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不同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前者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入90年代以后规模急剧扩大。1994年前后，全国常年流动着的农民工约5000-6000万人，1997年骤增至8000余万人，是世界流动劳动力总数的四倍,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接近1.2亿。该问题也由此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讨论，一时间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然而2004年，被“民工潮”困扰了十多年的学界和业界，又开始表现出对另一个与农民工有关的话题――“民工荒”的极大关注。本文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借助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两现象结合起来，对其形成机理作一简单阐释，以期得到一些启发。
一、农民进城的成本和收益及其比较
1 、农民进城的收益函数和成本函数
农民也是“经济人”(舒尔茨（T.Schultze），1964)，他们外出务工的最大目标是收入的最大化。所以，在他们做出是否进城的决策时，总是习惯于把进城的各种成本与其未来的预期收益进行比较。换言之，进城与否的决策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若用π表示农民进城后的就业概率，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r表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可将农民进城的预期收益函数表示为：ER=PV(πw-r)。其中，PV代表现值，且0≤π≤1。此处之所以引入π是因为城市也存在着失业，而且，大量的进城农民工之间存在着彼此的相互竞争，他们并非都能在进城后立即找到工作，这种不确定性必将影响他们可能获得的收入。
同时，π值的大小又涉及到城市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城市失业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府的行***控制或***策等等因素，即：π=π(e,u,h,g)。一般地，当城市的就业机会e值越大时，农民工的就业概率就越高；当城市的失业率u值越大时，农民工的就业概率就越低；当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一般可用受教育程度来表示）h值越大时，其就业概率就越大；而g值一般对农民工的就业概率表现出反方向的影响，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府的行***控制极强，g趋于无穷大,此时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概率则为0，当然，相关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也都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起着限制作用。π值介于0和1之间，若城市的实际工资水平w和农村的平均实际收入r保持不变，则就业概率越高，农民工进城的预期收益也就越大。
此外，农民进城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C=Cet+Cit。其中，Cet是农民进城的直接成本，它包括农民进城的路费及其在城里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开支；Cit表示农民进城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农民离开农村后的各种有形和无形损失。如：为进城而损失了的耕作和多种经营的收入（这是其机会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进城的心理成本，亦即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或者无法享受农村那种闲适和平等的氛围时，为适应新环境所要付出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调整代价或适应和忍耐的成本。
2、 农民进城的成本―收益比较及其决策
一般地，当农民工在城里的净收益越大时，他们流入城市的数量也就越多。所以，可将进城的农民工数量M表示为其净收益NR的函数，即：M=F(NR)=F(ER-C)。进一步可变形为：
M=F(NR)=F{PV[π(e,u,h,g)w-r]-(Cet+Cit)}
即，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多少与城市实际工资水平、城市新创造就业机会、其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城市失业率、***府的行***影响及其进城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等诸多因素有关，且与前三者之间呈正相关，与后几者之间呈反相关。
显而易见，农民进城决策的基础就是将其贴现后的预期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若PV(πw-r)>Cet+Cit，那么，农民进城便是明智之举，而且，预期收益大出流动成本越多，流入城市的农民数量就越多；若反之，当PV(πw-r)
二、“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的形成
1、 “民工潮”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虽然影响上述函数中预期收益ER和进城成本C值的各因素都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但我国之所以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汹涌的“民工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该时期的农民成本与收益比较的理性结果是进入乡镇企业务工。于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内部就地转移方式就成了当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进入90年代以后，各方面原因使得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下降。此时，农民大规模的进城活动才真正拉开了序幕。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因为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收益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民工在城里的收入要远远高出其在家乡务农的收入。换言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数量的诸多因素中，农民工在城市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而且一些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同时，一方面一些技术含量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当时对普通劳动力表现出了较大需求，另一方面，多年来的大锅饭、铁饭碗使得城市居民的“贵族意识”浓厚，不愿意问津那些苦、脏、累、险的行业和收入偏低的岗位，所以这一时期城市的失业率和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对就业概率的影响都不太明显；而***府的影响虽仍客观存在，但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严厉的***府控制而言，其反向作用也明显减弱。
