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论文10篇

经济史论文篇1

第一、从学科研究对象区分，经济史学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或简称“经济史论”)。

经济史学(习惯上简称“经济史”)这个大类中又可区分为两个小类。一类以研究经济生活演变过程为对象，着重揭示它是怎样演变和引起这种变化的具体因素。在分析方法与叙述方法中，主要使用叙述方法；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结合上，主要遵循历史逻辑。其论著一般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按时序叙述经济生活(或其中的某个方面)变迁的情况与变迁的环境、原因(包括必然的因素与偶然的因素)，从史实中概括出就事而论的结论(论从史出)。总之，它们以时间为经，以史实叙述或具体(时间、地点、表现、数量等等)为特征。另一类是在前一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进行理论的分析、概括与抽象，着重揭示它为什么这么演变及其运行机制与规律。在分析方法与叙述方法中，主要使用分析方法；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结合上，土要遵循理论逻辑。其论著一般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按照理论逻辑的框架，运用经济学范畴和历史学范畴，分析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各种因素的内在(本质)联系，或概括出特定空间(国家或地区)、特定时间经济生活演变的特点，或抽象出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范畴与理论。总之，它们以理论分析和抽象(舍弃了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的具体叙述和那些偶然的因素)为特征。此类可称为经济史通论。

经济史学概论研究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叙述方法、理论、历史、学派、相邻学科、分期标准、研究者素质(研究主体)等等。具体地说，严中平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十讲》、吴承明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中的经济史论部分，就是属于经济史学概论的。

这样，经济史学科分类的第一、二个层次是：经济史学科。

经济史学概论以经济史学为对象，它不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在经济史学的两个部分中，经济史是经济史通论的基础，是经济史学的主体，也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下面讨论的，主要是有关这个主体部分的方法。

第二、按经济史的内容区分，经济史可以分成许多个类型。

经济史的内容包含时间、空间、经济生活三个要素。以时间言，可以按绝对年代区分，如某年(1842～1948年；1953年)、某个世纪(15世纪；18～19世纪)。可以按相对年代区分，如古代、近代、现代。可以按朝代分，如唐代、宋代。以空间言，可以按地域区分，如世界，欧洲，中国，广东省，无锡县，长江流域，城市、农村。对经济史内容的分类来说，“经济生活”这个要素极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历史。因而可以从许多方面(角度)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史进行分类，在每一类中又可以多层次分类。譬如：

1．可以按产业分为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等等。其中的每种产业又可以分为若干行业，其中的每一个行业又可分为若干小行业。

2．可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类。生产力中可以按要素分为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劳动力等。其中，每种要素又可分为若干种，如生产工具既可以按制造原料细分，又可以按使用领域细分。每一类工具又分为若干种。每一类每一种均可有史。一部好的犁史和一部好的织机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史上许多争论不休的难题。

生产关系中可以按经济形态、经济成分、所有制等等分类。其中的每一项中又可区分成若干类，类下还可以分。

3．可以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个再生产过程分类。每一类中又包含多个层次的类别。与上述1、2、3分类标准并列的，还有多种，诸如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手段、经济范畴等等。以经济范畴言，它是反映经济生活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我曾经按照经济范畴查过，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生活都有自己的历史。诸如：市场有市场史，货币有货币史，利率有利率史，物价有物价史，如此等等。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有些社会现象，它们的本身并非经济生活，但却与经济生活及其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如人口、生态环境等等。于是有生态经济史、人口经济史等等。

不仅不同层次上的经济史会有范围大小的区别，而且同一层次上的经济史也会有范围大小的不同。有的属于宏观，如国民经济史；有的属于微观，如工厂史，公司史等经济组织史。这样，经济史又可分为宏观经济史和微观经济史。

这样，按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区分，经济史的类别虽不是无法计量的，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经济生活仅是经济史内容三个要素之一。它和其他两个要素(时间、空间)组合出来的经济史类别，又是这个“很大的数目”的若干倍。

种类如此繁多，内含如此复杂的经济史问题，是不可能用一种方法来解决的。常言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于不同的经济史问题，要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要弄清楚中国第一个私人办的工厂出现于何年何地这样的问题，要用考证办法，而且仅仅用考证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当研究经济史通论中的问题(诸如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时，就无须用考证方法，而必须用抽象方法。就不同的问题要使用不同的方法而言，说“史(此处“史”专指经济史。下同)无定法”，是有道理的。

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其实，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我们说对不同的问题使用不同的方法，并不否定这些不同方法中有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有的(最高层次的)可能是一个(如唯物辩证法)，有的(低一个层次的或再低一个层次的)可能是几个(如吴承明所举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都说明经济史经济是有一定方法的。此外，经济史研究不仅要遵循本学科特有的方法，还要遵循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譬如，无论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史问题，都要经过选题、收集资料、分辨资料的真伪、从分析资料中弄清研究对象变动的时序等步骤。这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也是经济史研究中的“定法”。可见，既要讲“史无定法”，还要讲“史有定法”，而且首先要讲“史有定法”，这才是辩证的，对学科发展有益的。

第三、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的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

历史学和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分离出了各自的经济史。从而，经济史在产生过程中就出现了两种经济史；作为历史学中专门史之一的经济史和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的经济史。从另一个角度，即把经济史作为统一物看，它是由两个“妈妈”生的。它在以后的发展中始终脱离不了这个母胎的斑痕。

经济史学的这个胎记，直到现在，仍明显地表现在学科的设置上。在中国、美国等国家里，经济系(院、所)中有经济史课程、课题、教学或研究机构，培养经济史硕士、博士；历史系(院、所)中也有经济史课程、课题、教学或研究机构，培养经济史硕士、博士。于是，经济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既有历史系(院、所)培养，获历史学学位的，也有经济系(院、所)培养，获经济学学位的。他们攻读的课程不同，师从的学者各异，研究的课题从属于、服务于不同学科。这样，他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各有特点和优势。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不同的人，在研究工作中各自扬长避短，沿着自己的思维路线展开探索，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乃是当然之事。例如，从历史学(系、所)出身的，史学理论与历史知识基础好，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进程，知道一些典章制度的变迁，懂得历史文献和史实考证的重要性与方法。他们把经济史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研究经济史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所以他们多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喜欢从引起社会(结构、事件)变化的原因角度选题，善于用顺时序、考证、联系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等方法，侧重说明某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经济变迁的社会原因的社会后果。这是他们之所长。从经济学(系、所)出身的，经济理论与部门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好，了解经济的整体结构与运行机制，学了高等数学、统计学、会计学和计算技术。这使他们在研究问题时，喜欢研究国民经济整体或其中某个部分的变化(如供求关系变化、市场发育程度、部门经济史等等)，即从宏观经济角度选题，善于从计量上说明经济的发展状况，设计某种模型，从经济理论上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与后果，抽象出经济学理论观点。一般地说，他们不愿意也不擅长对具体的典章制度进行考证。经济史学的上述历史与现实状况，使经济史研究者或具历史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或具经济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不排除兼有历史学与经济学两个学科长处的学者存在]这使他们在研究工作中，选题各有侧重。即使研究同一个问题，视角与方法也不尽相同，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往往也不一样。就这种情况而言，经济史学界中存在两大学派；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学派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学派。

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就上述情况而言，不如称它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跨学科是经济史学的一大特点与优点。这个特点和优点，使它在研究方法上有两个学科而不只是一个学科的方法。因而它在方法上比某些学科丰富多样。这个特点要求经济史工作者不能只用历史学科或经济学科中某一学科的方法，更不能用其中一个学科的方法去代替、排斥另一个学科的方法，不能为经济史研究设计一种只适宜一种学科的方法。相反，它要求在两个学科的经济史之间交流研究方法，并在交流中融合为一种经济史学方法。据报道，美国经济学科的经济史工作者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工作者定期举行会议，交流研究方法。这值得仿效。我希望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两种经济史专业杂志的编辑部，承担起组织这种交流的重任，既组织面对面的讨论，也组织笔谈，各抒己见。

或问：对于经济史学来说，历史学的方法与经济学的方法孰轻孰重?我认为，一般地说，二者都很重要，因为缺一不可。如果能将其融合为一，那就不存在孰轻孰重这个问题。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个问题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以下两个。

经济史论文篇2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及其产生背景

循环经济的概念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工业化国家出现，它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一种经济形态，代表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其基本含义是指：通过废弃物或废旧物资的循环再生利用来发展经济，其目标是使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投入的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即实现低投入、高效率和低排放的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的提出，是人类对难以为继的传统发展模式反思后的创新，是对人与自然界关系在认识上不断演进的结果。

工业***以后，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们因此而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业生产排放的废弃物似乎也不会对环境产生严重的危害。由于对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缺乏认识，人类在取得一个个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工业废弃物产生的公害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和生命，环境破坏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生态难民。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加之全球人口的急剧增加，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些严酷的现实，迫使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这一全新的发展观。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是这一新发展观形成的两个重要里程碑。《环境和发展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文献的签署，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认识。循环经济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废弃物管理战略转变的需要，也是产业链的有机延伸。德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

——固体废弃物的快速增长需要有新的管理战略。日本从1990年开始提出垃圾减量化问题，并使东京的垃圾年增长率从8%降到1998年的5%以下，但仍有大量的垃圾产生，使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年限急剧下降，新建又要占地。废旧物资的分类回收和循环利用，既可以少产生废弃物，又可以减少垃圾填埋占地。

