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心理研究论文第1篇
关键词环境心理环境心理成长共生
1环境的确认
心理学对人的心理行为的研究显然要涉及到人的心理行为所处的环境。然而，不仅怎样对待环境的影响对心理学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怎样理解环境的含义对心理学家来说也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如何理解环境，或者如何确定环境的含义，这对于不同的心理学家，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注：谷船华、张文新：《情境的心理学内涵探微》，《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99-102页；王亚南：《情境心理学的若干问题》，《心理学动态》，1996年第4期，第34-38页；葛鲁嘉：《对心理环境的考察与探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5期，第51-54页。）。其实，在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中，不同的心理学家对环境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注：申荷永：《心理环境与环境心理分析》，《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第5-8页；刘建新、高岚：《简述环境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第9-12页。）。其实，环境心理学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并且有着非常迅速的扩展（注：伍麟等：《国外环境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心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4期，第466-471页；伍麟：《时代精神与当代环境心理学的应对》，《南京师大学报》，2005年第5期，第96-100页。）。对于心理学的研究来说，环境可以具有不同的含义和类别。基本上，可以区分出五种不同种类的环境，即物理的环境、生物的环境、社会的环境、文化的环境、心理的环境。
物理的环境。环境在通常的意义上是被理解为物理的环境，或者说是物理意义上的环境。物理意义上的环境，是把环境看作是物理的存在，是物理的刺激。物理的环境是可见的，是直接的。所以，物理环境就成为心理学家所最为关注的，甚至物理环境成为了环境的唯一的含义。在许多心理学的研究中，所涉列的环境因素就是物理的环境。其实，不仅人所处的环境具有物理的性质，而且人也可以被当作是物理客体。例如，对人而言的物理的力。环境是受地球引力的制约，人也就会承受地球的引力。物理客体的打击会使人体受到直接的伤害，如骨骼的断裂等等。
生物的环境。物理的环境仅仅是最基础意义上的环境。涉及到心理行为，就必然要涉及到有机体，也就是生物意义上的存在。那么，与生物有机体直接相联系的环境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环境，而是生物意义上的环境。生物意义上的环境是直接关系到有机体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或者说是对于生物有机体来说，具有最直接生物学意义的环境。例如，食物对于生物有机体来说，就不仅仅具有物理的意义，或者说是物理的存在，而是具有生物的意义，或者说是生物的存在。食物是生物有机体获取营养和能量的最基本的来源。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有许多的研究者就是把人理解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进而涉及到与生物有机体有关的环境，就是生物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人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而且也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人是个体化的存在，每个个体都是相对的。但是，人又都是群体化的存在，个体又结合成社会群体。那么，每个个体都是在社会中生存和生活。所谓的社会至少包含如下的含义，即社会是物质的存在、社会是关系的存在、社会是心理的存在。人类的生活是由物质生活作为基础的。因此，人类社会从事的必然是对自然物的摄取和改造的活动。
人类的生活又是以社会生活为源流的文化的环境。人通过改变和改造自然而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或自己创造的、或具有意义的环境。这就是文化的环境。文化是人自己创造的。人正是通过创造文化，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文化是具有意义的。文化的存在内含着人所创造出来的含义和意义。文化是传承延续的。文化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而在不同代际之间传递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文化是决定生活的。文化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定位生活和塑造心理。文化是心理学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重大的和根本的问题（注：葛鲁嘉、陈若莉：《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文化学转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5期，第79-87页；Cole,M.Culturalpsychology［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Nisbett,R.E.,Peng,K.,Choi,I.,&Norenzayan,A.CultureandSystemsofThought［J］.PsychologicalReview,2001,108(2):291-310；Stigler,J.W.,Shweder,R.A.&Herdt,G.Culturalpsychology:Essaysoncomparativehumandevelopment,［M］.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心理的环境。生物的环境是对生物有机体来说的环境。那么，对于心理的存在，对于意识的存在，特别是对于自我意识的存在来说，环境还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而且还是心理意义上的。所谓心理环境，就是被觉知到的、被理解到的、被把握到的、被创造出的环境。心理环境是对人来说的最切近的环境。这种环境已经超出了物理、生物、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环境。就心理环境来说，它对人的影响是最切近的和最直接的。（注：葛鲁嘉：《心理学研究中环境的性质、类别和功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17-21页；葛鲁嘉：《心理环境论说——关于心理学对象环境的重新理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03-108页。）人可以在心理上分离出自己所处的环境，并针对这样的环境调整或调节自己的心理行为。所以说，意识觉知到的或自我意识到的环境是人构造出来的环境。当然，心理环境加入了人的创造性活动，这就使得心理环境的含义远远超出了物理环境和生物环境的界限。人的创造性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的创造性构想，这可以突破环境的限制。二是意识支配下的创造，这可以实际改变物理环境或生物环境。环境对于人的生存、成长和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不可能脱离环境。其实，对人而言，环境是人所依赖的。2环境的影响
环境对于人的生存、成长和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不可能脱离环境。其实，对人而言，环境是人所依赖的。环境对人而言，可以把环境称之为情境，也可以把环境称之为境遇，也可以把环境称之为处境。但是，无论何种理解，环境都被看作是外在于人的存在，是外部的条件，是外部的影响。如果把环境看作是外部的，那环境对人的心理具有的意义就是特定。如果把环境看作是由人的心理所理解和把握的，那环境对人的心理具有的意义就是不同的。
