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新大光明建成后，卢根耗资25万银元引进美国制造的最新实音式有声电影放映机，“发音纯粹，绝无杂声”。⑦墙面上还配有进口吸音板，场内上下地坪有木屑可吸音，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安静舒适的观影空间。同时，新大光明还对光线作了科学处理。观众踏进影院后，建筑外部黄色的玻璃灯箱有过滤光线的作用，再踏进黑暗的放映场，就不会有不适感。⑧场内的电灯都隐蔽在转角处，除太平门上的灯光为直射之外，其他光线不会阻碍观众的视线。新大光明有1961个座位，居上海影院之首。这些座位“柔软舒适，排列审慎，视线集中，声浪普及”，⑨设计得非常合理。为使观众在酷暑时节有舒适愉快的观影体验，新大光明更花费30万银元从美国购买了离心式冷气机，保证影院内空气冷暖适宜、干湿均匀，这在绝大部分电影院还采用电风扇降温的年代，堪称沪上一流。无论是“影戏院时期”还是“大戏院时期”，大光明以其开业较早、位置优越、设备领先等因素，带领沪上影院业开启了一段繁荣时期。瑏瑠另一方面，诚如李欧梵所说，装饰艺术和摩天大楼的结合所形成的城市建筑审美，与城市的现代性相关，以“享受生活”为特色，表现在“色彩、高度、装饰或三者合一上”。这种建筑风格意味着财富和奢华，更重要的是传播了一种向西方现代文明看齐的新生活方式。①1933年6月14日，被媒体誉为可以与“欧洲美洲各国第一等的戏院，互相伯仲，无分轩轾”的大光明大戏院建成开业，宣告上海娱乐新时代的到来。②近代上海娱乐方式的变迁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开埠以前，沪上城乡居民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样，热衷于逛庙会、听说书、泡茶馆等传统娱乐活动。租界开辟后，外侨将西式的娱乐空间和娱乐方式植入上海。1933年1月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上海的娱乐场所共计207处，其中跳舞场39处、电影院37处、书场22处、弹子房14处、地方戏院20处、京戏院3处、票房29处、公园6处、运动场8处、高尔夫球场7处、游戏场5处、话剧场2处、其他占15处。③跳舞场、电影院等西式娱乐空间已经超越传统戏院和书场，成为影响都市生活、传播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民国时期，上海是好莱坞电影在华的主要市场。
李香兰演唱的《夜来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⑧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追求摩登成为20世纪20—40年代上海民众普遍的社会心态和行为准则。喜欢新事物、唯恐落于人后的集体心理，又驱使着上海民众“去最新的影院，看最新的电影”，以此证明自己的摩登与先进。1933年重新开业的大光明自诩“建筑现代化、装饰艺术化、设备贵族化、管理科学化、选片严格化、座价平民化”的“远东电影院之权威”，⑨吸引着大量推崇西方娱乐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们趋之若鹜。大光明重建后，规定票价：白天正厅六角，楼厅一元，包厢一元五角；晚上正厅前排六角，后排一元，楼厅一元五角，包厢二元。①从票价来看，所谓“平民化”的座价实非下层民众可以承受。②通过走访口述对象，笔者进一步证实大光明的观影群体多是当时所谓“高等华人”，如拥有雄厚财力的资本家及其家属。沈寂（1923年出生）的父亲是当年沪上著名的“棉花大王”。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去大光明看电影。据他回忆，当年有钱的资本家和商人经常来大光明看电影。③张琴（1918年出生）是浦东商人张上珍的侄女，日***进攻上海时，她和家人逃难到法租界霞飞路亲戚家。对于有钱人家的小姐而言，大光明是她们消遣时光的好去处。据她介绍，当年去大光明都是“工资蛮大”的“有铜钿人”，“里面的人都比较上等”，因为大光明的票价“蛮大”的。④大光明也是社会名流、***府官员、洋行职员等拥有较高收入或崇尚西式生活者的娱乐场所。尢国钧（1928年出生）的父亲是当年上海滩的名医，尢国钧小时候经常和姑妈一起到大光明看电影。⑤陈德英（1936年出生）的父亲陈福生是英国天祥煤炭公司的买办，她也时常跟随哥哥去大光明。她提到，那时去大光明“女同志要穿旗袍裙子，就像外国人听歌剧一样”。