——他们已处于工业化后期，经过长时间积累，废弃物中有大量的废旧物资，如废钢铁、报废汽车、废家电、废纸张等可以回收利用；通过循环再生利用，再投入少量的矿产资源生产新的产品，就能实现产品报废和更新的动态平衡。

——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本国矿产资源所剩不多，客观上要求对废弃物进行再生利用，否则就要花更多的钱从国际市场上去购买。

——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公众较高的环保意识，是这两个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基础。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我们原来所说的废旧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但两者又不完全相同：一是出发点不同。过去我们讲废旧物资回收，主要是因为物质匮乏，通过节约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来缓解供应短缺；现在是强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二是范围不同。过去我们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如废钢铁、废玻璃、废橡胶等的回收利用，而循环经济中要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三化”）的废弃物，已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领域，重点是城市的生活垃圾。三是途径不同。过去我们通过计划实现废旧物资回收再生，现在则是在法规和标准的严格执行前提下，通过市场运作来发展循环经济。

二、循环经济实践和理念的发展

在上世纪70年代OECD国家实施“污染者付费”的环保***策后，企业界也开始探索新的生产方式，通过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并形成了废弃物的不同利用途径和方式。此类实践分两种形式：一是在企业内部；二是发生在企业之间。循环经济的发展不仅得到了发达国家***府的推动，也得到了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积极响应。例如，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杜邦化学公司将减少（Reduce）、再用（Reuse）和循环（Recycle）作为指导原则，组织企业内部的物料循环，创造性地形成了化学工业的“3R制造法”，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到1994年底，使生产中产生的废弃塑料减少了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70%。公司也因此降低了废弃物的处理成本，节省了大量开支。

生态工业园(Eco-IndustrialParks)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形式，通过废弃物交换将企业联系起来。加拿大、美国等国的实践表明，废弃的石油产品和有机物的综合利用，可以形成生态产业链，进而形成生态工业园。丹麦凯隆堡是目前国际上运行最为成功的生态工业园。电厂是该园区产业链的核心。电厂给制药厂供应高温蒸汽，取代了其自备锅炉；给居民供热，减少了3500个家庭取暖炉；供应中低温的循环热水，使大棚生产绿色蔬菜；余热放到水池中用于养鱼，实现了热能的多级使用。同样，粉煤灰用于生产水泥和筑路，脱硫石膏用来造石膏板，使进口的石膏原矿减少一半。该园产生的效益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节水。炼油厂每年节水120万立方米，药厂废水处理后的90万立方米也可用来替代淡水。二是节约矿产资源。电厂用炼油厂排出的空气每年节煤30000吨（约占物料投入的2%），节油19000吨。制药厂的残渣用来制造有机肥料节约氮800吨，磷400吨。电厂和炼油厂的废弃物资源化，每年节约2800吨硫和80000吨石膏原料。三是减少废弃物排放。电厂20万吨的粉煤灰和80000吨除尘渣不再填埋；炼油厂2800吨的硫不再排到空气中；制药厂100万立方米的水处理废渣不用填埋或填海而制造成有机肥料，供附近的农场使用。此外，还避免了约2000吨二氧化硫和13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国内外的学者和专家根据企业的实践总结提出了工业生态学(原文是IndustrialEcology国内有人翻译为生态工业，或产业生态)，并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理念。工业生态学的概念，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研究部当时的副总裁RobertFrosch于1989年在《科学美国人》发表的“加工业的战略”一文中第一次提出。1997年，斯坦福和耶鲁大学联合办了一份《工业生态学》杂志，探讨其理论与实践。其基本做法是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用到工业生产体系的设计中，将工业生产过程类比成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封闭体系。其中一个环节产生的“废物”或副产品，成为另一个环节的“营养物”或原料。这样，彼此相近的工业企业就可以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类似于自然生态中食物链的“工业生态系统”。当然，从目前的实现程度看，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工业生态系统中的类比概念还是比较简单而低级的。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工业生态系统还难以

达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共生程度。尽管如此，按照工业生态学中“工业共生”、“工业代谢”的概念，来设计企业之间的“生态”联系，还是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中生态效率原则的精髓。199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在向联合国环发大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改变航向：一个关于发展与环境的全球商业观点》中，最先提出生态效率的概念，就是“既要提供价格上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或服务，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又要逐步降低对生态的影响和资源消耗强度，使之与地球大概的承载能力相一致”。用通俗的话说，生态效率有两层含义：其一，在资源投入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其二，在经济产出不变甚至增加的条件下，向环境排放的废弃物大大减少。

从产出的角度看，工业生态学追求的环境目标是“零排放”。它指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有利用价值的废物都被用起来了，因而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极少甚至为零；这与我国过去提倡的“吃干榨净”的意思相近。从现实看，无论是“零排放”还是“吃干榨净”，都很难真正实现。举例来说，现在世界能源的平均综合利用效率是30%多，我国为20%多，其余的部分都被当成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了。无论未来的技术多么发达，能源的综合利用率也很难提高到100%。因此，实现“零排放”的环境目标可能只是一个理想。从投入角度看，生态工业学追求的目标是“减材料化”（Dematerialization，有人翻译成非物化），其含义是指在产出数量和质量不变的条件下减少物料的投放强度，同时不影响产品的质量；既要产品变轻、变小、变薄，又要经久耐用。因此，这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德国沃佩韬（Wuppertal）气候、能源和环境研究所前副所长Bleek在1994年提出，在一代人时间内将资源效率提高10倍，在不降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条件下，缩小贫富差距，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地球上持续生存和发展(翁端：《环境材料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国际上已经进行了废弃物“零排放园区”、“零排放社区”和“零排放汽车”等的试验，而“减材料化”则更多地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世界上已成立了4倍因子和10倍因子俱乐部，研究有关理论。

从技术上看，循环经济主要体现在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上。清洁生产最初从少废、无废工艺和废物综合利用演化而来。1975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在巴黎成立工业和环境规划活动中心，该中心在工业和环境领域列了两个计划，其中之一就是清洁生产。1989年，UNEP理事会会议决定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清洁生产。从1993年起，我国开始利用世行项目进行清洁生产试点。清洁生产是将污染预防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之中，通过技术进步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及其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清洁生产的核心是污染预防，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管理，通过节能降耗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从上世纪90年代起，制造业界为了响应可持续发展的倡议，在生产中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出了绿色制造的概念。1993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机床敏捷制造研究所、加州大学能源研究所和空***科学研究办公室，联合成立了绿色设计与制造协会，研究制造业中的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问题。1996年制造工程师学会出版了绿色制造蓝皮书，其中提出的绿色制造概念是，综合考虑优化的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的制造系统，使工业产品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影响最小，不损害人体健康，资源的利用效率最高。工业废弃物的90%来自于制造业。因此，改变生产方式、重塑制造业形象成为制造业努力的方向。

三、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法律与利益因素

通过立法促进废弃物的回收和综合利用，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德国于1991年和1996年颁布《包装废弃物处理法》和《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规定了废物处理的次序首先是尽量减少其产生，然后才是循环使用和最终处置。德国法律规定，自1995年7月1日起，玻璃、马口铁、铝、纸板和塑料等包装材料的回收率要达到80%。欧盟和北美国家也相继制定了鼓励废物或副产品回收、绿色包装等方面的法律，并提出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复用或再生利用的具体目标。法国提出2003年包装材料的85%应被循环使用。奥地利的法规要求必须对80%的回收包装材料进行循环处理或再利用。欧盟规定到2003年报废汽车的回收利用率达到重量的85%。由此可见，法律是废弃物回收和综合利用的重要依据。

为了建立循环社会，日本在2000年前后相继颁布了《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资源有效利用法(修订)》、《固体废弃物管理法(修订)》、《建筑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和《绿色消费法》等多项法律，与原来颁布的《容器包装与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等，构成了建立循环社会的法律框架。在《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中，日本将“循环社会”定义为自然资源消耗最少、对环境压力最小的社会；将那些能用但还没有利用起来的“垃圾”定义为“可再生资源”，并要求其回收；提出垃圾管理顺序为：减少产生量再利用回收能量利用安全处置；明确了***府、地方主管、企业和公众的责任，鼓励每个人为建立循环社会做出努力；增加了企业的“生产者责任”，对产品从生产到最终处理的全过程负责；***府将制定“促进建立循环社会的基本规则”；还提出了促进循环社会的措施，并对产生污染的企业征收环境补偿费等。

企业在废旧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中产生利润，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没有企业的积极性，没有企业的行动，发展循环经济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而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下面，我们仍以凯隆堡生态工业园为例，说明经济纽带是怎样将园中不同的企业联系起来的。企业经营的最大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制药厂之所以选择用电厂的蒸汽而不自己生产，是因为用后者的蒸汽更省钱。1982年制药厂锅炉改造，经过可行性研究，

选择了最经济的供热方法，即全部使用电厂的蒸汽。从电厂获得蒸汽只要铺两英里长的供气管道，相当于药厂两年的内部改造投资。同样，石膏板厂用电厂脱硫产生的石膏也是为了节省资金，原来该厂要从西班牙进口石膏原矿，现在用电厂脱硫产生的石膏，节省了运输费用，从而使产品的成本明显降低。

