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贸易公平论文例1
一、公平贸易界定
概念界定。公平贸易，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在贴有公平贸易标签及其相关产品之中，它提倡一种关于全球劳工、环保及社会***策的公平性标准，其产品从手工艺品到农产品不一而足，这个运动特别关注那些自发展中国家销售到发达国家的外销。
二、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1.倾销。“倾销”，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定论。一是价格；二是成本。由于成本无法准确计量，故现行市场上主要以“价格”作为评判标准，即出口国产品的出口价值低于正常价值。
历来，实施倾销的国家在人道主义上备受指责，反倾销战争也此起彼伏。就中国而言，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平均每7起倾销案中就有1起与中国有关。那么，中国是否真的像指控中那样“十恶不赦”？
在边际成本递增的情况下，企业最大的利润点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之处，且若平均价格能大于平均成本，则企业能有利润盈余。故基于打开外国市场且又保证公司总体盈余的基础上，一些商家则使出口价格低于正常的国内价格。此外，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平均工资远小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使其平均成本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故在某些情况下，低价不能绝对性地认为是倾销，恰恰相反，反而是一种正常的竞争行为。
2.补贴。补贴实际上是一种***府行为。对于出口补贴，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消费者均受益，生产者均损失，从出口国的整体利益去考量，为受损。其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进出口国相同产品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且进口国产品极有可能受到损害；其次，向进口国输送同一产品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得到补贴的国家，因此具有不公平的价格优势。
***1 出口补贴的影响
补贴还包括国内补贴，其效果等同于关税。国内补贴使补贴产品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从而增强其在国内市场对进口同类产品的竞争力。通过***府补贴，人为地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而关税则提高了进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产品竞争力，达到了保护本国产品同样的价格。
然而，补贴虽保护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但大大损害了国际贸易制度，恶化了贸易条件，不利于长远发展。
3.进口配额。进口配额是对可能进口的商品实行直接的进口数量限制。如美国对进口的干酪实施进口配额，这种限制通常以向一些个人和公司颁发进口许可证来得到实现。在实际生活中进口配额一方面总是抬高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另一方面拥有进口配额许可证的商家能够从外国购买进口品并在国内以高价出售，赚取差价。信息的不对称，配额量不合理，配额发放标准不合理或者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均有可能再次增加进口配额的不公平性。
此外，关税减让以及非关税壁垒削减而引起的进口激增等都加剧了不公平贸易的产生。
三、实现公平贸易的博弈分析
结合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简单的推论：任何国家在推动产品出口时都极力推崇贸易自由化，而在大量进口商品冲击国内市场时则都强调贸易保护。如果正如推论所说，贸易双方是互相受益还是互相受损呢？为什么总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国际谈判来降低关税从而促进贸易自由化，以上正满足了经典博弈理论的基本假设及结论。分析假设有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其收益矩阵为：
***2 收益矩阵模型
由***可知，此博弈的纳什平衡为{贸易保护，贸易保护}，即形成了所谓的囚徒困境，故作为理性的日本和美国来说，他们有必要达成一个协议，来改变对方因博弈而导致的“囚徒困境”，从而来维持自由贸易，增加两国的福利。
在以上的贸易谈判博弈模型中，我们得出结论，贸易合作博弈均衡的稳定性强于贸易战博弈均衡，且贸易条件较好的一方将会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推动贸易谈判和合作，从而分享到更多的合作剩余。
由于经贸合作能产生合作剩余，合作均衡符合“帕累托条件”，合作能给双方带来最大的利益，故加强经贸互动也能促进贸易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清亮，海闻.从维护公平贸易到变相贸易保护―世界反倾销的兴起与发展[J].国际经济评论，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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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回顾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技术外生条件下,在资本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规律作用下,即使地区之间没有要素流动,没有贸易,落后的地区其资本增长也将会超过富裕的地区,从而最终会导致地区收入差距的收敛而不是扩大收入差距,因此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对外贸易发展往往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相伴相随这种特征事实,转而他们求助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之源,而贸易则是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同时认为,东道国的R&D投入与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本国技术创新和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条件,也即存在“门槛效应”(EatonandKortum1996,YukoKino***a2000,ReddingandReenen2000,Xu2000,CaseliandCole-man2001,Keller2002)。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如何来分析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呢?如果我们考虑到一国内部不同的地区其要素禀赋往往不是平均分布的,这样的结果是不同的地区从对外贸易中获益就存在不同,达到一定R&D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受益多,经济增长快,而没有达到条件的地区则受益少,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预测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将是扩大一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KrugmanandLi-vasElizondo(1996)建立的三区域NEG(新经济地理)模型认为,在经济封闭时,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一国国内的经济活动是趋于不断集中的,因而地区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然而当国家走向开放时,情况将发生变化,此时国内企业的投入产出更多地依靠国外,而与国内的联系减弱,也就是向心集聚力将减小,同时由于国内城市集聚成本的增大,导致制造业的分布从城市向周边地区扩散,地区收入差距将减小。而采用类似的NEG模型,Paluzie(2001),却得出了贸易自由化会促使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同结论。这两个模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主要源自于对农业部门所作出的不同假设。Paluzie假设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如劳动力等)相对制造业而言的流动性要差,他还假设制造业经济活动的离心力来源于潜在的分散的农村市场,因此在经济封闭状态下,制造业经济活动是比较分散的,地区收入差距也较小。而当一国贸易开放,企业的投入与产出转向国外市场时,因为城市一般有着更加便利的接近国外市场的条件,企业为了获取规模效应和减少运输成本,制造业经济活动会更加集中在城市,又由于农村劳动力不流动,贸易收益将很难传到给农村地区,地区收入差距于是扩大。由于在理论上对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结论,故许多学者转而做了许多实证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有如Giannetti(2002)研究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成员国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却扩大了一国内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Rodríguez-PoseandSánchez-Reaza(2003,2000)、Hanson(1996,1997)、MarcelaGonzálezRivas(2007)等对墨西哥的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其地区间收入差距;PerniaandQuising(2003)以菲律宾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也表明,贸易开放本身并不能带来地区的平衡发展,也就是说不能缩小其地区收入和贫困的差距;Marjit,DandKar,S(2007)研究了印度贸易自由化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出口的州收入增长要快,而进口竞争州收入增长要慢,州之间的差距因而扩大。对于中国的研究,有如Jian,Sacks&Warner(1996)分析认为因沿海地区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先天优势,结了1990年以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和中国总体区域经济的发散;Hu,DapengandF(1998,2001,2002)通过模型和实证认为贸易自由化改革是1985—1994年间中国沿海与内地差距不断扩要原因;Yao,Yudong(2000)的研究结论是对外贸易扩大了中国的省际经济增长差距;XiaoboZhang&KeZhang(2003)应用Shorrocks(1982)年提出的方差分解法计算出了各种增长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结果显示,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其贡献率达11.1%,仅次于资本因素;王丽娟(对贸易自由化和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二者高度相关;赵伟,何莉(2007)应用德特(DeLaFunente,2003)的趋同核算框架(convergenceaccounting),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对中国省增长趋同与差异的贡献,认为对外贸易是引致中国各省市劳均GDPσ发散和β发散的主要力量之一;张(2009)分析认为我国地区外贸差异与经济发展差距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外贸易差异是地区差距的格因,并且定性地分析了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项卫星等(2010)研究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在整体上扩大了中间的收入差距,但同时又是低收入省区缩小与全国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张衔等(20 11)实证分析认为我国西部地区间对外贸易发展差异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三、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设Cobb–Douglas生产函数有如下形式:itit-1it这就是本文的基本方程,为了利用这个方程来分析对外贸易与地区要素特征相互作用对地区发展差距所产生的影响,还必须对(3)式进行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把物质资本存量Lnkit分成两项,一项是直接参加生产的私人物质资本存量用C表示,另一项是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存量,相当于公共基础设施用I表示,因而:其中f和w为线性函数,对于f(LnC)函数可以表示三项,第一项为滞后一期的私人资本存量水平;第二项为收入水平和贸易开放水平O交叉相乘项;第三项为收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以分析地区增长是否存在收敛效应。这样函数可以表示为:(其中d、r、z为线性函数)(5)it-此外,为了分析公共基础设施I与贸易开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把函数表示为其与贸易开放度O之间的交叉相乘项加上其滞后一项的基础设施水平,因而有:其中p、q也为线性函数,把(6)、(5)代入(4)得:最后我们考虑技术进步项LnAit,我们把它表示四项,第一项为贸易开放度O与人力资本h的交叉相乘项,以分析贸易开放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本文的研究变量;其余三项是依据前人的研究而引入的控制变量,一项人力资本存量,以反映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直接和***的作用(Romer1986);一项是反映技术在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地区之间的扩散(NeslonandPhelps1966);一项是反映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Connlloy2003),这样技术进步函数可表示为:
四、变量、数据与方法说明
(9)式就是我们要估计的计量方程,因变量采用年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人力资本存量h采用获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如果采用在教育上的支出或入学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流量。对于私人资本存量C应当采用的是全部企业资本存量之和,但我国这方面的数据,特别是分省数据无法获得,作为替代变量,本文使用分省物质资本存量总和,1997-2000年的数据采用张***估计的数据,2001-2007年的数据由笔者根据张***的方法自己推算得到。技术追赶项Lnh)中的A用劳均GDP来代替,因为劳均GDP与技术水平正相关,劳均GDP用地区总GDP除以全省总劳动力。虽然采用贸易量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因为影响贸易量的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如运输成本、世界需求等,但是如果采用其他指标如关税率、配额等带来的是更多的问(RodrikandFernandez2001),因此本文贸易开放度依然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来表示,注意这里贸易开放度是全国的开放度,只随时间变化不随地区变化故采用Ot-1表示。对于公共资本存量变量I,我国同样没用直接可得的数据,本文根据以往研究的惯例采用公路密度来作为变量,公路密度等于各省公路长度除以各省面积。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来估计方程(9),以控制截面个体效应,由于所用的自变量都是滞后一期,故也可以较好地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我国1997—2007年间的分省数据集,共31个省市区,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8》。表1是对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五、回归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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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行的贸易理论强调经济之间的差异，难以定量应用。本文注意到贸易的本质就是交换，它与生产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特定的数量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表达为一个“通用”的贸易定律，即任何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与这两个经济的总量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通用贸易定律既适用于国际贸易，又适用于国内贸易。以中国对外贸易数据对其进行验证，结果令人满意。
关键词：贸易；贸易定律；经济距离；经济总量
一 引言
自亚当•斯密提出绝对利益说，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有李嘉***的比较利益说，俄林－赫克歇尔的资源禀赋说等经典理论，还有技术差距说、人力资本说、偏好相似说、产业生命周期说、产业内贸易论、国家竞争优势说等一些国际贸易新理论(佟家栋，2000；薛荣久，2006；陈宪，2004；陶涛，2005)，杨小凯等学者则试***从内生交易费用和市场组织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陈铭，2001)。这些理论都各自从一些重要方面对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发展作出了理论解释。
但是，现有的贸易理论均不能定量应用。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强调经济的差异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比如绝对优势论和相对比较优势论假设两个经济的生产成本不同，资源禀赋论假设两个经济的资源禀赋不同，竞争优势论认为两个经济的竞争力不同。这些差异当然是两个经济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一个国家内部各种要素的差异要小得多，而国内贸易却要频繁得多。显然，国际贸易理论不仅应该能够说明国际贸易，同时还应该能够说明国内贸易。否则，不仅会经常遇到“里昂惕夫之谜”之类的矛盾，而且也无法解决定量应用的问题。
