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人与环境论文篇1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紧缺，循环经济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生态城市建立的条件和步骤，并提出了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其理论萌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具体原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提出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它的思路是改变传统经济中“资源一一产品一消费一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线性经济模式为“资源一产品～消费一再生资源”的自然生态模式．其理想境界是追求污染的“零排放”，最基本的精卒叶I足清洁生产。总之．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早利用循环经济的国家是德国．亚洲搞得最好的国家是日本，而我国的循环经济娌沦是从2003年起才进入了实践推进阶段。
1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及步骤
1．1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慨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巾提出的。是代表一定地域空问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服的城市类型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具体的说，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巾，分享公平承载系统份额的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问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一个城市不管多么贫穷或富有，只要能高效利用资源，在系统内部及外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城市拥有充沛的活力，这个城市就处予健康状态，即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融合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因此，根据现代化进程生态城市可以被分为工业型生态城市、人文型生态城市。
1．2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
国内外研究认为，生态城市应是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和谐、发展持续的社会一自然一经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类居住区，而良好的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MBA)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大原则，其实也就是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五大条件：第～，生态保护战略。就是把整个生态城市建立成为田园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理想城市、健康城市、无污染城市、绿色城市和风景城市的综合体。第二，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包括污染净化处理设备、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服务体系、社会基础设施等。第三，居民的生活标准。作为生态城市的居民希望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化、完善的资源利用体系、舒适清洁的环境、齐全的区域生态格局、良好的城市生态基础、可恢复的生态系统。第四，文化历史的保护。就是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社会人文生态文明体系，把古老的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第五，将自然融入城市在发展高效增长的城市经济体系巾，优化投入产出的生产系统，布置合理的经济产业格局，发展绿色产业体系，不会因为城市发展而破坏环境。
1．3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步骤
在目前的研究领域中，虽然人们都认为生态城市不同于以往“绿色城市”、“健康城市”，但是在实际建设中，却大多偏重于自然生态系统和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没有以循环经济模式来估量生态城市的系统，即包含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人文、肖费等各方面的设置。要建立好一座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其应遵循的原则和步骤是，首先减少进入生产和肖费体系的物质消耗量}其次，通过精良的售后服务等手段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和服务时间；最后，通过工业净化等人为或自然净化的手段来将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后再次循环利用。经过循环经济的实施，就可以将工业废料或半成品用于农业，把净化后的城市废水用于农业灌溉，把种养的动植物作为工业原料、消费产品，从而将工业、农业、消费连接成为大的循环圈。
2对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几点建议
2．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
2．1．1发展生态农业。耍积极开发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使农业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减少农业的白色污染，还原土地原始状态，形成了生态大农业的良性循环。
2．1．2发展生态工业。工业发展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原则。在产业方向上，关、停、并、转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对新上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实行集中布点或将其放在非城区的下风方向，避免空气污染物对城市的排放，保持城市使用清洁能源，恒久保持清洁生产，以符合国家的需求
2．1．3发展生态旅游业。良好的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以红色旅游闻名于世的南昌，不仅制定了南昌一吉安一井冈山线、赣州一瑞金一于都～会昌一长汀一上杭一古田线、井冈山一永新一茶陵一株洲线和黄山一婺源一上饶一弋阳一武夷山4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而且在泰井等高速公路种植了四季常绿的易活植物，树立了一系列井冈山斗争题材的雕塑，让游客们感受到“历史红、山林好”的特色，是典型的文化生态之路。转贴于2．1．4发展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途径，2002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向社会公布了处理城市垃圾的《国家行动方案》，在方案中规定，今后中国的城市垃圾将进行填埋处理，并把垃圾填埋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发电。未来5年内，中国将建30家垃圾气体回收填埋场，计划到2015年，建~_3oo家这样的垃圾处理场，年处理垃圾l亿吨。利用垃圾等废弃物发电不仅无污染而且能解决大部分城市的供电不足，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较好运用。
作为被国家授予的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贵阳市分批启动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支撑保障体系等6大类254个项目，总投资达479亿元。可见，未来的产业结构将是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为主体的大循环体系
2．2制定相应的财***税收***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优美、宜人是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标志，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鼓励个人、企业和城市建设者们提高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应加大立法步伐合理的制定相应的财***税收***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对个人，应赋予原先“谁污染，谁付费”条例新的内容，提高个人污染的罚款力度；对企业作到优惠***策引导，从价格、税收、资金、水电等方面优惠那些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于城市建设者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鼓励节约用水，为此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如涉及到筹建污水处理厂以及铺设相应的管网项目，应尽量参考国际惯例将厂、网分开，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部进入市场，而污水管网投资则仍主要由***府承担。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并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
2．3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
绿色消费应包括绿色产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其不仅应涵盖生产过程，还应和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息息相关。要树立绿色?肖费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法律上，***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加大罚款力度和强制实施ISO14000等措施；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加强“道德”、“意识”方面的宣传和社会舆论来自觉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环境和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以及循环经济模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必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带有“环保标志”的产品和绿色食品特别畅销。
2．4推行住宅生态化
进入21世纪后，购房和装修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生态住宅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也随着房地产热和经济发展渐入人心。生态住宅是应符合以下三大主题的住宅，即以人为本，呵护健康舒适；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协调与融合，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居住的环境作为生态住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系统化、生态化、经济化和人性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在建设部的《绿色生态居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的征求稿意见中，对能源、燃气的优化、室内外公用场所等环节都有了相应的规定。
2．5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人与环境论文篇2
[中***分类号]X1-0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6-0071-02
2012年10月26日至28日，“环境历史与人类文明”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天津举行。该论坛是***“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在南开大学研究生院指导、众多兄弟院校大力支持下，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组织举办。是为中国环境史学科领域首次全国博士生学术聚会。
本次论坛下设“环境问题的多学科关怀”“环境·空间·社会”“动植物资源与人类活动”“环境·水利·经济”“外国环境史探研”“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等六个主要议题，共收到学术论文36篇，来自18个高校、科研单位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60余位博士生参加了交流和讨论。论坛邀请美国著名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北京大学包茂红、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和南开大学鞠美庭、王利华、陈志强、朱彦民、余新忠、付成双等知名教授，及侯深、夏炎、曹志红等新锐学者发表专题]讲或现场评点。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高国荣研究员还对论坛评奖活动予以了特别协助。与会青年学者和专家、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针对中外环境史研究和当代环境问题分别发表了学术观点。论坛安排密集、紧凑，气氛热烈，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现简要综述如下：
1.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多学科思考
为推动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交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学术接口，论坛特别邀请了部分从事当代环境问题研究的青年学人参加。面对当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峻现状，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生从专业角度为应对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给出了自己的专业见解和多角度的剖析。兰州大学王兰以青海省河南县为例，提出建立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牧民专业合作社对于有效地对抗自然灾害、更好地保护草场的意义。南开大学王瑜阐明了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起“***府为主、市场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现代环境伦理观。南开大学王舒鸿认为必须采用有效措施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环境问题的***府规制，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中国环境效率整体提升。厦门大学周飞考察了新世纪以来以滇池为重点的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污染防治过程。云南大学和六花通过对云南丽江、大理、楚雄三地传统农耕方式和血吸虫病流行关系的研究，来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中的环境疾病观。
2.关于外国环境史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在环境史理论、方法的引介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与此同时，有关世界环境史的实证研究也正呈现丰富之势。北京师范大学施雱以二战后美国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问题为中心，考察了其造成的严重公共卫生后果，并分析了问题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王玉山认为殖民时期美国东北部移民的杀狼行为，不但满足了其生存需求，也通过传说承续了传统，并制造了英雄杀戮恶棍的正义，使其精神需求得以满足。广西师范大学刘榕榕总结了公元6世纪爆发的“查士丁尼瘟***”复发的特征及其影响，认为瘟***的不断复发令拜占庭帝国遭受了沉重打击。北京大学乔瑜认为在殖民背景下，“干旱说”被作为关键词写入了澳大利亚的白板论，用以证实殖民地开拓的正当性。北京师范大学严玉芳以美国资深环境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为例，认为她的研究在宏观上比较全面、清晰地展现了性别与环境关系]化的历史脉络。首都师范大学杜宪兵考察了19世纪的印度霍乱，并就其流行模式进行了分析。
3.关于历史上的动植物资源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研究
作为生态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动植物资源，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必不可缺，这方面的议题在本次会议上得到了重视。复旦大学黄权生考察了武陵民族地区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北京大学李欣指出秦汉时期社会常规性取材活动可分为薪炭消耗和材木利用，两汉社会频繁的自然灾害亦与此紧密相关。石家庄学院赵九洲考察了明代华北的燃料危机，并就其产生的原因、社会影响、社会应对进行了分析。复旦大学张蕾认为早期江南的野生水竹资源十分丰富，对宋元文人宅院产生了重要影响，曲水修竹成为经典的造园法式。北京大学罗玮主要针对元明时代中央***府所颁布关于树木保护各项法令***策进行梳理。复旦大学徐文彬考察了明清福建地区的虎患，并就其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
4.关于水资源以及相关作物种植、水利设施、水利工程研究
清华大学王炳文对中古时期敦煌吐鲁番水利研究学术史进行了整理。南开大学方万鹏就水磨在中国起源的时间问题、唐代***水碾硙***策的转变以及五代、北宋时期水磨发展的新特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杜新豪考察了明清畿辅种稻运动的生态背景，厘清了先前畿辅种稻史中的若干观点。南开大学朱华就隋唐时期关中水资源状况进行了研究。南开大学刘小朦梳理了金元以来张家口坝上地区的盐湖周边生态与人类活动的历史变迁。厦门大学许博考察了清代“石羊河”名及其指向，认为其名的出现，与下游镇番县河源水权观念的兴起存在密切关联。复旦大学穆俊研究了1930—1937年间绥远省大黑河水利工程计划。
5.关于居住空间和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南开大学张野认为以贵族为主体的游闲者与以苑囿为中心的游闲空间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兴成提出隋大兴城官员贵族住宅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西密东疏特点，此格局与城市地形地貌有关，受风水观念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荣华剖析了“含沙射影”一词从汉到唐词义的变化，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汉唐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聂传平考察了北宋***府在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与开拓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超建以1757—1795年天山北路东段屯垦为例，探讨了在国家***策下所进行的移民开垦—农耕技术选择—生态环境变迁三者之间的相应机制。上海理工大学刘振华在生态史的视野下考察了近代南阳盆地社会生态衰败的过程。西北师范大学雷兴鹤认为清代几百年间，甘肃陇东地区的经济和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6.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
南开大学连雯从环境角度考察中西传统人天观之差异。南开大学潘明涛评介了加州学派、裴宜理和周锡瑞等人的研究中如何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历史尺度的考量中。南开大学陈林博考察了威廉·克罗农对单向度“自然—文化”观的批判。清华大学张景平介绍了清华大学历史、水利两系合作开展的“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抢救性整理计划”相关情况。南开大学曹津永讨论了环境史研究中的文化视角。
以上诸议题在会议探讨中进一步得到深化，与会人员对于何谓环境史和如何进行环境史研究有了更深刻地理解。作为新兴学术领域的环境史，国内的研究一直受到欧美环境史研究的影响，继续加大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和对海外进行实证研究是当前研究必不可缺的一环。另一方面，如何汲取、融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资源，结合中国实情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环境史研究，亦是我们急需解决之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一直重视环境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率先在全国高校中成立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5年、2008年先后组织召开“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会议和生态史圆桌会议。本次论坛旨在给有志于环境史研究的青年学子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发现环境史研究优秀青年人才，推动中国环境史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相信此次论坛的举行，将对环境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人与环境论文篇3
一、人体健康与化学元素的关系
人体中含有大量的化学元素。在这些元素中,除碳、氢、氧、氮能形成各种体内的有机物质以外,其他元素都各以一定的化学形态和结构形成各种生物配合体、功能蛋白质、酶等存在于人体组织中,或作为组成人体结构的材料。或作为血氧运输的载体、或作为酶的激活剂、或作为体液中电解质平衡的调节剂,或作为人体细胞间的信息传递的通讯员,这些元素协同作用,共同完成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
但是,由于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对现代社会环境中,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的巨大变化的元素的生态适应机制,环境中有些元素对于人体是必需的,有些是非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人体中任何一种化学元素超过一定的标准都会成为对人体的有害元素。例如,铁是人体必需的元素,具有造血、组成血红蛋白、传递电子和氧,维持器官功能的作用,但人体摄人过量的铁,就会损伤胰腺和性腺,甚至引起心衰、糖尿病和肝硬化。氟也是人体的必需元素,氟对防龋齿、促进牙的生长有积极作用,氟还参与人体内各种氧化还原反应和钙、磷代谢。但是,过量的氟会引起氟斑牙、氟骨症和骨质增生。其他很多元素也如此。
现代人与古代人人体中的微量元素的变化是由环境污染而造成的。随着人类新技术的发展和对地球资源的开发利用,现代环境中的很多元素大大超过了古代环境。因此,现代人人体中各微量元素的含量水平也大大超过了古代人.