心理的成长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心理行为不是真空中的存在，不是随心所欲的结果。那么，环境对于人来说，或者对于人的心理行为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心理学研究中一直非常重视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但是其所理解的环境却只是外在于人的存在，是客观的存在，是外力的作用，是***的作用。那么，重要的就是对环境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心理环境，是人在心理上所理解和把握的环境。这种对环境的理解，就会导致重新确定环境对人的心理具有的意义。其实，对于环境来说，有物理的环境，有生物的环境，有社会的环境，有文化的环境，有心理的环境等等。例如，文化心理学对文化环境的探索，也提供了对人的心理行为的独特的理解（注：Ratner,C.Culturalpsychologyandqualitativemethodology［M］.NewYork:PlenumPress.1997；Shweder,R.A.Thinkingthroughcultures:Expeditionsinculturalpsychology［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1.）。在过去，有许多关于物理环境、生物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探索，但却缺乏对心理环境的探讨。这导致的就是环境对人的心理所具有的意义在理解上的片面性。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如何理解环境的含义，如何确定环境的作用，研究者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差别。心理学发展史上有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认为环境对于人的心理行为来说是主导的、支配的、是不可抗拒的、是决定性质的，认为只有承认了环境的地位，只有理解了环境的作用，就可以理解心理的性质特征和发展变化。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环境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心理行为。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西方心理学就***为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学派。古典行为主义就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派别。古典行为主义就是环境决定论的提倡和主张者。心理学发展史上也有自主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人的心理是自主发展的，是自我决定的。那么，环境的作用实际上就被忽视了，环境就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这导致的是在心理学的研究中，环境被看作是无所作为的，是固定不变的，是忽略不计的。
可以说，在心理学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并没有把环境本身看作是心理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内容，而仅仅是将其理解为人的心理行为的附属的条件。那么，无论是物理环境、生物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都不过是作为揭示人的心理行为的附加的背景。对这些环境因素的涉及，不过是其他相关科学门类的任务，而与心理学的研究无关。或者说，心理学并没有义务去涉及心理行为之外的存在。这实际上是心理学科学观存在的问题，是心理学的小科学的限定。（注：葛鲁嘉：《大心理学观──心理学发展的新契机与新视野》，《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9期，第18-23页。）所以，在心理学的研究中，环境都是外在的条件。无论是物理的环境、生物的环境、社会的环境、文化的环境，都是对人的心理行为的外在的影响。有了某种环境，没有某种环境，环境的某种变化，存在都是现实的，作用都是固定的，影响都是外在的。
3外在的干预
对于心理学的研究来说，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心理行为。相对于人的心理行为，环境只是外在的影响，或者只是外在的干预。问题在于，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研究者，人们都已经习惯了把环境看作是外在的干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力量。那么，环境就成了异己的力量，就成了强加于人的奴役，就成了无法摆脱的神喻。人的心理行为不过是环境任意所为的对象。因此，所谓的环境就是天意，所谓的环境就是强权。
其实，无论是把环境理解成为是物理的环境、是生物的环境、是社会的环境、还是文化的环境，普通人和研究者都常常是把环境看作对人来说是外在的存在，是自足的存在，是异己的存在，是现实的存在，是变化的存在。那么，人在环境面前，人只能是受到制约的。相对于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外在环境来说，人不过是非常渺小的，是非常无助的，是非常软弱的，是被动接受的。
如果从环境对人的影响来说，人只是环境的产物，人只能顺应环境。环境的影响被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就有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和主张。环境决定论是把环境的影响放在了重要的地位。人的心理行为都是环境塑造的，都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早期的或古典的行为主义学派就是环境决定论的代表。在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看来，人的行为并不是本能决定的，或者说就不存在什么本能。所有的行为都是由环境刺激所引起的反应。没有什么中间的过程，没有意识的存在，没有内在的心理。那么，通过揭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控制刺激，来控制人的行为。
尽管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心理学家非常重视环境的影响，非常重视环境的因素，但是对环境的理解却大多是把环境看作是外在的影响和外在的干预。这种对环境的理解支配了心理学的研究，并决定了对人的心理行为的理解和研究。但是，把环境看作仅仅是外在的干预，显然无法完整地理解环境的内涵和作用，或者说只能是片面地理解环境的作用。这也更进一步决定了和限定了对人的心理行为的理解。问题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把环境看作是外在的干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力量。那么，环境就成了异己的力量，就成了强加于人的奴役，是无法摆脱的神喻。人的心理行为就是环境任意所为的对象。环境就是天意，环境就是强权。但是，把环境看作仅仅是外在的干预，显然无法完整地理解环境的内涵和作用，或者说只能是片面地理解环境的作用。4心理的成长
人的心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心理的变化并不是零乱的和纷杂的，也不是片段的和无关的，而是有序的和丰富的，是系统的和关联的。所以，更能够说明这种有序的、丰富的、系统的、关联的和变化的术语，就是心理的成长、心理的扩展和心理的丰满。这都是关系到人的心理成长的非常重要的术语。人的心理的扩展或心理的丰满就是说人的心理成长是没有止境的。所谓不断地成长就是不断地扩展或不断地丰满。所以说，人的心理成长是伴随终身的。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原有对心理成长的理解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或者是有很大的缺陷性的。例如，一个局限或缺陷是仅仅把发展理解为是在个体的早期就已经完成的，是伴随着个体的机体发育的过程而进行的。当个体完成了机体的发育，心理的发展也就停止了。现在的心理学研究则开始强调人的一生的发展或全程的发展，把人的心理看作是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再一个局限和缺陷是仅仅把发展理解成为是个体的发展，而将其与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人类群体的发展分离开。这也就是说，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把自己限定在了个体心理的狭小范围之中，并没有将个体心理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看作是一个共同的过程。现在的心理学研究则开始把个体的心理成长看作是与社会整体的发展一体的或共生的。个体的发展组成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也同样包含了个体的成长。
心理的成长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心理行为不是真空中的存在，不是随心所欲的结果。那么，环境对于人来说，或者环境对于人的心理行为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如何理解环境的含义，如何确定环境的作用，研究者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差别。心理学发展史上有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只有理解了环境的作用，就可以理解心理的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心理行为。古典行为主义学派就是环境决定论的提倡和主张者。心理学发展史上也有自主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心理是自主发展的，自我决定的。环境决定论与自主决定论成为了理解心理成长的对立的两极。这实际上根本无法合理地理解人的心理成长。人的心理成长要么成为了环境的牺牲品，要么成为了自由的随意性。
其实，心理成长的概念表明了，人的心理是在个体化的过程中，容纳了自己，容纳了他人，容纳了社会，容纳了环境。这也是心理成长的概念与心理发展的概念的重要的区别。心理的成长就是心理疆域的扩展，就是心理境界的提升，就是心理意义的丰厚，就是心理弹性的增加，就是心理容纳的宽广。
