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看话剧,看的是人生百态”,2010年岁末,在深圳,你只需坐在剧院里,就可以穿越时空,穿越城市去体味人生百态。在舞台下,你可以领略繁华闹市的爱情纠葛,也可以回到古城胡同追溯那段峥嵘岁月……
从台北的小城故事到法国的浪漫演绎,从古代的金瓶故事到如今的时代独自,让我们来看戏吧。
戏剧一向被称为集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于一体的“第七种”艺术。100年来,“话剧”这朵奇葩,一直散发着迷人的芬芳,它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与中国近代的历史血脉相连。
话剧是集体共同参与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它是神圣的,它解决了许多人的精神渴求。
2010年的年尾,深圳这座城市再一次迎来了“话剧节”,这不仅是一次文化的盛宴,更是一次对话剧的集中检阅和重新激活。
在北京,田沁鑫沿着老舍先生的胡同,在《四世同堂》中述说京城沉重的抗战生活;
在中国台北,赖声川连续24年继续“暗恋着桃花源”,李国修用喜剧手法在《三人行不行》中轮番呈现都市的混乱生活和疏离的人际关系;在上海,
《金瓶外传》实现了宋朝人物的时代穿越与华丽转身;在中国香港,林奕华用《命运建筑师之远大前程》引领人们寻找幸福生活;在纽约,蔡锡昌导演引领你去欣赏百老汇最经典的话剧表演。赖声川:彼岸的桃花源此岸的梦想地
《暗恋桃花源》这部戏,我觉得它的形态会变,但本质的东西是不会被改变的,就像一个人,他的口音会变,服装可换,但灵魂深处的东西将永远存在。
他29岁开始剧场创作,至今编导舞台剧27部(包括轰动亚洲的七小时史诗《如梦之梦》)、电影两部(包括享誉国际的《暗恋桃花源》)、电视影集300集(包括家喻户晓的《我们一家都是人》),另有剧场导演作品22部(包括奠扎特歌剧三部)等。他就是赖声川,他被全球媒体誉为“亚洲剧场导演之翘楚”。
栗小衣:听说您06年在浙江的时候,就开始“密谋”做一出越剧版的《暗恋桃花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赖声川:06年我们推出台湾歌仔版,当时与最富盛名的明华园戏剧团合作。演出空前成功,当时,明华园团长说:“这次成功的尝试之后,任何地方的戏剧我们都能做了,譬如说越剧。”他当时提到越剧时,我心中忽然就生出一种感觉,我就决定要做一个越剧版的《暗恋桃花源》。这次排戏的时候感觉很好,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栗小衣:今后有没有考虑做一个川剧版,昆曲版,或者京剧版的《暗恋桃花源》呢?
赖声川:地方戏种各有利弊,选择越剧因为它的视觉唯美,节奏感比较好。譬如京剧,节奏就慢了一点,但也不排除将来会考虑其他剧种。
栗小衣:赖导您每次选角都有独到之处,也很敢起用明星,发掘他们的戏剧潜力。这次的桃花源部分,用到的也是越剧名角,像赵志刚就是上海越剧院的当红小生,人称“越剧王子”,以优雅著称。这次在戏里却以颠覆的渔夫老陶形象出现,在选角方面,赖导是怎么考虑的呢?
赖声川:这对演员确实是一个蛮大的考验。赵志刚平素的造型都十分优雅,他也一直想寻求突破,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他是个弹性挺大的演员,这次他的演绎十分精彩,戏迷都说认不出他了。
栗小衣:电影海报上还有这样的一句英语介绍:One stage;Two plays;Same dream。两出戏剧同台演出,却共同持着同一梦想。他们的梦是什么呢?其中又映射了您心中何样的理想呢?
赖声川:无论是桃花源的梦想,还是江滨柳回忆中最美好的状态,都默默道出了一种亘古永恒的情感。这句话也解释了为何24年来《暗恋桃花源》不断上演,却不会让观众心生厌倦,因为它传达的主题是永远的追寻。这是一种没法用语言准确描述的感觉,但我们每人都能真切感知他的存在。
栗小衣:《暗恋桃花源》从1986年台湾首演至今,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你曾经说过: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一部戏有一部戏的命运。你认为《暗恋桃花源》最终会通往哪里呢?