综上所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条：一是法律强制，即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和环境标准的执行，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外在因素。用产业界人士的话说，废弃物不准随便排放了，企业就必须做出处理或综合利用的选择。二是利益驱动。利益驱动有两层含义：降低成本和创造价值。用了其他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就可以省一部分原料费用，产品的成本就降下来了；同时，在废旧物资利用过程中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因。法律强制和经济利益是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不可或缺的前提。没有环境保护法律和标准的强制执行，企业不会主动地去利用废弃物；没有经济效益，即使***府强制去做，企业也会找出种种借口

来拖延和规避。

四、用循环经济的理念指导环保产业的发展

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考虑，为子孙后代的发展着想，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已经没有了发达国家工业化时的廉价资源和环境容量，也经不起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以最小的资源代价发展经济，以最小的经济成本保护环境，应当成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出发点和目的。

首先，涉及废旧物资回收和再生利用的产业发展可以用循环经济的理念来设计。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方面，我国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国际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每年再生资源回收价值达2500亿美元左右，且以15～20%的速度增长。世界钢产量的45%、铜的62%、铝的22%、铅的40%、锌的30%、纸制品的35%来自于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利用再生资源进行生产，不仅可以节约自然资源，遏制废弃物的泛滥，而且比利用矿物原料少耗能，少排放污染物。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老旧汽车的回收和再生利用将成为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例如，报废汽车中的许多物件，像旧发动机、旧轮胎等都可以进行循环利用。以旧发动机为“毛坯”，按照严格的技术要求，采用专门的工艺和

设备，对主要零部件进行清理、检测、加工、更换，可以生产出“再制造发动机”。其功能、油耗、环保等指标完全能够达到新发动机的标准，其价格仅是新机的50～60%。用这种办法，旧发动机85%的价值得到了利用；而回炉只利用了原价值的3%。废旧轮胎回收利用也是如此。国际上每年旧胎翻新量一般占新胎量的10%。我国每年生产新轮胎1.01亿条，产生废旧轮胎约3000万条左右，其中400万条得到了翻新，仅占新胎量的4%。据测算，每翻新一条胎可节约橡胶4千克，碳黑2千克，尼龙帘布1.7千克，石油18千克，钢材1千克。只要使我国的旧胎翻新量达到国际一般水平，节约的资源量就是很可观的。其他的废金属、废塑料、废橡胶、废纸张的回收利用，也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循环经济的又一个重点是大宗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这样既可以节约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又有利于避免因堆放工业废弃物而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一方面占用了大量宝贵的耕地，2000年我国生产实心粘土砖5400亿块，破坏和用掉耕地约100万亩。另一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弃物，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供应模式每年产生数以亿吨计的煤矸石。因此，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生产建筑材料，替代实心粘土砖，是大宗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重点。不仅可以保护土地“这道生命线”，还可以减少能源的消耗。此外，利用钢铁厂的废渣生产矿渣水泥，利用电厂除硫产生的脱硫石膏生产建筑用石膏板，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国家经贸委已经出台限制生产实心粘土砖的文件，积极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将会对上述大宗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城市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是循环经济的题中之义。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特别重视“垃圾围城”问题。从当前着眼，发展循环经济应将城市生活垃圾的减量化、回收和处理放在重要位置。近20年来，我国城市垃圾以7%以上的速度增加。2000年全国668个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1.5亿吨，总积存量达60亿吨以上。“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这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调查发现，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有机质占50%左右，废纸含量在3～12%，废塑料制品约5～14%。这些都是可以回收再生利用的。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中小城镇优先利用垃圾堆肥，不少的地方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大城市利用垃圾进行焚烧发电，并对由此产生的能源进行多级利用，广州、上海等城市也已经取得了成效。

五、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

众多理论和实践探索表明，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内已有一些地方按循环经济的理念来设计生态工业园，其中的一些已投入运营。有无符合设计要求的企业入园，法制框架是否实事求是，企业能否获得经济效益，是生态工业园能否成功的关键。发展我国的循环经济，需要***府、企业、科学界和公众的共同努力，通过建立法规制度、形成经济激励机制、开发相关技术等措施来推进。为了发展我国的循环经济，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促进循环经济的法规制度

国家虽然制定了一些鼓励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策措施，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这方面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工作的开展。实行我国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受发展阶段所限，国家的很多宏观努力在不知不觉中被一个个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微观行为抵消了。因此，根据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必须加快制定必要的循环经济法规，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引导和规范，坚决杜绝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的现象出现。

目前，全国人大已经通过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将于明年实施。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但还不够，还应有更多的法律法规。虽然《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总则中提到“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但仅为原则表述，并无可操作性的内容。近年来，国家经贸委组织研究资源综合利用的法规体系，向全国人大提出将资源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废旧物资综合利用等内容，列入立法规划，这是非常必要的。应加快立法步伐，形成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体系。

(二)通过***策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

投资和消费是拉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产业***策应强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保护，提高经济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有利于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投资***策和项目选择上，对投资方向的鼓励和限制上，向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方向倾斜。例如，投资于天然气工程建设可以改变城市能源的供应结构，减少因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投资于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发展地铁、轻轨等以电气为主要动力的交通设施，可以减少小轿车的尾气排放。通过对环境友好宣传教育，引导公众消费绿色产品，以需求拉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各级***府起表率作用，通过采购计划拉动循环经济的需求，并影响社会公众。如优先采购经过生态设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优先采购经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过ISO14001认证企业的产品；办公用品采购有节能标志的产品，在使用中注意节约、重复使用及废弃后主动回收等。

(三)利用经济手段，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用经济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是OECD国家采用激励机制保护环境的有机延伸。由于OECD国家实施了严格的“污染者付费”***策，废旧物资回收和综合利用企业可以得到废物产生者的资金补助。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主要差距在于：一是虽然我国的“谁污染谁治理”***策，类似于

“污染者付费”***策，但实施的效果并不好；二是我国企业一旦使用其他企业的废弃物，如工业废渣、粉煤灰等，原来的废物产生者不仅不付费，而且还要向使用者收费，使综合利用企业无利可***，严重挫伤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积极性；三是我国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税收优惠有时落实不到企业头上，不是地方不兑现，就是被“婆婆”拿走了。因此，需要进行认真地调查研究，彻底纠正上述错误做法，落实价格、税收、财***等方面的激励***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经济史论文篇3

近日来，忙里偷闲，争分夺秒，读完了许平中先生的几篇文章及其惠赠的著作《中西历史反差探源》，还有林岗等诸位合写的《诺思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略有感想，简述如下：

一．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解释世界，就是为了征服世界”。理论解释不了世界，当然也就征服不了世界。成不了科学的理论，便会成为玄学。理论的价值何在，要视其对于问题解释力，哪一种理论的解释力强，就相距真理近些；就像上市场购物，谁的购买力强，谁就是上帝。仅此而言，我是个“唯‘力’论者”。无论是诺思，亦或马克思，都是人，而不是神；只要是人，他就不可能是万能的；仅此而言，我是个“唯‘人’论者”；因为我也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解读，马克思和诺思都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唯物史观”与“选择史观”（许先生语）。这是目前对探索中国社会发展比较有意义，也比较流行的两种史观。先让我们结合中国的国情勾勒一下这两种史观。

三．“唯物史观”认为，自阶级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就进入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落脚点就在于阶级斗争。曾记得一位伟人说过：“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话：‘造反有理’”。占有生产资料者为剥削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者为被剥削阶级。刘邦、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就从被剥削者成了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刘阿斗、陈后主等被的皇亲国戚则被逐出了剥削阶级。不知流亡贵族丧失了生产资料之后应归属哪个阶级。“龙生龙，凤生凤”的“阶级烙印论”在此似乎讲不通，因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何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矛盾的范式中，实在展现不出来。纵观中国历史，各类矛盾、斗争固然不少，但是所谓在没有外生变量的条件下有时代进步，于史无证。即便有，也是“五胡乱华”，或元、清两代的改朝换代；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无关。“社会起义”也好，“农民起义”也罢；无非是“彼可取而代之”；也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无关。

四．许先生依据诺斯的“选择史观”提出：“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是市场兴起的最重要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而西欧就正好具有这样的条件。于是商品市场逐渐发展起来”。相对而言，“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应当是地理条件使得产品差异小或（和）陆路运费高，因而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人口增长引起市场兴起的关键条件在于产品交换能够盈利。市场盈利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到：“夫山西绕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姜、桂、金、锡、连（铅之未炼者）、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被多马、牛、羊、旃裘、筋革；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征者，求也），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这儿没有“奇珍异宝”或“奇技***巧”的奢侈消费品，而是位于帝国中心地区“山西”、“山东”、“江南”等的普通产品，并且是“皆中国人民所喜好”的“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如此的商品差异，中世纪的西欧一定望尘莫及。至于运输费用，只要“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俗称：“亏本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关键在于成本与收益。司马迁是个“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人，顾亭林曾曰：“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26）可见，诺思的“产品差异”和“运输费用”，对司马迁的描述解释力不够。所以，他在《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之中译本序中说：“中国现存的详尽的制度知识(knowledgeoftheinstitution)，这亟待作分析”。可见，他给自己的理论证伪，留下了回旋的余地。并说：“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有如何改变世界”。这一说法有助于我们研究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的“这些决定如何改变世界”。