本文认为，贸易的实质就是商品交换，它可以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贸易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或者说是劳动分工。贸易额与产量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 从这个观点出发，本文提出“通用”贸易定律，给出了产量与贸易额之间的数量关系。该定律既适用于国内贸易，又适用于国际贸易。其具体含义是，任何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与他们的产出量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以中国对外贸易数据进行验证，表明该定律是有效的。
二、通用贸易定律
什么是贸易？贸易就是商品在不同经济之间的交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贸易首先是发生在一个较小的区域，范围逐渐由小到大，直至扩大到国外，形成国际贸易。
有效的生产要求恰当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决定了生产者之间要进行贸易。距离越近，生产者之间的合作越密切，也就是贸易越频繁，这是国内贸易或国际贸易的微观基础。不难理解，哪里有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哪里就有贸易。产量越大，需要进行的贸易量就越大。据此可以预期，生产和交换（贸易）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即一定数量的生产，应该与一定数量的交换相对应。
根据上述认识，这里提出一个设想：任何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额与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这一假说的数学表达形式为：
X=G(Y1Y2)/C2
(1)
这里，X是在一定时期内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总额。Y1和Y2分别代表两个地区的经济总量，C是两个地区之间商品的经济距离，G是一个常数，可以称为贸易常数。
经济距离可以定义为商品在两个经济之间移动的成本。因为两个经济之间要实现商品交换，就必须把商品从一方移动到另一方。根据经验，决定商品的移动成本的主要因素是运输费用，包括陆运、海运、空运甚至装卸费用。当然，诸如促销、公关、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因素也会影响商品的移动成本。但相对于运费而言，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小。在精确度要求不高时，完全可以运费作为经济距离。
如果式（1）得到证实，就可以称为贸易定律。称其为“定律”的依据：一是它与事实一致，二是它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具有相同的形式（万有引力定律认为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这两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这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万有引力公式考察的是宏观物理规律，它不能用于计算分子、原子等微观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贸易定律也是宏观定律，它考察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不能用于计算企业之间或老板与工人之间的交易。
三、贸易定律的验证
式（1）适用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考虑到一般国家对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量缺乏统计，我们只能采用国家之间的贸易数据来验证贸易定律。
这里以中国对外贸易为例，选择了20个与中国的贸易额较大的国家进行考察。选择较大的国家的意义在于大国的经济运行较为稳定，数据较为可靠。
考虑到目前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集装箱运输，并且集装箱运费与散货运费相比较为稳定，也便于计算，这里以某公司从广州到世界各地的集装箱海运报价为基础来计算运费。由于竞争的关系，其他公司和其他港口的海运价格相差不是很大，因此预计不会对分析结论产生太大影响。
假设一个20″集装箱的海运费为F1，在出口国的陆运费为F2，在进口国的陆运费为F3，一个集装箱货物的平均运量单位为V，总运费为F，则商品的移动成本可以写为：
C=（F1+F2+F3）/V
(2)
由式（1）和式（2）可以得到：
GV2=X•［F1+F2+F3］2/(Y1•Y2)
(3)
货物的运量V可以体积计算，也可以重量计算。为了不失一般性，我们暂时避免选择具体的计量单位，将G和V整体考察，并将G′=GV2′称为准贸易常数由于本文使用集装箱体积作为计量运费的运量单位，为了方便，把贸易常数与体积平方的乘积称为“准贸易常数”，因为集装箱体积也是一个常数。“准”的基本含义是指变化后的参数与原参数的意义相同。。
表1是相关数据及计算结果。其中：F1是依据海运公司的报价；Y2是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2003年GDP的数据；Y1是中国2004年的GDP，为1. 65×1012美元；X是依据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额；F2＝$500，是估计值；F3是经验估计值，一般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内陆运费较高。
从表1可以看到，中国对外贸易的准贸易常数大约在3×10-12与10×10-12美元•年•集装箱2之间用其它年份的数据检验贸易定律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准确地刻画相关变量的量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意义。物理学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量纲的准确使用。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学家常常忽视了量纲的准确使用。这也是许多经济学理论难以在实践中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进一步讨论
不难理解，贸易定律可以解释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额的事实(薛荣久，2003；陈宪，2004)，也可以解释相邻国家之间贸易额较高的事实（McPherson，et al. ， 2001）。最重要的是，贸易定律能够计算出任何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
由表1可以看到，用不同国家的数据计算所得到的准贸易常数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些数值误差不超过一个数量级。考虑到各国经济活动的波动性、影响贸易额的因素极多以及统计工作本身的误差等因素，可以认为贸易定律是有效的。
比如，式（1）中的运费不可能精确。一国国内不同地区通过不同的港口进出货物，对外贸易的平均运费难以准确计算。
就式（1）中的贸易额而言，一般统计数字只考虑直接贸易，均没有考虑间接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
由于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货币，经过换算的GDP值也不可能很精确。汇率的影响以及实际购买力因素使得GDP只具有参考意义。
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得到的贸易常数误差不超过一个数量级，这个结果应该是相当理想了。
根据表1的计算结果，准贸易常数的加权平均值G′约为5. 494×10-10美元•年•集装箱2。
考虑到一个集装箱的体积是20立方米，如果以体积计算贸易量，则可以得到G=G′/V2=1. 373×10-12美元•年•米-6。
如果以重量计算贸易量，每个集装箱的运量大约15公吨，则可以得到贸易常数G =G′/V2 为2. 442×10-12美元•年•公吨-2。
从式（1）不难看出，贸易定律支持贸易自由化思想，因为经济总量与贸易额成正比，任何不利于贸易的壁垒必然也会阻碍经济总量的增长。
贸易的实质是交换，这是经济活动本身的需要，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只要有生产，就必然要与其他经济发生贸易。
贸易定律认为，任意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与二者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二者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定律同时适用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
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看，贸易定律是成立的。
参考文献：
陈铭.2001.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1）.
陈宪.2004.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45-90.
佟家栋.2000.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其时间划分［J］.世界经济文汇（6）.
陶涛.2005.国际经济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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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支持
为了使贸易保护措施“合理”、“合法”和更具隐蔽性,西方贸易保护论者积极寻求和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与此相关的贸易保护理论,便成为新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一)新福利经济学
新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日益具有表面的合理性?增进国民福利是其最大理由。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单靠自由竞争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收入量,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征税,使经济福利增加,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性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和补偿性原则问题继续进行探讨。新福利经济学继承了庇古方***基础和“最大社会福利”原则,但指出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未必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增加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同时可能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为此。新福利经济学提出补偿性原则,即增加社会福利允许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之后还有剩余。***府在其中应采取适当***策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如对受益者征收特别税、对受损者给与补偿金,使受损者保持原有地位。补偿原理在美国贸易***策上的实际运用便是在立法授权总统或贸易代表降低关税的同时,又设立了某些“保护”条款或免责条款。
(二)地区主义新贸易保护理论
这种理论以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蒂姆·朗和科林·海兹认为自由***策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陷,在当今世界环境下,自由贸易***策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更多。例如,自由贸易***策本欲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带来的却是过度竞争,导致全球失业人数的增加,居民平均生活水准的下降和世界经济增长的缓慢。又如,自由贸易***策本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世界经济蛋糕的规模,并认为这一结果一旦产生,世界便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会流向贫穷的国家,缩小世界不平等现象,但带来的却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短期利益掠夺性开采资源,廉价出口,国家通过削减社会开支来鼓励出口,造成相对贫困的扩大。再如,近20年来,世界环境的急剧恶化与自由贸易***策导致的全球贸易迅速扩大,以及自由市场自身没有能力把环境损失计入贸易成本有着重要的关系。由于自由贸易***策存在着缺陷,因此要实现经济、公平和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放弃自由贸易***策,由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策所取代。
他们认为,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一国需要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学说源于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说。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所引起的,但是国际贸易反过来也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结果是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各国的要素价格趋于均等。以劳动力这一要素为例,假设有甲、乙两个国家,甲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即在甲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会较低,资本的价格会较高;乙国劳动力稀缺,资本丰富,即在乙国劳动者的工资会相对较高,资本价格会相对较低。如果两国之间没有贸易往来,处于完全隔绝状态,则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是最低的。若存在自由贸易,甲国将会集中优势力量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用以交换乙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交换的结果会导致甲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劳动力价格上升;反之,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相对下降,资本的价格会相对下降。如此反复下去,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各国生产要素价格会自动趋于均等。
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的提出最初并未在贸易保护方面得到运用,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事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各国国内主张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该理论就成为西方工业国进行贸易保护的理论工具。法国着名经济学家莫里斯就是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倡导者,他认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持有这种观点,据美国经济***策协会机构估算,仅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就使美国失去50万人的就业机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四)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
由于近20年来全球工业化加速,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导致诸多国际公约的产生。各国***府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策措施,希望***府通过对自由贸易*** 策的干预,实现保护自然环境、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产生了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它主要表现为借保护环境为名来限制商品的进口。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保护措施,限制对环境产生威胁的产品的进口。同时,企业要将保护环境所耗费的成本计入产品价格之内,这就是环境成本内在化。事实上,进口国还主要采用以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以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评析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于人文化的贸易导向
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改变着自然,通过劳动过程来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然而,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同时也在破坏着环境。因此,为了使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必须学会预见人类行为对自然界的影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环境优先论就是倡导人们保护环境,当贸易的发展威胁到环境的时候,要优先考虑环境。绿色技术壁垒就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用来贯彻其理论导向的重要手段。一些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措施和高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环境质量标准,以此来作为市场准入条件,限制竞争对手的产品进口。例如,2005年欧盟以保护环境为借口,颁布了《欧盟电子垃圾处理法案》,将保护环境的成本计入电子产品的价格之内,从而提高了电子产品向欧盟出口的价格。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显示,由于该法案的实施,中国对欧盟出口约12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被拒之门外。
