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文心雕龙》作为我国古代一部全面深刻的文学理论著作，围绕如何创作“文质彬彬”的文学作品，提出了许多远见卓识，其中的文辞观尤其耐人寻味。本文是笔者在仔细研读、深思熟虑后对《文心雕龙》文辞观的一己之见，以期得到读者之认可，方家之教正。
关键词：文心雕龙；文辞观；刘勰
在整部《文心雕龙》[1]中，直接或间接提到文辞的达上百处之多。刘勰对文辞修饰的存在依据和重要作用、浮夸文辞的外在特征和内在弊端、完美文辞的影响因素和创作方法等诸多问题均有论述：
一、文辞修饰的存在依据和重要作用
《原道》篇首从哲学高度论证了文辞修饰的存在依据，“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自然万物既有万紫千红的呈现，便需要文章来体现“道”之文采，因此文章是与天地并生共长的。
“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神思》），“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夸饰》），刘勰认为表达外物对人五官和心灵的触动时，主要靠优美的语言、精细的文辞。为了深入论证文辞修饰的重要作用，他举了历史上和生活中的各种例子：
“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原道》），圣人孔子也在“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方面下了必要的功夫；在《征圣》篇中，他从孔子赞美子产、泛论君子的话出发，认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应作为写文章的金科玉律；“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杂文》），学识渊博、聪明雅致的人，正是因为文辞、气质、情志并重，才能写出别具一格的作品；在《诸子》篇中，他旁征博引，认为孟轲、荀况、管仲、列御寇、邹衍、墨翟、淮南王等人的作品或因“理懿而辞雅”、“事核而言练”、“意显而语质”，或因“气伟而采奇”、“心奢而辞壮”、“泛采而文丽”而得诸子百家之精华；“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情采》），人们的日常用语都是讲究修辞的，提倡“道法自然”的老庄也并不反对文辞修饰。
总结来说，刘勰认为文辞修饰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文学创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浮夸文辞的外在特征和内在弊端
刘勰认为文学经典基本具备以下六个特点，“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宗经》），其中“文丽而不***”即是说合理文辞的标准。《征圣》篇也有类似的论述，“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即文辞重在表达要义，而非标新立异。
显而易见，这是针对追求金章玉句、轻视思想内容的浮夸文辞来说的，“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
为了对浮夸文辞展示外在特征，分析内在弊端，刘勰思接古今，引经据典：“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明诗》），西晋诗坛盛行轻绮靡丽之风，内容深度难比建安时期；“若夫艳歌婉娈，怨志绝，***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兢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乐府》），温和严肃、内容雅正的乐府诗不受欢迎，文辞华丽、内容庸俗的乐府诗却广受追捧，诗句声调至此已走上了邪路；“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议对》），文辞繁杂就有舍本逐末的可能，拖累文章骨力；“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通变》），过度夸张的习气自汉初以后循环不已，前后承袭，许多作家都局限于此；“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采》)，后世作家对《诗经》教诲置之不理，大都师从辞赋，崇尚虚华，正确的文质关系逐渐被破坏。
总结来说，刘勰认为浮夸文辞妨害内容，弊端甚多，应当摒弃。
三、完美文辞的影响因素和创作方法
既然文辞修饰客观存在，于文学创作十分重要，而浮夸文辞又是应当摒弃的。那么，什么是完美文辞，它的影响因素和创作方法是怎样的？
笔者认为，《文心雕龙》对完美文辞影响因素的论证是十分到位的，总结来说，关键有三：情感抒发、表意清晰、文体限制。
（一）情感抒发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诠赋》），“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刘勰认为外在事物引起的相应情感体验在先，挥毫泼墨、聊以抒发在后，因此，正确的“情采”关系应是“为情而造文”。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文章的动人之处在于情感表现，文辞修饰应当为此服务，所谓“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裁》）。
（二）表意清晰
“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议对》），这虽是在讲议奏文的基本要领，但也具有明显的普遍意义，即文章要写得明辨简洁、清楚核实，而非文采反复，深幽隐晦。文辞选用时，表意清晰一个重要的考虑。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情采》），运用辞藻的目的是讲明事理，过于浮泛反而会造成意义模糊；“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序志》），文辞的可贵之处在于紧扣中心论点、避免因辞害意。
（三）文体限制
“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祝盟》），祝祷文应语言朴实、诚恳恭敬；“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割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哀吊》），即哀吊文应伸张正义、彰明美德；“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盖笺记之分也”(《书记》)，笺记文应恭敬不侮、文笔清丽。
在《定势》篇中，刘勰对各种文体的正确文辞风格做了定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章表奏议应典正高雅，赋颂歌诗应清新华丽，符檄书移应明白晓畅，史论序注应简明扼要，箴铭碑诔应弘大精深，连珠七辞应巧妙美艳。
除了上述三点，刘勰认为文辞选用还应当兼顾风骨塑造、体势判断、层次梳理等的要求，“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风骨》），“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体势》），“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附会》）。
关于完美文辞的创作方法，《文心雕龙》的观点如下：
“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总术》），要想创作完美文辞，就要熟练掌握和巧妙运用写作要领；“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光若长离之振翼，犹颖脱之文矣”（《通变》），要想掌握写作要领，就要博览群书、总结技巧、陶冶情操、培养气质、融会贯通。
总结来说，刘勰认为完美文辞的影响因素包括情感抒发、表意清晰、文体限制等，创作方法是熟练掌握和巧妙运用写作要领。
四、总 结
刘勰对文辞修饰的存在依据和重要作用、浮夸文辞的外在特征和内在弊端、完美文辞的影响因素和创作方法的论述，呈现出一个完整的逻辑框架和思维体系，共同构成了《文心雕龙》的文辞观。
参考文献：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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