五．“农、虞、工、商”，“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货殖列传》）这些部门都属于经济活动的领域，涉及物质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均衡协调，才能共同形成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循环链。“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同上）“通则不痛，不通则痛”。如果说中世纪的西欧有“自然法”哲学的“经济人理性选择”的话，而在中国则行不通；因为“自然法”哲学有悖于统治者“理性”。君权专制与市场兴起是犹如水火，难以相容；更是此消彼涨的关系。“与民争利”，就必然抑制市场经济的兴起。且以西汉为例：西汉初年，大乱之后，萧、曹“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此乃“物之理也”。可到了汉武帝时，朝廷充分利用“国家的暴力潜能”（诺思语），人夺其势，“尽莞天下盐铁”、“置均输、平准官”；以官商压私商。还有“杨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于是富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同时“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借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在此过程中“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史记*酷吏列传》）。在这场博弈的作用下，其结果是底层之“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经营“虞、商、工”三大部门的富人只得“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商业部门从此一蹶不振，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的循环链断裂；这是古代中国的制度特色之一；也是古代中国经济史上最可注意的制度变迁。盐铁官营，“与民争利”，“利出一空”；“农、虞、工、商”，这四大部门能留给社会的，只有农业了。“苛***猛于虎”，“竭泽而鱼”；导致“布衣匹夫之人”只有尽力务农，安贫乐道了。司马迁的“法自然”经济思想也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非理性化的理性选择才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常态，“存在是合理”是一种“有限理性”。机会成本只存在于“黑板经济学”(blackboardeconomics)，而在真实世界里，虚无缥缈；孩子的出生就无法体现机会成本。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里，重农抑商的确有利于降低统治阶级的统治成本，可绝非是被统治者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许先生提出的“社会起义”中应该包括被统治者由于其理性选择遭受压抑后的“理性选择”因素。六．综观中国二千多年的古代社会，君权专制与市场兴起的博弈从未停止过。***治与经济的二律背反，是古代中国的主旋律；***治权利与商业资本的抗衡从来没有平息过。一种相对稳定的***治局面与低效率的经济机制是古代中国的常态。***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强制，文化上统制，三位一体，造就了古代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系统”的制度环境；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制度特色了。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大前提下，私有产权制度无从谈起。这也应是“中国现存的详尽的制度知识亟待作分析”的原因。诺思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出现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但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由多个利益集团和各种势力反复博弈的结果。任何的强权***治或超经济剥削的存在都无助于形成市场机制，更无助于形成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世纪的西欧有“红与黑”的争斗，即有教皇僧侣、皇亲国戚、贵族领主和市民行会等多种势力。正是这些利益集团基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经过长期的不断较量，反复博弈，才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制衡机制。正是这种制衡机制的强力作用，才为市场经济的形成创造了初始条件。而商业发展是繁荣市场的原动力；因为市场经济的兴起必须要有无数的产权明晰的主体参与交易。在一定程度上说，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在西欧的封建社会社会末期，即在十五世纪末，商人资本积累有了发展，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接着英国、法国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自然法’哲学。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路，认为人们有自利、竞争、自由获取财富的本性，人们也是生而平等的，这些权利都是自然的，不能剥夺的，人们保有这些权利是最合乎理性的，而国家的组织则是社会成员同意以契约形式建立的”。这里最可注意的是：“最合乎理性的权利”和“社会成员同意的契约国家”。在十六、十七世纪，随着西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已经造就了工商业者与封建领主，商业资本与农业资本相抗衡的力量；商品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最终摧毁了自然经济。经济、***治、法律、文化等的合力作用引致了西欧的兴起。发达的奴隶社会—黑暗的中世纪—繁荣的市场经济，乃是西欧的历史发展轨迹，***治上的分权抗衡，相互制约是其制度环境。而在古代中国，“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历代不乏“自绝于民，结怨于民”的亡国之君。然而，虽有改朝换代，但“真命天子”的霸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永远是至高无上的；***权与治权可以分离，但***治与经济不可分庭抗礼。“国家的暴力潜能”被“超经济的强制”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整个社会，几乎只有君权势力与农民阶层两极，地主、商人阶层为中间势力或弱势群体，只是一张皮，墙头草。所谓的精英分子，要么“学而优则仕”，即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还是为皇上打工；一旦被贬遭黜，则就成了“丧家的走狗”；要么“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南山下”，“回家种红薯”。除了“皇恩浩荡”，根本没有什么“理性的权利”亦或“契约的国家”。兴起市场经济的均衡机制无法形成，既无推动市场发展的自生变量，也无打破制度均衡的外生变量。一种***治局面相对稳定，经济效率极其低下的特色社会由此而起。对于长期处于“超稳定系统”的古代中国，诺思的“国家悖论”有一定的解释力；以此来破解“李约瑟之迷”，未知可否？

七．“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受利益的刺激去从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西欧兴起的原始动力是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新开垦地区与老区不同的人口密度和天赋资源，导致不同的生产类型，这就使相互产品交换具有盈利，于是刺激了市场兴起”。中国的人口压力堪称世界之最，人地矛盾较之西欧远为突出。司马迁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可见，求利致富之心，应该不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的；是天下一心，而同存此理的。何以在古代中国就无法兴起市场经济社会？对此，诺思理论似乎解释力不够。此外，诺思强调西欧兴起的根源在于人口的压力与地理环境的差异等自生变量，而对于马克思的地理大发现、资本原始积累、殖民开拓等外生变量（或许这是更深层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以及“血与火的历史”，避而不谈；而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西欧的兴起，视为“上帝的自然安排”，天经地义。因此之故，马克思的学说只能永远成为欧洲社会的“幽灵”，而诺思的“经济人理性选择史观”就足以使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八．迄今为止，由于笔者才学疏浅，总觉得“唯物史观”、“选择史观”，还是“公共产品理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亚细亚社会”，“超稳定系统”的超级穷国的解释力欠够。我们解释历史的目的应该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古代史其实就是当代史”，曾记得一位史学家如是说。参考文献：

1．许平中：《从马克思到诺思—人类历史观的发展和完善》

《如何用诺思的“人口动力论”解答中西历史反差—严重误解了诺思理论的林岗博士》

《社会历史理论的根本改造和重建—从“唯物史观”到“选择史观”》

《中西历史反差探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2．林岗等：《诺斯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

3．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经济史论文篇4

[关键词]发展现发展模式历史互动

发展观一方面引导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蕴涵在发展模式之中。因此，一个国家发展观的形成与演变，与这个国家发展模式的演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发展观，是对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理论思考的产物，也是对建国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发展观扬弃的结果。本文通过分析发展模式与发展观的互动，对中国发展观演变过程进行历史的考察，以探寻中国发展观演变的特点、规律与启示。

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三代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观。即：1949—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间的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1995至今的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

第一展观：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49—1978年)

第一展观是指1949—1978年间形成和发生作用的发展观，这一展观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其形成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这一时期，中国借鉴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借鉴了苏联的发展观；其次，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发展观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第三，这一时期的中国处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中，“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发展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一展观具有下述十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基本历史特征：在发展目标上，强调实现工业化，虽然在1964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工业化是最为突出的目标；在发展标准上，强调工农业总产值规模，特别是强调工业总产值及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的提高；在发展途径上，强调经济增长优先，实际上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在发展重点上，强调重工业特别是***事工业的发展；在发展方式上，强调外延式与粗放式发展方式；在发展型式上，强调通过资本的积累来寻求发展的源泉；在区域发展模式上，强调地区间均衡发展；在发展动力上，强调通过生产关系的***推动经济发展；在发展态势上，强调赶超西方先进国家；在发展层面上，侧重强调经济层面的发展。

第一展观的形成和演化大致经历了两大时期．

1949—1955年是酝酿和形成时期。1949年9月，《共同纲领》提出，在经济发展上要“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1]。工业化开始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第一展观开始萌发。1952年8月，中财委提出的“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中提出，“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重点是重工业。重工业的发展开始被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1953年工2月，《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一一关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除了重申国家工业化目标之外，又特别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2]，生产关系方面制度的变革开始被视为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条件。在上述有关中国发展的一系列探索的基础上，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一五”计划集中体现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发展方式等方面的基本理念，中国的第一展观初步形成。

1956—1978年是实施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首先，第一展观进一步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1955年年底，提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3]1957年11月，中国形成15年超过英国、40一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的赶超战略。1958年5月，二次会议通过的总路线的核心是力争高速度。同时，提出要求缩短“超英赶美”的时间，争取在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1965年9月初拟定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提出要加快“三线”建设，要求在“三线”地区建立***的工业体系。1970年开始编制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经济发展速度要求过急，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普遍过高。[4]其次，进一步强调生产关系方面的制度变革促进发展的动力作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结果到年底就基本上在全国农村建起了***社合一的体制。在城市中，开始试办和推广。城市手工业合作社也被要求加快“升级过渡”，即加快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期，除了强调生产关系的***以外，还强调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以实现“抓***，促生产”的目标。此外，1957年、1958—1960年、1969年，在体制层面也开始进行以下放自为内容的改变。可见，通过生产关系方面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和改变来推动发展，日益成为第一展观的重要特征。第三，进一步强调区域平衡发展。1956年9月，通过的《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根据资源情况和合理分布生产力的原则，在内地继续建立和积极准备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各地经济逐步走向平衡发展。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区域平衡发展的概念。1958年6月，中共中央又要求全国七大协作区尽快地建立各自***的工业体系。1960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3年、8年设想的口头汇报提纲》，提出今后8年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基本建成各大协作区的具有不同特点、不同水平而又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1975年，初步拟定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进一步提出，到1985年基本建成6个大协作区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农轻重比较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试***通过行***型的资源配置手段人为地达到区域均衡。第四，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一度被置于发展的优先位置。1964年，中共中央针对美国对越南的***事行动作出了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决策。要进行备战，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该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和下达的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将争取时间、大力建设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作为指导思想。196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始终处于优先位置。