5共生的历程
把个人的心理行为与环境的影响作用分离或***开来，显然不利于对个体心理和对生活环境的合理的理解。那么，在心理学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是应该把环境与心理理解为交互作用的过程。这种交互作用就不仅仅是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而且人也会作用于环境的变化。如果进一步地去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交互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一体化的过程。这种一体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共同生长的历程。任何一方的演变或发展，都会带来另一方的演变或发展。或者说，心理与环境就是共同的变化和成长的历程。那么，心理环境的概念就是有关共生历程的最好的描述。
在目前的社会和人类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已经开始意识到，现实世界中，没有单一方面的任意发展，没有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没有消灭对手的成长机会，没有互不往来的现实生活。正与之相反，有的是互惠互利的彼此支撑，有的是共同繁荣的生存发展，有的是恩施对手的成长资源，有的是互通有无的现实社会。其实，在科学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自然的、是研究生物的、是研究植物的、是研究动物的、还是研究人类的，都要面对着各种不同对象之间的关联性。生态学的兴起就是反映了这样的趋势，生态学的方***则成为了引导科学的研究能够在相互关联的方面去揭示对象的原则。
人的心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但是，心理的变化并不是零乱的和纷杂的，而是有序的和系统的。更能够说明这种有序和系统变化的术语就是成长或心理的成长。与心理成长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术语就是心理的扩展或心理的丰满。也就是说，人的心理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不断地成长就是不断地扩展或不断地丰满。所以，心理的成长是终身的。
心理研究论文第2篇
[关键词]购物中心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购物中心在世界的兴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种新的商业形式，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历史不过10多年时间。虽然，全国各地都开始纷纷建设购物中心，甚至大型、超大型购物中心，但是，真正适合中国经济水平、居民购买力水平及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因素的成功购物中心项目在国内还不是很多，不论从学术界还是商界对购物中心的界定、功能、管理模式还存在着很多的模糊认识，而且国内购物中心的开发和运营也存在种种不规范的做法，由此产生了许多的问题，如缺少前期市场调查和策划，导致建成后让商家削足适履或重新返工，由于后续资金和专业商业管理缺乏，造成物业空置、购物中心开发速度过快、同质化现象严重等等。因此，购物中心的开发理论与运营模式已成为***府有关部门、地产专家、零售业专家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文将对国内外学术界购物中心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从而可以把握国内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研究的视角和观点。
一、国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
购物中心作为零售业中最为先进的业态，发展可谓迅猛，且与传统百货相比有其独到的优势，因此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然而，购物中心能够不断的发展与繁荣并不是由于它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它能不断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而改变经营经验，其成功发展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经济学原理上的。纵观国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四个研究领域（见下***）：
1.中心地理论
该理论的创始者Christaller假设顾客的购物行程是单目的的，顾客将选择最近的购物中心购买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如果购物交通不便，交通费用较高，顾客为了实现购物成本的极小化，坚持最近中心原则。该理论进一步阐明了中心地及其市场等级体系的形成过程，为中心地的区位分布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Hanson&O’Kelly研究了一个相反的事实，即消费者不可能是单一目的的购物者，消费者的购物行程包含了一系列的采购行为，包括高端商品和低端商品，于是消费者出于多目的购物的需要，会到距离最近购物区域相对较远的地方购物。Eaton&Lipsey研究了多目的购物中的交通成本、储存成本和购物时间成本，其研究发现多目的购物行程会导致储存成本的增加。随后，Ghosh发现购物后的存货成本是决定多目的购物频率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心地理论建立了购物中心空间组织的理论基础，但该理论无法解释消费者行为的所有方面，以及在购物中心地区同类零售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2.同类零售商聚集理论
Hotelling发现两个互相竞争的出售同类产品的公司聚集在一个市场的理论。同类零售商集聚理论指出两家出售同类商品的竞争商行会在市场中心集聚，并解释了在同一位置或同一购物中心出售同类商品的零售商的行为，正是其零售业吸引顾客的地方。“同类零售商集聚理论”以顾客效用最大化为核心，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零售活动集聚模型，从而将多目的购物的顾客的购物风险和寻找成本最小化。其假设条件为：同类的零售商集聚在同一位置，这种聚集依赖于能更多的信息和比较机会来降低购物风险和寻找成本。当开发商将低档和高档的同类商业品种放到一起时，比较机会就会增大。
但是，Hotelling的反对者通过研究证明不存在稳定的同类集聚均衡，Chamberlin研究结果显示当一购物中心集聚三个同类零售商时，竞争对手之间将抢夺对手的顾客群导致发散性均衡。Hotelling理论的支持者DePalma重新构建了Hotelling的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差别越大，其对零售产品的差异性需求就越大，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产品是同质的话，消费者只会去最近的中心购物，但是，如果产品异质性越大，消费者愿意花额外的路途成本去较远的地方购物。该研究证明了消费者在同质性集聚的购物中心可以进行商品比较从而减少搜寻成本。
3.零售需求外部性理论
零售需求外部性理论相信在大购物中心，低端零售商和小零售商将从高端的主力店获得额外的客流，而且这种需求外部性是从主力店向非主力店的单向流动。Eppli研究发现如果购物中心吸引了定位于时尚品味的主力店的话，非主力店的销售额会从每平方英尺$35增加到$123。Brueckner模型证明了购物中心的业主或管理者可以通过优化租赁组合来实现购物中心利润的最大化。Fisher认为租赁组合可以增加消费者购物行程的距离，使得消费者愿意去距离较远的有合理租赁组合的购物中心购物，从而增加零售需求的外部性。
4.购物中心价值理论
购物中心的价值取决于现在和未来的预计现金流。现金流来源于两个方面，租赁合约和预期的租赁合约。目前购物中心的现金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承租户支付的固定租金，二是承租户支付的浮动租金，三是由承租户支付的各种运行费用。购物中心的租约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金融合约。一个购物中心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购物中心的商业价值和房地产价值。商业价值不是由有形的地产价值决定的，而是受益于企业家的利润、持续经营，是无形资产的增值。Fiser&Lentz将承租户续约的租金和新承租户签约的租金进行了比较，其假设为如果现有承租户愿意支付高于新承租户租金的话，说明该购物中心升值了，而升值的原因不在于土地的升值，而在于管理者的能力。该研究结果发现承租户续约的租金比新承租户签约的租金高了13.6%，从而证明了购物中心商业价值的存在。
由于购物中心在国外的大力发展已有几十年的时间，无论从发展模式还是理论研究成果来看，都非常丰富和成熟，有一大批的学者涌现出来，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学术范围覆盖了经济学、管理学、商学、房地产经营、金融和财务等学科领域，所以，研究范式也十分多样化。
二、国内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综述
1.购物中心的界定