现代人体内大多数元素的含量高于古代人,而其中许多元素对人体的健康构成危害。它们在人体中有隐藏毒性,当高于某一阈值时,人体便发生中毒,甚至死亡。例如,铜的过量摄人曾导致了轰动世界的日本富山痛痛病,患者长期食用含铜量很高的米,全身自然骨折达72处之多,呼天叫地,痛不欲生。铅也是一个潜在的危害,目前它的主要来源是汽油中的防爆剂——四乙基铅。在汽油时代开始以前,古代罗马人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铅了。古罗马人用铅制成贮存糖浆和果酒的容器,贵族妇女痴醉于铅做的化妆品。有的历史学家认为,铅中毒引起的死胎、自然流产和不孕症是罗马帝国上层阶级出生率低,从而导致古罗马最终衰亡的原因。随着铅的开采和汽油的使用,环境中的铅越来越多。铅中毒引起人体寿命缩短,情绪低沉、疲倦、贫血,甚至影响儿童的智力。 二、人体对污染物的富集
人类利用自己的智能得到的物质越多,“潘多拉魔盒”效应也越明显。据统计,已有96000种化学品进入了人类环境。这些化学品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环境问题。100年前,“滴滴涕”的发明者(瑞士人缀勒)由于发明了“滴滴涕”而获得诺贝尔奖,而现在许多国家因其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已将“滴滴涕”列为禁用品。
科学家发现,人体对环境中某些元素具有惊人的富集效应。美国的科学家在长岛河口区做过这样的实验,大气中“滴滴涕”浓度很低,但经过食物链放大,进入人体的“滴滴涕”浓度可达大气“滴滴涕”浓度的 1000万倍以上:大气“滴滴涕”(富集1.3万倍)浮游生物(富集14.3万倍)小鱼(富集57.2万倍)大鱼(富集85.8万倍)水鸟(富集1000万倍)人体。
现代科学证明,人体对有毒物质的富集放大是惊人的。世界上有名的公害事件,包括日本水侯县受汞毒害的水俟病,富山县的痛痛病及农药的污染,研究表明,工业厂矿的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到环境中造成环境镉污染,从而使当地居民种植的水稻等农作物含镉量超标,居民长期食用被镉污染的粮食、蔬菜等,导致体内镉负荷逐渐增高,镉在体内的生物半衰期长达10-30年,为已知的最易在体内蓄积的有毒物质。镉的不断累积,可使接触者产生各种病变。急性或长期吸入含镉烟尘可引起肺部炎症、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纤维化乃至肺癌。长期、低剂量接触镉污染主要产生的肾脏病变,表现为肾小管吸收功能降低,尿中低分子蛋白含量增高。镉中毒时,肾脏对钙、磷的吸收率下降,对维生素D的代谢异常,长此以往,可导致镉接触者的骨质疏松或骨质软化。镉还可引起肺、前列腺和睾丸的肿瘤。都是由于食物链和生物富集放大的结果。着名物理学家牛顿在1692年由于患严重的失眠、消化不良、健忘、忧虑及妄想等症状而与世长辞。100多年后,人们分析了这位大物理学家的头发样品,发现牛顿死于铅、砷、镉中毒。这些元素都是牛顿用金属做炼丹实验时,从“潘多拉魔盒”中跑出来的。牛顿当年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身体吸收了他的炼丹元素,并因此而丧生。
三、环境污染物进入人体的途径及危害
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环境污染物主要来自工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废水、废气、废渣,包括城市垃圾等。环境污染物影响人体健康的特点,一是影响范围大,因为所有的污染物都会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而流动,并且对所有的接触者都有影响;二是作用时间长,因为许多有毒物质在环境中及人体内的降解较慢。
环境污染物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也可经皮肤和其他途径进入。气态污染物一般是经过呼吸道进入人体的。由于呼吸道各个部位的结构不同,对污染物的吸收速率也不同。人体肺泡面积达90平方米,毒物由肺部吸收速度极快,仅次于静脉注射。进入肺泡的污染物直径一般不超过3μm,而直径大于10μm 的颗粒物质,大部分被粘附在呼吸道、气管和支气管粘膜上。水溶性较大的气态物质,如氯气、二氧化硫,往往被上呼吸道粘膜溶解而刺激上呼吸道,极少进入肺泡;而水溶性较小的气态毒物(如二氧化氮等),大部分能到达肺泡。污染物进入人体后,由血液输送到人体各组织。不同的有毒物质在人体各组织的分布状况不同。一般来说,重金属往往分布在人体的骨骼内,而“滴滴涕”等有机农药则往往分布在脂肪组织内。毒物长期隐藏在组织内,并能在组织内富集,造成机体的潜在危险。 除很少一部分水溶性强、相对分子质量极小的污染物可以原报排出体外,绝大部分都要经过某些酶的代谢或转化,从而改变其毒性,增强其水溶性而易于排泄。人体的肝、肾、胃肠等器官对污染物都有一定的生物转化作用。其中以肝脏最为重要。污染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氧化还原和水解,这一代谢过程主要与混合功能氧化酶系有关;第二步是结合反应,一般经过一步或两步反应,原属活性的有毒物质就可能转化为惰性物质而起解毒作用。但也有增大活性的现象,如农药1605在体内氧化为1600,其毒性更大。
各种污染物在体内经生物转化后,经肾、消化管和呼吸道排出体外,少量经汗液、***汁、唾液等各种分泌液排出,也有的通过皮肤的新陈代谢到达毛发而离开机体。
人体除了通过上述蓄积、代谢和排泄三种方式来改变污染物的毒性外,机体还有一系列的适应和耐受机制,但机体的耐受是很有限的,超过一定的限度,人体就会出现中毒症状,甚至死亡。影响环境污染物对人体作用的因素主要有:剂量、作用时间、反应条件和个体敏感性等。总的来说,不同的污染物对机体危害的临界浓度和临界时间都是不同的,只有当环境污染物在体内蓄积达到中毒阈值时,才会发生危害。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往往造成急性危害、慢性危害和远期危害。当污染物在短期内大量侵入人体,常会造成急性危害。历史上的公害事件,都是急性危害的例子。当污染物长期以低浓度持续不断地进入人体,则会产生慢性危害和远期危害。例如,大气低浓度污染引起的慢性鼻炎、慢性咽炎,以及低剂量重金属铅引起的贫血、末梢神经炎、神经***、幼儿脑受危害而引起学习和注意力涣散等智力障碍等。环境污染物对人体的远期危害主要是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资料表明,人类癌症由病毒生物因素引起的不超过5%,由放射性物理因素引起的也在5%以下,由化学物质引起的约占90%。而致癌的化学物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环境污染物。例如,砷化物、石棉纤维、煤烟中的苯类、二氧化硫、农药等。如位于包钢北部偏西约20公里的沙德格苏木,许多牧民都患有腰背部及四肢关节疼痛,部分人出现骨骼变形,据包头医学院在该地区的调查,儿童牙齿斑釉率为97.63%,成人为89.57%,严重的氟污染不仅损害了沙德格百姓的健康,而且给当地的畜牧业带来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大队有万余头羊,后来只活了不过4000头,牧民们生活极端困苦,纷纷洒泪离乡,逃荒到达茂旗等地。对此,国家环保总局很重视,指派太原环境医学研究所去调查核实,结果情况基本属实。
人与环境论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软环境；建设
[作者简介]李一健（1989―），女，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发展理论。（江西南昌 330013）
一、新时期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软环境的方法和途径
比较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将“软环境”解释为“是指与经济社会活动直接相关的非物质条件，是无形要素的集合”。[1]主要是制度环境、体制环境、***治环境，行***环境、法制环境和***策环境；以及服务环境、投资环境、治安环境，诚信环境与人文环境等等内容及要素组合成了整个的软环境系统。[2]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因素渗入到了所有社会环境条件下的活动中。而人文环境和文化环境是软环境的本质内容，再加上软环境又是无形要素的集合，是以非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集合，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且人类长期的社会活动中会不可避免地留下软环境所烙上的印记。除此之外，人们在文化和精神上的状况一般可由精神文明的建设来反映，而软环境的建设恰好包含在这个范畴中。
软环境不是一种物质范畴的要素，虽然无形但却具备巨大的力量。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来引导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培养新一代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青年，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的两个主要宗旨。毫无疑问，软环境这个“软件”的不断挖掘与建设正是这两个宗旨所需求的良好育人环境的正确着力点。专业性的书籍资料和教学设备等等这些硬环境，仅仅是理论教育环境建设整个过程的基础部分，犹如没有灵魂的躯干。而建设软环境所应该重视的部分，应该是朴实的学术道德风尚、清新的校园学术风气和先进的学科建设理念。这些内容才是建设良好的理论教育环境的关键。与其他自然学科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更加重视上述软环境的建设；而良好的教育软环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中也更能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
对于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来说，增进教育“软环境”的各项深入研究以及实际建设都将大大提高整体理论教育的效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必须要从单纯的高校学科教育领域逐步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建设的领域中来。马克思主义教育必须不断地由理论向着实践推进，向着整个思想教育的社会化推进。
二、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相关软环境的内容及其现状
不断培养共产主义新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教育和传播工作的目的之一。站在这个基础上，从人的角度来说，不断地提高精神文明的建设和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软环境建设，这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两者都与我们“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相一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要想顺利开展，要想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要想取得丰硕的成果，必须要有一个和谐、有发展前景、软硬兼备的环境。具体来说，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良好软环境主要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人文环境。良好的教育软环境应该包涵先进的文化观念，应该对身处其中的人呈现一种人文的关照和正确的价值追求，这是实现理论教育目标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的目的是通过书本理论知识的传播，塑造受教育者的内心品性和优秀人格，从而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信仰，对整个社会履行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其次是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的作用是引导，制度环境的作用是一种约束。教育必须是引导和制约的结合。由高校相关机构制定全面的、具体的针对所有教师和学生的合理规范，同时辅以强制性的执行力量，营造守规矩的氛围和统一的道德伦理标准。这些都有利于严谨严肃的理论教育工作的实施。
再者是精神环境。精神方面的环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所有相关人员。从微观的方面来说，教师、学生以及各类行***工作人员都要融入整个学校的良好学习氛围和道德风气中。从大的方面来说，则是涉及到整个优秀民族精神的弘扬，爱国爱***的社会价值观等。
最后是创新环境。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受众不仅是高校内的学子，更是整个社会的广大群众，当然也不能一成不变，墨守成规。任何的教育实践活动一方面要紧跟时代步伐，应对各种新的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还必须先使自身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不断推陈出新，全面达成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创新”二字。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良好创新氛围是建设软环境的重中之重，
当前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软环境建设工作，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也存在这一些明显需要改进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建设软环境的重要性已经有一定程度上共识，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和内容。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进展到当下阶段，已经具备了日渐成熟并且高度可控的硬环境。公众的目光不再只集中在校园硬件设施方面，而是渐渐转移到了校园学习风气、校园学习环境等无形的方面。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实质的物质形态，但却对整个的理论教育工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校园学习风气、学习环境的建设也不仅仅是喊喊口号，而是落实到了各种富有成效的实际行动中。但是对于整体的校园理论教育软环境的建设，我国高校还普遍缺乏比较系统的理论指导以及具有良好实践性的规划和内容。
第二，建设软环境的实践性工作取得初步的成效，但缺乏真正凝聚在一起的合力。软环境的建设有利于提升整个校园的育人环境，我国各高校均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实践活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谐校园”的理念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办学指导思想，教学实践以及素质教育的全面开展等工作均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与创新。但这些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在所有相关人员之间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认识，教师与学生之间、行***人员与教学人员之间未能形成协调一致的凝聚力。
第三，软环境建设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整体上未取得明显的效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始终面对着各种复杂的外部环境，各种复杂的、动态的非物质因素冲击着旧有的教育形式。因此，软环境的建设不能再是传统的“灌输式”，而必须利用各种不同领域的新文化元素渗透到多样化的教育形式中，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新的文化环境和新的社会价值不断地涌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软环境建设如何与时俱进地与之有效契合尚没有统一的定论，整体的效果也并不理想。
三、高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软环境如何优化