可见，第一展观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基本导向，是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第一展观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发展观，顺应了中国发展初期阶段通过工业化奠定发展初步基础的要求，其中一些方面，例如强调工业化、强调重工业的理念是合理的。但是，总起来看，这一发展观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内形成的，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系列误解的基础上的，是通过行***手段实施的，因此，在实践中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上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严重脱节，出现了类似于当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5]具体来说，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畸形。突出表现为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发展迟缓；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发展滞后；流通、服务等第三产业薄弱；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二是区域经济配置效率低下。尽管追求区域平衡发展，但是由于投资效益低下，区域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6]三是经济质的发展与量的发展脱钩，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低下，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延要素投入支撑的。四是经济增长片面推进，经济发展滞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脱钩，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作为经济发展表现的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率提高以及经济成果分配的公平化等没有明显改善。五是经济增长没有以人为本，伴随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没有相应提高，居民消费受到积累和畸形经济结构的压抑。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只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只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7]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些问题已经发展到极端，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也标志着这些问题在这一发展观的框架内难以解决。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国民经济调整的实施，客观上需要对这一发展观进行历史的扬弃，构建新的发展观。

第二展观：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

1979年以来，中国开始形成第二展观，即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这一发展观是对第一展观的扬弃。一方面，鉴于第一展观强调经济增长而相对忽视经济发展，第二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试***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另一方面，第一展观中一些消极层面的扬弃是十分困难的，第二展观继承了第一展观的一些要素，但同时它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出现了新的问题，即虽然开始强调经济发展，但是相应忽视了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生态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层面之间的协调与统一。

第二展观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从***治上看，发展已经成为***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经济发展没有受到***治局面变化的冲击；其次，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看，开始从主观主义走向尊重经济规律；第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发展处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中；第四，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和平与发展是这一时期世界的主题。第五，这一时期是中国领导人理论创新全面推进的时期，发展观的发展受到理论创新成果的支持。

上述特定的历史背景赋予第二展观诸多特征。与第一展观相对应，第二展观也具有十个基本特点：在发展目标上，开始超越单纯的工业化，而强调现代化；在发展标准上，开始超越单纯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强调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内涵更为深刻全面的发展指标；在发展途径上，超越增长优先的理念，开始强调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在发展重点上，超越单纯的重工业，将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内的整个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在发展方式上，超越片面的外延式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和集约式的转变；从发展型式上，超越积累优先的发展战略，推进积累与消费并举的发展型式；在区域发展上，超越单纯的均衡发展，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发展动力上，超越单纯的生产关系***的误区，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发展态势上，继续保持赶超的姿态；在发展层面上，超越经济发展的层面，开始强调兼顾社会的发展。

第二展观的形成和演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81年是第二展观酝酿和初步形成的阶段。“”结束之后，中国领导人就开始酝酿新的发展观。1977年，十一大重申在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78年9月，***提出，“正确的***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8]开始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发展的内涵与目标提了出来。10月，***又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这场***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8](pp．135—136)通过体制的制度变革推动发展的理念已经被比较明确的提了出来。12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8](p．152)这表明，在发展的格局上，开始突破均衡发展的藩篱，非平衡发展的理念开始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发展观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次会议通过了改革开放的决定。改革即制度变革，它明确提出要通过制度变革推动发展；开放即对外开放，它改变了以往在发展上过于强调自力更生的做法，同时也为非平衡发展观的实施提供了***策准备与支持。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调整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以及工业内部的轻重比例关系。这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标志着人们开始将结构优化视为同经济发展同步的过程。1979年7月，***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80年6月，***正式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非平衡发展理念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1981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为此，会议提出了十条经济建设方针，这标志着发展观的主要特征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也标志着第二展观初步形成。

1982—1988年是第二展观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阶段。第二展观发展的基本层面是逐渐形成了分步实现现代化、以改革和开放促进发展的思想。1982年9月，十二大提出“两步走”现代化战略。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推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国民经济。1984年4月，***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1985年2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被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这一主导思想以“梯度发展战略”为理论背景，在吸收了“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之后，演变成沿海经济发展战略。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同时，在“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现代化战略。

1989—1994年是第二展观在曲折中走向成熟和定型的阶段。1988年开始的经济过热暴露了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治理整顿”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在“治理整顿”基本目标完成以后，***的“南方谈话”明确了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其一，发展是硬道理，要加快发展；其二，要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发展；其三，要通过区域上的非均衡布局和动态上的波浪式推进加快经济发展。1992年，十四大以后，开始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第二展观不仅在理论上全面定型，而且在实践上开始全面实施。

第二展观试***扬弃第一展观，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例如，针对第一展观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偏向，第二展观强调重工业、轻王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针对第一展观片面强调区域均衡的偏向，第二展观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推进；针对第一展观片面强调工农业总产值的倾向，第二展观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针对第一展观强调“跃进式”发展方式的倾向，第二展观强调“分步走”的发展方式。但是，在实践中，1979年以后，第一展观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第二展观交织在一起；第二展观是在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尚未完成根本转型的条件下形成和实施的，转轨中的摩擦制约了中国发展观的转型。因此，第二展观客观上继承了第一展观中的一些层面，未能完成一些重要层面上观念的转变。例如，虽然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但是，实际上依然强调产值的增长与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虽然抛弃了“跃进式”发展的主观愿望，但实际上依然希望经济“波浪式”发展；虽然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但实际上没有做到这一点。

由于第二展观在实践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到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诸多在原有发展观框架内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发展是不协调的，即不平衡的和片面的。(1)农村和城市差距拉大。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的差距逐渐拉大。1978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2．36倍，1985年缩小到1．72倍，2002年又扩大到3．1倍。(2)地区差距逐步扩大。2002年中国最富的上海与最穷的贵州之间的收入差距比是12．9倍，中国的地区差距甚至大于印度(4．5倍)。(3)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差距拉大。1979年以来，中央财***在公共服务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79年以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人口受教育年限、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速度都低于1949—1979年间提高的速度。

第二，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增强。中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资源耗费型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目前，中国的资源短缺已经非常严重。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2003年一年就减少了O．003公顷。2004年，全国出现了1979年以来最为严峻的缺电局面。煤炭价格全面上升，波及全国。我国石油从1993年就已经结束了自给时代，2003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3年一年石油进口就比上年增加了31％。据专家估计，到2030年中国石油消费的80％将依赖进口。已经探明的煤、石油以及一些重要矿产的储量正逐年下降。另一方面，生态压力和约束逐渐加大。过去20多年的发展是建立在生态赤字的基础上的。中国国土的水土流失面积已经占到全部国土的38％，27％的国土出现了荒漠化，1乃的草地出现了沙化、退化或碱化，大气污染在过去的8年中已经扩大了100万平方公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三个酸雨区之一。水污染也很严重，例如，黄河每年因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就达116亿元。

第三，发展没有从根本上做到以人为本。一方面，强调以改革促发展，实际上变成强调改革者即***府驱动发展，人的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尚未充分调动起来。强调体制的改革，而相对忽视发展机制的构造。另一方面，将发展理解为人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国家财富的增长，较少关注入以及人的自由、道德、健康、安全等非物质层面的发展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与秩序的构建。

综上所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原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具体表现为发展的不协调性、不公平性、不可持续性。这种状况表明，必须对原有发展观进行进一步的扬弃和发展。

第三展观：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1995年以来)

如果说原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不协调性、不公平性、不可持续性构成第三展观形成的推动因素，那么，第三展观的形成还具有下述几个方面的历史背景。首先，从国内来看，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发展观和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即从原有的“双轨制”体制环境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其次，从国际上看，整个世界的发展观都开始出现重大转向，即从单一的经济发展观转向社会、经济与生态协调的全面发展观；第三，从中国的发展态势来看，“和平发展”方针的提出，也推动着发展观的快速转型。

第三展观的集中表述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即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五个统筹”。这一表述和“五个统筹”的提出标志着第三展观的正式形成。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观的概念。

第三展观是一个完整的发展观念理论体系，其核心是强调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包括下述四个层面：一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观，以前的发展观强调以物、以经济为本，以增长为本，而新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即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二是发展优先的发展主体观，即将发展而不是增长放在突出重要位置；三是协调发展的发展模式观，即通过“五个统筹”实现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的协调发展；四是内源发展的发展动力观，即强调通过调动民众和企业的参与性，形成整个社会的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与前述两展观相比，第三展观具有突出的特点：在发展目标上，将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在发展标准上，将考虑资源、环境约束因素在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发展的衡量标准；在发展途径上，将发展置于优先于增长的位置；在发展重点上，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作为发展的重点和立足点；在发展方式上，将内涵式与集约式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式；在发展型式上，继续强调积累和消费并举；在区域发展上，强调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动力上，强调通过社会全面进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态势上，采取“和平发展”的姿态；在发展层面上，不仅强调经济发展，更强调社会、人、生态的发展以及这三个方面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推进。

第三展观也是逐渐形成的。具体而言，包括三个阶段：

萌芽和酝酿的阶段，从1995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到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后来构成第三展观框架的几个基本观点。第一，提出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两步目标，即：从1995年到2000年，人们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2000年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建立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提出两个“根本性改变”，即：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以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而且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第三，提出了两个新的发展“战略”：一是“科教兴国”战略，在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二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第四，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方针，标志着区域发展战略从非均衡转向区域协调发展。