从搜集到的文献情况来看，无论实业界还是理论界对购物中心的界定都比较混乱，从实践环节来看，不少的文献将精品商厦、大型百货公司等业态都称为“购物中心”，反映出我国对购物中心的界定还十分模糊。另外，从购物中心的分类来看，我国国家标准“零售业态分类”中基本上还是沿用美国对购物中心的分类标准，将购物中心分为社区型、市区型、城郊型购物中心，这种分类没有反映出中国购物中心的特点。而赖阳将购物中心分为休闲娱乐型、主题购物型和生活邻里型三种。
2.购物中心的规模和经营现状
在世界建筑面积最大的十个购物中心的排行榜上，有6个位于我国，华南Mall和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位居榜首，反映出我国购物中心的迅猛发展势头。在2007年，北京就有280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陆续开业，未来两年，购物中心将加速放量，中国包括台湾已开业和规划在建的10万平方米以上的ShoppingMall超过了110家。另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全国购物中心项目已经达到了600个左右，以每个投资额5亿元计算，投资总额应在3000亿元以上。但是，从购物中心的运营来看，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只占到27%，一般的占到51%，差的占到22%。.购物中心的管理和融资
涂荣庭通过世纪金源的案例分析，说明了中国购物中心的发展要理解和把握购物中心体验式消费的本质，不仅要提供丰富的商品和齐备的功能，提高顾客的购物效率，而且要将娱乐和购物相结合，为顾客提供完美的消费体验；另外要符合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认知模式，进行全面深入的市场调查，探究消费者的心理模式和文化诉求；组建管理团队，制定长期的整体规划，明确其整体形象，统一对外宣传，与加盟商店结成利益共同体，将自身的收益和商店的经营业绩相挂钩。盛革则对购物中心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研究，阐明了信息资源网络的应用及网络管理方法，从而可以实现购物中心的全方位的商业经营活动的动态管理。黄桂芝等人研究了购物中心的商户关系，研究证明，购物中心的主力店的选择很重要，主力店所处的位置也很关键。王永仪认为我国购物中心的融资渠道大体上有以下几个途径：企业自有资金、金融部门贷款、股市证券市场融资、出售店铺、出售店铺长期经营权、融资租赁。但是我国企业的自有资金的积累十分有限，银行贷款的门槛和成本又太高，而上市融资则非易事，这样导致很多的购物中心不得不通过出售后返租的方式来获得开发资金。通过对虎门镇富民时装城的融资方式研究，作者认为通过承租权融资的方式既可以筹集资金又能保持商业物业的同一性、完整性，为日后购物中心的规范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
4.购物中心发展中的问题
王一凡等人研究认为ShoppingMall业态在我国不宜加快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与周边环境不和谐，缺乏对业态的深刻理解，商业品牌支持不足等；解决对策包括项目选址时客流量判断，要有前瞻性，有科学性；项目的功能和档次定位，既要考虑现实性，也要适应需求分段提升，项目业态结构与周边商业实现立体式全方位错位，项目操作背后要有一支坚定信心、强有力的管理团队。王京红认为我国购物中心发展存在着概念的模糊性、投资建设盲目性、盈利急迫性等问题，但是我国发展Mall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将资金运营通过股份制，转让部分股份等方式，将Mall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运营纳入城市总体运营。
纵观国内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的研究还是处于研究的浅层次阶段，停留在对购物中心基本概念的认识、对购物中心发展现状的描述、对购物中心的基本管理原理的探讨阶段。而国外的研究可以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和分析，能对购物中心的理论进行论证，从而保证了理论研究的真实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性。所以，我国购物中心的理论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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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研究论文第3篇
[关键词]压力普遍概念研究取向发展趋势
一、压力的概念探讨
当stress被引入作为心理学术语时，我国心理学词典和教科书对其有多种解释，如压力、应激、紧张、挫折等，当前心理学研究并未给其一个统一的定义。从概念接受角度来说，用压力这个概念则相对来说通俗易懂，易于被大众接受。如果从心理学研究角度对其进行定义，那么就可能有多种概念的内涵：如压力反应、压力事件、压力感、压力应对等。如塞里（1936）从生物医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将其定义为人或动物有机体对环境刺激的一种具有非特异性的生物学反应现象。我国有心理学家则认为压力包括压力事件和心理压力两个概念，压力事件（stress）是指一定令个体紧张，感受到威胁性的刺激情境或事件。心理压力是个体在生活实践中对压力事件反映而形成的一种特别紧张的综合性心理状态，即个体心理真正意识到了压力存在而无法摆脱时形成的带有紧张情绪的心理状态，而应激则是心理压力的特殊表现形态。从上述观点来看，不同的心理学家对压力的定义并不尽相同，可见，压力是个普遍概念而非单独概念。
二、压力研究的取向
纵观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各种压力研究，大致可以概括出三种类型:
1.将压力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关注个体对有害刺激的反应
早期以塞里为代表的生物医学观认为应激是有害刺激作用于有机体的结果，注重研究应激状态下的生理反应过程，而不是引起这种反应的心理社会原因，并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般应激综合症（GAS模型），其观点和研究模式至今还在医学的病理生理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2.将压力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关注压力来源的性质与特征
这类研究把应激作为自变量，研究各种有害性刺激物的性质和特征。历史上，与塞里研究形成对照的是一段时期里心理学家们把应激与应激源作为同一概念来研究。而且心理学家所指的应激源的范围相当广泛，远不是塞里所强调的躯体性应激源，还包括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性的应激源。
3.对压力过程中的中介变量进行研究，关注个体在应激源与应激身心反应中，中介变量如何其作用
例如，认知因素首先被认为是应激的决定因素，Lazarus提出，应激的发生并不伴随特定的刺激或特定的反应，而是发生于个体察觉或估价一种有威胁的情景之时。其它还发现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个人经历和个性特征等许多因素对应激反应起着中介作用。
三、压力研究的阶段
依照压力的研究取向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临床取向（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该阶段主要是从病理心理的角度出发，说明生活中的危机事件或身体疾病对个体身心的影响，对危机事件的研究是从压力源研究角度而言的。
主要研究：绑架、家庭成员杀害人（Mayers&Pitt;1976;Morawetz;1982;Petti&Wells;1980）；父母离异（Steinberg,1974;Yours,1980）以及创伤性事件（Bulman&wortman,1977）等。身体疾病又是该阶段研究较多的另一个压力源。研究者主要考虑一些传染性小而残废率的重大疾病。包括心脏病（Mehler,1978），激素疾病（Drotar,ousens,1980），癌症（Earle,1979）等。该阶段研究明显不足之处在于被试年龄分布的不均衡，青少年研究只有7%，而成人研究则高达42%，另外过度重视危机和重大压力源而忽视了日常压力源的研究工具缺乏。
第二个发展取向研究阶段。自80年代开始，对压力的研究突破生理心理模式，转向发展心理模式。从压力源来说，日常压力源的研究是第二阶段的显著性标志。日常压力源主要来指家庭、学校、同伴等日常压力事件，例如学校环境与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者着重从发展任务的角度来研究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应对的关系（oerter，1985）。研究考察了年龄、性别、种族和人格特征对压力的影响，研究了社会支持对象，如压力问题此外，研究者开始从自我概念这一新的角度来研究个体内部因素对压力的影响。
四、压力研究的主要理论背景
1.反应理论——生理医学的压力观
该理论认为压力是人或动物有机体对环境刺激的一种生物学反应现象，可由加在有机体的许多不同需求而引起，并且具有非特异性。该理论提出应激的“一般适应综合症”模型（thegeneraladaptationsyndrone,简称GAS）包括警戒反应阶段、抗拒阶段、衰竭三个阶段,提出用生理参数（肌肉紧张度，皮肤电等）作为应激反应的客观指标，比心理变量或其他的躯体状况在应激的评估和测量上更具有信度和效度，此外GAS理论的提出促进了从生理系统的变化来揭示应激与心理健康关系，这一新的突破口,也是阐明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对人体作用机制的关键。