新贸易保护主义倡导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欧盟等发达国家推出SA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是全球第一个有关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生产商以及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皆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SA8000标准在童工、强制雇佣、健康安全、联合的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报酬、管理体系等领域内提出了最低要求。如在报酬方面,要求工资必须达到法定和行业规定的最低限额,并在满足基本要求外有任意收入;在工时方面,要求企业保证工作人员的正常休假时间等。SA8000劳工标准,将贸易和社会责任标准挂钩,一方面可能会起到促进人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会对自由贸易产生极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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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中,不论是16-17世纪的倡导货币、贸易差额论的重商主义。还是20世纪的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传统贸易保护理论、***策的导向均是为了维护保护本国的贸易顺差地位,确保本国贸易经济的良好发展。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由贸易***策开始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社会***策,甚至***治***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人文化倾向让贸易平台承载着贸易中的环境、经济、福利、代内与代际公平等诸多因素,追求非贸易利益使得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成为焦点,并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事实上,将贸易和社会、***治等非贸易利益挂钩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非贸易利益问题,但可能使新时期的贸易保护看起来似乎更合乎常理,从而混淆了问题的本质。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衡量公平开展国际贸易的尺度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保护环境、保护劳动者工资水平和就业、保证地区经济发展等观点,都一致认为无障碍的自由贸易已经不再是一种公平的贸易。当今国际贸易要公平开展必须有一套衡量的尺度,如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理论认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存在极大的不公平性,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和发达国家高劳动力成本之间的竞争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存在大量的逆差,因此要采取贸易保护干预,制止这种不公平的开展。
那么,新贸易保护主义所推崇的公平贸易尺度是否真正合理?事实上,新贸易保护主义多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从本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出发,来确定世界范围内开展公平国际贸易的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产品质量标准,这种公平贸易尺度的本身就有失公平。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ZC)下辖的大部分技术委员会(TC)与分委员会(SC)的秘书一职均为西欧各国所担任。被认为协调世界贸易秩序的第一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其决策也大多受发达国家成员的左右。
可见,发达国家的公平贸易尺度最终还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标准的。目前,这种尺度只对发达国家有利,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实质
贸易公平论文例5
中***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4-0065-03
1 基本情况
1.1 引言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下简称GMS）主要是大湄公河（在中国成为澜沧江）流经的六个国家即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及中国云南和广西。GMS地区总面积256.8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2亿。GMS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企业争相投资的地区。
在1992年10月，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邀请了中、泰、越、老、柬、缅六国代表举行了GMS第一次经济合作部长会议，本次会议通过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总体框架报告，这标志着GMS的正式成立，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GMS组织中去。近几年，中国***府及地方***府（主要是广西和云南）积极推进中国参与GMS地区的合作事务，尤其是经济互惠方面的合作发展。2002年，******在柬埔寨金边参加GMS首次领导人会议，会议通过了《次区域发展未来十年战略框架》、《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运输协定》谅解备忘录、《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运输协定》、《大湄公河次区域***府间电力贸易协定》等重要性报告，奠定了中国在GMS地区的作用的地位。2005年在中国昆明举行GMS第二次会议，大会通过了《昆明宣言》，确定了“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注重实效、循序渐进”的发展主题。2008年GMS第三次合作会议在老挝万象举行，各国领导人签署了《领导人宣言》，指出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行动的方向。2010年8月，GMS第十六次部长级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六国部长级官员通过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铁路衔接计划。预计到2020年，GMS六国将实现该地区铁路网的全部联通，也是实现泛亚洲铁路的第一步。
1.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于GMS地区经贸合作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尤其20世纪以来，GMS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越南、泰国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企业对GMS国家投资环境问题研究（李霞2008，孙嗣堃2010，刘娜2011）。主要分析了GMS国家的***治、经济、文化、制度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投资环境，为中国***府及企业对外投资和经贸往来提供建议。（2）中国与GMS地区经济合作研究（张兵2000，赵永利2002，陆昂2003，彭冲2011）。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站在国家宏观的角度解读GMS多边合作问题，针对合作的必要性、合作出现的问题与对策、合作战略规划等方面进行研究。（3）GMS地区金融货币地区方面的研究（王一2010，李坚2010）。主要针对GMS各国贸易的进展，货币一体化，汇率变动方面进行研究。（4）中国小范围内关于GMS经济合作的研究（蒋满元2009，黄阳坚2010，熊彬2011）。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大湄公河流经的广西和云南两省为主，分析了广西云南两省在资源、地利和***策等方面的优势及农产品相似性、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激烈竞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中国与GMS五国进行定性分析然后采用贸易倾向指数和相关系数对1993年-2012年中国对GMS五国的贸易情况做动态分析。
2 中国与GMS其他五国之间的贸易分析
进入二十一世纪，GMS各国***治局势逐渐稳定，依托地区优势，采取开放式发展。同时，在激烈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大力发展区域经贸合作。中国作为GMS地区经济实力最强、市场容纳度最大的国家，成为其他五国经贸合作的首选对象。近年来，尤其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动下，中国与GMS五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出现质的飞跃。从GMS各国贸易网络***可以形象地看出中国与单个国家的这一变化。GMS五国总量分析，1993年，中国出口到GMS五国的贸易额为137.36千万美元，进口为92.71千万美元，2003年出口达到822.65千万美元，进口为1057.72千万美元，2012年出口为4649.91千万美元，进口5763.09千万美元，年平均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48.2%、74.29%。
本***以千万美元为单位，连线的上方或是左方数据为出口额度，下方或是右方数据为进口额度，与中国相联系的五个国家中数据分别取自1993年、2003年和2012年数据，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内容及数据可得性，其他国家取自2000年、2005年和2011年数据。
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从2007年至2012年，除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造成中泰、中柬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出现负值外，中国与其他GMS国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最近五年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8.85%、47.74%、29.53%、16.05%和28.99%。可以看出近五年中国与GMS其他五国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表型出稳步增长的态势。单独才从进口和出口方面进行对比，中国对缅甸、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的贸易出口大于进口，表现出贸易顺差的现象，而中国对泰国的进出口贸易中表现出贸易逆差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GMS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分布不同。缅甸、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四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大米、水果等农业作物，而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多是机械、电子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相对于这四个国家，泰国经济发达，软实力强，不需要进口过多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并且旅游、餐饮方面的第三产业比较发达，每年吸引大量的中国游客。
3 中国在GMS中的贸易倾向指数
从上述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出，GMS建立后，中国对GMS地区的贸易总量发生了明显的增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对外贸易数量必然也会增加，所以中国与GMS地区的贸易总量不能充分说明GMS建立后的贸易优势。本文首先采用区域内贸易倾向指数进行动态的分析。
区域内贸易倾向指数是Anderson和Norheim在1993年提出来的，是用来衡量某个地区贸易倾向的动态指标。区域内贸易指数的公式为K[i，j]=T[I，J]/M[J]，其中T[i，j]，为i国家对j国家出口占i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M[j]为j国的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某个区域内贸易倾向指标越大，则该地区彼此组织间的贸易倾向越强。本文在此模型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得性对此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改。K[i，A]=T[i，A]/M[i，W]，i取1-6，代表GMS六国，其中T[i，A]表示为i国与GMS地区（除i国外的其他五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M[i，W]表示i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
经过数据整理及计算得出1993年至2012年近20年来中国在GMS地区贸易倾向指数如表3所示。不难看出，中国在GMS地区贸易倾向指数逐年增加，年平均增长率为5.74%。根据区域内贸易倾向指数的内涵即某个区域内贸易倾向指数越大，则该地区彼此组织间的贸易倾向越强。由表3和***2可以得出，尽管中国与GMS五国的贸易总量不大（平均占中国出口世界的2.21%），但是中国对GMS地区间的贸易倾向指数平稳增长，说明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贸易开始向GMS地区倾斜，同时说明1992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对于中国的经贸发展起到的一定的积极效果。
4 中国对GMS各国相关性分析
***2为1993年至2012年中国与GMS五国贸易走势***，因为GMS其他五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与各国的贸易量相差比较大，为了便于观察五国的贸易走势情况，本文首先对各国的贸易总量取自然对数。通过走势***不难看出，中国与GMS五国的贸易呈现正相关的趋势，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与GMS五国贸易相互之间影响的相关程度，本文选取相关系数这一指标进行分析。相关系数又称称线性相关系数是衡量两个随机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的指标。1880年代首次由卡尔·皮尔森提出，现已广泛地应用于科学的各个领域。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相关系数rxy表示变量X和变量Y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的程度。r取值范围为[-1，1]，r>0表示正相关，r
表4中的数据就是根据1993-2004年中国与GMS五国相互贸易间的相关系数。表5所示为2004年-2012年中国与GMS五国互相间的相关系数。从表4和表5数据明显可以看出，2004-2012年中国与GMS各国之间的相关系数r2明显大于r1，说明中国与GMS各国贸易逐渐加深，彼此之间的影响变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表4中，中柬与中越、中泰与中越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83，并且无论是表4还是表5中，中越与其他国家的相关系数都大于其他组合，故我们可以得出另一结论，中越之间的贸易在中国与大湄公河各国贸易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越南贸易的好坏可能直接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对于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本文不做探讨）。本人试***从三个方面解释这种现象。（1）相对于其他国家，中越之间的商品贸易呈现较强的互补性。中国自越南进口的产品主要是资源性产品和农产品，约占进口额的90%，中国出口到越南的商品主要是成套设备、机电产品、工业原辅料和农用物资，约占出口额的85%。（2）GMS五国自然环境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泰国除外）中国对GMS五国进口的产品具有极大的替代性。（3）中国和越南是柬埔寨的两大投资国，中越之间的贸易势必会对中柬产生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首先从GMS单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分析，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后，中国与GMS五国贸易不仅在总量上逐渐增加，而且中国对GMS贸易占中国对世界贸易的比例在不断增大（虽然比例不大，但是从数值上出现明显的平稳增加趋势），说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有向此区域倾斜的趋势。其次，从横向的比较联系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GMS各国之间的互相联系更加密切，彼此间的依赖性更强。这充分说明了大湄公河次经济合作区建立后，各国互相间加强贸易合作以及出台一系列的贸易关税减免等***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5.2 建议
（1）中国***府应该充分认识到大湄公河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发展潜力。积极主动加强与这些国家进行***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加强地方***府（此处主要是广西和云南）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为发展我国大西南地区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经贸自由区。
（2）中国***府和企业要注意GMS国家产品的相似性，更应该认识到彼此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势、宗教文化习俗等差异性，有针对性的积极调节我国出口产品的种类、品质、比例等，以此达到我国与GMS国家贸易产品尽量互补、贸易摩擦减少，利益共享的目的。
（3）中国与GMS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的贸易往来，彼此依赖性强，中国在GMS国家中的贸易地位显而易见。这就要求我国***府和企业在与GMS某一国家进行经贸往来时，注意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参考文献
[1]孙嗣堃.中国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环境问题、原因与对策分析[D].昆明：云南大学，2010.
[2]王敏正，杨继康.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重要载体作用[J].经济问题探索，2004，（4）：4-8.
[3]王一.大湄公河次区域货币合作核心货币选择[D].昆明：云南大学，2010.
[4]刘娜.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的现状与前景[D].昆明：云南大学，2011.