大光明是一处独特的社交场所，去大光明看电影成为上海中产以上群体的一种社交方式和文化身份认同。朱廷嘉（1927年生）是标准的上海“老克勒”，⑦其父从事印刷业获利后投资电影业，拥有亚洲影院公司旗下好几家影院的股份。他从小就有机会出入大光明，据他描述：“最开始由佣人带着去，我都穿着小西装，打上小领结。门前有头戴红帽、穿红衣的拉门小郎替客人拉门，进门有存衣服务……入场时有白俄女郎领座，开场之前和休息时间有服务员胸前挂着长方形藤盘叫卖爆米花和巧克力。”“去大光明的人有不少社会名流和外国人，衣冠不整的人不许入内。男士着西装，女士穿着开杈很高、很单薄的旗袍，外披厚厚的大衣，汽车接送。最好的时间是礼拜六夜里九点一刻那场，往往有几百辆汽车停在附近几条马路。”⑧沈寂也记得儿时去大光明看电影的场景：去大光明看电影是上海人既体面又时尚的娱乐方式，是一件很隆重并值得炫耀的事情。从穿戴打扮到出行，都非常考究，通常都是要穿戴整齐：西装、领带、皮鞋，然后由佣人开车带自己去大光明看电影。大光明门口停着各种汽车，里面走出穿戴时髦的女人和西装革履的男士；进门处有身材矮小的“拉门小郎”为观众拉开大门，然后由身穿靓丽制服、身上飘着香水味的女领票员领到戏场里；大光明还专门聘请漂亮的白俄女郎在二层花楼领票。那时的大光明从门口一直到放映厅，铺着进口的羊毛地毯，档次非常高。⑨可见，大光明不仅迎合观影者对西方娱乐方式和西方文化的推崇，更通过“仪式化”的服务带给观影者非同一般的满足感，从而转化为对摩登身份的认同。诚如当时一位大光明的影迷所回忆：“入门那种深阔堂皇的走廊，可以将你的脚步带住，作为绅士化的步伐，接着才觉自己的身架便高起来，至少你是比着他们的Boy高多了！”①而对于上海的年轻男女而言，去大光明电影院更成为一种新的社交方式。
伴随电影院男女同座禁令的解除，除了上流阶层，“大光明是白领比较多，还有学生、大学生”。②1936年，杂志《红绿》上有一幅表现上海都市男女娱乐方式的漫画。画面中，两个青年男女对话道：小王：我们俩大光明看过戏之后再到大沪跳舞去好不好？密司张：好……不过……明天的考试您得替我想想法子才好。③1937年的《中国学生》杂志上，许超然描绘学生考试作弊的漫画也以《“帮帮忙！明天‘大光明’、‘沙利文’我请客”》为题。④当时的中产阶级学生群体中流行“欲占人间风气先，起居服御用心研。矜奇立异标新式，不是摩登不少年”的说法，⑤看电影、跳舞、喝咖啡等西式社交活动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必修课，而大光明成为他们心目中超越观影场所的一个摩登符号。大光明自诞生之日起，便在建筑、设备、管理、选片等多个方面着力打造“远东第一”的摩登形象。自1935—1949年，大光明的年平均观众人次为118万，平均上座率维持在52．47％。⑥大光明看电影，国际饭店吃西餐，百乐门跳舞，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风靡一时、人人向往的摩登生活。有人曾不无讽刺地指出：“的确，大光明之类，一年不知要进帐多少冤枉票款，并不过甚其词。上海人心中都有一个见解，就是不踏进大光明，算不得白相过上海。究竟踏进了怎样呢？问的回答，除了赞好之外，倒底说不出所以然的。”⑦可也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推崇，证实了大光明作为近代上海摩登生活空间的象征意味。更重要的是，追赶摩登的上海人通过大光明这个媒介，接触到西方经典的文学作品、时尚的大众文化和高雅的文艺活动，无形之中加深了西方文化的辐射力，培养起上海人西方化、摩登化的审美情趣。
作者：姚霏 苏智良 卢荣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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