形成与提出的阶段，从2000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到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先，十五届五中全会把社会进步提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强调要以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改革开放与科技进步为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其次，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必须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超越了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现代化的窠臼，强调入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第三，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新的发展理念，即“一条新道路”和“一个统筹”。“一条新道路”即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构成新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支点；“一个统筹”，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最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前面几个阶段发展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提出了新发展观。

实施和发展阶段，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新发展观以来，***和***府开始实施新发展观。首先，***2003年3月提出了本届***府的施***方针，即“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这24个字的施***方针全面体现了新发展观。第二，2003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在***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中加进了“协调”两个字，第一次把“以人为本”加到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中去。第三，中央开始实施振兴东北战略，同时开始酝酿和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标志着区域协调发展开始从理念走向实施。

结论与启示

通过分析三展观的演变过程，可以得出诸多结论与启示。

首先，三展观虽然在有关发展的具体层面上有重大区别，但是贯穿一个深层次的共同点，即发展的指向都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崛起。无论是第一展观对经济增长的强调，第二展观对经济发展的强调，还是第三展观对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强调，都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对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诉求。无论今后中国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发生什么变化，这一主题将是不变的。

其次，三展观本身都呈现出历史性和发展性的特征，三展观的演变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扬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日趋走向全面、科学。三展观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特征。三展观之间既有连续性，又有差异性。每一个新的发展观都是对原有发展观的扬弃与发展。第一展观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脱节的问题，第二展观试***解决这一问题，又产生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第三展观则试***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发展观的演变呈现出与社会主义的终极发展目标、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目标、现代经济成长规律以及社会进步规律逐渐契合的趋向，表现出明显的发展性特征。

第三，发展观的演变与发展模式的演变是互动的。每一展观都体现经济成长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根本要求，每展观都有特定历史使命。建国后前30年间，中国面临的基本发展使命是尽快构建中国的工业化经济结构，第一展观因此强调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一定阶段，中国面临的发展使命是运用经济增长的成果带动国民经济结构升级与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第二展观因此强调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开始融人全球经济体系以后，中国面临的主要发展使命是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增强综合国力，第三展观因此强调经济、社会、生态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以往在发展观的选择上，人们是被动的。每一种发展观的演变总是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从而难以维系的情况下才被扬弃。因此，在未来的发展探索上，应该努力增强发展观的主动性与前瞻性。

第四，中国发展观的演变与国际上发展观的演变走向一致，中国发展观的演变是全球发展观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中国从强调经济增长到强调经济发展，再到强调社会、经济、生态与人的协调发展，与国际上发展观的演变轨迹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中国发展观或多或少受到世界发展理论的影响。如果说第一展观主要受到苏联发展观的影响，第二展观受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第三展观则受到西方社会经济理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如何借鉴国际上的发展理论，将是中国发展观发展的重要路径。

经济史论文篇5

关键词：民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理论框架；学科体系

中***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2。***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府间财***分权思想研究》。

（三）***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界人士为主，但是***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府经济***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府国有经济***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1][13]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2]郑剑顺.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2，（5）.

[3]刘甲朋，魏悦.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

[4]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4）.

[5]付志宇，缪德刚.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J].上海经济研究，2008，（10）.

[6]张亚光.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A].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论文[C]，2008.

[7]朱鸿翔，孙.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4）.

[8]苏全有.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0，（3）.

[9]严清华.中国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J].经济评论，1998，（3）.

[1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歧见[J].学术月刊，1986，（3）.

[11][12]赖建诚.经济思想史的趣味[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2-32.

经济史论文篇6

考察。文章试***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

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着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着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着、陈超译《王安石新***》(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着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着《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着、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着《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 —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着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着《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着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着。……着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着《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着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着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着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着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着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着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着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着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着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着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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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着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着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着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着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 、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着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着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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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着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着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着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着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着述,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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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 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着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着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着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着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着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着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着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乃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着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着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 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着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着);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着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着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着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着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着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着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着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着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等领导人以及当代着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着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着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 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

经济史论文篇7

    考察。文章试***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经济史论文篇8

【关键词】岭南;民族经济史;经济文化类型;生态环境;海洋经济

【作者】陈光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广州 510665

【中***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61-005

Several Thinking about Streng Thening the Study o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in Lingnan

Chen Guangliang

Abstract:Lingna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our country nationalit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history.For decades,the area of the research on Lingnan nationality economic history develops gradually,but the research is still not many,which is tru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logy,from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economical cultural types to discuss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and from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ino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aints. Some major issues lack the thorough system research.Strengthen the study o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in Lingnan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mino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on minority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Key words:Lingna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and cultural typ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rine economy

一、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之我见

粤海一隅,史称岭南,泛指五岭之南。本文所界定之岭南是指广东、海南及广西与广东接壤的部分地区,不包括历史上宽义的越南部分境界。

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是最早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许多学者长期深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如梁钊韬《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1955〕、岑家梧《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1957〕、詹慈《从“合亩”组织试析黎族家长制家族公社》〔1984〕、合著《龙门蓝田瑶族调查》〔1987〕,等等。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编辑出版了黎族、瑶族、壮族、苗族、畲族、回族、满族等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资料,有不少学者利用民族调查资料对保留在诸多民族中的原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方式以及私有制形式等进行个案的或综合的研究,探讨这些民族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及其生产关系的演变。一些学者把研究延伸开去,关注这些民族特殊的制度与组织,并深入到民族关系、传统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如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1991〕、李默《韶州瑶人:粤北瑶族社会发展跟踪调查》〔2004〕、王献***《海南回族的历史与文化》〔2008〕,等等。

民族经济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101期)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存等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披露于世后,学术界重新评估古代南方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南方民族稻作文化、青铜文化的研究掀起热潮,社会经济成为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如1984年举行的百越史研究第四次年会,即以南方民族社会经济为中心议题。这方面的成果陆续问世,数量不少。有的学者对百越民族物质生产各领域分门别类作系列的专题研究,如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2003〕,是百越民族史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著作,在中国百越民族史乃至中国南方民族史的研究领域中填补了一项空白。作者对百越人口和土地制度的研究,对著名的水稻种植、造船业、纺织业、建筑业、制陶业、玉器和竹木漆器制造业、酿酒制盐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论述,将历史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和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增强了学术论证的力度,达到较好的论证效果。《广西民族研究》、《农业考古》等核心期刊,特别重视从考古学、民族学和文化学角度研究岭南古代农业历史的论文及调查报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岭南稻作起源和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方面的论文。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1997〕可称之为该项研究的代表作。陈文华在《论农业考古》〔1990〕等系列论著中,注重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畜禽饲养、农作物种植、农具、农耕技术等生产生活个案的考证和分析,推动我国农业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李根蟠、卢勋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的研究,学养深厚,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2004〕是第一部从区域经济史的视角研究海南经济史的专著,该书以“海南原始居民蠡测”开篇,探讨海南岛原始农业及薯粮、稻作、纺织诸业的发展,再以论述汉族移民为转折,阐述海南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及发展趋势,该书深入考察海南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特色经济,并从多角度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以黎族“合亩制”为例,剖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演变,论述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特殊性。

对岭南民族贸易、民族关系及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的研究,是学界较早关注的题材。王兴瑞《海南岛各民族间相互关系之考察》〔1946〕、岑家梧《宋代海南黎族和汉族的联系及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1965〕,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2004〕,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和黄道婆生平业绩问题的系列论文〔1984～1994〕,等等,论述了岭南地区民族贸易促进民族关系改善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概况。《广东民族关系史》广泛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心得,博采众言成一家之说,材料丰富,见解独到,观点鲜明,受到学界一致好评。广东人民出版社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精心编辑出版了几十种“岭南文库”丛书,选题包括岭南历史***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如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1993〕,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排瑶历史文化》〔1992〕,吴永章《黎族史》〔1997〕,等等,对岭南民族历史和有关***治经济文化的论述可谓面面俱到,用功至多。

综上所述,几十年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愈来愈多,但比较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讨论,许多成果依附于民族史、地方志、民族文化等相关学科,比较分散,未经整合,真正从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的视角,从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去论述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从经济与***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互关联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过程及其制约因素的并不多,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研究,长期以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仍然存在,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二、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岭南原为诸越族及其先民聚居之地。秦统一岭南后,华夏族迁徙粤地者日众。两汉时期,部分诸越族与汉族融合。六朝后期至唐初,瑶、畲、回等族先民先后抵粤。唐末,由诸越遗裔俚人的一支经过长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而形成的黎族首见于史。至宋元,海南诸越遗裔俚人的另―支演变成为“临高人”,僻居粤西北山区的大陆诸越遗裔逐渐形成大陆壮族的主体之一“主僮”,瑶族由湘入粤后人口增加,居住区域随之扩大,加上唐宋以来一直生活于粤地的回族,岭南各族的分布格局大致形成。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明王朝将海南岛从原来隶属广西划归广东管辖,这一建置变革对岭南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有海南苗族的祖先相继由广西进入海南岛,而世居岭南的黎、瑶、壮、畲、民等族群纷纷融合于汉族。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满洲八旗官兵由京津抽调来粤驻防。至近代,包括广东、海南和广西部分地区在内的岭南各民族大致形成如下分布:汉族人口为大多数广布于城乡各地,黎族苗族定居海南,瑶族迁徙粤北,壮族聚居粤西北,畲族落户粤东,回族散居广州、肇庆和海南三亚等市,满族落籍穗城,这种分布格局是历史上长期逐渐形成的。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岭南是各兄弟民族共同开发、和睦相处的家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史,可以丰富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内容,提高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团结。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往互动中向前发展,形成了多元交汇的体系。如果只研究汉族或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或者只把后者作为陪衬,这样的经济史是片面的。从历史上考察,岭南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注重研究岭南少数民族经济史,汉族经济史中的许多问题和诸多现象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也难以在总体上把握岭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前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失误,往往与对其历史缺乏了解有关,而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史,则成为正确制定民族地区发展战略和***策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对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阐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论证各民族在社会经济中和衷共济,相互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意义重大。