贸易公平论文例6
一、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 1.贸易条件的含义及计算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条件的最初含义就是价格贸易条件(NBTT)，它是一国出口商品平均价格与进口商品平均价格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NBTT=(Px/Pm)·100，Px代表一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Pm代表一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本文依据SITC分类标准，采用帕氏公式来计算中国贸易条件指数。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别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pi0和pj0分别表示基期(1983年为基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pit和p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qit和q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出口数量和第j种商品的进口数量。 2.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 从***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国贸易条件在1983年～2006年间呈波动性下降，趋于恶化的趋势。1983年～1985年间，贸易条件阶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为75.05。第二个明显的贸易条件上升阶段为1988年～1991年。其他时间段，中国贸易条件均有较为明显的恶化趋势。 二、中国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现实中，贸易条件变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其影响程度是多少呢。本文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选取影响因素作为模型参数，搜集1983年～2006年间的样本数据，建立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回归模型，最终来考察这些因素与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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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是保护贸易理论的早期学说，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在他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写道：“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注：汪尧田：《国际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它积极主动地追求外贸顺差。
资产阶级保护贸易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论”仅仅提倡保护本国的弱小产业，一旦这种弱小产业在***策保护下得到发展，成长到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时，就主张国家立即放弃保护***策，以利于国内资源的有效配制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发展中国家借鉴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论和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提出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贸易发展战略，涌现出巴西、墨西哥、亚洲“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崛起，是与积极利用外援、及时接纳上游国家转移过来的资金、技术和产业分不开的。“国际贸易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事实上，奉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多是发达国家，如欧盟、加拿大和美国，但它们的外贸量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如美国在1994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就高达1201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注：储玉坤：《1994年世界贸易发展迅猛的原因及其前景》，《国际经贸探索》1995年第4期。）。
总之，形形的保护贸易理论无一是主张闭关锁国的，这些理论都提倡积极主动的对外贸易。
二、保护贸易理论修正了自由贸易理论的不现实假定，发展了自由贸易理论
传统的保护贸易理论主要有以李嘉***为代表的比较利益论和以赫克歇尔与俄林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这两种理论在解释贸易的起因方面非常有说服力。但它们不能解释现实中发生在发达国家间的产业间贸易和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的公司内贸易，不能动态地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的变化，忽略了贸易利益在贸易双方的分配是否合理，等等。
保护贸易理论是以自由贸易理论批评者的身份出现的，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对传统贸易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
一般认为，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明确或隐含的假定（注：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页。）（注：王小***：《新贸易理论书评——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之比较》，《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4期。）：
1.各国生产要素在本质上保持不变，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国际间则根本不能流动。
2.技术水平固定不变，可自由获取，国际市场上消费者占主导地位。
3.规模收益不变，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不确定性。
4.***府在外贸中不起作用，因此国际贸易在相互竞争的小生产者之间展开。
5.各国贸易总是平衡的。
6.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保持不变，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
由于上述假定前提的不现实性，因此出现了对上述假定进行修正后产生的各种保护贸易学说。
（一）保护幼稚产业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贸易各国都处于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假定
保护贸易论的提出者李斯特批评古典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他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没有可能。”“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李斯特提出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认为，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外贸***策，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实施保护贸易可以迅速发展起本国的民族工业，但在民族工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必须果断地放弃保护。这实际上是对李嘉***比较利益学说的发展和补充。
（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说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贸易各国都可从贸易中对等获益的修正
伊曼纽尔和普雷毕什关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论点得到了普遍的证实：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已越来越趋向恶化，自1980年起，初级产品贸易的平均价格下降一半，给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收入造成了巨大损失，每年高达500亿美元。1993年初级产品价格更是普遍下降，非燃料初级产品平均价格以美元计比1992年下降了3.5%左右，其中一些产品的价格已经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世界商品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减少、服务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增加的今天，在运输、保险、银行、通讯和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注：曾时：《试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与理论基础》，《世界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萨普斯福特根据从1962～1982年每年数据在二项回归分析中估计，非燃料初级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25”，“长期价格弹性可能比短期价格弹性低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外向型的全球***策转变可能抑制农产品价格，因而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其直接的收入效应可能很小，而通过国际收支约束加紧产生的间接效应可能会相当大，因而会全部抵消贸易自由化的预期益处。”（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
（三）凯恩斯主义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各国总处于贸易平衡状态的修正
凯恩斯主义认为，净出口属于总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进口则会收缩国民经济。因此，凯恩斯主义提倡国家干预国际贸易，大力推动出口，抑制进口，保持外贸顺差。因此，凯恩斯主义又被叫作“新重商主义”。
正如希克斯所说，“造成英格兰如此多的人在自由贸易方面丧失信心的主要问题是，旧的自由主义在巨大的失业面前无能为力，以及在积极的反失业计划中使用进口限制作为要素的可能性。人们当然不得不把这条思路同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一点（几乎仅仅这一点）导致凯恩斯放弃自由贸易的信念。”（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可见，当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失业和经济衰退就必然导致***府的保护主义倾向。
（四）最优干预***策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市场完美无缺假定的修正
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有大量的市场缺陷，其中主要是要素市场、扭曲的部门间工资差别、粘性工资与市场工资超过影子工资、分部门的最低工资和买方垄断，等等。所有这些市场缺陷意味着需要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非经济偏好（即发展新兴工业），因此，由戈登、约翰逊、伯格沃蒂、斯瑞尼瓦萨等人提出了最优干预***策理论，认为当市场扭曲是由国外而非由国内因素所引起，当经济目标属于对外部门时，采取最优干预的保护贸易形式被认为是最优***策（注：［美］杰格迪什·伯格沃蒂：《自由贸易的新旧挑战》，《经济译文》1994年第5期。）。
（五）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假定的修正
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认为，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上的古典贸易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和规模收益不变。事实上现代许多工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即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的单位成本呈现递减趋势。规模经济的存在要求每个国家的几家大垄断公司各自生产少数几种产品，而且每种产品应存在差异，以便在生产规模上取得收益递增的好处（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德国的诺贝尔特·冯克指出：“传统的外贸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这一假设之上的。而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到目前世界经济体制的一些根本特点。例如跨国公司和市场垄断的存在，国内外市场的区别及信息的不畅通。而恰恰在一些领域里存在大量非关税壁垒，不完全竞争是其中的主要标志。例如在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和半导体工业就是如此。”（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
斯宾塞和布兰德等人认为，某些工业，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处于不完全竞争情况，市场经济失灵，需要***府干预。在这些行业中，少数大公司垄断市场，形成寡头垄断，参与有效竞争，他们可以影响市场价格，他们拥有的市场力量可以获取超额利润转向本国公司，从而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并可取得外部经济利益。***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加以支持，比如***府可以对本国大公司给予补贴，从而使外国竞争对手推迟或停止投资与生产，使本国公司占领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其利润大大超过***府补贴。不完全竞争前提下的国际贸易理论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的自由竞争贸易理论，明确提出国家干预贸易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反对国家干预贸易的主张。而且，事实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这种战略。他们对某些战略工业和贸易，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国家曾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支持。例如对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的喷气式飞机等制造业的支持，对日本重化工业和半导体工业的支持等。国家对这些工业的支持和保护可以称为“保护高科技产业论”，是“保护幼稚产业论”的现代翻版（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六）企业内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市场运行具有完全效率假定的修正
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和企业理论以来，人们认识到市场运行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样，企业就有一种通过自身组织的巧妙安排来替代成本相对较高的市场来组织资源的内在倾向。表现在国际贸易方面，就是某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经常通过公司内贸易来降低关税的支付的现象。“虽然有关公司内贸易的详细、准确的统计很难获得，但是一般都认为公司内贸易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告估计，目前大约60～70%的世界贸易与跨国公司有关。2/5的国际贸易在公司内部进行。邓宁发现在英国的子公司85%的进口和80%的出口属于公司内贸易，而在彩色电视机制造业公司内贸易的比率高达40%。利柯鲁(Lecraw)研究了日本在东南亚5国轻工业制品制造业的111家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的情况，他发现这个比率高达79%。”“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公司内贸易这种非传统的国际贸易交易形式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注：朱刚体：《交易费用、时常效率与公司内贸易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3期。）
（七）技术外溢和技术创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技术固定不变和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假定的修正
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技术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可以自由获取的。但实际上，人类的生产技术是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并且获取技术，特别是关键技术是需要花费高昂的费用的。
技术外溢理论认为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国民经济的发展引入错误的方向，使贸易各方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到影响。技术创新的大幅度进展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科研投资的鼓励。（注：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
为了消除技术外溢对国民经济的误导和刺激技术创新，都需要国家干预贸易活动。
（八）国际竞争优势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论
波特在调查研究了10个国家100家大工业的情况后指出，当前的贸易理论只能解释为什么在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的某些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另一些却失败了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比如为什么日本在汽车工业、瑞士在精密仪器工业，以及美国在化学工业方面比别国生产率更高，更富于竞争力，用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是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为了取得国际竞争优势，***府可以通过补贴对工业竞争力加以影响；对教育的支持可以影响高级要素禀赋；对产品的规模、标准条例等的规定将影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通过财***金融***策可影响工业及相关工业的供求与竞争状况等等。
三、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保护贸易是他们事实上实行的贸易***策，是其实行工业化和保护本国经济的重要手段
19世纪初，美国开始工业***，为了抵御英国工业品的竞争，扶植国内工业的发展，美国不断提高关税。1816年关税率为7.5～30%，1824年平均关税率提高到40%，1825年又提高到45%。18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在世界外贸总额中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2位（注：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的钢铁工业地位的上升(1880～1913)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和美国***府征收保护主义关税所致……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也通过进口保护为钢铁工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日本的汽车工业之所以发展到如今的水平，与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府对其汽车市场的进口保护有着相当的关系……后来美国对大量的进口，也加强了对其汽车工业的保护。比如1978年对克莱斯勒公司的应急贷款曾使该公司免于破产；在***府支持下，该公司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高。1981年，美国***府迫使日本***府和汽车生产企业以自愿出口限制与美国合作；1995年美日汽车摩擦升级，美国***府迫使日本***府进一步向美国汽车生产商开放市场。……在电子工业方面，日本***府的保护主义***策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电视工业为例，日本的通商产业省曾把电视机以及与其相关的电子消费品作为发展出口的一个主要目标，进行保护，使之免于进口竞争；***府还允许七大电子企业在国内形成卡特尔式的联合。此外，日本国内复杂的分销系统也常常把国外电子产品排斥在外。”（注：罗丙志：《国际贸易中的***府行为与产业成长》，《国际贸易》1996年第3期。）
“事实上，没有保护为国内市场生产的早期制造业而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只有英国和香港。”（注：［美］约翰·威廉逊：《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目前，发达国家处于经济“滞胀”的状态，美国等发达国家随着国际债务的不断增加，又举起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由上述可以看出，几乎整个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发展史就是一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
贸易公平论文例8
关键词：贸易开放；地区差距；棘轮效应
Research on Mechanism of Trade Openness’ Impact on Regional Gap in China
XIAO Xiaojun
(Business School,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rade openness’ impact on regional gap. According to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what a region benefits from trade openness depends on characteristics of factor endowment in the region. Therefore, to what extent can trade openness affect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is determined by factors’ regional distribution. Based on data from 1997 to 2007, the study shows that developed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s of income, better infrastructure and higher human capital stock benefit more from trade openness. The ratchet wheel effect mechanism that trade openness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is a contributing factor for regional economic gap in China.