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的实践。”[3]建设良好的理论教育软环境是一项具有时代性意义的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一是要选择和优化现有的外部环境，二是要主动地建设新的外部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地适应多变的外部环境，并且利用环境达到良好的理论教育效果。
首先是人文环境的优化。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要求。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和培养正确的文化观念必然是以良好的人文教育软环境为基础的。细分开来，良好的人文教育软环境需要对受教育者引导出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需要融入和利用各种精神物质文化，从而树立先进健康的现代主流文化观念，促进个体成员的社会化。
其次是制度环境的优化。理论教育的软环境必须能够像硬环境一样有效地约束受教育者的实际行为，这个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健全的制度这一群体内部的行为准则。理论教育是一种以切实提高受众思想道德素质为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因此必须要有健康有序的制度环境作支撑。良好的制度环境既包括教育教学环节中科学合理地建章立制，也包括相应的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两者相配合才能有效规范所有成员之间的竞争和协作，从而进一步将精神人文环境等有利因素调动起来，实现最终具体的合理制度化。
再者是精神环境的优化。宣传和发扬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维护其权威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肩负的重要责任。因此，道德教育必须与精神环境建设并举，必须要渗透到环境建设的方方面面，渗透到受众的深层次意识中。微观上讲，校园风气、学习风气和教学风气的建设必须重视道德教育；宏观上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与时俱进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学习榜样、廉洁自律为核心的***员精神更加要重视道德教育。
第四是创新环境的优化。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领域中的硬环境，软环境更显其复杂性和系统性。软环境的各个部分和各个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教师、学生以及学科管理部门构成了整个软环境建设的实践主体，每一个环节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灌输式的传统教育无益于整个软环境建设的顺利进行，与时俱进地增强创新精神，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并采用创新的教育形式，才能取得新的育人成果。
最后是诚信环境的优化。社会成员的诚信始终是保证社会健康运行的基本道德要求，因此着力优化诚信环境必须根植于整个软环境建设的每个环节。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诚信更是其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必须将优化诚信环境定位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软环境建设的基调，才能保证整个软环境优化之路的推进。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全***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治工具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它肩负着传播和维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落后僵化的思想观念和提高人民思想认识的伟大使命。与此同时，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全心全意服务于社会主义现实运动的优秀无产阶级新人的培养也必须以全面而富有成效的理论教育为后盾。
我国当前处于全球化的新时期，进入了扩大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社会环境受到了来自于各个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因此更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软环境的建设。良好的理论教育软环境能够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社会化，能够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进而全面推动***的建设的新事业。
[参考文献]
[1]宋贤卓.中国经济发展软环境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人与环境论文篇5
与会专家和学者围绕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环境哲学理论、生态文明建设及对策三方面主题进行了研讨。
一、传统生态思想文化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统思想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对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的生态资源的诠释与论述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相关论文30篇。
卢风、盖光、余泽娜等学者探讨了传统生态思想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理念。卢风认为，在当前传统思想文化合理复兴的背景下，传统思想文化能否为环境哲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文化资源，能否帮助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论题。对于什么是“天人合一”，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卢风援引《中庸》、《易经》、《论语》、《大学》等文献关于“人性”、“终极关怀”的相关论述，指出“天人合一”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君子的最高追求或“终极关怀”。对于什么是“内向超越”，卢风将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做的不懈努力称为人的超越性，并对“内向超越”、“外向超越”做了对比和区分，认为改变自我就是内向超越，而改变外部生活条件就是外向超越。“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之超越性追求上，儒家将内向超越即德行、境界和智慧的超越放在优先地位。但儒家的内向超越又并没有封闭于自我，而是注重向自然学习，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儒家天人合一及内向超越的追求，与现代西方主客二元的世界观以及将工商、技术放在优先位置的外向超越迥然不同，因而对于反思、超越现代性具有启迪意义。
盖光认为“道生”极具“生态”智慧，这不仅是老子及道家思想的基础，也是成就中国智慧中“生态”蕴含的主要条件。他认为，“道生”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哲性基础，“道生”禀天地阴阳之气，其节奏及韵律性的生成与转换旨在促生万物生命的生态共荣。人由天地自然道化而成，人的发展，人的社会运行机制及精神文化存在，既是生态转换及“道法”的延伸，也积聚着“道生”的生态智慧。关于“道生”与“太一”的智慧逻辑，他认为“道生”与“太一”、“太极”之生相互联系，这些作为智慧性表达，内在一致且同一，区别主要在于话语表达及述者的不同。对于“道生”智慧的释解，不仅需生命肌体活动的整体参与，更含蕴精神体验性，或本身即表征精神生态特性。
余泽娜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质性传统。这个传统包含道与术两个层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道统，在术的层面渗透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安排和生活技艺之中，渗透于法制建设、民间信仰之中，形成道、术相济的完整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规范有效的影响。而造成当前中国生态环境困境的重要原因恰是道统传承萎缩、道与术相分离。因此，她认为，要走出困境，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借鉴传统的经验：既要好于道，也要进于术。
乔清举、刘魁、陈红兵、张连国、姚洪越等学者对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生态意义进行了诠释与论述。乔清举介绍了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的情况。他认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其基本原则是天人合一。其所谓天的规定性“生生”，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儒家生态哲学要求人主动地实现与天地相贯通的本体，做到“为天地立心”，使万物尽性。对于动植物、土地、河流、山脉，儒家都有其生态哲学层面上的表述。儒家把道德共同体推及整个自然界，并从宗教、道德、***治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自然的生态性认识和保护，具有整体主义的特点。在宗教层面上，儒家保留着自然之魅的观念，认为一些动植物具有神性，要求祭祀它们，祭祀土地山川，“报本反始”。在道德层面上，儒家把“仁”理解为“爱人以及物”，提出“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恩至于水”、“恩及于金石”等说法。在***治层面上，历代***权都设立官职、颁布***令、法律保护自然。通过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论述，乔清举认为人类如果还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其生存必须是生态性的;生态地存在是人类根本的存在方式。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贞下起元，历久弥新，保持较高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儒家生态意识维持了中华民族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发掘传统生态智慧，贡献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研究儒家生态哲学的意义所在。
刘魁对《周易》中盛德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所说的盛德价值观，是指奉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生灵昌盛、生命永续为最高价值与最高道德的一种宇宙观与价值观，是对《周易》强调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万物化生”、生命永续的一种概括。他认为当代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立健康的生态文明，并不在于空洞、盲目地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而是要端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明确人类行为的最高价值与行为准则。
陈红兵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其一，“无为而治”是建立在“道法自然”思想基础上的。“法道”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遵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其二，从社会治理角度言，“虚无为本”体现为统治者观照自然、社会及其变化发展，制定相应法令制度的整体性思维。它要求我们今天，社会治理应改变片面的物质主义导向，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其三，“因循为用”包含因时、因物、因民三方面内涵。其中，“因物”主要是指尊重和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它要求我们今天慎用科学技术及人为手段改变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及自然本性。“因民”包括顺应百姓的自然本性、自然需求和民俗等方面。它启发我们今天不应过分强调百姓对物质利欲的追求，而应将社会安定、百姓身心的和谐放在重要位置。“因俗”则要求尊重各地民俗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对改变各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持慎重态度;其四，“名正法备”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其可持续发展意义体现在环境法建设上，要求从协调经济――社会――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出发，注重落实各级官员的环境职责。
张连国认为《庄子》的生态存在论是若有真宰、不得其朕的内在关系存在论，是万物云云、各复其根的生态系统论与自然价值论。人存在方式具有芒乎与本真的二重性。人的本真性是由现象学还原的知的本真性决定的。存在是一个以道为本根，出于道、返于道的反复循环的生态巨系统，具有无目的而潜在合目的内在生态价值。人在既以自然的方式又以人的方式原发共生中成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真自然存在方式不是动物般的生存方式，而是无目的而合目的、合于自然生态系统缘构共生真意天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存在方式。真人生态生存论是与自然和谐，与世混处。
姚洪越将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的自然观进行了比较，认为佛教和基督教面临大自然时，根据自身的基本教义，对自然的产生、自然的属性、自然与人的关系等领域进行了各自的阐述，这些内容构成佛教和基督教自然观的基础部分;同时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还存在修炼身心与探索、改造自然，有所顾忌与勇于探索，感应论与拣选论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自然观指导下的人类实践效果在目的、动力、方式和途径等方面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后提出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二者成败得失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不断探索、丰富和完善关于自然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为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积极探索，不懈努力。
此外，还有学者从传统农耕文化的生态价值、中医生态思想、回族生态文化、草原文化的生态维度等不同方面，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了论述。
二、环境哲学理论
环境哲学理论一直是历届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的重要主题。本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有35篇。这方面论文主要围绕两方面主题，一是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的述评;二是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的探讨。
