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价值,无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创新。货真价实的创新,自在而稳健的保守'非常罕见、非常难。
《新周刊》:今天,我们该如何定义保守?
陈丹青:在我们这里,定义“保守”,很麻烦。我们会说怀念计划经济的人群是保守派,可是大家知道,为那个年代曲意辩护的新左派,截取的是西方偏于激进的新说,而在本土被目为激进的“自由主义”,则属西方的传统右翼价值观……文艺圈,沿袭70年代创作教条也会被讥为保守,可是今天那些认同古典传统,譬如试***从宋元明清汲取资源的国画家不但不“保守”,而且很可能反映一种新机。
中国大致有两种“保守观”,一是指“五四”运动对整个中国文化大统的指控,并被组入新***权的意识形态;一是改革开放后,谁要是认同此前30年,通常也会被目为“保守”――真是此“保守”非彼“保守”,百年是非,许多人错了又对了,对了又错,总之,在中国,“保守”是个被说坏掉的词。“”时期说你保守,轻则批判,重则交付***治裁决,多少干部学者被打倒、整死,罪名之一就是保守派。80年代以来,“保守”一词仍不光彩,在***治领域意谓抵制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新一轮文化激进主义持续升温,唯“新”是从,你曾听哪位艺术家坦然自称“保守”吗?
《新周刊》:你自己是否一个保守的人?
陈丹青:论绘画实践,我是个“保守”的人。“”结束后,文艺创作大趋势都是摆脱过去,迎向现代,可我回头追寻19世纪现实主义,直到今天,我仍然迷恋广义的传统艺术和古典美学。如今有评论认为“组画”是当时的“当代艺术”,很另类,甚至“前卫”。假如“前卫”、“另类”是指在那个年代试***摆脱教条,是的,我做了那样的事,但绝无“创新”之念。“”教条就是以“创新”一说给逼出来的,所以我厌恶,并从不相信“创新”这个词。
在中国,“创新”也是个被说坏掉的词,一如“***”与“***”、“先进”与“落后”、“左派”与“”……都是被糟蹋的词语。曾经绝对意味着***治后果。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词语的威胁感逐渐消褪,但有时仍被挂在嘴上,变成欺世之辈或迂腐之人的大话、空话、废话,或转成实用的谎言――早先,***文艺家们对“创新”多少有点天真憨傻之意,今日文艺界学术圈,则“创新”一词是个心照不宣的圈套,成为利益垄断的交换筹码之一。当我在学院表格看见“有何创新成果”一栏,我立即明白:又一个词被糟蹋,同时被利用了。
所以你看,我写稿子不用这类词语。即便用,我会加上引号或“所谓”二字,留出怀疑讽刺的余地。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陈丹青:“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你要是参加过50年代直到“”的各种会议,听过领导或艺术家的发言,你会非常熟悉这句话。可我看不出中国文艺曾经清醒地面对――更别说解决――所谓“保守与创新的关系”。
有些艺术家只认传统作品,拒绝新艺术;有些则一味崇尚新玩意儿,对20世纪之前的艺术毫无感觉,不幸这类偏见与偏执,太多了,绝不仅止艺术。这种对立的意识,割裂历史,其实保守也好、创新也罢,都来自一种整体感、历史感。昨天与今天是什么关系呢……如前所述,当“保守”与“新创”等等词语被***治化、绝对化、功利化,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丧失了历史感。
《新用刊》:你反对什么类型的创新?你赞赏什么类型的保守?
陈丹青:反对什么、赞成什么,这也是我辈听得太熟的句式,属于官话。事实是,货真价实的创新,自在而稳健的保守,非常罕见、非常难。
《新周刊》:各国都有保守主义、保守分子、保守势力,如何看待保守派带来的价值?
陈丹青:在现代国家,保守派与革新派是一组真实的张力,有效换取平衡,至少,民众在具体而微的事物――预算、税赋、福利、堕胎等等新老问题上――有所选择。最近我回纽约探亲,赶上大选,希拉里和奥巴马不都是同***么?那份死缠烂打呀!可是民众那么当真,分成两半,人山人海,所到之处,摇旗呐喊,闹半天,还没跟共和***候选人,那个70多岁的老家伙――也就是所谓保守势力――交手呢!