Key words：
trade openness; regional gap; ratchet wheel effect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区发展差距成了理论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如***1所示，用各省人均实际GDP变异系数衡量的地区差距除了1996―1997年出现了从06078到06014轻微的缩小和2006―2007年从06754到05849较大幅度下降外，90年代以来一直在近乎直线上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而与地区差距变化趋势相对应的另一个现象是我国的对外贸易除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后出现回落甚至负增长之外，在这期间也一直发展十分迅速，从贸易总额来看，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增长了近30倍，而单从出口额来看，增长了30多倍，年平均增速分别23%和27%，如果除去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三个年份来看，年均增速可达30%以上；从贸易依存度来看，从1990年的30%上升到了2007年的67%，如***2所示。
从以上简单的描述性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外贸易发展与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有着十分类似的变化规律，那么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吗？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文献还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已有的实证分析也明显存在一个不足的方面是对于贸易开放影响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机制分析的较少，尤其是定量的分析更是鲜有。大多数分析的是外贸与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外贸对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贡献度。因而本文认为尝试借用Marcela González Rivas（2007）的分析方法，从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与贸易开放相互作用的角度定量分析贸易开放是如何影响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依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实际意义。
本文其余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是对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的简要回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应用到的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对变量、数据和方法的说明；第五部分是对结果的分析；第六部分是简要的结论和***策含义。
二、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回顾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技术外生条件下，在资本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规律作用下，即使地区之间没有要素流动，没有贸易，落后的地区其资本增长也将会超过富裕的地区，从而最终会导致地区收入差距的收敛而不是扩大收入差距，因此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对外贸易发展往往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相伴相随这种特征事实，转而他们求助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之源，而贸易则是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同时认为，东道国的R&D投入与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本国技术创新和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条件，也即存在“门槛效应”（Eaton and Kortum 1996，Yuko Kino***a 2000，Redding and Reenen 2000，Xu 2000，Caseli and Coleman 2001，Keller 2002）。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如何来分析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呢?如果我们考虑到一国内部不同的地区其要素禀赋往往不是平均分布的，这样的结果是不同的地区从对外贸易中获益就存在不同，达到一定R&D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受益多，经济增长快，而没有达到条件的地区则受益少，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预测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将是扩大一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Krugman and Livas Elizondo (1996)建立的三区域NEG（新经济地理）模型认为，在经济封闭时，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一国国内的经济活动是趋于不断集中的，因而地区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然而当国家走向开放时，情况将发生变化，此时国内企业的投入产出更多地依靠国外，而与国内的联系减弱，也就是向心集聚力将减小，同时由于国内城市集聚成本的增大，导致制造业的分布从城市向周边地区扩散，地区收入差距将减小。而采用类似的NEG模型，Paluzie (2001)，却得出了贸易自由化会促使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同结论。这两个模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主要源自于对农业部门所作出的不同假设。Paluzie假设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如劳动力等）相对制造业而言的流动性要差，他还假设制造业经济活动的离心力来源于潜在的分散的农村市场，因此在经济封闭状态下，制造业经济活动是比较分散的，地区收入差距也较小。而当一国贸易开放，企业的投入与产出转向国外市场时，因为城市一般有着更加便利的接近国外市场的条件，企业为了获取规模效应和减少运输成本，制造业经济活动会更加集中在城市，又由于农村劳动力不流动，贸易收益将很难传到给农村地区，地区收入差距于是扩大。
由于在理论上对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结论，故许多学者转而做了许多实证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有如Giannetti（2002）研究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成员国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却扩大了一国内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Rodríguez-Pose and Sánchez-Reaza (2003，2000)、Hanson(1996，1997)、Marcela González Rivas(2007)等对墨西哥的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其地区间收入差距；Pernia and Quising（2003）以菲律宾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也表明，贸易开放本身并不能带来地区的平衡发展，也就是说不能缩小其地区收入和贫困的差距；Marjit,D and Kar,S（2007）研究了印度贸易自由化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出口的州收入增长要快，而进口竞争州收入增长要慢，州之间的差距因而扩大。
对于中国的研究，有如Jian，Sacks&Warner（1996）分析认为因沿海地区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先天优势，结果导致了1990年以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和中国总体区域经济的发散；Hu, Dapeng and Fujita,M（1998，2001，2002）通过模型和实证认为贸易自由化改革是1985―1994年间中国沿海与内地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Yao, Yudong （2000）的研究结论是对外贸易扩大了中国的省际经济增长差距；Xiaobo Zhang&Kevin H, Zhang（2003）应用Shorrocks（1982）年提出的方差分解法计算出了各种增长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贡献，结果显示，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其贡献率达111%，仅次于资本因素；王丽娟（2005）对贸易自由化和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二者高度相关；赵伟，何莉（2007）应用德拉富恩特（De La Funente，2003）的趋同核算框架（convergence accounting），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对中国省际经济增长趋同与差异的贡献，认为对外贸易是引致中国各省市劳均GDPσ发散和β发散的主要力量之一；张红霞等（2009）分析认为我国地区外贸差异与经济发展差距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外贸易差异是地区差距的格兰杰成因，并且定性地分析了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项卫星等（2010）研究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在整体上扩大了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同时又是低收入省区缩小与全国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张衔等（2011）实证分析认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对外贸易发展差异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三、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设CobbDouglas生产函数有如下形式：
Yit=AitKαitLβitεit （1）
下标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A是技术水平，K是物质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1）式采用劳均的形式并取对数得到：
Lnyit=LnAit+αLnkit+(α+β－1)LnLit+Lnεit （2）
上式小写字母表示劳均指标，其它变量与（1）式相同，为了计算劳均GDP增长率，对（2）式进行差分，得到：
Lnyit－Lnyit－1=LnAit－LnAit－1+α(Lnkit－Lnkit－1)+(α+β－1)(LnLit－LnLit－1)+Lnεit－Lnεit－1 （3）
这就是本文的基本方程，为了利用这个方程来分析对外贸易与地区要素特征相互作用对地区发展差距所产生的影响，还必须对（3）式进行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把物质资本存量Lnkit分成两项，一项是直接参加生产的私人物质资本存量用C表示，另一项是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存量，相当于公共基础设施用I表示，因而：
Lnkit－Lnkit－1=f(LnCit－LnCit－1)+w(LnIit－LnIit－1) （4）
其中f和w为线性函数，对于f(LnCit－LnCit－1)函数可以表示三项，第一项为滞后一期的私人资本存量水平；第二项为收入水平和贸易开放水平O交叉相乘项；第三项为收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以分析地区增长是否存在收敛效应。这样函数可以表示为：（其中d、r、z为线性函数）
f(LnCit－LnCit－1)=dLnCit－1+r(LnOt－1Lnyit－1)+zLnyit－1 （5）
此外，为了分析公共基础设施I与贸易开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把函数w(LnIit－LnIit－1)表示为其与贸易开放度O之间的交叉相乘项加上其滞后一项的基础设施水平，因而有：
w(LnIit－LnIit－1)=pIit－1+q(LnOt－1LnIit－1) （6）
其中p、q也为线性函数，把（6）、（5）代入（4）得：
Lnkit－Lnkit－1=dLnCit－1+r(LnOt－1Lnyit－1)+zLnyit－1+pLnIit－1+q(LnOt－1LnIit－1) （7）
最后我们考虑技术进步项LnAit－LnAit－1，我们把它表示四项，第一项为贸易开放度O与人力资本h的交叉相乘项，以分析贸易开放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本文的研究变量；其余三项是依据前人的研究而引入的控制变量，一项人力资本存量，以反映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直接和***的作用（Romer 1986）;一项是反映技术在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地区之间的扩散（Neslon and Phelps 1966）;一项是反映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Connlloy 2003），这样技术进步函数可表示为：
LnAit－LnAit－1=n(LnOt－1Lnhit－1)+m［Lnhit－1(Amaxt－1－Ait－1Ait－1)］+s(LnOt－1)+g(Lnhit－1) （8）
把（7）、（8）式代入（3）式得：
Lnyit－Lnyit－1=(g－m)Lnhit－1+m［Lnhit－1(Amaxt－1Ait－1)］+s(LnOt－1)+n(LnOt－1Lnhit－1)+p(Iit－1)+q(LnOt－1LnIit－1)+f(LnCit－1)+r(LnOt－1Lnyit－1)+z(Lnyit－1)+(α+β－1)(LnLit－LnLit－1)+(Lnεit－Lnεit－1) （9）
四、变量、数据与方法说明
（9）式就是我们要估计的计量方程，因变量采用年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人力资本存量h采用获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如果采用在教育上的支出或入学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流量。对于私人资本存量C应当采用的是全部企业资本存量之和，但我国这方面的数据，特别是分省数据无法获得，作为替代变量，本文使用分省物质资本存量总和，1997-2000年的数据采用张***估计的数据，2001-2007年的数据由笔者根据张***的方法自己推算得到。技术追赶项Lnhit－1(Amaxt－1Ait－1)中的A用劳均GDP来代替，因为劳均GDP与技术水平正相关，劳均GDP用地区总GDP除以全省总劳动力。虽然采用贸易量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因为影响贸易量的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如运输成本、世界需求等，但是如果采用其他指标如关税率、配额等带来的是更多的问题（Rodrik and Fernandez 2001），因此本文贸易开放度依然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来表示，注意这里贸易开放度是全国的开放度，只随时间变化不随地区变化故采用Ot－1表示。对于公共资本存量变量I，我国同样没用直接可得的数据，本文根据以往研究的惯例采用公路密度来作为变量，公路密度等于各省公路长度除以各省面积。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来估计方程（9），以控制截面个体效应，由于所用的自变量都是滞后一期，故也可以较好地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我国1997―2007年间的分省数据集，共31个省市区，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8》。表1是对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五、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2的模型（1）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与人均GDP交叉相乘项的回归系数是正的，且在1%水平上显著，意味着贸易开放使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高）比落后地区（人均GDP水平低）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扩大地区差距。这一点是与Myrdal（1971）的思想相一致的，他认为贸易开放将使地理位置和条件都优越的发达地区更能发挥其竞争优势，从而扩大其与落后地区的差距。
从单独收入项来看，其回归系数也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地区收入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发散现象，这与以前的一些研究结论相吻合（蔡，都阳 2000，沈坤荣、马俊 2002等），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增长越快。
人力资本存量与贸易开放度交叉相乘项的系数为正，人力资本存量本身项也为正，表明在人力资本高的地区（发达地区），其在贸易开放中受益越多，增长也越快，具有扩大地区差距的效应，不过从统计显著性来看却都不显著。
公共基础设施项和其与贸易开放度交叉相乘项的系数都为正，表明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地区（发达地区），贸易开放将促使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扩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虽然并不显著。
私人资本投资项的系数都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私人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劳动力投入的作用并不明显，这可以从其回归系数虽为正，却不显著看出，这些都与大多数的研究结论是相一致（沈程翔 1999，刘木平，舒元 2000，沈坤荣 2002等）。
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分别做了模型（2）、模型（3）、模型（4）的回归分析，模型（2）是利用高中学历以上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来作为人力资本存量指标所作的回归，模型（3）是利用铁路加公路的道路密度来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变量指标所作的回归，模型（4）是剔除不显著的变量之后所作的回归，从表2可以看出，其基本结论没有改变，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以上的分析只是定性的让我们知道，贸易开放将使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公共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比在这三个方面都相对要落后的地区受益要多，经济增长要快，从而拉大地区收入之间的差距。利用上面模型（1）回归结果我们还可以定量地来分别计算出这三个方面的效应，表3是以我国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和人均GDP最低的贵州为例所得出的计算结果：
表3中计算公式的意义是贸易开放对地区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贸易开放的直接作用s，它对所有的地区都是一样的；另一部分是贸易开放与各地区的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等特征相作用而产生的间接作用rLnyit－1、nLnhcit－1、qLnIit－1。表3的收入效应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贸易开放度变化一个单位，经济增长所变化的百分点数，其他类似。从表3可以看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贸易开放通过收入效应、公共基础设施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分别可以拉动贵州在样本期间平均每年增长278、366、304个百分点，上海平均每年增长408、378、30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贸易开放的收入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公共基础设施效应分别使贵州比上海经济增长平均每年低130、012、001个百分点，贸易开放的总效应使贵州经济增长比上海平均每年低141个百分点，其中贸易开放的收入效应是主要的，占95%以上。
六、结论
本文通过对贸易开放影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机制的定量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贸易开放对我国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效应，但这种促进效应的大小与各地区的具体特征相关。对收入水平高、人力资本存量高、公共基础设施水平好的发达地区这种作用大，而这三方面都较差的落后地区这种作用要小，因此贸易开放在我国具有明显的“棘轮效应”，越发达的地区受益越多，经济增长越快，这是贸易开放导致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内在机制。
（2）在贸易开放引起我国地区差距的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公共基础设施三种效应中，收入效应是主要的，因此应千方百计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其能从贸易开放中受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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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项卫星,等.中国对外贸易与地区间收入差距变化［J］.社会科学战线，2010（11）.