GAS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包含理解人类应激的重要心理因素,把人看作是对不良环境做被动反映的生命体。在强调生理指标的同时，忽视了人心理和行为的反作用。另外对于压力的评价也有较偏向的一面。
2.压力刺激理论——生物物理学的压力观
该理论模型把压力定义为能够引起个体产生紧张反应的外部环境刺激，如失业，失恋，天灾，贫困等。其关注的核心在于何种环境能够使人产生紧张反应。
该模型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推动压力源（生活事件）的定量化研究，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心理刺激和疾病关系的认识，从而加速了身心医学的发展。在该模型基础上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对于揭示生活事件和躯体疾病及精神病症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模型的不足也显而易见：将活生生的人物理化了，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心理行为的复杂性。
3.CPT模型——心理学的压力观
压力的CPT模型，即认知—现象学－交互作用（cognitive_phenomenological_transactional,CPT）模型，该模型的典型人物代表是拉扎罗斯(lazarus)和福克曼(Folkman)等人。该模型的核心点是，应激“既不是环境刺激，不是人的性格，也不是一个反应而是需求以及理性地应对这些需求之间的联系”。
该理论模型包含如下三个基本要点：
（1）认知的观点，即认为思维和认知是决定压力反应的主要中介和直接动用，换言之，压力感能否产生，以什么形式出现，均取决于个体对其与环境间关系的评估。
（2）现象学的观点，既强调与压力有关的时间、地点、事件、环境以及人物的具体性。
（3）相互作用的观点，包含两大要点：其一，在压力过程中，存在许多中介因素，压力源与中介因素的交互作用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个体最后的反应方式和结果。其二，压力产生与个体与环境间的特定关系，若个体认为自己无力对付环境需求则会产生压力体验。
该模型包含了压力研究的基本的四个要素：压力源、中介变量、生理或心理的反应结果。拉扎罗斯（lazarus和Launier,1978）认为：任何一个事件，只要是环境或内在要求超出了个体的适应性资源，压力就会产生。
与刺激模型理论和GAS模型相比，CPT是有下述特点：（1）不像前两种理论那样，只关注压力过程的两端，而是更注重中间过程的研究，尤其强调了个体心理和行为的作用，对于全面理解压力想象具有重要意义；（2）克服了前两种理论中对人的机械生物化的看法，不再将人看作是只受压力情景摆布的消极有机体，而是认可和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3）运用该模型可促进对压力的干预方式的研究，如改变中介机制可有效控制压力反应等。
五、压力研究的主要方法
纵观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压力研究，可以发现其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与心理测量法，采用最多的工具是量表或问卷。最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如下表1所示：
从以上研究工具分析看，由于依据压力研究理论观点各异，出现了不同压力调查问卷和测量量表，但总体来看他们大部分是考察个体所承受的压力源来评价压力，而对压力源研究主要是通过归纳个体日常事件中对个体日常事件中对个体影响较大且产生压力的事件。事件越多，影响程度越大则表明个体的压力越大。
六、压力研究的发展趋势
回顾过去的压力研究历史,可以发现压力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压力源、压力反应、压力中介变量三个领域，从上个世纪末8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关压力的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1.压力的跨方化研究
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环境和发展任务给不同发展阶段的个体提出了不同的挑战（Greenfield&Cocking,1994）。Markus,Kitayama(1991)和chan(1994)指出，文化的力量可能对压力的评估产生显著影响，压力与心理适应的研究结果是有明显的跨方化差异。对同样的压力事件，不同文化背景，包括不同国家、地区、种族和社会团体中的个体的事件的压力感受和态度不尽相同，这无疑是取决于该文化规则、习俗和观念等因素。
有的研究者对中美两国大学生“学生生活应激量表”的测试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我国大学生对量表部分因素的反应及其总分都与美国大学生有及其显著的差异，表明我国大学生对应激状态的认知和应对反应不同与美国学生。
Jose和Anna等人（1998）近期对俄罗斯和美国青少年的压力进行了跨文化研究，结果发现，俄美两国青少年在重大生活事件的压力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俄罗斯青少年的日常压力显著大于美国同龄人，这与俄罗斯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直接有关。
2.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在压力研究的早期，研究者常常是关注危机性或重大性生活事件与人的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如失业、配偶或朋友死亡等危险性压力事件的影响（B.S,Dohrenwent,1981）。后来研究者发现，由日常生活及社会角色所带来的持续压力是影响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如由婚姻、育儿及家庭经济所带来的压力与人的抑郁有密切相关（Schnefer&Lazarus,1981）。同时发现，时间压力，缺乏自主决策，工作角色含糊不清，工作中的绩效评价等与人的抑郁也有相关很大（Billings&Moos,1982;Kasc,1978）。40多项横断研究均发现了压力与抑郁的显著相关（Compas,Orosan&Grant,1993）。然而，这种相关不局限于抑郁。Compas和Howell（1989）等人发现，压力与内在心理问题相关（可解释11%的变异）要大于外在心理问题的相关（可解释5%的变异）。这可能表明，压力事件与抑郁等与其它症状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压力与各种心理和症状之间均存在普遍的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七、压力研究的评析
1.研究对象的范围过于集中
被试的选择“重两端轻中间”，即重视18岁之前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轻视18岁之后到成熟的中间阶段压力的特点考察，青年时期，尤其是青年中期和晚期日常压力特点的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青年中期的压力研究远落后于成人方面的研究，也落后于儿童期的研究。美国心理学家科雷汶（W.Kleiwer,1991）指出，有关成人的压力与应对研究已处于“成熟期”，而对于青年的这方面研究尚处于不成熟的“婴儿期”。这种现状与发展心理学的生命全程观不够协调。
2.重静态特点研究，轻动态发展考察。
已有研究对压力随个体成熟而发展变化的特点缺之考察，对18岁之后的大学生压力和应对的发展特点尤其缺之足够的探讨。
3.理论研究较多,干预研究较少。
从研究的取向来看，压力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压力的来源、反应及中介变量等方面，而在压力的应对及干预方面研究较少，即便有，也是相关研究，如压力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等，实证研究则少见。
参考文献：
［1］PhillipL.Rice.胡佩诚译.健康心理学[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11-43.
［2］古丽娜.大学生的压力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1999.
心理研究论文第4篇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心理研究论文第5篇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消极心理学;人性;心理学
Abstract:Asanewtrendofresearchinthewestmodernpsychology,positivepsychologytakessidesagainstthenegativemetaphorofhumannatureinprevailingpsychologywhichlaysparticularstressontheresearchofpathologypsychology.Itemphasizesthepositivesidesofhumannatureandbelievesindevelopinghuman′sinherentpositivepotentialsoastohelppeopletoliveahealthyandhappylife.Positivepsychologyisthehealthydevelopmentofpathologypsychology,whichreflectstherationalreturnofhumannatureandthespiritoftheera.