保守的价值无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创新。还是说纽约。在我回去的一周,纽约最重要的现代画廊老板玛莉・布恩刚刚以她在中城与下城的画廊,分别为两位中国人――艾未未、刘小东――开办个展;在上城,位于89街的古根汉现代美术馆隆重举办蔡国强巨型回顾展。邀请三位中国人占据他们最显要的画廊和美术馆,本身就是大胆创新啊,而位于82街的大都会美术馆正举办中国14世纪书法专题展、法国17世纪宗师蒲桑和19世纪大师库尔贝特展……以上节目只是本年度纽约展事的一小部分,不必分辨哪边有所“创新”,哪边趋于“保守”,这一切构成活的历史。
《新周刊》:对《退步集》而言,如何理解它与保守之间的联系?退无可退,就是进步,保守是否亦代表着一种进步的价值观?
陈丹青:《退步集》书名常被误解和引申。我画得少,退步了,出了本书,也谈不上进步,仅此而已。“保守是否也代表着一种进步的价值观?”要知道,“进步”一词也给我们说坏掉了。一个挺好的词被说坏了,多可惜,多尴尬呀。我们当然渴望进步,但进步不是过河拆桥,一如“新”并不就是“好”,“旧”并不就是“坏”。当一个或一对词语被赋予太过分明的价值判断,话就被说死,失去余地、没有退路了。
《新周刊》:围绕保守,我们还有哪些事情可做、要做、亟需做?
陈丹青:整体而言,我们有何可做?这一百多年中国人做得太多了,如今还剩下多少值得我们保护而坚守的信念或事物么?
一些零零碎碎的旧风俗、老习惯、好教养,倒是正在这里那里被些许个人勉力恢复着、维护着,哪怕是茶道、莳花、礼貌的语言、有教养的沉默、耐心倾听、委婉拒绝……我可能离题了。我们是否应该先开个单子,看看曾被视为“保守”的事物是些什么。
《新周刊》:你是否期待文化保守主义的盛行之风出现?
陈丹青:文化激进主义列车百年来不断提速,目前一时煞不住。假若我们终于意识到“保守主义”的真意,可能迟了。譬如城市建设,那么多珍贵的城镇街区,拆都拆了,还能怎样?再譬如种种伦理道德,你讲孔子,***学班,收取高额学费招揽企业主管高等白领来听讲,你真的相信他们听过之后,做起生意就开始讲点仁义道德吗?
所谓保守,反过来说,即尽可能阻止太多太快的毁坏。不止中国,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种种败笔、灾祸、大不安,都因为太激进,太聪明、走得太远了。先进国家近年大致都选择了保守派领袖,但愿为时不晚。
《新周刊》:谈鲁迅,他的保守做派何为?
陈丹青:鲁迅是点燃文化激进主义的那一代人。在他之前、之后,***、胡适、瞿秋白、王明……比他更激进。不论主张,老牌保皇派辜鸿铭的姿态言行也比鲁迅更激进。这代人的种种激进尚有苦衷、有必要,也有资格,他们确曾活在历史关头。他们没看到文化激进主义在1949年后的伟大景观――废墟的景观――换在今天,我相信,鲁迅会反省自己的言行。他那时就不断反省,譬如对进化论失望,对左翼齿冷,对任何新主义
的尖锐的怀疑,等等等等。
“他的保守做派何为”,我不很懂这句话。我只知道鲁迅赞成中小学生用钢笔而不用毛笔,但他毕生使用毛笔、竖着行文、用旧式信笺,从书写的意态看,字字恭谨而享受。他和郑振铎苦心孤诣搜集出版“北平笺谱”,不厌其烦;他不喝咖啡,但建议少读中国书;他不穿西装,但喜欢好莱坞电影,有一回看了《复仇艳遇》,晚上写信告诉两位年轻朋友,一说是“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一说是“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吧”。他攻击礼教,讽刺二十四孝***,但至死奉养***,以旧式规矩给母亲写信,每信开头毕恭毕敬: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我于是看见五十多岁的鲁迅穿着长衫跪在妈妈跟前,低于膝,变回他与闰土玩耍时那么幼小――中国古文造作得多么好啊:“母亲”而且“大人”,还不够,还要“膝下”,如此恭敬到优美的文字不值得守护么――再看落款:
专此布复,恭叩
金安
男树(取原名“周树人”)叩
广平及海婴随叩
我并不是说,这便证明鲁迅“保守”。以我私心揣度,他其实这样地写着,可能有点为了好玩。
《新周刊》:再说木心,他在人文上的保守有何表现?