贸易公平论文例9
一 ***府采购概述
1.***府采购定义
西方国家***府采购又常常被称为公共采购。德国学者迪尔特.波伊斯（DieterBos）对公共采购的界定显得言简意赅：公共采购是指***府机构与私人供应商之间的交易。这种定义方法显然不能揭示***府采购的本质特征。
我国将***府采购定义为：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2.***府采购的原则
我国***府采购原则是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规定的。一是公开透明原则：在采购过程中，每个采购供应商掌握信息是一样的；二是公平竞争原则：***府采购提供的市场机会对尽可能多的供应商平等；三是公正原则：***府采购对所有的供应商采用同一标准，享受同等权利，负担同样义务；四是诚实信用原则。
3.***府采购协议
***府采购是随着生产发展，国际分工，生产力发展，国际贸易量不断增加，使得***府支出增加带来的巨大需求。随着国际贸易的一体化，***府采购逐渐走向国际化，因此有了***府采购协议（Government Purchase Agreement，简称GPA）。
4.我国***府采购现状及其规模
***府采购本是***府利用权力管理社会经济的一种方法，但权力的运行不可避免地会伴有权力的寻租。***府采购中的重大丑闻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发生，中国也屡见不鲜。近年来查处的此类经济案件，作案团伙化、钱权交易十分突出，手段更加隐蔽。例如，中国率先实行招标投标的工程建设领域暴露出的腐败问题，说明目前招标投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度不够，使我们对***府采购制度的期望值有所下降。这一问题中一个体制方面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府部门掌握的权力往往是一种复合的权力，它可能对权力行使的对象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但是，我国的***府采购规模确实是在不断扩大，这也要求我们更加严谨地研究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另外，我国还处于加入GPA 的观察中，这更加要求我们提出一些解决办法。
据估算，世界各国***府采购总规模占全球GDP 的15%～20%，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加入到这一份额当中，必将引发全球***府采购有关贸易的大洗牌。
二 贸易便利化概述
1.贸易便利化定义
贸易便利化以国际公认的标准和惯例为基础，涉及各种手续和程序的简化，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标准化，以及改进对各种适用法律的规定和协调。简言之，贸易便利化就是简化和协调货物在国际贸易各项活动中所涉及的各种程序，以提高贸易***策透明度和降低贸易成本。
国内对贸易便利化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并不多，孙衷颖（2009） 系统地梳理了与贸易便利化相关的理论，包括开放条件下的交易成本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等，作为在区域经济组织框架下研究贸易便利化的理论基础。
2.贸易便利化指标
目前，分析贸易便利化效果的方法主要有四种：引力模型法、局部均衡分析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分析法和以调查结果为基础的分析法。其中，引力模型在实证分析中经常被采用。
本文以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及电子商务这四 个一级指标作为贸易便利化的测算指标。各一级指标下又设二级指标，共九个（见表1）。
由于测评指标数据的来源不同，标准不同，因此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指数化处理，使它们变为可比数据，从而进行比较或数据处理。运用线性变换法将数据进行指数化处理，即将9个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分别除以相应指标的最大值以得到指数化的形式：设Xi表示原始数据，Ximax表示向量指标i所能获得的最大值，Yi为规范化后的指标，则有Yi= Xi /Ximax。采用上述变换进行数据规范化后，1代表各指标的最高水平，最差不一定为0，这样可直观地看出每个国家各个指标所处的位置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式Mj =Σni=1mi /n 计算各类二级指标的简均数以得到贸易便利化的一级测算指标，其中Mj（j =1，2，3，4）为一级指标值，mi为该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值，n为二级指标个数。
三 贸易便利化与***府采购规模的实证分析
1.模型选定
第一，一般的引力模型为：
lnTradeij = c0 + c1lnGDPi + c2lnGDPj + c3lnDISij + c4BORij + μij
其中，Tradeij表示i国和j 国之间的贸易量，GDPi和GDPj表示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DISij表示两国之间的距离，BORij是虚拟变量。
本文研究***府采购规模，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基于2008 年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将引力模型调整为：
lnYi = c0 + c1lnGDPi + c2lnTFi+ μij
模型解释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的是已经加入GPA的七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分别为：作为发达国家且是全球最大的机构采购者的美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以及北美洲的加拿大。
GDP 反映了一国经济规模总量，该指标值增长，就意味着一国的***府采购量也会增长。
TF这一指标是对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及电子商务四 个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的加权平均数。贸易便利化能促进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可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这一变量对我国***府采购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第二，回归结果分析。本文运用Eviews 6.0计量软件，基于2008年截面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表3）。
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到，对模型的回归结果是比较理想的，通过了t 检验且拟合优度较高。而去加入贸易便利化变量后，模型拟合程度更好。GDP 对采购规模影响较小，贸易便利化对采购规模影响较大，其回归系数为5.821246。
2.对加入GDP的几个典型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的***形比较与分析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07～2008全球竞争力报告》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07～2008全球竞争力报告》
第一，口岸效率。以港口基础设施的质量衡量口岸效率，从***1中比较来看，中国的港口基础质量相对较低，而港口的质量涉及到各企业的进出口便利性，进而影响整个贸易的便利化。
第二，规制环境。从***府制定***策的透明度及法律框架效率来看，中国的效率和透明度相对来说是最低的，进而降低了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另外在对中国加入GPA的——基于IMD世界竞争力指数的研究描述了2009年GPA成员与“金砖五国”的***府透明度对比。整体而言，中国的***府透明度的位置与市场开放程度的排名大致相当，比西班牙、日本、意大利、立陶宛、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希腊等GPA成员方的表现要好，在“金砖五国”中仅优于俄罗斯。透明度趋势线要比开放程度趋势线陡峭很多，中国加入GPA之后在***府采购制度变革，尤其是***府采购透明度建设方面还是存在很大压力的。
第三，***府环境。在***府环境方面，这些国家相对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制定了更为繁琐的手续和要求更多的文件、严格复杂的技术标准和绿色标准等。具体来讲，日本、美国、韩国、等成员普遍存在较多的技术壁垒及其他贸易限制措施，因而对进口商品的检验检***项目和要求贸易商提供的单证也很多。
但是这些国家有关进出口贸易的***策、法规、程序普遍较为完善性，连续性、透明度和公开性强，使贸易商能够方便地获得这些国家有关进出口贸易的***策法规及其他信息，而中国在决策中的透明度低，经常出现上现的，现象降低了贸易效率，进而增加成本。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07～2008全球竞争力报告》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07～2008全球竞争力报告》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07～2008全球竞争力报告》
第四，电子商务。我们国家技术的落后，没有形成电子商务的价值链，在这一方面来说，人才的缺乏，科技的落后是关键，而且传统的商务的成本高于电子商务的成本，给我国贸易竞争力带来阻碍，加入GPA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成本。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提高便利化程度可以增加国家的***府采购规模，促进加入GPA的进程。而从后面国家的便利化指标的比较中我们又看到，我国的各项指标是相对落后的，而加入GPA 的工作中，我国的***府采购是要面向国际的，降低成本，获得市场准入，要求我国在国际上竞争力的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在贸易便利化的各项指标的提升上要更加努力。
四 针对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对策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针对我国在加入GPA 过程中贸易便利化方面，应改善的一些措施如下。
第一，加强港口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多方筹集资金，加快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物流网络建设，建立培训专项基金，用于海关业务人员和物流人才的培养。在贸易便利化中，港口建设涉及到成本问题，提高港口基础设施的质量可以降低贸易成本。
第二，在***府***策、信息透明度方面进一步提高。应在***府层面上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决策协调机制。贸易便利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府、企业及贸易商在改善贸易环境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制定相关贸易便利化***策要注重加强二者的合作，依法管理对外贸易，继续清理和取消行***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和手续，提高贸易***策与措施的透明度，加大对相关贸易***策的公布、评议、听***范围，改善对外贸易环境，提高服务和管理效率。
第三，加快我国***府采购体制制度和机制的变革，清除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研究GPA成员方国内***府采购制度，通过发动我国外贸经验丰富的企业，了解现有成员方排斥外国供应商的制度手段和技术手段，尽早提高我国***府采购制度的弹性。
第四，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推进国际贸易便利化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贸易无纸化，即实现无纸贸易，利用计算机和通信网络来提高贸易效率。在贸易便利化过程中***府须承担重要角色，要积极采取措施简化贸易手续，提高海关行***工作效率，从而提高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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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公平论文例10
（一）多边贸易体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
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停滞与社会动荡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重要***治力量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机遇，它就如何恢复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一套更有说服力的经济理论：自由与竞争性市场并辅之以强有力的私人产权，乃是通向经济增长最可靠之路；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要作用是创造市场得以良好运行的制度条件。到20世纪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信奉，成为世界意识形态主流。对新自由主义的普遍信奉首先造就新自由主义国家：由于转而相信市场而不是***府，国家通过退出国有企业和提供社会服务来避免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直接作用，从而在世界范围掀起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浪潮。在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推动下，多边贸易体制发生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因为两者原本就是意识形态盟友，都支持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反对***府干预。此种转向的核心标志就是WTO取代GATT而诞生。在GATT时代，多边贸易体制信奉的是嵌入式自由主义而非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即把对于自由贸易的有限且有条件支持与信奉国家大规模干预主义结合在一起，并首先致力于维持国际稳定的集体目的。而在WTO时代，它转而信奉新自由主义：让市场筛选一切，借助规则定向与深度一体化使国内干预屈从于贸易自由化，从而背弃为缓和自由市场对弱势群体的影响而实施***府干预的战后承诺。