但考察这一时期的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却发现，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日益扩大、农民负担屡减不轻等原因，农业生产的成本逐年上升，比较利益显著下降，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增产减收的现象较为普遍。据统计，2000-2002年，42%的农户收入不增反降，1.6%的农户收入持平。所以，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出农民进城的预期收益是比较高的。同时，虽然该时期农民进城的直接成本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也表现出阶段性的高涨或低落，但相对来说其机会成本一直不高（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较低，从而使得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相应较低）。综括起来，这一阶段较高的城市工资对农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较低的进城成本使之进城的净收益明显较高，由此导致了源源不断大规模的所谓“民工潮”。
2、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和“民工荒”现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在农民跨地区大规模流动的同时又出现了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现象，这其中主要关系到影响就业概率的各种因素。比如，城市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因为受到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减少。从国内情况来看，1995年***府为了遏制经济的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发生，开始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策，从投资、金融和信贷等多方面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至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城市就业机会也随之减少；国际环境方面，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到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从而全国（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受限，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扩张带动不够。又如，城市失业率和***府行***影响两个因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下岗职工的增多，***府***策也发生相应变化，一方面，为解决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许多城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再就业”措施，这对外来农民工在就业行业及总量需求上都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下岗职工也开始进入到农民工原来从事的部分行业，如零售商业、餐饮和家***服务等等，从而使得竞争加剧。除此之外，一直以来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以及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歧视性***策也都使得***府行***作用对农民工就业的反向影响较为突出，并最终影响到农民工的进城数量，部分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在所难免。同时，随着人力资本作用的逐渐突显，沿海企业更加偏好于对熟练工和技术工的需求，一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便只能无“工”而返。当然，该阶段中农民工进城直接成本增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对于2003年末以来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及山东等北方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的招工难现象，即所谓“民工荒”，也不难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给予解释。在农民进城的预期收益方面，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的城市实际工资水平明显偏低。多年以来，不仅农民工在城市的名义工资变化不大，如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12年来仅提高了68元[7]，而且由于近年来不断上涨的物价使其在城里的实际收入水而表现出下降趋势。而从农村平均实际收入来看，因为2004年以来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加大并初见成效，加上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农民收入增长势头良好。如在2004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345元，同比增长1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同比加快8.4个百分点。同时，近些年来农民的进城成本也不断上升。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的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而名义工资多年来无明显变化的农民工不得不接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消费水平。统计资料表明，2004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比2003年同期上涨3.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9.5%。对于恩格尔系数很大的农民工群体而言，12年间工资增加的幅度，远不及半年间食品价格的上涨。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考察，一方面是农民务农收益的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在城里缺乏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基本的劳动保护，加之各种处罚、变相的克扣工资、歧视甚至体罚和遣返、贫病交加、被骗、子女上学难、与亲人分离等等，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两者综合起来，农民进城的预期收益下降，现有的工资水平对农民再也难以产生像10多年前一样的吸引力，其进城的净收益明显偏低，由此造成流入城市的农民数量减少，大范围的用工短缺也便成为必然。
三、结语
综上可见，“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是不同时期农民工对城市实际工资水平、农村平均实际收入、进城成本等因素的直观反应，是其比较进城收益和成本的理性选择。而这种理性选择的背后，又涉及到制度、***策、劳动力素质和城市失业率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民跨地区流动，是农民进城收益大于成本的客观反映；而当外出农民的预期收益对比成本不存在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他们的返乡乃至农民工劳动力的供给缺口也将难以避免。但是，不论是“民工潮”现象还是“民工荒”现象，都需要***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作用来解决。同时，我国现阶段的“民工荒”现象实质上是全国劳动力绝对过剩背景下的结构性短缺，就目前而言，一方面仍须继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使农民人均收入稳步增加，农民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必须优化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环境，逐步取消多种歧视***策和就业限制，增加其福利保障，加强基本的劳动保护，坚决杜绝克扣、拖欠工资等现象再发生。在此基础上，让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进而自动实现农民工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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