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媒体监督篇1
概念之乱
当前，“舆论监督”一词具有******公文用语、法律用语、学术概念等分别。另外，舆论监督一词与“媒介监督”、“传媒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概念相互混杂交叉。既存在同一概念“舆论监督”的不同内涵，又存在足以混淆视听的相似概念“媒介监督”、“传媒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概念的歧义和混杂阻碍了研究的深入和严谨，带来一定程度的理解和交流障碍，需要做一个系统的辨析。
先看舆论监督的不同内涵。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舆论监督” 的思想首次由梁启超提出，1902年10月2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发表文章《敬告我同业诸君》，第一次提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①梁启超说：“监督有三种，一种是法律监督，一种是宗教监督，还有一种是名誉监督，即你必须如何如何，否则社会将不容你，并使你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谁来行使舆论监督的职权呢？”梁启超将它派给新闻界，“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者，莫若报馆，故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也。”新闻界之舆论监督的理念由此发轫。
“舆论监督”包含了“舆论”与“监督”两个关键词。而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舆论必须是民意的表达。“监督”一词则意味着察看，并非一定是批评。那么，舆论监督至少表现为两个本质特征：一个是必须代表公众的民意，另一个是范围不限于批评，也包括表扬等。但实际上，我们对舆论监督的理解却并非这种学术意义的内涵。******文件、法律术语、社会习惯三种领域中的舆论监督与其学术理解皆有出入。
从******文件的渊源来看，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以新闻媒体为主体对******权力机构和工作人员的批评报道。在******文件的传统语境下，舆论监督只是意味着批评，而对象也只囊括了权力机构和工作人员，而不包括社会公众人物，如影视明星。我国传媒“舆论监督”的前身，是1950年开始的“报纸批评”。1987年***的十三大***治报告首次提出“舆论监督”，此后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不久前结束的***的十七大的***治报告，均有“舆论监督”的概念。十三大***治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务和***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十六大报告指出：“认真推行***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因此，***的***治报告关于舆论监督的论述，其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从***的工作角度，将舆论监督视为一种对******权力机构和工作人员公开的监督形式，而非指监督其他一般性的社会问题。②
而法律术语中，舆论监督也是以新闻媒体为载体或主体。而且监督的对象可以包括企业和商业行为，这与强调监督对象必须是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不同。
在社会习惯中，人们谈论舆论监督，往往意指新闻媒体进行的批评报道，很少意识到舆论监督的其他形式和本质内涵。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学术概念和三种社会领域习惯用法的细微差别――作为学术概念，舆论监督必然包含了公民民意的表达，方式上必然包括批评、表扬等察看形式，对象的指向上具有特殊性，特别指向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而上述三种社会领域都和学术概念有所偏离：******文件中体现了媒体和对权力的批评两个因素，没体现出察看的含义，排斥了表扬的形式；法律术语和社会习惯中都体现了媒体和批评两个因素，没有强调公民民意的主体地位，也排斥了表扬的形式。综合来看，三种渊源中，共同的内涵是媒体和批评，也就是说“以媒介为主体”、“以批评为方式”，这两个因素基本成为目前研究中对舆论监督的共识空间。只有在这个空间内的论述，才具有形成共识的基础，才具有可交流性。当然，这个共识空间与“舆论监督”之间存在着语义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概念与现实的距离造成了名不副实和交流混乱的状况，这种状况的解决有赖于新的命名的产生。
媒体表达与公民民意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距离。两者之间至多是一种委托关系，而且这种委托还不是天然形成的，更不是亘古不变的。舆论监督是自然存在的公众集合意见造成的某种效果，而传媒监督就不能不带有媒体自身的主观意***，以及媒体背后***治、经济势力对其的操纵。媒体报道是否真正代表舆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公民民意才是媒体报道的正义性渊源，是舆论监督道义力量的源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媒体报道等同于公民民意都是亵渎民意的表现。
“媒体监督”提法可行