（二）经济全球化抵制运动的兴起
从20世纪80年代起发生在许多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是没有不满者。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策的扩展很快就引发一系列反对它的抵制性运动。此类运动不只关注有关改革的重新分配效应即社会阶层之间贫富分化，同时也反对改革者把财富创造与经济效率当作首要价值目标加以追求而忽视其他社会价值尤其是社会正义。而且，在WTO诞生之后，那些原本分散且各自为***的不满者开始走向跨国联合，并有意识地制造多起围绕多边贸易体制的旨在争取社会公正的全球性运动，在世界贸易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西雅***事件最具代表性。1999年12月初，数万名示威者以WTO在设计促进自由贸易的规则时没有给予劳工、环境和人权问题以应有考虑为由举行抗议，并引发激烈冲突与骚乱，直接导致“千年回合”谈判的启动失败。西雅***事件不仅凸显南北方的利益冲突，而且表征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根本分歧：一方完全借助经济术语来理解世界，认为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并增进所有人的物质利益，因而反对施加限制；另一方则主张进行道德审视，认为需要规制自由贸易以保护作为“非经济”价值的人权与劳工权利。由于正好构成前述冲突和分歧的交汇点，贸易与人权论争在西雅***事件推动下进入新阶段，并成为全球化支持者与反全球化者之间争论的中心。面对非***府组织针对WTO举行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联合国人权机构做出反应，主要是就贸易自由化的人权影响系列报告，力主贸易的“人权取向”：把促进和保护人权设定为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寻求贸易渐进自由化与人权渐进实现相互支持。此类报告对21世纪初贸易与人权论争有着塑造性影响。学者随即对于非***府组织和联合国人权机构的行动做出了积极回应，贸易与人权论战由此拉开序幕。“与联合国和市民社会的工作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并且风格各异的学术文献问世，分别由研究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人权法的学者撰写。”
二、贸易与人权关系之争的基本主题
西雅***事件之后，贸易与人权关系论争从学者之间分散性争论升级为集中性学术论战。而且，有关论战不只持续时间长且参与者众多，同时还是跨国和跨学科性的。在21世纪最初十年中，国际学界围绕贸易与人权关系展开多起学术交锋：2002年耶鲁大学艾斯蒂与英国经济学家亨德森“WTO的合法性危机”之争；同年纽约大学阿尔斯通与欧洲大学彼德斯曼“贸易与人权关系”之争；2004－2006年阿尔斯通与多伦多大学郎吉尔“贸易与劳工标准”之争；2005－2006年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哈斯曼与纽约大学波利斯“全球化与人权保护”之争；2008年彼德斯曼与纽约大学豪斯“自由贸易与人权保护”之争；2009年哈斯曼与爱尔兰国立大学奥康奈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人权保护”之争。此外，特拉华大学梅尔与纽约州立大学史密斯早在1999年已就“人权与全球经济”展开论战。结果，贸易与人权关系成为过去十年来国际关系与法律领域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尽管每场论战的重心不同，但学者之间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对话。
（一）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关系的性质
就贸易与人权的关系而言，自由贸易支持者声称两者天然和谐。他们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即自由贸易能使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并实现互利互惠，宣称贸易自由化将会带来诸多益处：增进和平、提高收入和导向良治，因而最终会促进人权保护。“从经济方面看，消除贸易壁垒会提升效率、增加经济福利，并为提高生活水准创造条件，这本身就是人权追求的目标。”由来自贸易法、经济学和商界杰出人士组成的旨在为WTO总干事提供支持的高级别专家组在2004年的“沙利文报告”就持此种看法，其中心结论是：没有必要直接解决自由贸易对于人权保护的影响，因为多边贸易体制天生就促进人权保护。与自由贸易支持者把贸易与人权关系描述为天然和谐相反，人权倡导者强调两者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制度层面都处于紧张状态。奥康奈尔认为，当今全球化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支配，不仅在理论上与人权不相容，而且在实践中给人权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天生损害人权保护。贸易自由化使“贸易价值”与“贸易目标”凌驾于国际社会的其他合法目标比如人权保护与社会公正之上。WTO总干事拉米归纳了对贸易自由化的人权攻击：“对于许多人士来说，贸易就是一个坏家伙。它象征重商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强大跨国公司借以把它们的法则强加给人们的工具，由此损害了后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关系的定性上，加拿大学者哈斯曼独树一帜。她首先抛弃两种简单的解释模式即“全球化促进人权”和“全球化损害人权”，强调必须对两者关系进行过程性分析：从短期来看作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第二次大转型”的全球化有可能损害人权，但从中长期来看其对人权的影响是积极的，因为它推动一国社会朝着民主、法治和民权方向进步。但波利斯认为，哈斯曼把资本主义、民主与人权直接联系起来并不妥当，因为资本主义并不必然带来民主与人权；全球化给人权带来更多的是损害而不是促进。奥康奈尔也批评哈斯曼持有一种信念：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带来人类安全与福祉的改进，提升人权保护，资本主义与民主和人权因而是同义语。哈斯曼反驳道，她本人只是把资本主义视为民主与人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二）贸易自由化对于人权保护的影响
自由贸易支持者与人权倡导者在贸易自由化的社会影响上同样看法相左。“一般说来，尽管全球化的支持者宣扬自由贸易的益处，但批判者则指出其对各国社会的毁灭性影响。”前者强调：“贸易与投资带来的财富增长能够为社会与经济福利规划提供资金，从而有助于经济与社会权利的实现。而且，对于许多国家来说，经济开放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交流，制造***治开放性的压力，从而促进公民权利与***治权利。”而人权倡导者却把自由贸易视为人权的威胁而加以批判：由于贸易自由化没有融入劳工与人权关怀，它引发在社会规制标准上的“探底竞争”，即各国竞相降低其劳工与人权保护标准以增强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力。因此，贸易自由化必然会冲击人权保护。与阿尔斯通论战中，彼德斯曼强调应当看到贸易与人权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国际贸易绝非目的本身，但却是通过自愿达成的互利互惠易增进个人和社会福利的手段，同时此类交易本身涉及自由和财产权的行使。他甚至认为WTO协定对自由、非歧视与法治的国际保障，可以视为在国内外起到了对人权价值进行法律保护的功能。不过，把多边贸易协定说成给予人权以保护无法为阿尔斯通所接受，并被他批判为搞历史修正主义，因为人权根本没有出现在相关文件之中。而且在一些学者看来，贸易自由化正好从制度上制约国家保护人权，尤其是压缩它们保护人权的国内***策空间。“事实上，贸易规则包括WTO规则正在日益压缩国家的***策空间。如果没有足够的***策灵活性来使贸易协定适应一国国情与发展目标，国家就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困境：贸易规则削弱它们遵守其人权义务的能力。”
（三）人权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功能
人权倡导者宣称，人权的当代功能就是消除全球经济体系及其制度安排的负面影响。具体到WTO来说人权需要发挥两大功能：一是消除WTO的“亲贸易”偏见，以便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平衡追求“贸易”价值与“非贸易”价值；二是反击WTO过度侵入成员的***策自主，目的是为国家打开或者恢复保护人权所必要的“***策空间”。豪斯强调：自由贸易只是手段，而人权才是目的，必须在制度设计上确保人权保护相对于贸易自由化的优先性。“不仅是国际商事惯例，而且贸易和投资协定，都必须对人权法负责。如果人权法和贸易法要实现其目的，人权法的精神必须主导贸易法的发展。”自由贸易支持者彼德斯曼企***超越手段与目的二分，转而强调人权对于贸易自由化的基础性与工具性意义。“人权……提供分散性的信息、激励和执行机制，从而使得民主和市场经济变得更为有效。”人权同时还具有工具性价值，能够给国际贸易规则提供道德与民主合法性，因而比起传统功利主义理由来说更能促使一国议会批准多边贸易协定。但在阿尔斯通看来，彼德斯曼实际上用人权来为贸易自由化披上合法性的外衣，以便使其免受质疑和挑战。奥康奈尔强调：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人权保护间的冲突无法调和，人权倡导者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天生就阻碍人权保护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要么利用人权范式来挑战并废弃全球化的现行模式。
（四）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关系的制度设计
人权倡导者多力主在贸易与人权之间创建某种制度联结以消解其间的冲突，其中包括主张在WTO协定中写入“社会条款”来阻止贸易自由化引发“探底竞争”。“社会条款”信奉的核心理念是，要求出口国承认并保护一系列核心劳工与人权标准，并允许对那些未能达此标准的国家实施贸易制裁。自由贸易支持者则反对在贸易与人权之间人为联结。巴格瓦蒂认为，人权并非贸易问题，WTO因而无权处理，如果非要纳入到WTO之内，就可能滋生贸易保护主义，最终扭曲世界贸易。人权倡导者对此反驳道：贸易与人权联结不仅有助于消除其间的冲突，而且能够缓解WTO自身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在艾斯蒂看来，由于崇尚效率优先，WTO正陷入“一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必须通过平衡追求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如人权保护才能摆脱危机。“抗议者要求WTO更好地平衡相互冲突的两类目标：一类是经济一体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效率；另一类是环境保护、人权与公平。”不过，亨德森却认为，WTO管辖范围的扩展并未根本改变其内部和外部环境，它的民主合法性并未因为受到侵蚀而陷入合法性危机；WTO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坚决捍卫自由贸易理念，并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与其他自由贸易支持者不同，彼德斯曼意识到贸易联结之争的发生表明比较优势论已不再足以支撑多边贸易体制的合法性，因而主张把WTO法重塑为具有“”性质的高级法，使之不再只取决于经济科学，也依赖法律甚至道德基础规范。他同时强调，所有国际国内规则包括WTO协定在内，皆从保护人性尊严和人权中获得其民主合法性，而不可剥夺的人权今天构成对于所有国内和国际决策权的制约。因此，他认为WTO应当仿效欧盟的做法，通过把人权纳入经济一体化协定而使贸易与人权关系化。不过，阿尔斯通批判道：贸易与人权之间的冲突深刻而复杂，仅为其间关系贴上标签将无济于事。而且，该研究进路的结果将会使人权法为贸易法所并购。豪斯也强调：自由贸易与人权关系十分复杂，因而不论借助“相互促进”之类的模糊术语，还是借助从经济一体化直线性地进步到人权取向的术语，都是难以真正理解的。
三、贸易与人权关系之争的理论评析
20世纪最后十年与21世纪最初十年乃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前十年先是新自由主义上升为世界意识形态主流并引发国际制度的重大变革，而后深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影响的各国弱势群体走向跨国联合，并日益使用人权语言来表达它们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满；后十年先是国际学界就贸易与人权之关系展开激烈争论，而后世界相继陷入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由此看来，“承前启后”的“十年论争”既有其深刻时代背景同时又为后续事件的发生设置了一个宏大背景，因而具有时代标志性意义。首先，“十年论争”的爆发表明经济全球化之争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从是否需要经济全球化演进为需要何种类型的经济全球化。斯蒂格利茨指出：贸易（与人权）联结争论的发生显示国际社会已经从早先支持全球化与反对全球化纷争进入全球治理之争，其核心是如何强化并引导全球治理朝着实现进步性价值的方向前进。具言之，“十年论争”的发生显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正统地位已经遭到动摇，而以新自由主义为灵魂的世界自由贸易秩序需要重构。实际上，通过把经济全球化对于农民、妇女和食品安全的消极影响表述为对享有食物权、劳工权与健康权的冲击，人权语言被用来想象一种更具柔性的人道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换句话说，人权为创建一种更具吸引力的全球贸易秩序提供了规范性基础，此种秩序致力于实现经济正义、社会福利和消除贫穷。其次，“十年论争”的爆发预示多边贸易体制已经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激进地推进贸易自由化还是停下来解决业已出现的问题？贸易自由化不仅可能加剧世界环境破坏，而且也会制造分配问题，因为它并不确保相关收益与成本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公平分配。从自由贸易中受益最大的国家和社会阶层自然主张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而从中获益最少但却承受其主要负面影响的国家和弱势群体要求暂停推进，其间的分歧与对抗不仅使贸易自由化难以为继，而且可能酿成社会危机，西雅***事件就是例证。“西雅***会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很多国家***府都认定：失败的***治成本比成功的***治成本要低得多。西雅***提出的解决办法即新一轮贸易自由化，原本就是对于错误问题的错误解决办法。”由此看来，不同国家与社会阶层之间在贸易自由化上的分歧不再关涉其内容与速度，而是关涉其本身的可取性，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最后，“十年论争”的爆发表征人权已经取代其他概念比如而最终成为对全球经济秩序展开激进批判的通用语言。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一直基于主张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性，但在权力大量让渡并被嵌入到法制化的国际经济治理之中的今天，似乎不再能够充当批判并重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重任，从而不得不让位于兼具法律与伦理维度的人权。作为一种法律语言，人权可用作抵制WTO给成员设定某些法律义务的有效工具；由于具有伦理之维，用人权术语重新表述某种***治诉求能够给此类诉求增添道德份量和不可质疑性。“至少过去二十年来，人权一直是作为对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激进批判的一个支柱而出现的。结果，人权行为体在有关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争论中已经成为一股批判性和改革性的声音。”尽管“十年论争”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但在有关多边贸易体制晚近转型的主流叙事即“从***治到法律”的影响下，它也存在明显不足。