陈丹青:说来话长,仅举一例:二十多年来,木心先生迟迟不在大陆印行他的著作,理由之一,是不习惯简体字。然而国家不愿守护繁体字,明文规定不准许,有什么办法呢。
《新周刊》:中国的当代艺术,需要保守吗?
陈丹青:心静下来就好――静得下来吗?目所能及,我们看不到几例货真价实的“创新”,也不见稳健而自信的“保守”,多是亢奋躁急。说到文艺创作,我在域外目击的保守之状,大致生机勃勃,崭新的创发则悄然潜沉,不声张,忽然就亮了出来――人家从来不提什么创新不创新。
艺术事小,我们国家大局尚且尘埃未定,弄艺术的能够虚静自守,便是大善了。
(采访 胡赳赳)
梁文道 保守是让人有安全感的束缚
我们并没有真正把一切“传统”都***颠覆掉,相反我们可能留下一些传统糟粕。那些东西未必是好东西,但是被改头换面成为进步的东西。
人类的历史进程是进步的历程,也是保守的历程。阿城讲得很对,如果所有的进步没有保守的阶段,就很难守成。天天重新开始,一切等于是零。保住进步成果,这是文明发展的基石,这是第一层意义的“保守”。而第二层意义的“保守”是――制约、束缚。
这里需要附带联想到另一个词汇“文明”。根据一位德国思想大师提出的定义,文明化进程也就足制约越来越紧密的过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6世纪时,欧洲人习惯在街上跟人说话时还用手去擦鼻涕,后来逐步意识到这么做很羞耻,很不好。羞耻心的增加造成了制约的增加,制约的增加慢慢造就了文明的出现、文明行为的出现。所谓文明的制约就是―种束缚。
社会分工越来越密切,人口越来越多,城市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要找到一套各方面和平共处的方法,让日常生活正常发展下去的方法,这些方法就是制定系列束缚人的制约。如果保守是一种让人有安全感的束缚,那么保守怎么能放弃?近数十年,我们一方面在打倒一切落后保守的东西,同时也一直强调建立文明,文明的城市、文明的国家,其实这是一种需要人深思的矛盾思维。
第三层意义是保守作为意识形态主张,作为―种思潮有一种特别价值。当启蒙运动兴起后,欧洲文明或者西方文明开始追求进步理性,要求用理性的思维来衡量过去一切的标准,法国大***最激进的时候,觉得过去每年分成12个月,每个月有时候30天或者31天,都是不理性的。他们讲理性,而恰巧有一批人觉得这样搞是不理性的,理由是如果我们把过去的东西全部倒掉,就等于把婴儿泡着洗脚水一起倒掉,有这种想法和主张的人被认为是保守主义。所以,保守这个名词是一个现代产物,人类本来一直是保守的,直到出现一种新式理性的想法,认为我们要追求进步、追求改革、***,这种新式理性就是启蒙运动的理性。当出现这种进步的理性,要***要颠覆传统力量时,相对应地出现“保守主义这种说法。
其实保守主义是一个很宽的光谱,保守主义有很多种,大家有不同的立场。我的建议是:不要把保守主义看得很狭窄,看到只有一种“保守”,而且是很坏的一种“保守”:应该看到所有的各种保守主义是很宽阔,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我们不要完全否定保守,也不要完全拥抱它。
比如说美国***府里面新保守主义者,这些人非常坚决地拥抱某种传统价值,认为同性恋婚姻是不可接受的,堕胎是可恶的。他们认为基督教文明核心价值很好,有责任把那个东西推广到全世界……这种保守主义并不是我赞同的,相对,我欣赏英式的保守。
英国是保守的国度,从最早的中世纪大,经过新教***,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这么保守的国家,又是世界上很多激进派人士的避风港,像马克思以及当时很多欧陆的激进派,或者寻找***治庇护的人都去了英国,因为英式的保守主义是宽容的。英式保守主义不敢判断旧的不好,但也不会必然否定新的不好,跟随传统而谨慎判断一切。对于新生事物,宁愿观望、容忍它的存在,甚至冷漠旁观,但不会想彻底消灭新事物。英国的保守主义的信条是:一切东西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确定它必须要变,变得一定好的时候,我们宁愿它不变,因为变化意味着风险。
今天讲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就是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英式保守主义的某些意识形态是值得保留和推崇的,比如宽容和尊重。英国国会上、法庭上的辩论很有意思,他们明明不同意对手的看法,但是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绅士,很讲究礼仪和面子,会虚情假意地说一句――这位先生你说得太有道理,不过我还是有几点保留。
你可以说这一切很虚伪,而这种必要的虚伪足有好处的,因为大家只有不把所有的讨论变成非常情绪化的状态,讨论才可以持续升华下去,才可以相对客观地就事论事,这样讨论下去,大家获益会更多。