在确立了基本的研究对象即媒体的批评报道之后，如何让共识空间与学术概念实现无缝链接，名副其实，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上文已经分析了“舆论监督”一词的问题，那么，再看一组相关概念，包括“媒介监督”、“传媒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这些概念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笔者建议采用“媒体监督”的概念。媒体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是大众传播的新闻机构。媒体是媒介的子集。而我们讨论的对象实际上是作为大众传播机构的新闻媒体。这样就排除了不是大众传播的媒介，也排除了作为大众传播载体的广告媒介。
本文探讨的是媒体监督的问题，其内涵集中在新闻媒体上的批评报道。媒体监督与舆论监督两个概念有交叉。媒体监督一词传达了两种内涵，一则监督主体是媒体，二则监督意味着批评。媒体监督的外延等同于新闻媒体的批评报道。
首先分析其合法性。从理论上说，媒体批评的正当性源自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因为媒体是公民知晓情况和发表意见的公开渠道。如果媒体不承担这种服务职责，得不到公众的承认，批评也就失去了效力。媒体代表舆论进行的监督，也并不是一种传媒的法定权利。本质上是由于媒体的新闻活动，自然形成了传媒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一种制度性的监督关系，不依媒体的意志而自由解除，不存在一般法律关系在形成上的偶然性。
再分析其正义性。没有任何一个实体能够保证传媒的正义性。权力机构或工作人员对传媒有所顾忌，并不是惧怕某家媒体、某种舆论，而是因为大众传媒整体的报道与批评，让权力机构和工作人员受到经常的、持续的检查和监督。传媒是在群体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个体的意义上，成为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因而传媒的舆论监督，“只具有群体的正义性，而不具备个体的正义性”。
我们知道，舆论的核心主体必定是公民的民意，而公民民意的表达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这也是正义性的根源。而媒体作为媒体监督的主体，与民意有一定距离。媒体的报道包括了代表公民民意和不代表公民民意两类。前者当然具有道义力量，而后者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辨析。实际上，后者多表现为******力量推动的权力监督，是权力延伸型监督的典型，往往对公民的生活生产起到维护和改善的作用，如***府部门推动的商品质量监督活动，这样的活动虽然并非公民民意直接推动的产物，但是符合民意的期待，也具有正义性。因此，媒体监督在目前虽然无法完全摆脱权力推动和商业利益的诱惑，但其基本表现仍然是符合民意期待，具有较强的正义性。现在的问题不是监督太多或过于频繁，而是媒体监督往往在诸多限制下渐无声息，销声匿迹。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新闻宣传与构建和谐辽宁研究”的成果。课题批号：L06AXW002】
注释：
①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简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陈力丹：《我国舆论监督的理论与建构》[A]，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孙江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生；纪殿禄，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媒体监督篇2
媒体监督随我国民主***治进程加速而处于黄金发展期，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但监督一阵风，认为处理完几个当事人便可偃旗息鼓，没有后续防范制度体系建设及实施的持续监督跟上，许多社会问题和沉渣势力死灰复燃，再次危害社会；感性监督常常无功而返，偏离本意，功能异化，带来负面社会效果及后遗症，招致媒介霸权、破坏力强等批评之声，削弱监督声誉；泛化性监督导致效力微弱，大大消解了监督功效，这些都影响了自身长远发展。要走出舆论监督的上述困境，需要媒体人审视背后根源，突破以往作为模式，以正确的监督转型操作，实现其深广的社会价值。
由风暴式监督向持续监督转型
有效监督不是刮阵阵舆论风暴，忽冷忽热，而应该通过持续监督，推动社会建构起制度的防护墙，跟踪督促实施，使危害社会的现象能够得到标本兼治，才可以成就监督的终极价值。***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是“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为公众提供参与监督渠道阵地，引导受众围绕问题行使表达批评权利，支持民意发展，形成舆论合流，聚合社会力量达到制度建设完善，是媒介监督的作为取向。
例如媒体对“周老虎”事件的披露与监督，可谓有始有终，周正龙受到法律制裁，有关干部受到处理，但仍显不足的是，如何避免类似丑闻再次发生？怎样确立不能不敢弄虚作假欺骗国人的制度？如果不能将监督进行到底，建立防范制度，让这种事一再发生，最终受影响的是***府公信力。影响巨大的***审计风暴，并没有因为他的职务变更而失去威力，是有远见的媒体在中央***府和广大民众全力支持下，无数目光，最终奠定今天一个常规性的强有力监督约束制度，不至于人走茶凉。