岭南民族经济史在我国民族史和岭南开发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世居岭南的诸越族及其后裔(如俚人、民、临高人、壮族、黎族等),以及后来陆续迁徙分布在粤琼各地的瑶族、回族、畲族、苗族等,他们在水稻种植、农业养殖、纺织业、造船业、手工业、海洋渔业等等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为中外研究者所瞩目。岭南民族经济史的主要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指南,开展田野调查,努力发掘古代文献资料,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有关学科的成果进行论证,复原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重点考察岭南诸民族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深入探讨民族经济史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阐明诸越民族及俚人、民、瑶族、黎族、壮族、回族、畲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揭示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当前,***中央和各级***府已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策方略,而岭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对滞后是客观的现实。要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既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经验,只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需要对其社会经济的历史有深切的了解。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目的是:为******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岭南民族经济史提供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不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丰富素材,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认识,其科学价值可圈可点。开展此项研究,既可以弥补岭南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研究中忽略少数民族因素的缺憾,又可以进―步论证岭南各民族交往融合、团结奋斗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本课题既要研究现代黎族、瑶族、壮族、回族、畲族、苗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方方面面,也要研究古代民族如南越族、骆越族、俚人、民等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岭南民族经济史处于多种学科的交叉点上,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理论观点,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为推动该项课题能持续、深入地开展系列研究,有必要将各相关学科中关注岭南民族经济、***治、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集合在一起,成立研究中心,优势互补,合作攻关,加强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发表和出版系列相关论著,推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岭南民族经济史也可以成为高等院校人类学、民族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的进修课程和研究课题,吸引海内外专家学者以此为研究基地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三、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路向与方法

作为民族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华夏―汉族而言的。它不但包含现存的诸民族,而且包含历史上曾经存在后来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中的古代民族。因此,岭南民族经济史既要研究近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也要研究古代民族经济社会的演变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的特征。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岭南古代民族社会经济演变。着重论述我国古代在岭南海滨生息繁衍的诸越民族及俚人、民、临高人等社会经济的概貌;

其二,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经历的经济文化类型。分析自秦汉之后岭南少教民族地区形成的几种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变迁,主要是:原始渔猎类型、刀耕火种农业类型、锄耕山地农业类型、牛耕灌溉农业类型、热带海岛农业类型、城市商贸类型等;

其三,岭南现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分别阐明岭南主要少数民族,即:黎、瑶、壮、回、畲、苗、满等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概况,着重论述这些民族的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与此相适应的土地开发、田赋税制、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商业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及其运行机制,考察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及各民族如何在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推动民族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分析民族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辩证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等等。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重点是:科学论证岭南地区古代民族社会经济的历史概貌,阐明近代岭南主要少数民族:黎族、瑶族、壮族、畲族、回族、苗族、满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复原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揭示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为******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岭南地区,从来都是多民族杂居之地,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在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或多种经济文化类型的重新组合,经过长期彼此交流、互动,逐渐地,同一民族从事着更为多样的经济活动,同一经济类型和经济类型组合也发生着程度不等的变化,构成岭南粤地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社会历史画卷。因此,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经济史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可以按民族研究,可以按地区研究,也可以按经济文化类型研究,而最难把握的是如何在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中,处理好民族、地区、类型的关系,并从三者的有机联系中进行具体的举证和综合的论述。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考察岭南地区历史上诸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如何形成的,阐明同一地区不同民族经济和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发展变化的历史原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第二,从民族、地区、类型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开创中国少教民族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第三,将海洋经济纳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丰富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内涵。

第四,关注民族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岭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

第五,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根据岭南民族形成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以古代民族演变线索为经,按其社会经济形态分章,而同时并存的各种经济文化类型则为纬,每一类型各自成章,再以黎、瑶、壮、回、畲、苗、满诸民族的经济发展历史为纲目,经纬相连,纵横捭阖,力争著作体例上的推陈出新。

第六,在研究方法上,重视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

少数民族经济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既是经济史的分支,又是民族史的分支,同时又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边疆史、民族关系史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研究成果,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研究的指南,同时以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并用。要全面查阅、搜集各种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实物资料,对有关华南民族历史、***治、经济、文化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类,为课题研究提供科学的论证资料和可靠的研究手段。须深入广东、广西、海南等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工作,通过典型调查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为课题研究提供实证材料和论证的科学依据。在研究中将本课题有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拓展理论研究和史料论证的广度和深度。

总而言之,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出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诸多“山兰园”,虽然“刀耕火种”,然而品尝收获却使人兴奋,对来年耕耘满怀期待。展望未来,但愿更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承前启后,开拓创新,让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学术园地异彩纷呈,生机勃发,硕果累累!

参考文献:

[1]李粮蟠,彭世奖. 加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4).

[2]练铭志,马建钊. 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7.

[3]林蔚文. 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7.

经济史论文篇9

关键词：历史感；经济史理论；类型化；故事

《经济史理论》是当代著名经济学大师约翰・希克斯于晚年（1969年）撰写的一部著作。希克斯于1972年曾凭借比较静态新古典分析的贡献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作者一生的最爱正是这本不足十万字的小册子，这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大贡献。英国经济学家布赖恩・摩根（Brian Morgan）曾经对此评论道：“希克斯的早期著作没有引起争论，是因为他的开创性努力几乎被同行们接受了，但他的后期著作也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则主要是因为这些著作被人们忽视了。”

约翰・希克斯早年主要致力于新古典比较静态分析的典范创建，涉足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理论、货币理论、价值理论、资本理论、增长理论、周期理论、市场理论、核算理论、创新理论等领域。然而，这位经济学大师并不满足于静态的经济分析方法。在他看来，经济学本身就是带有强烈历史感的学科。这种历史感既有传统的继承性，也有不断创新发展的变动性。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却日益陷入追求完美的数学逻辑推演和模型建构的公式化世界中，与现实的世界渐行渐远，本质上就是缺乏历史感。希克斯认为再完美的纯粹逻辑建构，如果脱离现实世界的考量，于经济学而言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是十分危险的。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觉，他从李嘉***开创的逻辑世界中重拾始祖斯密开创的历史传统，在比较静态体系中加入时间矢，进而发展出动态分析法，从而实现平面化向立体化的转变。动态分析理论的反思增强了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基于此，希克斯创作了《经济史理论》。

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与其他历史的区别在于它是用经济学的立场、信念、理论和方法指导史料的整理和呈现，进而试***获得有体系化的关于经济的历史。这里有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理论”和“经济史”。“理论”代表某种价值取向，试问以此作为指导史料选择的标准，是否能够获得真实的“经济史”。历史包揽了过去时间范畴内的一切客观实在，马克思・韦伯称之为“无边的实在”。史料则是史家及其他人对“无边的实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记述，在记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受到各种客观或主观因素（如当时信息获得技术水平、时代的局限性、个人知识结构、个人价值取向等等）的影响，因此即使是第一手史料也是不全面的，而是客观与主观参半的，甚至是有意歪曲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以“如实直书”为毕身治学宗旨的史学大师兰克也无法“在历史著述中超然物外、消灭自我”。试想作为书写历史主体的人，如果要得到纯粹客观的历史，首先必须要消灭自我的主观意识，而意识是人区别其他生物的特征，失去了意识无异于自杀或谋杀。假若所有人都如此，将意味着人类的灭亡，而历史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的灭亡即是历史的终结，又何来编史一说。可以说主观性是史学的内在属性，“纯粹的真实”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其次考虑史料的流传，受诸多因素的作用不可避免存在“断流”，因此流传至今的“无边的实在”又减少一部分。而现今的学者所能到手的流传，其史料至今也是有限的。最后是现今史家对史料选择治史的过程，同样受其自身的价值观、理论等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又一次远离了“无边的实在”。这样分析来看，现今的经济史已在多个层面上“失真”了。