中国过去几十年是压抑保守,实际上保守恶名化带来的恶果太多了。我们并没有真正把一切“传统”都***颠覆掉,相反我们可能留下了一些传统糟粕。那些东西未必是好东西,但是被改头换面成为进步的东西。我们用了很***进步的语言去包装特别保守的东西,同时又把其他的相当不错的一些保守价值观全盘打掉了。
(采访 朱慧憬)
李陀 把进步的东西保守住创新,别什么都守不住
保守不是和传统有必然联系的,当保守和传统发生联系的时候他往往是有意义的,你守住一些东西,先别忙着创新,一切的积累都是有意义的。
我先声明,我今天不是在谈作为思想体系的“保守主义”――“保守”这两个字在不同情境下,含义是不一样的。“保守与变革”,或者“保守与创新”,这样的二元对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到今天,“求新”已经变得太复杂了。我们得有一个限定,这次是谈文化领域的事情:如果谈科学领域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儿。
文化领域求新的这个“新”,其实是很晚的事儿,也就二三百年。近一百年的学术界,尤其到近五十年的学术界,现代性讨论是核心问题。随
着现代性的展开,“新”就有了一个特殊的价值,它变成一个意识形态,即“越新越好”。到了19世纪末,“越新越好”就愈演愈烈。
整个现代主义的历史,就是一个对“新”的追求过程:而且“新”成为最高标准,这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对文化艺术有很大的推动,成为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的最大动力,对“旧”的颠覆成为每一个艺术家的追求。但是自二战以来――这完全是我个人感觉――“求新”就开始成为艺术发展的一个负面因素,当然这个负面因素的发展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求新就明显开始成为艺术的绝对要求、第一标准和最高标准。到了所谓的后现代时期,安迪・沃霍尔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求新”这东西就更复杂了,因为市场把“新”和商业结合起来了,使得“新”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获得了资本的支持。
我在1993年的时候,给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的《中国前卫艺术》写了一篇序,引用了贡布里奇给《艺术的故事》中文版的一段序文。他认为,“中国的艺术与西方大不相同,伟大的艺术家所创立的传统,即使经常被更新和改进,中国有更多的时间去达到雅致和微妙,因为公众并不那么急于要求看到出人意料的信息,然而,东西两种传统在各自的道路上无疑都创造出我们所不能不为永怀的价值。”中国传统的艺术并不把“新”看做最高的追求。反而,积累、积淀,厚积薄发,使作品更完美、更完整,达到极致。这是共识。规范要求以追求绝对的“新”,长期以来并不是我们自己艺术发展的最高价值,也不是我们艺术家的最高标准。
在中国,晚清特别是五四以后,“求新”开始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对中国来说,整个20世纪是一个***的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社会***有一个统一性:不管是左派,都对“新”有所追求。在这种情况下,“求新”和中国社会变革是一致的,在很多方面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它开始有负面的作用?也许80年代已经有了。我怀疑,在80年代的时候,对“新”的追求被作家和艺术家当作最“进步”的追求,因而成为绝对的标准。这时候,求新已经隐含着妨碍艺术发展的危险。到了90年代以后,“求新”和市场、资本开始被结合起来。“新”要和收藏价值、买卖价值、交易价值挂钩,才实现为物质层面的价值。“求新”变成这样一个价值观,就悬了。它变成了一种崇拜和神话。它是一种危险和陷阱。当“新”不但是一种绝对价值,而且这种标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就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我们要从艺术史上回顾一下,当“新”不是绝对标准的时候,在传统的艺术发展中,尊重积累和积淀、尊重微小变革,这样的艺术价值观曾经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所谓的“保守”,其实是一种有益的价值观。正是这种价值观,使得我们的文化和艺术有巨大的发展和成就。我的问题是:这两种价值观,是否可以想办法平衡一下?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评价体系?