至关重要的是，持续性监督在检验健全制度，督导督促落实方面有更多作为，才能取得真正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建设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其后监督是更为艰巨、不断反复的过程。当年高呼媒体有功的“孙志刚案”，合力监督促进了事件的迅速公正解决，***2004年6月20日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使收容制度成为历史，但制度实施方面很难再见到媒体监督行为。城市中仍有可怜巴巴的流浪乞讨者，根源到底在哪里，没有相关后续性监督报道。当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媒体联手掀起舆论监督热潮，开面对面质询问责之风，引发许多地方针对奶粉的打假行动。不曾料到，2008年又出现轰动国内外的“三鹿奶粉事件”，可知其中制度漏洞问题并没有完全根除。纵然质监部门事后努力再大，还是有那么多的孩子死于非命。这些没有对制度完善及更好落实的半截子监督行为，是媒体监督功能发挥的软肋，使制度治本效应受到限制，留下令人痛心的教训。
事实证明，清除根深蒂固的丑陋落后社会现象，期望通过一次性监督，“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幼稚的。对官权腐恶、利益分配不均、畸形发展等痼疾而言，更是长期监督任务，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要打持久战，以韧性与不懈努力，通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汲取广泛力量着眼于制度建设，又要在持续性监督制度实施和检验结果方面下功夫，追求长远效益，实现价值最大化。
持续性监督功能发挥与新闻信息提供是有区别的。应该在利用新鲜事实的基础上，有长远目标和总体行为的系统性。否则像以往一样，局限于媒体监督一隅，随时而行、随事而变、随机性强，不断转移受众视线，会造成监督资源的浪费，受众支持热情的丧失。而转变风暴监督模式，张弛有度，合理开发持续性效力和制度建设作用，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应成为媒体今后主攻方向。
由感性监督向理性监督转型
非理性监督对新闻媒体和记者本身无益，对大众心理的负面影响深远，防止其危害需要转变先前媒体监督的感性做法，走出依靠头脑一热不顾各种因素的行为，才可以全面提升其社会成效。
理性首先必须考虑可行性。作为媒体监督议程设置的策划实施者，充分认清社会大系统提供的生态空间，在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做自己能做的、做好的事情，可为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绝不轻举妄动、贸然行事。许多监督半途而废或者功亏一篑于社会阻力，原因是没有清醒认识社会是有机联系的，各系统间及系统内部按照一定的互动制约原理运行。只从监督本身出发，不看社会形势，不顾总体状况，仅凭满腔热情，必然引发与其他系统的冲突，对媒体监督施加反向作用，结果事倍功半或者无功而返。
关键是要在可行性的基础上，善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有利时机。2008年孙春龙知晓娄烦垮塌事故后，以良知和责任化装前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为让其公布天下，利用网络博客的传播手段，重大事故浮出水面，责任人受到严惩。可行性还在于抓主要矛盾，不忽略次要矛盾，打蛇打七寸，又应以剪除为指向，不监督则已，只要出击就能有所收获，讲求“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果。总之，监督始终以可行性为指导，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推进和谐社会构建上不求大求全，不贪一时一地之功，有区域、有重点地长期进行。
理性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监督的科学观和人性化。不能像以往不分问题性质，不管内外有别，过分强调震慑、打击、破坏、摧毁，对于国家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在监督的过程中除了做出科学理性的解释说明外，还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有责任指出一条科学解决的光明大道。《焦点访谈》不遗余力做过多起环境保护监督报道，为什么有些问题依然严峻，积弊重返？关键是监督曝光排污企业，批评监管部门地方保护主义作怪容易，可是地方经济出路如果没有合适的替换，当地***府寻找不到其他生存发展之道，肯定会跟环保类监督捉迷藏，不认真整治。近年来环保监督显示了应有的理性：不仅对污染企业作历史性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企业整顿积极性不高的缘由追根溯源，同时对治理成果现状予以肯定，还请治污专家和地方领导用科学发展观探讨治理和长远发展之策。监督中为地方前途着想，积极建言献策，更具有理性化、人性化、科学化，使被监督者心悦诚服，积极配合，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于社会稳定也大大有利。
回顾当年，南京冠生园在媒体监督中轰然倒地，如果多点理性意识，多点对发展经济的关注意识，也许这个品牌命运不至于此，不会有大量职工失去饭碗怨气冲天。当时的《扬子晚报》则在监督的同时理性的发出保护名牌的呼声：冠生园，站起来！
理性监督的最大效应是营造起健康舆论。社会舆论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现象，其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舆论的健康程度如何，是一个社会思想和文化建设的综合反映。舆论健康则作为力量强大，舆论环境良好则能够快速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前发展。媒体作为舆论领袖和舆论聚合的阵地，对舆论的健康与否影响甚巨。对反响巨大的司法审判案件，媒体对司法人员和程序监督是应有责任，对司法公开、公正、公平等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根基建设促进很有帮助，但大量煽情报道，过分炒作，把监督当作争取受众市场的手段，干扰司法***审判权，长此以往，其结果必然导致群众的感性和盲动情绪，形成非理性舆论，冲击依法治国的根本方略。诸如此类显示了媒体监督的非理性恶果，对和谐社会破坏力尤其厉害。