郇庆治、包庆德、陈爱华、张卫等学者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进行了述评。郇庆治通过对“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创立者阿恩・奈斯的深生态学相关理论和布赖恩・托卡激进的“绿色运动”、“绿色***治”的相关理论和主张，以及艾克斯利、罗伯特・古丁等相关学者的理论的阐述性分析，对于什么是生态自治主义，以及它为什么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态自治主义更接近于一种社会***治理论，生态自治主义的任何实践层面上的实质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基础阐释上的深入与广为传播，但作为一种社会***治性变革，终归是关涉人类关系及其利益的艰难调整，而不简单是一个理论可信性与说服力的问题。
包庆德认为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独特的认识论维度阐述造成全球生态危机最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控制自然观念。控制自然观念在客观上造成人性扭曲，同时也在现实社会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控制自然其实质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在时空维度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制约社会进步。消除控制自然观念是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从伦理和道德维度对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行为进行生态约束、规范和引领。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需要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深度生态解读。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理论对于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陈爱华认为，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福斯特通过“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道德哲学辨识，凸显了其中蕴涵的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环境（原始森林）――资本主义（***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和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的冲突;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道德哲学反思，揭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反生态正义的伦理本质。在福斯特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利益及其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因而无益于人口――生态问题真正解决。
张卫介绍了美国的“田野哲学”。他认为，“田野哲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关于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元哲学层面的思考。田野哲学主张对哲学进行“去学科化”，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增进哲学的社会参与度。其主张和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从事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曹孟勤、郑慧子、肖显静、曹顺仙等学者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进行了探讨。曹孟勤教授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而任何一个社会身份都内在地蕴含着社会责任，承担某种社会身份就意味着担当某种社会责任。人的社会身份不仅表现在他人面前，同样也呈现于自然世界面前。人类面对大自然为自身所确认的身份不同，对自然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就不一样，所承担的责任就会有差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确认一种合理的身份，身份的合理性担保着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正当性。
郑慧子指出，生态学与环境哲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生态学不仅是环境哲学赖以发展的思想源泉，而且还是环境哲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科学基础和根据。然而，生态学的科学性质直到目前在科学共同体中还依然处在悬疑之中，这种状况并未被环境哲学所察觉，相反，环境哲学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存疑的现成性的生态学作为自己的合理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的这种不确定性的科学***景使环境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着一个自身合理性问题的重大挑战。因此，加强生态学的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应当被视为环境哲学研究的一个新任务和新方向。
肖显静认为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基因（型）完整性的损害是核心，转基因技术损害了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改变了生物个体的表现型，引起了生物个体肉体的和精神的破坏，是伦理地可拒斥的。生物物种的完整性不同于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它是同一物种中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基因组（DNA条形码）的完整性，代表着物种的真正本质。因此，人类对物种有直接的责任，有责任维护物种的完整性，以保持物种的特异性。转基因技术之异源转基因，违背了生物物种的完整性，在道义上是伦理地应拒斥的;转基因技术之同源转基因以及基因内修饰，基本没有损害生物物种的完整性，是伦理地可接受的。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还要结合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一般而言，单纯出于人类眼前的、狭隘的、非根本的利益，而应用转基因技术，从而造成生物完整性的损害，理应受到更多的伦理拒斥。这些方面能够为***府和公众基于生物完整性概念伦理地评价转基因技术提供理论指导。
曹顺仙指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多维度、多视野，并以不同于西方环境哲学的面貌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理论内涵和品格。她认为，从认识论维度而言，整体主义思维、对象性实践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单向度”运用或综合运用都难以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主张从自然――人――社会构成的“三维化”思维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是用“三维化”思维认识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把时代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界定为社会的、人文的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密切相关的复合性社会问题。论文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应围绕自然――人――社会的“三维化”角度进行，其终极追求是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有机统一的和谐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理论的“三维化”的历史观是自然、人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进化的生态历史观。人、社会、自然进化遵守六大规律，即自然进化规律、人进化规律和社会进化规律，以及自然、人和社会相互之间协同共进的“间性规律”即人与自然间关系演进的规律、人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自然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
三、现实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自十七大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对策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国家环保部宣教司刘友宾巡视员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会议提交相关论文32篇。
关于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研讨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有宏观方面的论述，如叶平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特点及其理论前提，解保***论述了环境悬崖危机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新契机，丁宪浩、周兰珍突出了公众参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朱伯玉、白洋关于当前环保法相关议题的探讨等等;研讨内容还涉及环境宣传教育、企业绿色发展等一般话题;比较专门的议题还有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现状、汽车消费及道路交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居民低碳生活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曹水群、董***的论文则涉到当前备受关注的邻避抗争话题。
刘友宾巡视员从文化建设维度，梳理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历程，重点对“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生态文明、新修订的环保法、生态文化等进行了解读。他指出，环境保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建设是促进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和国家对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推出生态文化精品力作，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
叶平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环境***，目的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顺应了生态时代科技――经济发展观、时代哲学观和文化观等观念的变革趋势。他认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应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的观点，应树立“自然界最懂自然”的信念，学习“生物利益的自保护性”智慧，吸取大自然报复的教训;应树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解保***认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的“环境悬崖”状况，将促使经济与环境关系发生“哥白尼***”式的新变化，人们将转变思维方式，倡导“环境优先”的发展范式，这样可能会比以往更好地解决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它将把人们从唯GDP崇拜的疯魔中唤醒，对GDP的“生态启蒙”有了新认识，“生态启蒙”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确立生态理性的思想***运动。最后，它将促使人们发展观产生新变化，促使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期待和诉求有新提高，人们从“求温饱”、“求生存”转向“求环保”、“求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丁宪浩认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勾勒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环保产业的顺利发展、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但我国的公众参与尚处“初级阶段”，环保产业的公众参与主要有监督性参与、消费性参与、投入性参与等形式，近年来社会公众三种参与形式都有所发展，给环保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但与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公众参与还显得相对滞后，其制约因素为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成本偏高和参与氛围不浓。针对这些制约因素，他提出注重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的组织引导的对策。
周兰珍认为当下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处于缺位状态，就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来看，起绝对主导作用的还是***府，而公众自身素质是导致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缺位的基础性原因，只有把生态文明内化于公众的内心，多渠道依靠特定的组织机构来引导公众的行为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借助***府的力量来推进公众的组织建设是最佳的选择。
朱伯玉对于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诉权进行了探讨，认为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环境诉权有其实体法根基，并对环境诉权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分析了其类型化。通过论述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公益诉权与环境生态诉权，他认为环境法哲学转换了我们审视环境诉权及其根基的视角。环境诉权是“环境诉讼”的诉权，而不是“有关环境的诉讼”的诉权。确定环境诉权基本内容必须正确处理环境诉权与实体环境权之间的关系。随着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司法实践的拓展，以及环境生态权诉权理论的突破，环境诉权理论之基不断得到夯实。白洋从“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分析了我国环境法治存在的机遇和挑战，指出其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立法、***、司法、守法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人与环境论文篇6
[关键词]环境变迁史 准静态 环境保护史 衰败论 传统史学
[中***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8－0122－06
