否则，就是痴人说梦。在他看来，不是人在说话，相反，是话在说人，这样，传统中关于人创造、占有、支配和使用语言的主体性被解构，是语言建构了人的本质。所谓的历史，是由人们“这样说”或“那样说”所决定的，不存在真实的历史，只是语言反复的被言说，就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和人的“本质”。另外，语言有自己的规则，但人们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在表达言说的背后是否还有更为本质的力量，同一事实的不同言说，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这种连续的追问，就形成了福柯的话语理论，以探索语言、知识、真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因此，语言变成了人们认知和分析问题的介入点，更进一步，则是对人们精神观念所接受的传统理性知识进行了质疑，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和体验生命生存的世界真实。
二
福柯认为，话语构成过程受制于“一组匿名的历史规则”，它决定着语言、观念如何相互交换等话语活动，潜在的规范要求话语如何去实践。福柯选择了一个“知识型”的概念来表达这个比话语更深层次的存在，或把它叫做“历史前提”，它决定着一个时代的话语模式，包括人的认知、理解和接受方式。德里达认为，在当代，“这里没有中心，在在场――存在的模式中，中心是不可想象的，它没有自然场所，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使无数符号补替的游戏得以进行的无定点活动。……在中心和本原缺席的时刻，一切都变成话语，……即变成一个系统，在其中，中心的所指（即本原性和超验性所指）绝对不是存在于差异系统之外。这种超验性所指的缺席无限扩展了意指作用的游戏领地。……毫无疑问，去中心化已构成我们时代的总体的一部分……”［3］在福柯看来，西方从16世纪以来出现过四种知识型：文艺复兴时期以“相似性”作为建构文化的模式，追求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相似性”，以建构相应的理性世界***式；古典主义时期以“再现性”的方式，用一种符号秩序来再现另外一种社会的符号秩序；现代社会以“人”为核心，将人的生产、生命和语言作为知识的基本形式，它促成了“人”价值和意义的诞生，当代社会以人的“无意识结构”来建构社会的知识形式，人是知识的对象，又是知识的主体，这种双重性，内含了相互对立的因素，导致了对人认知、理解和接受世界的质疑，也促成了“人”存在的消亡。他认为在每一个时代，知识型制约着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建构，它规范和引导了人如何去建构自己的历史文化，也制约着特定时期人的解释系统，如何去认知、理解和解释社会存在，它们可以互为表里。
于此，作为建构文化和解释生活存在的主体的人，都预先被这种知识型所规定好了，他们的行动只是这种知识型的具体实践和展示罢了。话语便成为生命实践最直接、最有力的呈现，分析话语和话语结构就变成对一个时代知识型的认知方式，也是对一个时代生命主体存在最有效的理解，在具体的场景中，能够发现语言如何被人们使用和语言怎样迫使人们去使用它，进而见出话语结构背后的权力较量。
话语建构没有最终的结果，解释也不会出现终极的目标，它们都是在一套系统中发挥各自的功能，于是，当下的人不再关心“建构成什么”或“解释成什么”，而是“谁在建构”或“谁在解释”，建构或解释的主体又必须在相应的知识型中得到解释，才能说清“我”为什么这样建构或解释，实际上，建构或解释变成了对“我”的解读而具有了无限性。“我”自身特殊的经历和体验，使“我”成为一个个单体，这样，建构或解释就没有了深度，却有了随意性，知识型选择了一些看似公正的话语来说明这种建构和解释的合理性，并赋予它以“法”的权力，而具有了合法性，这样，一个时代的话语权力就被建立起来了，它变成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统一的表征。生命主体在这一系统中体现相应的实践功能，他的存在才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否则，他将被社会“遗弃”。
三
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筛选、组织和分配的，它们的作用是转移其权力和危险，应付偶然事件，避开其臃肿麻烦的物质性。”［4］这些权力渗透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影响规范着人的存在方式。福柯提出社会选择了四种策略来控制话语的生产和实践。第一种是社会排斥，如一些社会禁忌，用生活中的“求真意志”、“求知意志”形成一套制度，以构建社会所允许的话语，而排斥或是压制其它话语。第二种是对现存的话语进行解释，以补充和说明话语的“真实”内容，如对历史的解释和补充，如“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所有的现代史都是历史”。第三种是对话语使用者施加一些限制，要求和规范他们“合理”恰当地使用话语，如一些社会体制和制度要求，限定了话语的具体表达方式。第四种是社会话语的推行，如社会教育，它是将知识和权力基于一体，以维护和修改社会对话语的支配。
话语实践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权力的范畴也在随话语实践而不断的扩大，生活的事实似乎就是权力话语的体现。1972年，福柯在《理论与刑法制度》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权力―知识理论，传统的理论认为知识属于“真理和思想自由”的领域，在权力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存在和发展。而福柯在这里否定了知识和真理的纯洁性和客观性，认为：“我们应该承认，权力产生知识（而且，权力鼓励知识并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使用知识也并不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和知识是相互指涉的；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5］这种提法和“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如出一辙，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通过权力斗争而生成知识，并建构人类知识体系的过程，它们生成的过程就是权力和知识相互结合的过程，权力使知识具有了合法性，知识使权力具有了合理性。在人文学科中，“这些知识分支的发展都不可能与权力运作分开……人文学科的诞生是与新的权力机制的确立携手并进的，……真理无疑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6］这样，真理和知识都是权力的共生体，所谓的知识、真理也只是权力的一次实践，权力离开了真理也就难以成其为权力。