籁声川:《暗恋桃花源》这部戏,我觉得它的形态会变,但本质的东西是不会被改变的,就像一个人,他的口音会变,服装可换,但灵魂深处的东西将永远存在。
栗小衣:六个版本的云之凡中,台湾的丁乃竺,林青霞,萧艾,到香港的苏玉华,再到大陆的袁泉和孙莉,你觉得她们身上谁更有山茶花的味道?
赖声川:丁乃竺是创造这个角色的,因而她在我心目中是最特别的,从这个层面上说,她是永远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袁泉,孙俪,她们各有各的特色,这不像NBA篮球,能准确计算姚明一个篮板得了几分。看不同的演出,能感受到几代演员对角色独到精彩的诠释。
蔡锡昌:我追求照耀人性光辉的作品
采访/郭蔷
中国话剧本身就是世界戏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份。北京人艺早于上世纪80年代向西方证实了我国的贡献和实力。走向市场是一个危机,因为只有“悬镜于世”、照耀出人性光辉的作品才能登上世界剧坛大雅之堂!
与蔡导见面是在一个戏剧沙龙上,听蔡导讲西方戏剧的发展史,介绍美国纽约百老汇经典戏剧和纽约地区知名的艺术学院,就约好了要做一次专访。
郭蔷:您怎样看当代香港话剧与世界戏剧的关系?
蔡锡昌:中国香港话剧的源头有两个:一是以来,内地剧人南下发展的延续。第二,香港剧人自60年代以来,从英、美及欧洲学成归港,引进了与西方同步的发展。近八至十年来,亦有本港戏剧学生回内地的学院学习,譬如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等。另一方面,新加坡郭宝昆先生大约十年前开办戏剧训练及研究课程,香港也有数人前往就读。总的来说,发展系统以英语国家戏剧系统为基础,但是也随着现代戏剧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注重非文本剧场的传统,与世界戏剧一同迈进。
郭蔷:有资料说,与大陆、台湾情况有所不同,香港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翻译和演出西方戏剧,不知道是否确切?
蔡锡昌:港人多谙英语,到英、美两国接受训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香港戏剧发展的足迹,开埠不久己有英语话剧,根据纪录上世纪初开始有中文话剧的出现。翻译剧应该早过50年代,只是那个时候发展得比较好。60年代就更加兴旺了。商业剧场的发展其实牵涉了由***府主导的生态环境。由香港方梓勋教授与北京田本相教授合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刚出版的《香港话剧史稿》中对于艺术家与作品有颇详尽的阐释,在此就不赘了。
郭蔷:今年年初,您执导的《哥本哈根》在香港上演,反响热烈,可惜我没有机会欣赏到,“科学”戏搬上了中国舞台,肯定会给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舞台体验和审美感受。当时基于什么原因促使您把这出戏搬到中国香港的舞台?
蔡锡昌:搬演《哥本哈根》,就是为了上述的原因,因为剧本的深邃渊博,值得介绍给香港的观众。演出后所得到的反应,也证明了多元化市场的存在和需要。可是要指出的是,《哥本哈根》谈的并非科学那般简单,其主题内容涉及人文价值、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民族思想与爱国等等,就在较低的层次,也是一出挺出色的“whodunit侦探剧。正如任何好的作品一样,可有不同的层面供观众欣赏、玩味。
个人而言,80年代下来+多年,我都致力本土原创剧的发展,到了干禧年代,有众剧团的成立,既演经典,因为我们应该认识前辈所走过的路,也要以戏剧反映时代,因为这是剧场的社会责任。
郭蔷:您自己写剧本吗?
蔡锡昌:如上面所言,众剧团走的是创作及演译经典的路线。的确,许多原创剧都出自我的手笔。特别是,在1985年与杜国威合作的《我系香港人》,一共演出了144场、述说了香港自开埠以来的140多年的历史活报剧,在我心中占着一个特殊的位置。
郭蔷:您认为中国话剧(包括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走向世界的路还有多远?
蔡锡昌:中国话剧本身就是世界戏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份。北京人艺早于上世纪80年代向西方证实了我国的贡献和实力。走向市场是一个危机,因为只有“悬镜于世”、照耀出人性光辉的作品才能登上世界剧坛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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