中国环境史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20年来，相关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投身于这一领域的学者日渐增多，环境史的理论架构与研究范式等问题也都得到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国内接连召开了两次大型国际环境史会议，出版了两部较有份量的论文集。在2009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十多位中国学者步出国门，直接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2010年，《历史研究》又专门推出一组环境史笔谈，朱士光等6位学者对环境史的构建模式与发展方向做了进一步探讨。这些都表明环境史日渐壮大，逐渐成为历史学科中重要的研究热点。不过，人们对环境史的认识还存在若干误区，笔者近来做了一些思考，特撰此文进行初步的探讨，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环境史与环境变迁史之关系
为环境史下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一直是诸多环境史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美国学者罗德里克，纳什、莱斯特・比尔斯基、唐纳德・沃斯特以及休斯等人都对环境史的定义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国内学者也做了较多的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就笔者所见，诸多学者的定义都没有对环境史与环境变迁史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把环境史等同于环境变迁的历史，相当多的环境史著作其实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完成的。近年来环境史方面的专著层出不穷，有些含金量还颇高，但这些作品大都集中于一个区域或一个时期的环境变迁，未能彰显出环境史的特色和学术理念，自然与历史、环境与人类也并没有被很好地整合到一起。
为什么会出现环境变迁史一统天下的格局呢?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目前的环境史在学理上并没有突破历史地理的束缚，投身于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具有历史地理背景，他们主要运用的仍然是历史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得多数成果给人以借环境史之新瓶装历史地理之旧酒的感觉。要想扭转环境变迁史取代环境史的趋势，就要突破历史地理的藩篱。
无庸置疑，生态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极为密切，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环境史就是在历史地理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多年来，学者们对两者关系进行了较多探讨。最近，参与《历史研究》笔谈的几位学者又对两者的关系做了进一步解构，但历史地理学者与非历史地理学者之间仍存在较多分歧，朱士光认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念――人地关系极其重要。应当也贯彻到环境史的研究中：邹逸麟主张多学科的合作，但其提及的几个应该关注的领域仍处于人地关系的框架中：蓝勇对区域环境史的思路有较多论列，着眼点也仍在环境的变迁上；王利华则认为环境史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厘清历史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与环境史研究之间的区别。
笔者以为，人地关系应该是环境史的重要研究内容，但不应该将其视为环境史的全部内容，更不应该将人地关系理解为环境的变迁。历史地理学为环境史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后者若受到前者过多的牵制就会导致研究主题狭隘、研究方法单一和生态学理念缺位等若干问题。此外，学理难有突破和思维惰性增长等问题也会接踵而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环境变迁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抽去了环境变迁的部分，环境史也就丢掉了安身立命之本：但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环境变迁史绝不是环境史的全部。若只把注意力聚焦在环境变迁上，对其他问题视而不见，环境史将会陷入僵化呆板的困境。要突破困局，当前要做的主要工作是拓展领域和转换视角。
(一)领域拓展――环境与社会并重。从研究领域来看，环境变迁固然是环境史探究的对象。社会的变迁从未逸出环境史关注范围之外。笔者认为，环境史所关注的变迁，实际上就是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塑造与被塑造关系，大致有四种类型：其一，环境的自我塑造。亿万年来。自然环境有其自身的演变机制与脉络，人类未施加影响的情况下，自然界中的海陆进退、气候冷暖干湿交替、地表的升降和地貌的侵蚀搬运等变化进程一刻都未停息过。其二，人类对环境的塑造。人类诞生以来，不断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自然界。引起了植被状况、水文条件、动物分布等的变化。其三，人类的自我塑造。人类通过***治、经济与文化活动不断改变自身的物质与精神面貌，也可称之为自我驯化。其四，环境对人类的塑造。环境状况也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族群差异、发展方向、社会结构等等无不受到环境的制约。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已有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的是第二类型，即人类对环境的塑造作用。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地质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已对环境自我塑造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直接为我们所用。唯独环境对人类的塑造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方面，学者们用力仍明显不足。而这缺失的部分也恰恰是环境史最有价值的部分，缺失了这部分内容，环境史将会变得极为空洞。
因此，生态环境史应该将以上四种类型全部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环境变迁之外更应考究社会变迁，关注环境与人类之间纷繁复杂又生动鲜活的互动关系。***治、经济、文化、***事同样会在我们的观察范围之内。环境史将会是真正的整体史，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通过对自然与社会进行高度整合而开创出许多更新的领域。
(二)视角转换――变与不变兼顾。从研究视角上看，我们应该具有动静兼备的观察方法，探究环境状况时不仅要注意到“变”，也要注意到“不变”。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量：其一，从质量关系上来看，前工业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虽也有变化，但人类受制于环境又反作用于环境的表征与后果大体上是前后一致的，所以文明演进历程是量变、质变兼有，而以量变为常态。因此，我们在探究传统时代的物流与能流状况时，注意到量变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质变。其二，从时间跨度上看，长时段的环境与社会都是变动不居的，此为变；而短时段的一切又近乎静止不动，此为不变。其三，从空间区域上看，传统时代的农耕区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非农耕区不断地演变为农耕区，此为变：而某一地区一旦成为农耕区后，地表景观的变化也是很微小的，此为不变。
为了更好地切入所讨论的问题，就有必要引入一种“不变”的视角――“准静态”的视角。所谓“准静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动中有静，静中又有动。在这种准静态下，我们分析各个生态要素是如何布列的，这样的布列状况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人们又如何调适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去应对这种特定的生态状况。准静态视角在以下两种情形下适用：1、较长时段但生态状况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如史 前长达百万年的时间里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早期农业时代数千年之久的人与环境之互动，都可从准静态切入进行深入剖析。2、探究某一时代某一区域的环境状况与人们生产生活之关系时，相当于从历史演进的胶片中切下某一断片，变化可能是极其微小的。以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平原地区为例，当森林、草地、沼泽、湖泊、湿地都开发殆尽后，明清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其实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放在特定环境条件限制下的人们的生产生活。这时更多采取“准静态”的视角，就能更好把握环境与人之间的互动调适关系。
总之，通过引入“准静态”视角，可以使环境史实现“动静兼备”，从而大大彰显环境史的特色，帮助我们改变过分关注环境变迁史的现状。
二、环境史与环境保护之关系
近年来环境史理论方面的论文层出不穷，但似尚无学者对环境史与环境保护史的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一些非环境史学者往往把环境史等同于环境保护的历史，圈内学者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倾向。标有“环境保护”字样的历史论文非常多，其中尤以关注先秦环保理念的文章为多，在不少学者的笔下，先秦是中国环境状况的黄金时代。关注其他朝代环保状况的文章也不少。仅2010年笔者所见到的就有4篇。
毫无疑问，环境史是在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兴起的，其产生发展与环保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环境保护也天然地就是环境史的重要研究内容。但是，环境史却不能简单地界定为环境保护史，其研究范围要广阔得多。一言以蔽之，环保史从属于环境史，而环境史却不等同于环保史。只围绕环境的破坏与保护做文章，对环境史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主要的消极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1、环境史的内涵极为丰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方面面都为其所囊括。上文已指出，人对环境的塑造作用只构成环境史研究的一部分，人的塑造作用包括积极与消极两方面，保护又只是积极塑造作用中的一种类型。这么看来，环境保护也只是环境史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眼光只盯着环境保护这一小块，就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认识错误，环境史断难取得长足发展。2、环保思潮是上世纪中后期才兴起的。古代也曾有些具有环保色彩的***府与个人行为。但传统时代的环境问题并不如工业社会严重，相关的行为只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出现，数量非常少，不具有自觉性和现代的环境意识，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的真正觉醒可能更要晚至上世纪晚期。若只关注环境保护的话，我们会发现可研究的问题少之又少。此外，若用环保思维去探讨中国古代环境史，可能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摒弃激进的环保意识形态，奉行生命中心主义。环境史学者大都有着强烈的环境忧患意识，时时牵挂着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更多悲天悯人的情怀。可以说，强烈的环境诉求与批判意识正是环境史的灵魂所在。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避免激进的环保主义立场。过分强调环保意识形态，会有趋于偏激而背离客观真实之虞。过强的环保意识，往往导致环境中心主义的立场。站在这一立场看问题，会发现人类诞生以来一直在对环境施加恶的影响，最终推导出的可能是颇有宗教意味的原罪论。
其实，环境无时无刻不在自我演变。而生命出现以来也积极地对环境施加干预，人类诞生后只是使得干预作用进一步强化。不对环境产生任何干预，所有的生命都无法生存，人类也不例外，所以环境中心主义的立场是不足取的。我们要批判对环境的过度开发，但这不意味着就要盲目推崇完全无人力干预的荒原。那么我们该采取怎样一种立场呢?王利华最早引入的生命中心主义的立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他曾在多篇文章和多个场合中表明这一立场，他认为环境史“应当转向对人类与自然协同演进关系的系统思考，‘环境史’应当成为一种既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又具有深刻历史哲学思考和生命价值追求的特殊事业。”站在生命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观察问题，既纠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与自大，又避免了环境中心主义的偏激与悲观，从而可以写出真正客观公允的历史来。
(二)规避衰败论定势思维。学界过多关注环保历史，与衰败论的盛行有关。环境史学者在开展研究前往往已抱有一种先验性的认识，即环境在不断衰退，而衰退的罪魁祸首是人类。于是，多数的研究都是在为这一先验性的结论作注脚。这样的研究模式当然也有其合理之处，却也导致了偏离客观真实和僵化思维的弊病。要走出认识误区，就应纠正这一定势思维。
1、要避免机械决定论或过度联系论。不要把任何自然灾变都与人类对环境的干预扯上关系。将环境的变迁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但过于夸大人类的影响力――特别是传统时代――则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有史以来环境的自我变化是惊人的。太阳活动状况、地质变动、洋流与气团异动等自然现象，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如此，在传统时代人类更是无能为力。所以，把传统时代环境变迁的原因过多归结到人类身上未必合理。
2、避免唯自然论，不应盲目崇拜不加任何干预的“纯自然”。实际上也并不存在真正的纯自然，我们知道生命诞生以来一直在对环境进行积极的干预。生物在大气组成、物能流动、地质结构、土壤成分、地表形态等方面的变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诞生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自然的干预。如果去掉所有的干预，整个自然环境将变得死气沉沉。我们要对人类的干预作用加以调控，以便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相处，而非彻底抹去一切干预，那样不惟人类无法生存，所有的生命也将不复存在。
3、避免作简单量化的对比，不应无视史料留存数量的差异，而直接进行量化对比。人们总是对自己生存时代的信息了解最多，而对历史上的信息了解相对要少，于是总容易产生当代灾难要比先前时代多的感觉，从而形成衰败论的观点。如有学者喜欢统计历史上的灾害记录来做量化分析，由此来探讨灾害的发生和变化规律，结论都是自古至今自然灾害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大。他们很少注意的是，某时代文献遗存数量与距今时间的长短呈负相关关系。越是晚近文献越丰富，关于灾害的记载也越多，反之亦是。这意味着统计分析时样本的选取就是不合理的，其分析的结果往往也经不起推敲。跳出简单的量化分析模式，我们会发现环境状况并非呈线性恶化趋势。
三、环境史与传统史学之关系
国内不少学者对环境史并不完全认同，他们一则以疑，一则以惧。疑的是环境史能否在史学中站稳脚跟，惧的是环境史是否会给传统史学带来致命的冲击。那么环境史与传统史学的关系该如何梳理呢?