话语是真理、知识和权力的集中表现，是生活主体和对象能够相互交融的地方。福柯的权力是指“支配人体的***治技术”，不是指某个阶级、集团或个人所享有的权力，而是指这种权力是如何行使从而拥有了权力。因此，权力的范畴渗透在实践主体中，它难以被人们感知，却又无所不在，一个人从出生就被这种权力所引导和规范，也只有如此，他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的人，否则，就会成为社会的“异类”，在其生存的过程中，也就是各种权力的相互斗争和实践，只有将其纳入到由权力所建构的知识和真理中，人才可能获得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存在方式。
福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出发，把权力欲望看作是人的本能，是和人的生命紧密连接在一起，生命的运行过程，就是这种权力的体现过程，因此，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实质就是权力关系的展示。每个阶级、集团和个人都在权力关系中，他们受制于权力且行使着权力，是通过他们的知识和信仰的真理来认识和解释他们的存在。
四
话语一方面隐藏了权力的运作方式，另一方面也暗含了欲望的语言，这两者借助话语实现自身，又必须在通往目的的过程中掩盖自身的存在。福柯的话语分析是一种去中心的操作，“使任何中心都丧失它的特权……它不打算恢复起源或对真理的记忆。恰恰相反，它的任务是创造差异。它不断的产生区分，实际上它是一种诊断”。［7］文学作为一种话语结构，包含着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它使属于不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话语主体能够在同一虚构的世界中相互交往和对话，以表现出不同知识和权力之间的沟通和交融。作为语言艺术，文学是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语言实践，它和社会权力具有关联性，如英国文学理论家尹格尔顿所说：“最有用的就是把‘文学’视为人们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理由赋予某些种类作品的一个名称，这些作品处于被米歇尔・福柯称为‘话语实践’的整个领域之内；如果有什么确实应该成为研究对象的话，那就是这一整个实践领域，而不仅仅只是那些有时被迫模糊地标为‘文学’的东西。”［8］文学话语实践，既是再现社会生活本身的知识系统，又潜在地表现主体自身对这一知识的理解、使用和阐释，它是一个发现并创造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内蕴了文学价值的增值问题。
因此，文学是在一个虚构的话语世界中包孕了生活中的权力事件，分析文学的话语构成，就是对社会生活知识、真理和权力的发现和确证，是对社会存在合理性的艺术诊断。文学在这一套完全自由的话语结构中，它既抗拒着外来的权威，又消解了自身的权威。这样，福柯的武器就是他的话语分析，以反对权力的，但也促成话语本身瓦解，艺术仅成为一种分析斗争的工具。其实，它内在地包含不可解决的悖论，只会陷入到话语的循环解释中。这样，福柯在拆解旧的意识形态规则的同时也消解了他权力话语理论的权威建构，更多的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但它却合乎人们所说的文学家通过文学作品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生活，而问题的解决则是由***治家们来完成的。
某一时期的文本和文本章节，能见出同一阶段主要文本所具有的话语模式，作者自己也在浑然不觉中实践着这些话语权力。权力无所不在，即使在最私人化的行为和场所也会浸透权力的隐形控制，个体艺术只是在相对自由的世界中，选择一些艺术策略，进行表达。福柯的话语理论强调话语规则制约个别话语存在，肯定了集体话语所具有统一性和权威性，生命个体是在话语结构的世界中使用话语，他变成话语力量的体现者。艺术是多种社会权力交织的地方，是生命体自由交往的领域，也是多种知识和真理相互解释和证明存在合理性的地方。福柯也许更看重话语的历史性特点，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在种种语境中的话语实践，在艺术的世界里，人们可以看到传统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看到权力知识是如何相互说明彼此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五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历史看作是话语的构造，要寻找出历史“客观性”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它左右一个时代的知识总体，因此，有人说：“福柯求助了一种历史主义，坚持理性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是有不同的形式。德里达则将这样一种历史化策略的结果描述为‘理性考古学’。”［9］权力是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它渗透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具体的文学文本都参与了知识和权力之间的游戏活动，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总是包含了超越自身生产时空的世界***式，是具有预言性的神话构造。因此，文学话语的构成是一个具有系统性的文化话语，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可能参与社会的实践，只是以不同构造方式来呈现自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1］［2］［4］［5］［6］转引自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8，92，201，219，220.
［3］［法］德里达.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书写与差异.伦敦，1981：280.
［7］［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1998.
［8］［英］尹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79.
［9］［英］罗伊博伊恩著.福柯与德里达.伦敦，1990：64.
科研项目：渭南师范学院研究生项目，（项目编号：10
YKZ034）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