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洁馨塔・普拉斯提亚
编者按:41岁南非出生的电影制作人安迪雅・巴克(左)和53岁的迪・麦克兰克兰在一起生活13年了,在这13年中有9年他们曾经是夫妻。4年前迪(当时还是邓肯)宣布他希望像一个女人一样生活。于是他们离婚了,但是仍然继续在一起工作,他们两个人现在都住在墨尔本。
安迪雅:我和迪是在1987年认识的,当时我们在南非拍摄一部英国大片,迪是助理导演,我是场记。那时候,我刚刚22岁,迪是34岁。我爱上了邓肯的激情、聪慧和办事果断的能力。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他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我记得我们一起到南非西海岸的一个火山湖度假,我们住在一个小木屋里,天气寒冷,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躺在星光下,一起谈论着我们对生活的憧憬。我们都拒绝接受普通生活的局限,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
从那时起,我们就在一起拍电影,在南非和美国加州洛杉矶之间生活了12年(其中有一年是在墨尔本度过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和家人移民来到了澳大利亚)。我对邓肯充满信心,我相信他是一个好导演,他也导演过好莱坞的影片――《第二本丛林书:毛戈理和巴娄》。我是那部电影的制片助理。在拍摄准备前期,我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当我们的第二个孩子1999年在洛杉矶出生后,我们决定回澳大利亚居住。我们的生活被电影占满了,没有时间干其他的事情,我们希望迪(邓肯)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喜爱的登山和滑水运动,我则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及朋友团聚。我先回到了墨尔本,邓肯在洛杉矶处理一些事务,处理完后就回来。邓肯回来那天,他对我说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我,他不知道是遗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可能要花上几天时间才能解释清楚,他觉得“现在”不是谈这件事的最好时机。我开始胡思乱想了起来,我担心是不是我们的孩子有什么可怕的遗传疾病,我对他说无论是什么,一定要现在告诉我。当他告诉我他有时喜欢穿女人的衣服时,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我松了一口气,可是,我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是无数个日夜的苦思冥想,我试着理解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很生气,他为什么要骗我呢?我试***留住邓肯,可是,邓肯却不肯放弃做女人的想法。他决心已下,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将永远失去我。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好长一段时间,我好像被这件事摧毁了一样。
但是,我非常理解邓肯的勇气,能够这样做,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他终于能够诚实地对待自己,对待我,以及对待这个世界了。我知道他仍然全身心地爱着我,爱着我们的孩子。我渐渐理解了,他的背叛并不是有意的。
我希望自己能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因此,当邓肯决定选择作为女人生活时,我们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联系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
迪和邓肯对生活的态度是基本一样的,我过去常常觉得迪失去了邓肯身上的快乐天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迪的身上又看到了邓肯的快乐。邓肯喜欢冲破体力上的极限,他登山冒险。迪则喜欢冲破社会上世俗的极限,她喜欢我行我素。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心里知道,她还是那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无条件地站在我身边的那个人。
邓肯过去常常喜欢吹口哨,我都习以为常了。他在院子里、房间里不停地吹口哨。直到没有口哨声了,我才察觉到房间里那么安静。
迪:我第一次见到安迪雅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她就像一只蜜蜂一样在拍摄现场跑来跑去。我是一见钟情。虽然我们年龄上的差异在那时比现在看起来明显,但是,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她身上有一种非常纯的,发射性的能量,从她身上发散出来,同我身上的狂乱的能量,不,不是狂乱的,我并不狂乱,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工作狂,但是,我是一个很有雄心壮志的人,我们的能量是不同的,可是,好像很般配。这也成了我现在个人生活的问题,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当时我从加州回来,第一次同安迪雅谈这件事,心里十分矛盾。我想:“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也不知道将来的路该怎样走。”这是我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抉择,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暴露在心爱的人面前。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会勾起什么陈年旧账。不过,为了诚实,我必须向安迪雅坦白一切。
一个人的性取向是深深埋在心底的,而且,又是如此复杂,如此让人琢磨不透,你常常忽视它,常常习以为常。但是,总有一天,一切都好像要爆发一样。你认识到:“这一切很不对劲。”另外,当时我们一起决定离开加州,意味着将要离开我的事业,我的梦想,这一切都加剧了事情的发展。
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一定要经历这场浩劫吗?”因为我知道我的决定要影响到好多人。安迪雅非常理解支持我的决定,当然,她也同其他人一样经历了愤怒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感情。但是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孩子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为孩子着想,即便是不为孩子,安迪雅也非常支持我,她从来没有抛弃过我。
变性这事就像登上了一条船,你心里知道,你的脚一旦踏上了这条船,就再也看不见从前的陆地了。你不知道你的人生路途是否还有终点,不过,经过了一段时间后,你认识到不管是什么样的航程,你都要走下去,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我们之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情感历程。离婚后,一开始,作为女人的我找不到工作,因为我的年龄和社会上的种种歧视,这对我们来说是另外一种考验。我们没有钱,同时我们还要解决各种各样的感情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只能自己成立了一个制片公司,自己给了自己一个饭碗。
即使是在这些最困难的时期,安迪雅和我还是在一起工作,我们在离婚前就在拍一部喜剧片。我们几乎没有停止过在一起工作。
如果我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安迪雅是我第一个想到求助的人,无论是与她有关还是没关。如果是有关我们孩子们的事,我们从来都没求过别人帮忙。
安迪雅能够接受任何人,不仅接受他们好的一面,也能接受他们不好的一面。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相信人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样,你就能够允许自己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追寻姐姐的足迹
文・【美】玛丽・劳顿
我的姐姐能听见声音。她能看见我看不见的人。她确信警察和特工在跟踪她。她的行为和举止都很反常。她会突然放声大笑,身体前后不停地摇晃。她会半夜三点爬起来在房间里四处游荡,或者到警察局去同他们讨论***喇嘛。
多年来,她常常有暴力行为,而且与人相处非常不友好,她不能工作,也无法保持和其他人正常的关系。我的姐姐凯瑟琳比我大13岁,她患有精神病,她二十几岁的时候被诊断为精神***症,在精神病院和监狱里度过一段时间后,她自己决定搬到英国西部的布里斯顿居住,在那里她一直住到她去世为止,她去世的时候年仅47岁。我们只是偶然才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的,因为在她住院的时候,她信誓旦旦地对医生说她什么亲人都没有。
我已经11年没见过姐姐了,但是,我常常同她保持联系,我的父母和其他3个兄弟姐妹也都经常同她保持联系。我给她写信,还给她寄去我和未婚夫的照片,以及我们新家的照片。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姐姐给我寄来了一条睡裤,她在信中写道:“你们两个可以为争穿那条裤腿打架了。”我知道姐姐喜欢笑话和幽默的故事。
凯瑟琳去世后,我采访了她的医生、照顾她的护士和社工,他们非常善良地照顾她、理解她。我去了她的公寓,房间里又黑又冷又乱,客厅里什么家具都没有,地上乱七八糟地堆着各种各样的杂物。墙上是用黑笔写得乱七八糟的名字和留言:“史蒂芬,”、“用拳头很不好”、“上帝呀,这房间真冷”、“谢谢你,乔治”……但是,在这混乱之中,墙上也有一些可爱的东西:明信片上是宽广的大海和起伏的山峦,海报上大自然的风景,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情趣盎然,所有的画面都包含着壮丽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