Keywords:positivepsychology;pathologypsychology;humannature;psychology
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20世纪末最早在美国兴起､以利用心理学目前已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来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种心理学思潮｡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是相对于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倡导的“消极心理学”或“病态心理学”(pathologypsychology)而言的,是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本文首先从学科和社会需求层面分析积极心理学源起的必然性,接着分析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取向和研究视野,最后探索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实践价值及其发展前景｡
一､积极心理学的源起
自心理学从哲学中***以来,尤其是在二战以后,消极心理学一直统辖着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而积极理念､积极情绪､积极人性观等有关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始终受到心理学界的排斥和冷落｡对《心理学摘要》电子版的检索结果表明,自1887—2000年,有关积极情绪(如快乐､幸福等)与消极情绪(如焦虑､抑郁等)的研究论文比率数大约为14∶1｡[1]另一项相似的统计结果表明,当前约有20万篇文献报道心理疾病的***问题,其中8万篇关于压抑现象,6.5万篇关于焦虑状态,反映积极的理念､潜能的文献仅有1000篇｡[2]可见,消极心理学是20世纪心理学研究的主流而居于统治地位｡
实际上,西方主流心理学的这种研究取向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20世纪上叶,世界接连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争｡长期而严酷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人类曾有的幸福生活｡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对各种问题的修复和解决便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对于心理学而言,其主要任务就变成了治愈战争创伤和精神疾患,研究心理或行为紊乱的秘密,找到***或缓解的方法｡尽管无论是在二战之前或之后,心理学家并未停止有关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如推梦关于天才和婚姻幸福感的研究,荣格的关于生活意义的研究等都可以看作是积极心理学的早期探索,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等,对积极心理学的产生都有影响｡但是,由于学科发展的惯性,也由于早期研究在方***上的局限性,加上世界尚处于“冷战”状态以及严酷的竞争所带来的心理恐慌和压力,这些研究者的努力都未能使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发生根本性的转移｡
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使得人们的心态随之发生了改变,社会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研究取向的期待也在发生变化｡正如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赛里格曼(SeligmanM.E.)所言:“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被饥饿和战争所困扰的时候,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任务主要是抵御和***创伤;但在没有社会混乱的和平时期,致力于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则成为他们的主要使命｡”[3]正是基于这种时代背景,以赛里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对消极心理学展开了深刻反思和批判,极力倡导积极心理学研究｡
赛里格曼认为,心理学自从取得***地位以后就面临三项主要使命:***人的精神或心理疾病,帮助普通人生活得更充实幸福,发现并培养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这三项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均得到了心理学工作者同等程度的关注｡而二战以后,心理学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心理问题的研究上,如心理障碍､婚姻危机､滥用和性犯罪等,心理学正在变成为一门类似于病理学性质的学科｡心理学研究重心的这种转移实际上背离了心理学存在的本意,因为它导致了“很多心理学家几乎不知道正常人怎么样在良好的条件下能获得自己应有的幸福”[4]｡
1997年,赛里格曼担任美国心理学协会(APA)***一职以后,由于他的大力倡导,积极心理学相继在美国和意大利等地多次召开了年会｡与此同时,世界著名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等也分别在2000年和2001年发表了积极心理学专辑｡积极心理学由此在美国心理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涉足该研究领域,并逐渐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在2004年出版的《现代心理学史》(第八版)中,美国心理学家舒尔兹称积极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的最新进展｡[5]
二､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取向和研究视野
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要以人固有的､实际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以及美德和善端为出发点,提倡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对人的许多心理现象(包括心理问题)做出新的解读,从而激发人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并利用这些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来帮助普通人或具有一定天赋的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获得良好的生活｡
(一)对悲观主义人性观的反思与批判
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作为统治20世纪西方主流心理学的三大流派,对于人性存在一种共同的隐喻,即否认人性的独特性,将人喻为机器或动物｡认为消极性是人心理与行为的基本属性:人要么由本能驱使,要么由环境决定,渲染一种悲观主义人性观和消极的心理观｡在研究实践中表现为关注人心理的消极层面,强调对心理疾病的预防和***,追求心理与行为的预测和控制｡这种消极心理学模式在整个20世纪占据着心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积极心理学反对人的机器或动物隐喻,反对心理的本能决定论或环境决定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悲观主义人性观和消极心理学,并认为消极心理学的这种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心理学研究的本意,因而也将难以实现心理学研究的应有价值和社会使命｡心理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去掉人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而是要帮助人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或行为模式｡没有问题的人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一个健康幸福的人,同样去除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也并不意味着人就能自然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或行为模式｡