上述的史学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两个启发：一是“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无法企及的，相反，“真正的历史应该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经济史”也一样。二是与现代史学方***相关，即史料总是有限的，仅仅靠史料做不出真正的历史研究，而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史料，对历史过程进行分析和阐释。这与经济史学方***是一致的，即采用经济学的信念、观点和方法以及经济理论模式对史料进行整理、分析和阐释。希克斯清楚地知道历史认识的这一局限性，“在我看来，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历史――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在他的经济史学范式中，以“经济人”为经济假设前提，采用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和体系，更多是经济理论模型，特别是动态的分析思想，并用“统计一致性”规范运用理论的史料范围，以商业专门化为线索，试***呈现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动态化市场的历史模型。希克斯认为“统计一致性”能使“理论”和“经济史”的结合成为可能。他认为“把能够根据“统计上一致性”这个概念进行有益讨论的历史问题与不能那么做的历史问题区分开来”即是把“一般现象”和“个别历史事实”相分离，关注史料中的“一般现象”，但允许特例的存在，这是与理论的运用要求相统一的。而19世纪史学大师兰克则不同，他采用“外证”与“内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史料进行辨伪，提倡“史料即史学”，可见其对“个别历史事实”是十分重视的。兰克的史料批判法是建立在对“人性中的可能”的假设之上的，相对于经济学“人性不变”的假设，理应更客观、更有历史感，但有趣的是，这里两者都不缺乏历史感。希克斯虽然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出发研究经济史，却绝非要刻意回归这个假设而反推出一个符合经济理论的经济史。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模式中的‘行动者’（如果这些模式实际上是有用的）至少应该具有现实人的一种特征……但是当我们发现与模型相异时，模型将启示我们问一个‘为什么?’如果它是一个好模型，这个‘为什么?’（至少有时）会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在坚持“理性人”为出发点的同时最终并未放弃“人性中的可能”，希克斯认为在这一点上自己与马克思是一致的，实际上R.M.索洛的经济与他也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希克斯试***在一个自己划定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使经济学理论模型普遍化（非泛化），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则有赖于对经济史的类型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科学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将其研究对象类型化并使之不断改进的过程。在方***上，类型化具有双重意义，它即是理论形成前资料整理的必经阶段，又是以“理想类型”或“规范”的形式表达为某一理论思维过程的最终成果。在马克思・韦伯那里，“理想类型”是个人的“思想***像”，是经过“类型化”了的一种思想表达。希克斯首先将他的“经济史”类型化为“动态的市场化过程”的“理想类型”。在建构了“大类型”后又具体细分为几个包含于“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之中的“小类型”（见***1）。

这些“类型”是高度抽象且相对***、分散和静止的，希克斯把“商人、商业、市场专门化”和“自由放任与集中干涉的相互作用”贯穿其中，在“类型”之间的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类型”变得相互关联，连成一个整体，实现一个“动态的市场化”的“***像”。希克斯十分重视动态的历史分析，特别体现在“类型”转化的过程，他认为：“商人和商业的专门化”和“公共品的保护”在前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发挥作用；“公共品的供给不足”促进城邦经济向贸易中心经济的转变；“市场渗透”使贸易中心经济最终走向现代市场经济（见***2）。

类型化的动态市场的逻辑在此已清楚显现。可以看出，简洁的类型化分析造就了较高的形式化程度，增强了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这或许就是经济史与其他历史的不同之处：经济史为经济学提供理论检验的平台。然而，应该看到，越是纯粹、概括和完美的类型化范式，就越缺乏历史感，这对于经济史同样是危险的――它变得和经济学一样了。希克斯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我们正在寻找的是一种正常的发展，所以不必适用于全部事实；我们应当乐于承认例外，不过应当设法说明这些例外。”而“这些例外”包括“有些社会在成为交换经济之后倒退回去，而在倒退以后又将这同一的故事从头经历一次。有一些欠发展的国家只是在最近期间才经历了转变，有一些至今也没有完成这一转变。”当然这并非完全不可调和，“理想”照进“现实”的窗口在于把“理想类型”外化到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找回复杂而生动的风采。所以当希克斯努力寻找并留下经济史与***治学、宗教、科学以及工艺等其他社会领域的线索时（尽管未深入），类型化的世界又将重拾部分失去的历史感。

历史哲学家对历史大致呈现两种观点：“解释论”和“理解论”。这个争论至迟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解释论”者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可以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理性方法去把握的，历史学的科学化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归途，显然“类型化”的思想属于这一类。而“理解论”者更强调一种“人文关怀”，强调今人对古人的“移情理解”，很明显“历史感”的说法更倾向于这一类。其实这两类论调都是理想化的判断，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势必要找到平衡，这是一个折中的方***。希克斯的做法就是这样的一种权衡。然而一种更为强烈的声音来自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关于“当代性”与“历史记忆”的极具内在和谐性的复杂的动态关系――人们的“历史记忆”受到其对“当代”理解的影响，而其对“当代”的理解，又受制于“历史记忆”。两者相通的两个基点在于：历史是用可理解的凭证叙述的；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治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相应的两个推论：我们只能发现我们预期发现的凭证；一切兴趣都是当代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解释论”和“理解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只是发现他自己预期发现的兴趣所在的历史，只是方法和手段的不同，才会有“类型化”和“历史感”的分歧。希克斯自己也认为，因为相距历史太远，今天的经济理论和观念，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而他的历史演进的叙述，首先是服从于他的经济理论需要，与此关系不大的则被舍弃掉。可以说，任何历史都只是书史者认为是历史的体系化的故事，差异只在于故事的风格是偏重“类型化”还是“历史感”。在这个意义上，希克斯的这本书也只是关于动态市场化的故事。

参考文献：

1、约翰・R・希克斯.经济史理论[M].商务印书局,1995.

2、王志伟.希克斯经济思想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高德步.经济史与经济学[J].经济学家,1998(5).

4、罗卫东,陈春良.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与演进:一个经济史的理想类型――读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J].财经论丛,2004(6).

经济史论文篇10

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李大钊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完整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就翻译了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他们专门写了《唯物史观要旨》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启蒙作用。在1919年到1922年，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底商榷》等文章，宣传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五条："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李达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比较片面，但他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30年代初，他又主持翻译苏联哲学名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李达研究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两部专著：《现代社会学》（1926年版）、《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李达的唯物史观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坚持唯物的一元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的作用。李达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他还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构造的变动。李达说："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变化所规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李达进而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治法制及其它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总之，李达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之发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李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史观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20年代，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多侧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独树一帜，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弥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缺陷，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不可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反作用。他说："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现代社会学》一书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李达说："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定之前提与条件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于多数人意志冲突而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就是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能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此种影响增大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当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即是说，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人群之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可以坐等社会变革，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李达注意把唯物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社会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唯物史观的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社会之***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李达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从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根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起"人工的发动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论之甚少，还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1929年李达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他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专门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不过论述还较为肤浅。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李达1935的写成《社会学大纲》。该书是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论述的著作，它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因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较其以往论述更具深刻性。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李达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物质的生活资料。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李达进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他说："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立的统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常对生产力斗争，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优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李达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社会存在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构造，把***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李达说："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包括两个部分："***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之二"。关于经济构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达论述道："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可是这两种上层建筑虽受基础所规定，而对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可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来看，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向的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个有机整体被全面介绍。李达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立于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292页。）《社会学大纲》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的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清算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在批评史学界存在的忽视对历史进行哲学层次探讨的倾向时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社会学大纲》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学大纲》始终强调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李达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并把实践当作社会历史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唯物史观建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李达认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旧的唯物论，因为它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开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的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社会学大纲》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李达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着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是哲学的唯物论和范畴。"李达说，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李达的这些精辟论述，从整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特性--实践性。

在认识论方面，李达既坚持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人类全部认识史的关系时，围绕着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这两条主线而展开。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李达叙述了从原始唯物论思想的萌芽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再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产生，最后到列宁的唯物主义诞生整个唯物论思想的过程。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李达分析了从赫拉克利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全部认识史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

《社会学大纲》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永远变化的；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转变的，一切存在物相互关联，世界各部分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李达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李达特别强调并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李达阐发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李达说，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辩证法的其余法则。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它一切法则的关键。他说，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李达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和***在《矛盾论》中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国内较早阐发矛盾是辩证法核心原则的。李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列宁关于对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具体闻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辩证法方面，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部分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李达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社会学》自1926年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1928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学》的影响。1926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中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播还是初步的。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力***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但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阐述还不够全面、准确。李达在序言中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写作旨趣即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该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可以说《现代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侧重论述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现代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了正确分析，在后来展开的关于中国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该书为进步学者寻求关于中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关于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对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上古历史有启迪作用。《社会学大纲》影响更大。《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后，***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赞扬《社会学大纲》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史学专著，但书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其影响

李达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他最早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着重对中国经济史问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给1929年到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

（一）李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较早地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李达在分析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的任务。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的性质，后者是民主***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而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汇合。"（注：《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李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并尖锐地提出了民族主义***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9年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概观》一书。该书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李达说，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在"编辑例言"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认为，产业***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进行的"。因此对产业***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中国产业***概观》大量援引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李达全面地研究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社会正踏入产业***的过程，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他说："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李达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出现破产趋势，农业人口减少，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国自办了一批银行等等。李达指出，中国近代经济虽然已开始起步，但很柔弱，外国资本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中国近代工业来看即是如此，李达说："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辽远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429页。）。由于国际资本的强大支配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至为有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李达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又越来越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李达作出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达认为，由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所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时，李达说，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帝国主义从***事侵略到资本输入，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制度对新生产力也起着阻碍作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发展新式产业的碍阻"（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因此"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基于以上认识，李达说："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李达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仍处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李达的结论，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明了中国***的对象、任务。

（二）李达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泰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达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是主张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1919年他在《女子***论》中即确认中国存在过原始社会。他在随后发表的《社会***底商榷》、《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章认为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可以说，二十年代李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论战中提出了多种看法。早在1926年，李达就在《现代社会学》第11章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的社会状态。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含有封建社会中特征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在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存而不论，其意义在于批驳了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则。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托派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李达认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奴隶制的形成也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关于封建制问题，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西周至清末，中国为封建社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对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李达也有探讨。在《中国产业***概观》中，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他说，中国进入产业***时代以后，传统农业日趋破产，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等。

1935年，李达出版《社会进化史》，这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书中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论战的主要问题，放在世界史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反映了著者开阔的历史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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