WTO在1995年的成立表征多边贸易体制发生根本转型，此种转型通常被叙事为“从***治到法律”的转变。“GATT是一种主要为外交官把持的***治论坛，而WTO更多的是一种主要由律师把持并拥有其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渠道和正式执行机制的结构化制度安排。”以该叙事为原点，论争双方都只看到贸易自由化在制度安排层面上的重大变革，并寻求进一步的制度变革来回应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反全球化批判，但却未意识到已发生的制度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重构其内在知识结构（新自由主义取代嵌入式自由主义）来实现的。结果，他们除了就贸易与人权之间的“制度关系”展开两极对抗性激烈争论并由此制造相关研究的虚假繁荣之外，并没有给贸易与人权关系指明真正出路。首先，论争双方无论给贸易与人权关系贴上“天然和谐”还是“固有冲突”标签，都不准确。究其原因，贸易与人权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为制度所塑造，而制度本身又是为其背后的观念所决定。因此，主流观念的改变必然引发制度变革，并由此重塑其间关系。然而，在“从***治到法律”主流叙事之下，无论是自由贸易支持者还是人权倡导者都把贸易与人权关系的晚近变动归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重构，完全忽视主导此种重构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引发贸易与人权关系变动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二战后基于对此前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且随后酿成世界大战的集体历史记忆，“自由贸易”被理解为“不受歧视的贸易”，国家可以基于国内稳定与福祉目的而广泛干预贸易，GATT因而建立在“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之上，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承诺被嵌入在对于国内干预主义***策的更大承诺之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兴起，“自由贸易”被视为增长引擎和现代化的驱动器，贸易自由化旨在消除边界背后的壁垒以创建自由放任的全球市场，多边贸易体制随后发生根本变动：奉行自由市场至上，国家只能例外地进行干预，并且受到严格限制。正是由于多边贸易体制转向新自由主义，致使“自由贸易”被重新界定进而引发相应制度变革，贸易与人权关系才变得紧张起来。其次，论争双方都未能全面理解贸易自由化对于人权保护的影响。自由贸易支持者通常高估贸易自由化对于人权保护的积极影响，同时低估其消极影响，而人权倡导者正好相反。在“从***治到法律”叙事的支配下，人权法学者不是过于“高估”而是严重“漏估”贸易自由化的消极人权影响，因为他们主要强调多边贸易体制压缩国家保护人权的***策空间。事实上，多边贸易体制“从***治到法律”转型背后是“从嵌入式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从而引致其性质与目的被重设，人权保护因此遭受重大影响。“基于嵌入式自由主义，多边贸易体制的所谓目的被理解为是有关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而基于新自由主义，它的假定目的是创建一个全球统一市场。”换言之，由于新自由主义崇尚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至上，以其为理论灵魂的WTO本身被设计为国家交换国内市场的市场，只致力于促进国家市场交易而不追求某种集体目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对“***治”做了重新定义：先前是指创设、动员与实现***治共同体的集体目的，现在是促进个人追求他们自己的私人目标与目的。WTO本身市场化及其集体目的的缺失，不仅无法提供人权保护之类的公共产品，而且完全不顾及社会负面后果的产生，导致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公共权力行使与公共目的追求和集体道德责任承担之间的分立，不仅使自身面临合法性危机，而且触发贸易与人权关系的紧张。最后，论争双方也没能准确定位人权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应有功能。正如前文指出，WTO遭遇合法性危机，不是因为其与人权法发生制度冲突，而是因为它在塑造出全球经济新秩序过程中缺乏合理目的关怀，并对其产生的后果没有一种责任意识，导致在国际层面上行使公共权力与追求集体公共目的和担负集体道德责任相分立。在此情形下，学者理应使用人权来打开重新想象多边贸易体制的集体目的空间，以便确立一种合理的集体目的来支撑其运行。但是，彼德斯曼基于其新自由主义人权观，强调完全借用人权来为贸易自由化正名从而赋予其合法性；阿尔斯通却认为，人权主要是一种批判性武器，用来抵制贸易自由化的消极影响，两人都未意识到人权在重设国际贸易治理的集体目的上的意义。“批判性的声音应当引发全球贸易治理的基本宗旨之争，而不是争论它们是赋予贸易秩序还是其他国际秩序以相对的优先性。应当重新打开全球贸易治理的集体目的之争的空间，而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在多边贸易体制与其他制度安排之间进行权限的适当分配的争论。”而且，人权还是评判WTO公正性并对其进行重塑的伦理基准。多边贸易体制新自由主义转向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性质与目的变动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日益丧失实质公正性的过程：从作为维护和平与实现繁荣的世界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晚近演变为一种市场交易机制，它自然会构成对弱势群体和弱势国家的重大冲击。国家间的市场交易一方面基于比较优势论展开，各成员国内没有“比较优势”的弱势群体自然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在实力基础上展开，因而对于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来说是不平等的。并且，由于不再担负某种集体目的，WTO把贸易自由化的分配与环境后果推给其他场合解决，同时又制约成员国出于社会稳定与社会公正目的而进行干预。起源于启蒙运动的人权已经全面承载其所宣扬的核心价值即自由、平等和公正（最低限度的博爱），天生就是对不公正制度安排的批判者、改革者和重塑者，因而应当被用来给多边贸易体制注入价值，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崇尚自由、平等和公正贸易的人权友好性制度安排。人权的制度变革功能早就为《世界人权宣言》第28条所预见，因为它规定每个人都有生活在其所有人权都能够得到确保的社会与国际秩序中的“权利”。一句话，由于转而信奉全球贸易治理只影响私人利益，不影响集体目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过程也是一个重复后者核心缺陷的过程：使公共权力的行使与追求合法的公共目的和担负集体道德责任相分立。而且，多边贸易体制在重复新自由主义核心缺陷的过程中也加重了国内社会和国际贸易关系的非公正性，使弱势群体和弱势国家的权益严重受损。据此来看，反全球化者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批判实际上并不是拒绝贸易自由化，而是对“自由贸易”的社会意义的***治抗争，目的是使在国际层面上行使公共权力也追求某种集体目的，最终确保相关制度安排的公正性。然而，论争双方却把WTO的不满者的诉求曲解为要求消解贸易与人权之间的制度紧张，并在此基础上把论战定格在其间“制度关系”之争，自然不能为WTO批判者拓展想象自由贸易工程应有集体目的的空间以回应其基本诉求。
四、贸易与人权关系之争的基本启示
我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第一大贸易国，同时还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转型，如何理顺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的关系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些国家如非洲的埃及、利比亚和中东的叙利亚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而陷入危机：一方面，权力过于集中且不受制约，导致民权被侵犯且滋生腐败，引发民众对***府的不满；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使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加剧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结果引发社会动荡甚者是***权更替。“十年论争”至少给我国以两点启示：
（一）应当改变有关贸易自由化对人权保护影响的传统认识。
人们通常认为，入世即融入贸易自由化不仅加快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为我国经济贸易持续增长创建了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而经济贸易快速增长最终会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包括人权保护。因此，贸易自由化给我国人权保护带来的全是积极影响。但“十年论争”显示两者关系十分复杂：贸易自由化给我国保护人权既产生积极影响又带来挑战，即使要把有关积极影响转化为人权进步，也需进行周密的制度设计。“一些新自由主义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权利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需要社会民主来把经济增长转变为经济权利。”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并不能无视贸易自由化给我国保护人权带来的冲击。
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能力。我国批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条约，负有“渐进性”实现相关权利的国际义务，因而需要保有一定的***策空间，但此种***策空间却遭到WTO规则不当压缩。在“原材料”案和“稀土”案中我国接连败诉就是例证。征收出口税和进行配额管制原本是国家固有的，以担负某种公共目的比如说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保护公众的健康权，并且至今仍为绝大多数WTO成员所采用。但是，我国在入世过程中被迫向WTO让渡此类权力。比如，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决，即使是出于保护环境和民众人权的目的，我国也不得对某些矿产品出口征收出口税和设置出口配额。
二是WTO规则因缺失公正性而冲击我国人权保护。“WTO程序和过程当前偏向商业贸易利益和发达国家。此种体制性偏见可能产生损害其他利益诸如发展中国家或非贸易（人权、环境）利益的结果。”而且，WTO规则对我国来说公正性问题最为严重，因为美国等国出于战略目的，在我国入世过程中设置苛刻条件，最终导致我国承担的义务比任何成员都多即“WTO加”义务，而享有的权利比其他成员都少即“WTO减”权利。此种“一加一减”对我国***府保护民众权益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正在凸显。
三是间接促成我国贫富悬殊加大，从而使人权保护面临新挑战。自由贸易既是经济繁荣的推动者，也是贫富分化的加速器，因为贸易自由化也许确实能够提高经济效益并增进各国及世界的整体福利，但它并不确保以所有人都认为公正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且，我国作为加入国，参与贸易自由化虽然是有收益的，但同时也是有成本的，而收益与成本往往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不公平分配。“贸易协定通常有利于某些群体，使它们变得更为富裕，但同时伤害其他群体，后者将会因此而变得更为脆弱。”入世以后社会贫富悬殊的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利益分化，都使我国***府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能力遭遇挑战。
（二）重新定位人权保护在贸易自由化时代应有功能。
一是在我国社会转型中促进正义重建。人权的传统功能是制约***府权力即构筑关住权力的笼子以实现基本***治正义，而晚近开始转变为制约强势阶层的权力并扶助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弱势群体，以实现社会正义。我国尚未完成社会转型，人权因而需要同时发挥前述两大功能。由于贸易自由化总是在国内制造赢家和输家，我国显然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市场机制辅之以社会安全网）来加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唯有如此才能减缓贸易自由化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