把环境史视作洪水猛兽是没有道理的，环境史之于传统史学，并不是完全的决裂与背弃，两者之间继承的色彩颇为浓厚。环境史归根结底是立足于传统史学之基础上的，且天然地与传统史学密不可分。历史地理、农业史、考古学构成了环境史重要的本土渊源，而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人口史、灾荒史等史学分支也为环境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没有传统史学提供的丰富营养。也就不可能有环境史的茁壮成长。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一切事项也都在环境史的关注范围内，环境史只是力争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谋求新的更合理的叙述形式与阐述模式，其真正旨趣在于“取百科之道术，求故实之新知”。 通过对新旧史学的更好整合，新课题和新领域将不断涌现。笔者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不同类型的研究可以分别冠名为社会生态史、生态社会史、***治生态史、生态***治史、经济生态史、生态经济史、文化生态史、生态文化史、***事生态史、生态***事史、生活生态史、生态生活史、性别生态史、生态性别史等等。
与其说环境史是要颠覆传统史学，不如说是要引入新思维新视角更换新鲜血液来改造传统史学。我们的叙述模式与阐释方式都会有所变化，但我们的根基依然在传统史学。环境史为史学引入了新视角、新理论和新方法，是对传统史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的补充，而非彻底。
从研究对象来看，我们是要纠正重人事、轻自然的史学传统，为以往的历史研究添加更多的自然元素。环境史将人类历史舞台拓宽并添加更多的非人“道具”与“演员”，以求更全面更客观地叙述并解释历史；同时让人类回归到“芸芸众生”之中，以更谦卑――的态度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概括起来说，其研究理路为“自然进入历史，历史回归自然”。在环境史架构下，自然环境不再是史学可有可无的背景与点缀，而是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环境史要“将环境因素纳入历史解释主体范畴，认为环境一人以外的其他生物、大的自然发展进程与人一样，是创造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样，在重视自然因素作用的同时，也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从而勾画出更为立体更接近真实的历史***景。
从学术理念来看，环境史把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史学研究，搭建起了生态一社会二元一体的研究模式，从而改进了传统史学的社会一元单线条模式。如何在研究中践行生态学理论并探究生态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学者们做了较多的思考。王利华较早把“人类生态系统”概念引入了环境史，他认为环境史“将人类及其周围环境视为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即‘人类生态系统’，考察这个生命系统的历史结构、历史功能及其时代演变，主要着眼于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特别是生命系统的延续与保护，探讨不同系统要素尤其是人类因素与自然因素之间的历史关系，揭示系统演化的历史动力机制”。王建革近年来接连推出了两部专著和一系列文章，在环境史的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方面颇多建树。他最近推出的《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在探究晚近时期社会对特定环境的适应状况时分析精当，运用生态理念和生态分析更好地整合了环境与社会两个层面，书法令人耳目一新，值得学习。
让学界对环境史产生疑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史似乎在鼓吹“环境决定论”。这种疑虑并非毫无道理，国外学者克罗斯比、贾雷德，戴蒙德等人的著作中环境决定论的色彩就非常明显。而国内学者在阐释环境史理念时，也或多或少会有环境决定论的倾向。那么环境史究竟如何看待曾大行其道又因遭受猛烈攻击而式微的环境决定论呢?应该把环境的作用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首先，要认识到环境决定论有其合理的一面，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不容忽视。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来。无数的生物学资料证明在生物的演进过程中，环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地，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的丰富资料可以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被深深地打上了环境的烙印，某种程度上说，人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深刻地决定了他们是什么人。所以，传统史学过多关注文化与社会作用而轻视环境作用的倾向应该扭转。
人与环境论文篇7
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将环境问题列为世界第三大问题,环境权在此背景下被提出来,学者们从不同的法律视角,提出了自己对环境权的认识。民法上的环境权既有较大意义也有固有的缺陷,因此民法上的环境权不能代表宪法上的环境权,而且最终要上升到宪法层面。环境权理论对我国的宪法从观念到条文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评述部分:
本篇文章论述了作者对环境权这一概念在民法与宪法中相关规定的比较认识。当人们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自然不会提到环境这一生存需要的问题,但随着基本生存状况的改变,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行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因此,有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逐渐被各国所接受。首先作者以马克思的一句经典语录:"权利永远不可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的发展。"引出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凸显,环境权应用而生。接着,作者简单介绍了有关环境权的提出和各国关于环境权内容的规定后,总结概括文章第一部分:民法层面上的环境权。从其理论基础、所规定的基本内容、意义及缺陷几个角度做了分析。作者认为,民法上环境权的产生与私法、公法的相互转化,个体本位到社会本位理念的转变及绿色民法概念的提出息息相关;环境物权、环境人格权成为其主要内容;环境权虽不能说是私权利,但是在私人领域客观存在着,所以民法上环境权的提出使得环境权能利用民法在私人领域基本法的角色,得到有效的保护,民法上环境权的提出也提高了环境权的权利位阶且其规定的环境权内容丰富。但是民法的作用仅仅局限于私人领域,环境权得不到更广义的保护,这就需要宪法的提升保护,亦即引出了全文中心论述的第二部分:宪法层面上的环境权。介绍了不同国家宪法对环境权的确立,与民法上的环境权进行了比较,重点阐述了其基本特征和要素及该理论对宪法的影响。作者认为,世界上多数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环境权的行为证明了立宪实践中环境权上升到宪法层面的可行性。
与民法上的环境权不同的是,宪法上的环境权主要突出的是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属性,强调的是该项权利的重要性,保护的是与宪法上的人密切相关的不仅仅限于物质层面的利益;其有社会性、权利义务复合性的特点;宪法层面上的环境权能够对公民提供终极保护,具有特定的客观价值,对我国宪法从观念到文本都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由此也进一步论证了作者的观点:民法上的环境权既有较大的意义也有固有的缺陷,因此,民法上的环境权不能代替宪法上的环境权,而且最终要上升到宪法层面。作者对于全文的论述其实际也进一步延伸了环境权这一概念的日益重要性和立法的紧迫性,提倡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整篇文章论述条理清晰明朗、思路分明、有理有据,将民法与宪法上的环境权的具体内容、意义比较等论述的非常充分。笔者在阅读该文时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和写作的方法。但由于本文是对民法与宪法各自对环境权的规定和确立进行的比较,更大的理论视角局限于这两种法定的环境权内容,笼统的阐述了简单概念的环境权,没有更多详细的论述环境权这一重要概念更广泛的理念及相关内容,笔者将就此项不足在下文中作以精细论述。
环境权这一概念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有着深刻的经济内涵。关于环境权的概念和性质,学界众说不一,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有的认为是各种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各项权利的总和;有的认为仅指公民享受适宜环境的权利。张梓太教授认为环境权是指公民在良好环境中享受一定环境品质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客体是能够对人类生产或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境及构成要素,内容是具有生态性的、审美的、精神的、文化的利益,是对于良好品质的享受。他认为环境权仅仅是一种生态性的实体权利,不包括经济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不包括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人与环境论文篇8
[关键词]环境经济***策 伦理学 价值
[中***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130-05
十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环境经济***策就是这一类制度的总称，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策组合”。环境经济***策是一套***策体系，包括环境税、环境收费、生态补偿、绿色贸易、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环境产权交易、环境补贴等具体***策手段，它是环境***策和经济***策的结合，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因此越来越受到各国环境***策制定部门的重视。环境经济***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基础环节。
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始终保持着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引起了伦理学的高度关注，不仅体现在问题聚焦上，还体现在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变革上。环境问题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作为文明进程中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的伦理学，对于环境制度及其发展趋势应该保持敏锐的洞察，这是伦理学关注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文明的一个基本途径。环境制度是环境保护的支柱，环境经济***策作为环境制度中后发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员，将会对环境制度乃至人类保护环境的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伦理学视阈来关注环境经济***策，根本目的是要通过伦理学的理论论证来促进***策的制定。然而，伦理学为何选择关注环境经济***策这一类制度，又何以有资格来审视它，以及如何来审视和促进它，这是伦理学审视环境经济***策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现代伦理学的理论特色
在讨论伦理学与环境经济***策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伦理学的现代形态及其历史使命进行阐释。伦理学是一门研究道德现象的科学。伦理学既是一门哲学理论学科，又是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还是一门特殊的实践科学。传统的伦理学以善、幸福、公正等为研究对象，始终存在规范主义与德性主义两条路线。上世纪初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使注重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元伦理学成为西方伦理学的主流。元伦理学努力使伦理学靠近实证科学，却使伦理学脱离了实践领域，失去了直面现实道德问题的勇气。二战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使伦理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实践领域的道德问题，应用伦理学就是承担着这样的使命诞生的。此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被合称为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相对应。应用伦理学和传统理论伦理学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应用伦理学运用理论伦理学的理论、原则等研究现代道德问题，但“问题域”有所不同，它不关注私人问题而侧重于对现代公共问题和公共制度的研究；另一方面，应用伦理学也在对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思考中发展着理论伦理学。因此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就是伦理学的当代形态。
伦理学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方式、交往方式的转变，是应用伦理学产生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活在相对狭小的地域，仅靠个人道德品质就能维护社会秩序。现代人摆脱不了公共性，公共生活是应用伦理学产生的土壤。在精细的社会分工之下公共性又呈现出不同的专业、行业、职业领域，这一个个专业领域就是应用伦理学的“问题域”。为应对各个领域出现的公共问题，应用伦理学产生了多个分支，如经济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社会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从传统理论伦理学到现代应用伦理学，不仅仅是“问题域”的转变，更是价值观的转变。应用伦理学的实践向度也表明，伦理学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伦理学既要在生活中汲取智慧源泉，又要融入生活，服务生活。
中国的应用伦理学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应用伦理学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本质上还是因为我国现实社会中道德挑战的迫切需要，由于中国传统伦理一向关注现实的理论品质。我国的伦理学并没有经历西方的“规范伦理学一元伦理学一应用伦理学”的发展路径，不存在那种跳出“语言分析”的伦理学自我纠正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必去纠结于从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进程来构建中国的应用伦理学，我们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
中国传统伦理学从一开始就不注重形而上问题的探讨，始终具有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实践向度。重视用价值规范来引导人生，这一点同现代应用伦理学不谋而合。但是由于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通过暴力***，因此包括伦理学在内的各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范式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经历一个自然的转变，以致对现代问题的探讨总是沿用西方的概念和方法，还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和话语权。这一断裂现象造成我们不能很好地运用传统伦理学理论来指导应用伦理学的建设，为应用伦理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提供价值导向。搭建传统理论与现代问题之间的桥梁，既是中国应用伦理学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中国应用伦理学审视现代公共问题、公共制度的必要理论基础，更是使中国应用伦理学不沦为为西方应用伦理学的附庸，不论现实问题的“应声虫”的不可回避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二、伦理学为何要关注环境经济***策
现代社会正处在文明的十字路口，工业文明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空前的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健康与发展。在扬弃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生态文明，已不仅是理论上的呼吁，也是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生态或环境问题的凸显似乎正在颠覆一个时代，同时也在缓缓地拉启着另一个时代的帷幕。”生态伦理学在这场生态文明的***浪潮中一直担任着理论先锋的角色，生态伦理学为各国的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各具特色的生态伦理学理论为不同形态的环境法律、制度和环境运动提供了价值支持。
不仅仅是生态伦理学，而且是整个伦理学都要参与到要这场生态文明***中，因为环境问题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学科都不可能逃到这场***之外。伦理学一方面要通过审视和反思环境问题来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关怀的视野中，使伦理学理论符合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伦理学不可能通过***沉思的方式获得发展，它必须与现实保持一种有张力的互动，才能实现发展理论和服务于现实的双重任务。制度是文明的载体，关注制度是伦理学干预现实的一个基本途径，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推进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也是现代伦理学的历史使命之一。
环境制度在这场关乎文明转向的制度变革中，应该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它是最直接体现生态价值观、最直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形式。经济是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必须要有生态生产力。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它促进生态文明生产力的基本方式是通过权利一义务关系的规定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的生态化。环境经济***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经济发展转型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经济的活动迟早必须也应该是生态的活动。”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下，整个社会制度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消除那些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制度障碍。因此，环境经济***策代表了制度转型的契机，它的经验对于今后制度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往环境伦理学分析环境问题主要基于宏观文化和微观人性的视角，较少从中观的制度层面入手，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会谈及环境制度建设问题，但都不够深入和系统。我国的应用伦理学进入***策制定层面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国环境伦理学始终面临理论呼声高、实践力度弱的问题，因为它忽视了对本土视阈的环境保护实践及其***策法律的关注，很难为我国的环保事业所遇到的重大矛盾、重大决策提供理论指导或价值参考。
缺少实践向度的环境伦理学，不仅对环境保护实践难有裨益，而且对自身的理论建设也是非常不利的。关注环境经济***策，不仅是伦理学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环境经济***策建设的需要。作为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环境经济***策时时都要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现代经济学注重“成本效益”分析，往往自称“价值中立”，是一种工具理性，不可不说是受到了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影响。工具理性只能解决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目的问题，它使发展失去目的性，使经济成为一列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使环境问题接踵而来。总之，没有伦理学的经济学是贫乏的。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环境经济***策也是贫乏的，非常容易误入歧途和遭遇发展瓶颈，再加上我国经济建设任务的迫切和各级***府GDP至上的价值取向，使环境经济***策在制度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障碍。
实际上，环境经济学正是带着打破传统经济学工具理性的目的产生的，它使经济学带有更多的生态向度和人文向度，它需要结合生态学的知识、伦理学的价值精神和经济学的成本计算。因此，环境经济***策也需要这三个学科的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到价值观影响的，伦理学的价值精神应当成为环境经济***策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策需要伦理学的整体智慧来为其提供价值导向，审视其制度安排的正当性。相应的伦理考量有利于确保***策总体方向的正确性，减少制度设计的短视和盲目。总之，环境经济***策的伦理学研究是环境经济***策和伦理学的共同需要。