毋庸讳言,消极心理学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确实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赛里格曼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举例说,当今心理学家们已经能对至少14种50年前还无能为力的心理疾病进行有效的***,这显然是消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但他又紧接着指出,就在我们为心理学的这一成就而欢呼时,却尴尬地发现,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比过去拥有更充分的自由､更好的物质享受､更先进的技术､更多的教育和娱乐,而饱受心理疾病困扰的人口比率却也在成倍地增长｡因此,消极心理学不可能通过对问题的修补来为人类谋取幸福｡[6]
消极心理学只看到人的心理问题和外在世界的不良事件和恶劣环境,把心理学的目的定位于消除人心理和社会的各种问题,期望问题被消除的同时能自然给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来繁荣｡积极心理学者认为这种价值取向不仅使心理学本身的发展走向了畸形化,而且也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消极心理学的视野中不存在利他主义､同情､美德等,有的只是错觉､幻觉､非理性､怪癖､自负等字眼｡在消极心理学看来,消极的社会动机是真实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积极的社会动机只是一个副产品,是人类的偶然为之｡
(二)积极心理学的价值观取向
积极心理学主张,人的生命系统是一个开放的､自我决定的系统,该系统既有潜在的自我内心冲突,也有潜在的自我完善的内在能力,个体一般都能自己决定自己的最终发展状态｡基于此,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应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研究和培养人固有的积极潜力上,通过培养或扩大人固有的积极力量而使人真正成为一个健康并生活幸福的人｡
基于这种积极的价值观取向,积极心理学家们致力于对常人的积极情绪与体验､积极认知过程､积极的人格特质､创造力与人才培养等问题的研究｡积极的情绪和体验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极为关注的课题｡当前关于积极情绪的研究很多,主观幸福感､快乐､爱等都成了心理学研究的新热点｡如有关生活事件､金钱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有关快乐者与不快乐者心理特征的比较研究,有关快乐的跨文化研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等｡积极心理学主张“积极”是人所固有的内在潜力,因此积极人格特质存在与否是积极心理学得以建立的基础,故而对于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无疑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当前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共同点是将人类看作是自我管理､自我导向,并具有适应性的整体,具体包括对乐观主义､自我定向､成熟防御机制､智慧､创造性等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文献中,还有许多涉及创造力与天才培养的研究成果｡如有关创造力的结构研究､创造力的起源研究､天才的禀赋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等,在积极心理学研究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尝试从积极的角度探索认知问题｡
积极心理学也不回避对人的精神疾病和心理健康等问题,相反还将之视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使命之一｡但与传统心理学对该领域见解不同,积极心理学强调从正面而不是从负面来界定与研究心理健康｡他们更关注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而不是消极心理疾病的矫正,认为心理问题(心理疾病)本身尽管不能为人增添力量或优秀品质,但问题的出现却为人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优秀品质和潜在能力的机会,人积极心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应对和消解心理问题的过程｡因此,积极心理学主张从两个方面来寻求问题的积极意义:一是探寻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二是从问题本身去获得积极的体验｡为了达到以上目的,积极心理学常常从与消极心理学相反的角度对问题做出新的解读,如关于“抑郁”,传统的解释为“被动的情绪低落”,而积极的解释则为“能对冲突做出深刻的情绪反应”;关于“懒惰”,传统的解释为“没志气､不勤奋､性格软弱”,而积极的解释则为“能避免争强好胜”,等等｡[6]
积极心理学主张保障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对心理疾病的积极预防,而预防的关键则来自于对人内部积极潜力的塑造或唤醒｡换句话说,人类自身存在着诸如勇气､关注未来､乐观主义､人际技巧､信仰､职业道德､希望､诚实､毅力和洞察力等可以抵御精神疾病的力量｡预防心理疾患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构建一门有关人类力量的科学,其使命就在于弄清如何在青年人身上培养或发掘这些品质｡简而言之,积极心理学认为通过发掘并专注于处于困境中的人的自身力量,就可以有效地做到疾患预防,保障心理乃至身体健康｡
积极的心理***观主张,心理***是***师通过对患者赋之以关注､权威形象､和睦关系､言语技巧､信任等***态度与技巧,以赋之希望､塑造力量､唤起潜能,培养或扩大人类固有的积极力量而使之成为一个真正健康并生活幸福的人｡
(三)个体与社会层面兼顾的研究视野
积极心理学在研究视野上摆脱了主流心理学过分偏重个体层面研究的缺陷,既强调个体心理的研究,也关注对群体和社会心理的探讨｡另外,在对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动因的认知以及在理论或假设的建构上,强调内因(内在积极的力量)与外因(群体､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共同影响和交互作用｡
目前积极心理学在个体层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积极情绪､积极认知过程､积极的人格特质､创造力与天才培养以及心理健康与积极情绪的关系､心理疾患的积极预防､精神疾病的积极疗法等领域｡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近况和成果在前面的介绍中已多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些积极心理学者强调心理､人格的积极性和内在性,注重对个体层面的研究,他们也十分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如人种､***治､经济､教育､家庭等)之于个体情绪､人格､心理健康､创造力和心理***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如Ericsson通过研究提出,创造力是源于普通认知过程的一种脑力活动,更多是通过培养而非天生的才能｡关于天才的研究则表明,天才儿童在自己具有天赋的领域有很强的成就动机和坚持性,而天才的产生与父母和家庭环境很有关系,天才通常是在那些富裕的家庭环境､并有丰富的智力或艺术刺激的家庭中产生｡[7]629652
积极心理学主张人及其经验是在环境中得到体现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从最广阔的环境——进化来讲,进化的环境塑造着人类积极的经验｡因而群体和社会层面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当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人类幸福的环境条件及影响青少年发展､天赋得以体现､发挥的环境因素的探讨上｡如Buss从进化的角度对阻碍人们达到积极的精神状态的原因提出了三种看法:第一,因为人们目前所生活的环境大大地迥异于祖先们在生活和精神上已经很好适应的环境,所以人们在现代的环境中常会有所不适;第二,进化了的机制会造成主观压力,但因其有效而得以保留下来;第三,选择是富于竞争性的,会给人们带来压力｡但同时,人们也拥有另一些进化了的机制,产生快乐的来源,它们是婚姻联结､友谊､紧密的亲属关系､合作性联盟等｡[8]Myers在对有关快乐的研究中指出,促进幸福的要素之一是,另外两个要素则是收入的增长和亲密的人际关系｡[9]
(四)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方***倾向
积极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依然承继了西方现代主流心理学的实证主义方***取向,其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实验法､量表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目前有关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大都采用的是访谈､调查､量表等研究方法;而在有关积极情绪及其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研究以及有关创造性思维的脑机制研究等则经常采用实验法或实验法与访谈､量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尽管可以看到积极心理学的一些综述性研究,但总体来看他们在研究方法主要还是沿用当前主流心理学研究的实证方法｡然而已有一些积极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也应当借鉴人文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学习和继承质化研究方法的一些优势与长处,以更好地促进积极心理学的繁荣和发展｡