“保守”和“传统”之间不止一种关系。有一些“不传统”的创作,比如现在绘画界的“四大天王”,在我看来其实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保守”,因为他们的创作已经形成了固定不变的模式,甚至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我们应该正确理解“保守”和“传统”之间的联系,不要简单化。关键是,你守住一些东西,把取得的成绩守住再去创新,你别什么都守不住。
(采访 胡赳赳)
马立诚 制度创新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改革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和农民起义相比,改革更能促进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和科学技术发展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我希望国家的制度能够创新。从宏观来讲,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是民主***治体制。这两种体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比较欠缺。中国的创新应该是在制度框架――大框架上的创新,具体就是这两个体制。
中国的农民起义基本上没有推动历史前进。我们看看历史,不论是刘邦、朱元璋,还是***、义和团,农民起义有没有推动新的社会制度产生?有没有推动科学技术浪潮般的发展?没有。欧洲很多国家并没有发生农民起义,他们是依靠改革,依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一步步走到了今天。1215年英国的大运动,英国贵族和平民受不了国王的横征暴敛,起来造反,最终包围温莎宫。当时约翰王身边只有7个人,要是在中国,自然要改朝换代,皇帝不是杀掉就是自行上吊了结了,英国人却坐下来谈判。双方各有需求,国王要求保留王位,贵族要求不要乱征税,双方达成共识,国王签署了大。大规定,国王征税须得到贵族指定的一个委员会的同意,否则,贵族和自由民可以占领王宫,驱赶国王。这就创造了新的制度,朝野对话,制约王权。1215年的大运动可以说是现代***治制度的一个奠基――权力制约。我比较赞成这个,而中国农民起义前朝,框架上并没有创新。
我曾经对中西方的改革作了比较,我个人赞成市场经济和民主***治体制,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做出了否定评价。很多人认为王安石在创新,但是,他的变法其实是***府包办一切,垄断金融业和商业,***府与民争利,剥夺民众商业权利,比计划经济还要严重。短时期财***收入扩大了,长期来看是竭泽而渔。王安石这些人的路径选择对中国产生很长远的负面影响,就是***府占有资源,权力过大。
从***的观点看来,当然说我是保守。从激进改革的立场来看,也可能说我保守。改革是改良,不是***,是在不的情况下缓慢前进。在中国,柳宗元、欧阳修对改革的认识不够,企***毕其功于一役,硬干到底,不妥协。《古文观止》里有一篇欧阳修的文章叫《朋***论》,宋仁宗是支持改革的,然而北宋皇室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大臣不得结***。当时反改革的人指控改革派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结***。欧阳修写了《朋***论》,直接向仁宗挑战,明确宣布我们就是要结***。结果改革急刹车,半途而废。欧阳修不懂得妥协,柳宗元、刘禹锡也是如此。
改革是采取渐进措施,进行制度创新,形成良性***治。***是用暴力手段,完全,建立良性***治。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良性***治是一种民主***治。如果以传统眼光来看,那就是“王道”。比如史书称道的汉初“文景之治”,那是“小***府大社会”,刑罚宽松,人民休养生息,这是古人眼里的良性***治。西方***治进入中国之后,民主***治的观念开始行之于世。两相比较,当然是民主***治比“文景之治”要高明。
我曾经说过: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我觉得形成了一个积习,制度创新是很难的。你我、杀掉我全家全族都可以,但想改变我不行。刀砍到脖子上来了,那我全都不要了,江山全没了也认了。在这一刻之前,你要改革,要追求长治久安,那不行,因为我的利益可能受到部分损失。算计了小的,丢掉了大的,这是一种***治上的短视。国人的特点就是创新能力弱,暴力倾向强。暴力历史悠久,有暴力传统。而且暴力解决问题“立马见效”,“效率”很高,耳朵根子立时清静了,容易迷信暴力。但这样做遗留的祸害很大。这跟低估生命价值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走向良性轨道。从整体社会情况来看,人们嫌恶暴力,赞成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起,整个世界的风向变了***被改革取代,改革成了主流。现在在我们身边的改革,也就是制度创新,跟生命价值的重估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比如说,以前连辞职都不可以,只能单位开除你,现在跳槽成了家常便饭。还有婚姻自由,结婚离婚不必再由单位开介绍信,变成了私人事情,这些都彰显了人的生命价值。