三、伦理学何以能够审视环境经济***策
伦理学何以能审视环境经济***策，考察的是伦理学有无理论能力和研究方法把环境经济***策置于自身的研究框架内，从而实现对环境经济***策的有效评价、批判和推动。
环境经济***策是一种现代公共制度，从一般的角度来看，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审视制度，是因为伦理学和制度存在内在的相通性。制度总是人们带有一定的主观自觉性和价值目的性进行实践的成果，制度的各方面都渗透着伦理性，而伦理学是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和特殊的实践科学，它对制度的价值问题具有指导作用。伦理学与制度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这是伦理学能够审视制度的基本前提。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其中又集中体现为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利益分析法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方法。环境问题实质上就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其中又交织着各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然而，在环境问题中，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已经超出了传统利益关系和伦理关系的范畴，它触动到了文明的根基，即人们对待自然的根本态度。因此，环境经济***策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有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目标，才有了通过调节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各项举措。
伦理学关注的核心对象是人，不管是传统的理论伦理学，还是现代应用伦理学，虽然关注的问题域、研究方法和价值理念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只不过传统伦理学更关注德性主义下的人，而现代伦理学更侧重于公共制度下的人，人就是使伦理学和制度能够形成内在一致性的桥梁。环境经济***策展现了生态危机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矛盾的最终解决必须诉诸人与人关系的和解。环境经济***策实质上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私有化的途径来减少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冲突，通过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来促进人在使用自然资源时的权利与义务对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与人的本质属性、人的道德水平、人的价值追求密切相关。具体地看，***策的制定主体、实施主体、实施对象都是人，人的价值观念对***策的实施效果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因此包括环境经济***策在内的一切制度在根源上的问题都是伦理问题。
生态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催生了生态伦理学，它的一些基础理论，如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正义等，成为我们构建和评价环境制度的基础。然而，生态伦理学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很多理论还在探讨。关注环境经济***策这一特殊公共***策对于伦理学而言无疑是个重大挑战，这一挑战不可能由生态伦理学独自完成，还需要融汇应用伦理学其他分支的理论和方法，如经济伦理学、制度伦理学、发展伦理学等。与此同时，伦理学还要打破自身视阈，积极吸纳其他学科的优秀理论和方法，如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环境法学、生态学等。
环境经济***策是不断发展着的，随着新经济手段的开发和应用，***策会朝向复杂化、系统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伦理学不仅要关注环境经济***策的宏观价值问题，还要关注***策制定和实施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问题的伦理性。因此，伦理学要坚持实践的品质，扎根于生活，紧紧围绕价值关怀和人文关怀，为环境经济***策的发展提供目的性导向，使之更富于人性、更富于自然性、更适合于国情。
四、伦理学如何审视环境经济***策
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关注实践、服务现实是伦理学的理论品质。然而，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哲学的理论特质决定了它观照实践的方式是间接的。哲学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哲学也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哲学能改变人，而人能改变世界。在现代社会中，制度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主要方式，因此对于制度的价值审视就成为现代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主要任务。
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有其特殊性，“哲学与其他一切学科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自己确定不变的研究对象，它在‘已经给定的秩序中没有一个划给自己的活动范围’，在现存世界中找不到自己‘固定的地盘’，它的功能既不能如常识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见效，也不能如实证科学一样在操作层面体现，而只能从其‘价值批判’性活动中才能找到”。因此，价值审视是伦理学审视环境经济***策的基本方式，它有如下几个主要途径。
第一，基于整体视阈的文化背景反思，关注的是那些能够从根本上影响环境经济***策制定和实施的背景性问题，如影响人们环境行为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历史根源、***治根源、社会结构等问题当中的价值问题，为环境经济***策的制定提供一种整体上的价值观览，使环境经济***策更能与整体社会价值观契合，从而巩固其地位的合理性。
第二，审视环境经济***策的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环境经济***策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既关系到***策最终的合理性根源和***策的发展方向，又关系到各项子***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实际上，我国的环境经济***策正是因为缺少明确的价值理念，导致***策发展目的不明确，屈从于经济发展目标，致使各项***策手段之间缺乏整体的协调性，没有形成完整的***策体系，这两个问题严重影响着***策的自洽性。伦理学要为环境经济***策寻找明确的价值理念，解决***策发展的目的性问题，促进***策手段之间的协调发展，推动环境经济***策形成一个较为完整和合理的***策体系。
第三，提炼环境经济***策技术标准中的价值问题。环境经济***策涉及很多技术标准，包括各种环境指标、监测标准和各种形式的市场价格标准，这些标准不只是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其背后还反映了深刻的价值问题。环境是客观存在的，而环境标准、环境物品的市场价格却是人为制定的，人的活动必然含有一定的价值性，体现了主体的好恶倾向。比如环境税。税收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就是税基和税率，税率标准的制定就直接反映着***府的价值倾向，它既影响着环境税的有效性，又反映着***府对国家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民生等问题的综合考虑。伦理学要善于从这些数字背后提炼出价值问题，帮助***策更有效地实施，也要考察这些技术标准能否有效支持***策的价值理念。
第四，考察环境经济***策的主体性问题。制度是人的实践成果，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定在，制度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因此考察制度就一定要考察人的问题。环境经济制度涉及的主体有三大类：***府、市场主体和公众。***府主体可分为***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市场主体可分为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公众可分为消费者、民间组织和一般公众，这些主体的价值倾向都影响着环境经济***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都是伦理学要考察和研究的。
人与环境论文篇9
(一)环境哲学实践的背景环境哲学起源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它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日益加剧的境况下的“智慧之思冶。环境哲学从萌生之日起,虽然一直以来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但其大多时候仍然是站在理论的层面上。为了真正地实现其价值,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种个人与公共生态社会互动的道德选择的产物冶,环境哲学不应只拥有理论指向性,还应具备实践指向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恶化:PM2郾5超标、森林锐减、地下水质污染严重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这种情况急需环境哲学对社会发展实践进行指导,因为,环境哲学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造成环境破坏的物质与技术,但是它能影响开发使用这些物质与技术的人的思想价值,进而为从根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更自觉而清晰的理论、理念指导和更具现实操作性的实践理念设计。中国***的十报告中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冶。把生态文明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把“美丽中国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说明生态文明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环境哲学作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哲学,必须与生态文明的科学思想与伟大实践相融合,必须回归并指导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实现环境哲学新的飞跃。
(二)环境哲学之实践的理论基础环境哲学是围绕人与自然关系展开的,其实践的理论基础归根到底也应是对这一关系的阐释。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环境哲学的关键词是“人类中心主义冶,许多人否认自然价值。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环境哲学发生了新的转向,在21世纪环境哲学变革的时代,否认自然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逐渐被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所替代。环境哲学指导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实践指向性,必须要充分认可“自然价值冶的理论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产生至今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环境哲学百家争鸣、流派繁多,诸如以彼得•辛格的理论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倡导动物***,呼吁人们从道德上关怀动物;以施韦兹的“敬畏生命冶理论和泰勒的“敬畏自然冶理论为代表的生物中心论;以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和拉斯洛克的“盖娅假说冶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以凯伦•J.瓦蕾、范达娜•席瓦等为代表的生态男女平等论;以亚当•沙夫、威廉莱易斯、卢西那•卡斯特林纳等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些新环境哲学思想都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冶或“自然价值冶观念的萌生,并在其所处的社会阶段对改善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其理论精华与现实实践相结合,成就了环境哲学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
(三)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的意义环境哲学发展到今天,其实践指向性的意义已经不仅局限于指导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为21世纪生态环境变化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展现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的意义,才能了解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1郾理论意义“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冶[4]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创新,环境哲学也是一样的,即使其已经用来指导实践,也必须在实践中促进环境哲学理论发展。首先,理论层面上,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研究能深化国内生态文明研究,建立或重塑生态哲学理论体系,明确环境哲学的价值理念,使其更加贴近现实。其次,在价值与效应层面上,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环境哲学与自然环境的中介,能通过最高层级的人类精神表达方式———反思来不断拓新人的本性的境域,使人类的价值观念在转变过程中得到升华,由正确价值指导的实践活动就更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2郾现实意义长久以来,我们过分看重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统一。如今,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都在生态层面体现了环境哲学的现实意义。首先,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能改变人们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环境价值观;其次,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能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指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后,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能促进***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冶发展方式的实现,促进生态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环境哲学实践指向的转变
环境哲学的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很多古代学者的思想中都透露着环境哲学的理念,这些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时当地人们的行为实践。从历史的角度看,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强。
(一)农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农业社会是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最弱的社会发展阶段。虽然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环境哲学思想,如儒家、道家、佛教的一些思想理念中都包含了环境哲学思想。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冶,认为人应体会自然运行法则,以达“天人合德冶,如此才能“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冶;道家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冶。佛教思想中也有环境伦理思想,主张“佛者,觉悟之意;性者,不改之意。一切众生皆有不变不改的觉悟之性,名为佛性冶;“无缘大慈摄众生,犹如一子皆平等冶。但这一时期,由于人类的知识能力与生产力水平较低,环境哲学思想主要是指导农业生产实践,要求人们顺应自然,以求风调雨顺,其实践指向性较弱。
(二)工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工业社会时期“人类中心主义冶的环境哲学价值观指导着整个西方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体现了这一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虽然工业***让人类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的阴影冶,使人类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当人类还陶醉在工业***的伟大胜利,享受“人类中心主义冶价值观带来的成果时,人与自然关系越发紧张,进而限制了人的发展。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科学和技术把世界变成了人的自我肯定冶,以便对自然实施全面控制。现在看来,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冶价值观念带来了对社会实践的错误指向,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的生态灾难,不是自然在惩罚人类,而是人类自己在惩罚自己。整个工业社会时期,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没有真正地融合共生过,我们反思这种生产实践、生活方式背后的价值理念的错误,从思想和实践上更加注重调节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平衡。
(三)后工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如果说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环境哲学主要是指导人们的生产实践,那么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哲学已经开始作用于处理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与大自然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如澳大利亚生态学家W.福克斯认为,人们相信人类中心论,是因为人类中心论是一种自助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自我的重要性,反映了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因此,人类中心论观点不仅具有欺骗性,而且具有危险性。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开始越来越多地指导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西方国家在这样的环境哲学价值观指导下,进行了很多成功的实践,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群众性的生态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绿***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心,倡导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治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西方国家正在逐步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生态文明新阶段已经初见端倪。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地方也涌现了众多生态实践。顾悦把环境伦理与西部大开发相结合。他认为,西部地区严峻的生态环境现实呼唤生态伦理道德,开发建设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基础。在这类环境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西部建设了一批生态县、生态城,成就了环境哲学实践指向的落地经验。如地处贵州西部高原乌蒙山腹地的威宁县,按照西部大开发和威宁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冶的要求,正确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在加强生态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协调的健康发展。除此之外,陕西省商洛市、青海省贵德县等都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践行了生态伦理道德。在后工业时代的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应继续坚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环境哲学价值理念,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
三、建设生态和谐社会:新形势下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
