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2011年底，《甄嬛传》的上映，使得电视屏幕上已引领一年风尚的“清宫剧”热持续升温，这把火就此烧进了2012年。从《步步惊心》到《甄嬛传》，“四爷”和“甄嬛”这一帝一妃，当之无愧地成为清官戏新一代最佳男女主角，其分别代表的“穿越”和“宫斗”，则在已有的清官戏序列中提供了两种全新的历史言说模式。现代人通过电视或网络，孜孜不倦地窥视着清宫内上演的一幕幕好戏，这身影像极了张爱玲《传奇》再版时的封面，那个倚在窗口往里看的人形，多少会有些让人不安和好奇。
如果从清帝国的瓦解算起，大众对清官的这种好奇和“窥探”已经持续了百年，清宫魅力却丝毫不减，它究竟还有什么可供消费的“资源”？在不同时代，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清宫热”，又怎样引导甚或迎合着观赏者对历史的想象？面对清官，正说也好，戏说也罢，既然是讲故事，还是让我们从头道来。
民初：解禁后的“狂欢”
1912年，老大帝国轰然坍塌。言说者面对原本属于“”的这一段历史，“解密”的热情空前高涨。期刊编辑和大小书商们也很快发现了这一大“商机”，直接的反映便是出版市场上快速形成的“清官热”。清官、官场、***治事件、皇家轶事，均成为历史写作者们热衷写作的对象。不论是掌故笔记（如许指严、狄保贤等人的笔记小说），还是历史演义（如蔡东藩、许啸天等人的长篇演义），关于有清一朝的“故事”绝不愁没有读者。“辛亥以后，国人喜谈胜朝遗事，尤乐道宫禁轶闻，大抵得诸传闻者十之二三，出诸附会者又十之三四，欲求语有本源，堪作一朝信史者，十不一二觏，识者悲之。”（迦龛《清宫谈旧录》，《小说大观》第9集第1页）
事实上，清朝的终结，不单单是一个王朝的终结，更是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的终结，因此，民初时读者和写作者面对历史的热情，并未单独集中于清宫，在新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所有的历史都面临着重新书写的可能。民初的通俗历史写作潮中，自上古史到晚清史，均有不同热度的呈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清史写作无疑是热点中的热点，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段历史还没有权威的“官修”文本，相对而言，发挥空间最大；二是如前所述，由于“解禁”，必然带来言说的。恰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刚结束时在影视和文学中兴起的“‘’题材热”，“禁忌的划定，极为有力地加强了大陆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某种斗牛士式的‘突破’的热情，以及市民心态定的‘***’、‘禁片’情结，引发了一种对‘’、真相、珍闻，对当代***治悲剧、***治内幕、秘闻的空前的，不间断的关注与热度，并在不断地强化、制造着一种特定的***治文化‘窥视癖’的类型”。（戴锦华《隐形书写》，第77页）这段分析转接到民初知识分子的身上似也完全契合，历史解禁引发的窥视热潮，就这样在文学市场上促成了一次消费热潮。
和当下大众文化中的“清宫热”相比，民初对于清官的消费自有其“时代特色”。换言之，民初的读者和写作者们向历史索取的和当下大相径庭。中国本有隔代修史的传统，其好处显而易见，便是可以更多地保证历史的客观性，当然，修史者所受的限制也相对较少些。民初与清宫清史相关的写作在这些方面则欠缺明显，大部分带有鲜明倾向性和情绪化特征。以面对历史的姿态而论，民初的清史写作不论形式如何，大抵可分为“正说”和“野史”两大类。考虑到这类写作对面对的多为通俗文学消费市场，后者的受众面更广是可想而知的。即便是以严肃态度面对历史的写作如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力求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唐史通俗演义·序》），也不可能在写作中完全放弃民众喜闻乐见的“轶闻”，以《清史通俗演义》为例，诸如“太后下嫁、顺治出家、血滴子、乾隆身世”等，虽不如其他书中重笔渲染，但也颇有涉笔。至如以“宫闱秘史”为卖点的历史小说，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就不难想见。
“正说”和“野史”，在很多时候相互杂糅，难以分辨。民初清史写作潮中最先兴起的笔记小说，从内容上说往往包罗万象，从有据可查的典章制度至道听途说的秘闻志怪，从作者的亲身经历到古老相传的传说故事，均能涵括其中。许指严向被视为此类笔记小说作家之代表，许本人自幼便随祖父游宦，其笔下的清史轶闻多得之于此，再加上之后自己的考证，至少读起来可信度是颇高的。他以乾隆南巡为题材的《南巡秘史》风行一时，日后关于乾隆下江南的诸多“戏说”之作，其材料多源于此。至于《十叶野闻》，则将视线转移至宫廷生活，正史背后的种种宫闱秘闻，与***国大事的正面书写相比，对于其读者而言，想必是提供了另一种阅读趣味。这类笔记小说，因虚实杂糅，一般读者很难进行分辨，其中相当多的部分成为后来的清官消费中的热门话题。
从形式而论，和笔记小说一样能占据市场半壁江山的，是长篇通俗历史小说。中国古代本无历史小说一名，这一名称最早出现是在1902年的《新民丛报》，所谓“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就内容而言与历史事实相关，就形式而言多用演义体。民初的清史类历史小说，多以演义体形式铺叙有清一代历史，从明亡清兴写到清末民初，既有如蔡东藩般态度严肃的历史写作者带来的《清史通俗演义》，也有如费只园般独辟蹊径，以“艳史”为名的《清代三百年艳史》，或许啸天式的强调“宫闱”视角的《清宫十三朝演义》。作为历史言说者，其面对历史的态度或有不同，但共同点则是此类小说都具较强传奇性，喜欢渲染冲突感强的历史事件。为了满足市场所需的“可读性”，往往有将历史浪漫化、传奇化甚至言情化的倾向。（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历史演义篇》）
以清史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其作者群面对历史的言说姿态或有“正说、野史”之别，但不同风格的写作背后，面对历史的心态仍有共通之处，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民初的这类小说在面对清史时，对历史素材的偏好和取舍。这种带有共性的写作心态，一是写作者普遍具有的“民族情结”和“危机意识”，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异族统治时期，清亡之际，******人宣传口号中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便是对压抑已久的民族意识的呼唤。再加上清晚期朝廷***治疲弱无力，整个内忧外患不断，这种国家存亡的危机意识更进一步加深了被统治的汉族士民对满清贵族的不满，“民族情结”和“危机意识”叠加在一起，再加上中国传统中本就根深蒂固的“夷夏之别”，和民国建立之初，知识分子面对皇权帝制的批判反思，使得写作者们在面对清朝历史时，自然而然地会采用“不留情面”的写作手法。其中相当多的写作者甚至有意使用“妖魔化”手法突出清朝统治者的残暴荒***，即便如康熙这样的“明君”在他们的笔下也成为风流皇帝，干得出与姑母、强抢民女入宫之类的事情（见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二十七回“劫民妇暗移国祚逋国师计害储君”），遑论名声本就不太好的乾隆、雍正等帝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