(采访 胡赳赳)
于丹 创新,是有规则的;保守,是有尺度的
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在打假,就是今天存在着一种“伪创新”。我所不喜欢的创新是什么呢?就是以急功近利的名义,去给自己贴上一张漂亮的标签,就叫做创新。有很多城市,为了盘活自己的资源,去营造概念,对于一个地方来讲,这无可厚非,但从名义来讲,不必找到那么漂亮的一个名称,还不如做点实在的事情。这种伪创新,它营造了一个概念,以文化的名义,但实际上做的是新利润的产生方式。
我也不喜欢为创新而创新,就是一种形式创新,本身并不导致内容的增值和变化,仅仅是一个噱头而已。
创新本身不是坏事,但创新要有个前提,就是发生诚意,带着诚意去导致一种新价值的诞生,这是创新的两个条件,首先是主观上有诚意,其次是客观上有价值。我说的伪创新是缺乏诚意的,为创新而创新不会带来新价值,所以任何一个概念,当他泛滥时,都变得不好。我们上学时就是一个***腾泛滥的时代,大家都说***腾,最后那些学民俗的同学就愤怒了,说,你们懂不懂***腾!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当作为一个标签和概念被过度消费的时候就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我谈的创新,创新本身是件好事,但存在概念的过度消费。
我也想谈一谈什么叫保守。保守本身不是一个好词,但是也要问一问,你保住的和守下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保守是保住一种有所敬畏的态度,不仅是墨守成规,而是说你在态度上稍微谨慎一点。在今天谈保守这个话题,它是一种有节制的保守,是一种临事而惧的态度,但必须要后缀四个字,“好谋而成”,而不是保着守着,一事无成。
我理解的概念,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我希望他们不是一个孱弱的身子顶着一个硕大的脑袋,无所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有行动的、传统的,他能够去改变这个世界,他能做点儿事,用文化的力量;我一直觉得文化是个动词,它是文而化之,它不是僵死的化石。周易上说,观乎天文,以察四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就是文化本身的意义。一是观察天文,你觉得四时流转,春秋待序,人要尊重这个物理现象,所以要春耕要秋收,顺应天象,别动不动就人定胜天,把林子全给砍了都种梯田了,别干这样的事,这叫观乎天文以察四时。接着就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察世间百态,生成人间默契的道理,文而化之是一种行动的力量。我觉得知识分子其实应该徘徊在你的思想层面和你的行为层面之间的链接点上。
创新,是有规则的,保守,是有尺度的,思想这件事情上应该是思想无疆界,创新有规则,写多远都行,但做事的时候最好有点临事而惧,别没边儿的去做,那会有很多不负责任的浪费。
(采访 丰兄)
黄永松 传统文化精神都朴素地在生活里存在着
曾经一位朋友对我说:“历史像头,现代像脚,你要做一个把二者相连的肚腹。”你看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点我们跟我们祖先没有分别的,所以我们面临的规律或者是状态相对而言从古至今是一致的。看重规律非常重要,规律就是存活的道理,这是祖先摸索出来的经验,而我们需要持续上面得到的经验往前走。现在的知识分子该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记忆整理起来,擦亮,让传统与现代衔接起来,这就是文化创意产业。
我们需要对传统有认识,对未来展望有认识,承前启后,温故知新。今天的平台很丰富,而我们可以把一切都融合交织在今天的平台上来呈现,一切就像是汉唐盛世一样。比如黄酒系列中就有很多种酒,也有丰富的酒器,这也是文化创意产业啊。我们不去了解黄酒,而费心去了解红酒,这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的系统放在一边,重新去了解一个完全不懂的新系统。走出去,很正常。不过走出去,必然要回归,因为我们的传统很丰富,所以走出去之后记得要快点回来。
我们的传统文化精神都朴素地在我们的牛活里存在着,比如中医,就是很生活化地告诉你如何过日子。我在北方很清楚“晚吃萝卜早吃姜”,这句话有很大的生活哲学。工作了一天,劳累了一天,一定很燥热,到了晚上就要带着燥热去睡觉,这肯定就会生病,你就吃萝卜降火,早吃姜是指你经过了一个晚上,你就会变得阴寒一点,你早上吃姜把寒气去掉。一切都要因地制宜地照顾自己,因为人在大自然里面是非常渺小的,你在跟大自然产生关系时,要尊重它,你就没有病,大自然就会滋养你。
(采访 朱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