因此，媒体监督要进行适当调整，克服非理性行为，用冷静、理智、建设性的批评，以大局为重、科学监督的态度反作用于社会，在理性转型中实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
由泛化性监督向具体化监督转型
所谓泛化性监督，是对某些社会不良现象和风气进行泛泛而谈的曝光，仿佛人人有错，令人产生总体素质低下的印象。如对违法违纪官员和公务员的批评报道最后把板子落在***府身上，而不去追求具体的责任人。这种把监督对象或者问题大而化之的处理方式往往是效果微弱、没有效果甚至出现负面效果。
社会心理学的责任分散理论告诉我们，批评对象越多越广泛，目标群体越大，被监督者的责任认领意识越弱，推卸责任为自己开脱的心理越强。又由于“法不治众”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泛化性监督不但对监督对象的心理威慑大大减弱，也使上级有关部门事后处理问题时往往轻描淡写，不了了之。从而引起公众对***府的不满，导致对立的直接后果。
泛化性监督必须要转型。在各类监督报道中明确责任对象，增强批评教育的针对性。对有关失责甚至触犯法律的当事人与单位部门，该指名道姓的就不要留情面、遮遮掩掩。只有这样，才能使被监督者真正有所触动，或改进工作作风，或整顿人事队伍，既对他们自身系统建设有好处，对其他单位人事也能够起到强烈的警示功效，真正起到为人民群众解气的效果，提高舆论监督的声誉。
2008年的几次官员问责风暴，不是仅对一些相关部门的简单批评报道，而是追根溯源，把所有的祸害病根一一告知社会，对玩忽职守的各级官员免职，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危害。这种监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追究管事人的责任，不尽职尽责的公务员的失误和造成的惨祸必须接受惩罚，反映舆论的声音，呼吁建立官员问责的常态制度，因而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效果。
当然，由泛化性向具体化监督的转型，要考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治病救人原则，尊重事实，到位而不越位，注意把握合适的监督力度，不激化社会矛盾。
结论
媒体监督的转型是对以往监督实践效果的反思总结，其目标实现也是新闻媒介提升监督效益，能够更好服务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要求。各级***府与各条战线能够认清时势，正确对待媒体监督，创造一个宽松环境，媒介人的主动作为意识增强，提高监督转型的操作运行艺术，将使我国媒体监督之路走的更加扎实持久、更加富有成效。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媒体监督篇3
善待媒体监督，是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建设民主***治的要求。作为领导干部，自觉接受和善待媒体监督，是为官从***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指出，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
必须得承认，时下的确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还缺少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在他们眼里，记者对当地突发事件或负面新闻进行采访，就仿佛成了找碴的“刺头儿”。于是，一些领导干部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怀着恐慌、抵触的心态，采取捂着、躲着、压着等手段，千方百计地封闭信息。
近年来，信息传播日益呈现出开放性、无界性和速度快等特点。面对媒体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如何运用媒体宣讲***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不仅是***中央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更是检验领导干部执***能力和智慧的一道现实考题。
个别领导干部回避媒体、逃避监督的想法和做法，并非明智之举。毕竟，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早已超出了***府的掌控范畴。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即使捂着压着不向媒体说清楚，那也捂不住压不住网民的声音。与其坐视网络谣言满天飞、陷入被动境地，不如借助媒体主动权威信息，回应公众关切。
作为领导干部，自觉接受和善待媒体监督，是为官从***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借助媒体开展工作，通过媒体监督推进***务信息公开，让媒体成为反映民意的传声筒，让媒体成为监督干部的曝光台，让媒体成为***群干群的连心桥，才能以强有力的正面引导，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舆论环境。
因此，修好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这门必修课，努力与媒体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正是领导干部正确认识自己、获得群众信任的基础和保证。否则，对媒体一味进行封杀，那建设透明***府、诚信***府只会沦为一句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