三､积极心理学的启示与意义
积极心理学致力于研究和探索人的积极品质,这既是对人性的尊重和颂扬,更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性反思｡正因为人性的积极性,才不仅使得人类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保持人之所以为人的自尊,并在与其他生命形式构成的社会系统中充当着主宰,而且也使人类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能以一种万物共存的方式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积极心理学通过对传统心理学的人的“机器”､“动物”隐喻的***,高扬人性的积极性､建设性,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人性的理性复归,反映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和追求,同时似乎也为心理学的未来展示出了一幅全新而美丽的画卷｡正因为如此,积极心理学在产生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是在美国,此后迅速引起世界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或思潮,构成了当代心理学的最新进展之一｡
积极心理学是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它既吸收了科学主义心理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又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人性观与心理观取向｡尽管它对传统心理学存在批判,但不同于后现代心理学对现代心理学的无情颠覆:积极心理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研究对象､内容和价值观层面;相对于批判,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似乎更倾向于对消极心理学的反思和纠偏｡从某种意义上说,积极心理学试***超越现代心理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长期对峙与***,从认识论､方***和价值观层面对二者给予整合,以期构建一种新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尽管其还未形成为一套完整的结构,还不足以与主流心理学相抗衡,但可以预见的是,其面临的批判和指责将少于后现代心理学,毕竟它吸收了现代心理学两种对立文化取向中各自的精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它们各自的缺陷,而并非是对它们的彻底***或解构｡实际上,现代主流心理学研究如果能汲取积极心理学的有益成分,将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当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现存的问题还很多,有待发展的研究领域也不少,诸如文化霸权问题､成人化研究取向问题､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研究方法的整合问题､如何正确评价和面对心理学已有研究成就问题等,都是积极心理学面临批评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6]
首先,积极心理学和早期的一些相关研究存在着一定的脱节｡如批评者指出,早期有关积极心理的研究成果(如主观幸福感)就没有很好地被整合到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之中｡积极心理学的这种脱离早期研究的做法使它既显得基础单薄,又显得内容不够丰富｡[6]其次,积极心理学缺少一个完整有效的理论框架｡积极心理学的许多概念大多散见于各种文章和研究报告中,缺乏有效的整合和提升,这就使得积极心理学理论显得散乱而不成系统,同时也缺乏可操作性｡第三,积极心理学表现出典型的成人化取向｡其研究对象绝大多数都是成年人,而且主要是美国社会的成年人,以致有人称积极心理学是“纽约成年人眼中的世界地***”｡[6]这种成人化研究取向使积极心理学不能很好地对个体积极品质的发展历程､发展途径和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事实上,一个人的幸福､快乐等是与其价值观､生活背景､社会文化特点和生理特点等因素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用一种人的幸福涵盖所有其他人(如儿童､东方人等)的幸福｡第四,积极心理学对传统心理学的批评过于苛刻,也过于武断｡实际上,积极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传统心理学的主张有着很大的相似,只不过各自研究的出发点或落脚点不同｡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心理学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二是如何预防心理问题,三是如何看待和***心理问题｡其中后两个问题本身也是传统心理学的研究核心｡如果过分强调对所谓“消极”心理学的否定而连同其有益成分一同抛弃,将势必影响到其进一步发展｡
当然,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并不会因其尚存有许多问题而停止｡只要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和研究者们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包容的精神､开放的视野面对批评者的声音,努力消解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必将推动积极心理学自身,乃至整个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人文关怀是21世纪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心理学的繁荣与发展是实现人文关怀的必由之路”[9],而积极心理学的本质与目标就是寻求人类的人文关怀和人本精神｡积极心理学的崛起,不仅仅是寻求与发展心理学的理论,而且是更加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个人的幸福,而且也是更广泛的人类福祉,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研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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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研究论文第6篇
[关键词]心理史学年鉴学派心态史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
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
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
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府的***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
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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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40]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心理研究论文第7篇
[关键词]心理史学年鉴学派心态史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府的***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1]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1、72页。
[2]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3]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见(法)保罗·科利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4]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58页。
[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40]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