(一)建设生态和谐社会这一实践指向的优越性首先,生态和谐社会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生态和谐社会在哲学上是非常深刻的,突出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既体现局部,又强调全局;在价值观上是全面的,认为人与动物及其他生物一样都有价值和利益;在道德上是完善的,把道德对象的范围拓展到了所有生命和自然界。生态和谐社会完全摒弃了人主宰和统治自然的价值观,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等旧环境哲学理念没有的优越性。其次,生态和谐社会能实现价值和现实的调和。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生态和谐社会尽量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尽管对自然的保护必然会损坏部分人的短期利益。生态和谐社会的伦理范式可以在现实利益和长远价值观出现矛盾时,提供一种调和方式和手段。价值与现实是不同的,价值具有主体性,它是多元化的,人的价值判断应该以主体为尺度,即使是在生态和谐的社会中,人的生态价值也会与现实利益发生矛盾。同时,现实与价值也是不能分离的,主体的价值取向不仅要从主体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而且还必须以客观事物和规律为根据。如果人类总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的现实问题,依然在沿着“人类中心主义冶的老路走,那么人类也将继续在困境中挣扎。但生态和谐社会的伦理范式能调和环境现实与生态价值,使主体在确定自己的价值取向时,既了解自身的利益、需要,又能了解客观事实,尽量避免无现实根据的价值决策,显示了其调节矛盾方面的生态优越性。
(二)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哲学属性生态和谐社会以和谐为灵魂。“和谐冶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体、动态、相对、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关系,是不同事物之间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和谐是生态文明追求的目的,它指导生态建设的实践,蕴含于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步。生态和谐社会是建立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冶的环境哲学基础之上,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的价值理念。人与自然是地球生物圈之中的对立统一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自然为人类提供栖息之所,供人类繁衍生息,发展生产。同时,人类逐渐认识自然规律,并通过行动改造自然。当代工业文明将反自然推向极端时,人类面临着自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我们能否以文明的方式与地球生态系统和谐共存?由世界自然基金会、伦敦动物学会组织的《生命行星报告2006》给出的数据表明:“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地球负荷的25%,我们早已不再依靠地球的‘利息爷生存,而是在挥霍大自然的‘本金爷。照目前这种消耗资源的速率走下去,发生生态崩溃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冶人类的智慧让我们找到了“和谐冶。“生态和谐冶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把钥匙,我们将通过它打开生态和谐社会的大门。毕竟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生态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则是生态和谐社会的哲学属性。
(三)生态和谐社会的实践诉求人类须敬畏自然,更要善待自然。恩格斯曾经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冶生态和谐社会的实践是在减轻已出现的“报复冶,避免新的“报复冶产生。在实践上,生态和谐社会以走绿色道路为主要途径,实现经济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综观世界各国的建设,美国2009年8000亿美元的经济复兴计划中,有1/8用于清洁能源的直接投资及鼓励清洁能源发展减税***策,以实现能源战略的转型;英国2008年下半年公布的发展蓝***显示,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至15%,继续发展核电的同时将风能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主力***,这次英国发起的绿色能源***将是工业***后最大的变革。而中国在超越传统GDP理念的同时,更须采取实实在在的生态行动。自1996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中国***府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与绿色发展有关的方略,如我国“十一五冶规划中首次将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规划,确定了多项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重大工程及淘汰落后产能目标,并实行了严格的节能减排分省考核制度。“十二五冶规划中将绿色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等。这些实践措施都是以绿色实践为中介,要求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也就是把环境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联系起来了。所以,生态和谐社会的实践诉求恰恰符合了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是21世纪环境哲学实践指向的目的和动力。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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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旨在培养具有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现代法律人才。***《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提出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为学生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要大力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倡启发式教学，注重因材施教。由于我国传统法学教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不利于学生法学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改革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人才培养的需求乃大势所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的改革应当以培养生态文明法律新型人才为目标，为我国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目标奠定基础。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模式反思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自1997年被列为法学二级学科以来，已有二十年，***于2007年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增列为法学核心课程。“生态文明”写入***的十七大报告，***的十报告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在提高大学生环境保护意识、树立环境法治理念、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部门法无可比拟、也无法替代的。目前我国环境立法、环境***、环境司法方面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亦是近年来法学界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带来新的契机，也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三江学院法律与知识产权学院为本科生***开设2个学分32个课时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选修课。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许多原则、制度和专业术语与宪法、法理、民商法、行***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多个法学学科紧密联系，其内容更体现出与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生态学等多个跨一级学科的交叉制式。与传统部门法相比，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门课程本身的理论性并不是很强，但是该课程呈现出整体的理论体系比较分散的特点。笔者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教学多年，深知传统教学方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在法学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它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一）讲授式教学法
如果仅仅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法，学生对知识的了解限于教材和教师的灌输，对知识点的掌握靠强行记忆，会导致缺乏学习热情，不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无法达到对学生解决实际环境纠纷能力的培养。如何对现有讲授式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是法学教育尤其是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样一门具有强烈专业特色的学科教学中的瓶颈。法律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其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之利剑应运而生，是实践推动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建立和完善，其实践性、应用性更加明显，且环境要素本身体现出高度的社会性，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价值追求，此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意味着其必须反映自然科学规律，在理念上吸收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通过技术规范和标准发展出相应的法律规范即较强的技术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对环境立法、环境***、环境司法状况的了解，是单一的教师中心型教学方法无法完成的。加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内容较为庞杂、课时较少，若教师细致讲解，会导致填鸭式教学，反而影响教学效果，若教师不讲，会导致学生只能了解教材上的知识，所学有限视野狭窄。
（二）案例教学法
在我国传统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法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激发学生的兴趣、拓展学生的思维、增强学生的参与性等，当然，案例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也体现出它的局限性：第一，如何保证高质量案例作为素材。第二，学生愿意深入思考案例而不是仅仅“听故事”。
（三）模拟法庭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内容包括了总论、自然资源保护法、污染防治法、国际环境法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学生具备法理、民法、行***法、刑法、诉讼法等基础学科的功底，且需了解环境学、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跨学科的基本原理，知识跨度大，科技性强。这使得在32个课时的条件下，不宜选择模拟法庭等特别费时耗力的实践教学模式，否则可能会导致因教学基本信息量不足，致使学生无法较好应用，反而影响教学效果。较之民法、刑法等部门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目前尚不处于“显学”地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内容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所占分值极少，这使得学生对该课程的重视程度和学习兴趣降低；同时，现实的就业压力促使学生更加现实，多数学生在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或准备司法考试，无心在课程学习中投入过多精力。
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思路
现代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有创造性的人才。创造性思维包括：一是发现问题、二是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教师的创造性思维即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创造性。
（一）优化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学生自学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加强学生创新思维和实际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个性和才能的全面发展。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逐步改变过去以讲述为主，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教学方法，采用“参与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师生共同合作式的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整合各种教学资源，采用多种教学方式，设置若干教学环节，为学生创造出参与教学过程的充分条件，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以及教师主导作用，在师生双边互动的过程中进行教与学的活动。使学生教学主体地位提升，促进教学目标整体性实现，实现教学效果多维度拓展，调动全体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本次教学改革实践，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通过“小组合作式专题讨论”来实现。专题讨论由教师事先准备讨论内容，共设计14个选题，主要涉及实案讨论，如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诉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廉兴中污染环境案等，案例为2017年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的10起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典型案例，（其他4起案例也较新颖并具有代表性）以此作为教学案例具有客观真实性、多样性，且与时俱进，及时跟踪最新立法和法律实施进展情况。这10起典型案例均为获评首届全国法院环境资源优秀裁判文书的案件，案件涉及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大气、海洋、渔业资源污染、环境公益诉讼、环境行***处罚等纠纷，涵盖大气、水、渔业、野生动物等环境要素和自然资源，类型包括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涉及刑事、民事、行***三类案件。所涉案件能够反映出最前沿的问题，如湖南省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何建强等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法院在认定七名被告人均具有在自然保护区内投毒杀害野生候鸟主观犯意前提下，正确区分各自的客观行为，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和共同犯罪理论区分主从犯予以裁判，既体现了从严惩治环境资源犯罪的基本取向，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策。倪旭龙诉丹东海洋红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系因风力发电产生的噪声、光影及电磁造成养殖损害的新类型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人民法院在确定三种可致环境污染因素的基础上，依法认定了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体现了环境污染损害因果关系认定的特殊性。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谭耀洪、方运双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系由社会组织作为原告、检察机关支持，弥补了个体受害者诉讼能力的不足，无论对个人权益还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都非常必要和及时。海南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诉海南省儋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环境行***处罚纠纷案，涉及对环保部门环境监测程序合法性的认定，明确了不能证明取样程序合法的监测报告，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被处罚人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主要证据的裁判规则。通过专题讨论可以真正体现学生参与，弥补传统单一讲授法和案例教学法单向信息传输和“听故事”等局限性，注重综合能力的考查，如锻炼学生的资料整合才能、案例分析才能、研究才能、授课才能、语言表达才能、团队合作才能等。全班学生通过抽签组成学习小组，各组推选1名组长，打破原有的班级界限。每一小组专题讨论的参与者，可以通过一个案例熟悉多部法律，如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环境资源案例，可能涉及到《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诉讼法等，以及了解司法是如何将若干法律运用于实践当中解决问题。小组各成员基于他们的各自分工不同，又可以得到不同的能力培养。如讨论需要完成六步分工合作，第一步，课后收集、整合资料，在中国知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获取讨论详细内容；第二步，案情简介；第三步，判决结果简介；第四步，本案适用法律梳理；第五步，该案启示等；第六步，需要学生制作课堂演讲PPT。以上六步分别由六个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完成，互相配合、相互监督，每个成员的任务完成情况直接影响小组团队总任务的完成。其他小组学生可以通过专题讨论参与者制作的PPT和演讲，了解多个领域。在知识水平、思维方式等方面，各学生间存在差异，通过参与，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使得各参与主体思想相互碰撞、启发、互补，从而达到拓展学习的目的，开拓学生的视野。
（二）更新课程内容
不断更新、完善授课内容，结合最新教材及法律，讲授内容涵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基本理论和该领域前沿热点问题，拓宽学生的知识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教学改革经过两年的探索与实践，现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课件一套习题、形成与教学内容相配套的相关学习资料体系，“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读写议材料”一套，教学视频素材文件50余个。“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读写议材料”第一部分推荐网站，如中国法院网、最高人民法院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知网、环保部***、及各高校、科研院所网站等；第二部分环保知识，如臭氧层被破坏造成的危害等；第三部分实例讨论，如最新案例“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诉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廉兴中污染环境案”等；第四部分实例阅读，选取“最高人民法院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如江苏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等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以及在环境***方面选取“环境保护部公布12起新《环境保护法》执行典型案件”等；第五部分习题；第六部分法律法规汇编。
（三）完善考核方式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为考查课，平时成绩占40％，期末成绩占60％，不拘泥于传统考试方式，期末考试采用课程论文方式，课程论文不少于3000字（由教师选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理论前沿问题作为选题），评分标准为：论文写作过程中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30分；论文结构的合理性、论文观点正确性、内容翔实表达准确为30分；论文的创新性为30分；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工作态度为10分，共计100分。环境纠纷反映出新型化、复杂化等特点，我们必须夯实环境法治基础知识的传授，加强环境法治基础知识的“通识教育”以回应社会需求。《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专注于我校“应用性复合型”全方位人才培养要求，以提高学生的参与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目标，以“参与式教学法”为突破口，改革教学方式，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提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教学质量，实现由传统教学方式向全方位综合教学方式转变，学生教学主体地位提升，教学目标整体性实现，教学效果多维度拓展。随着课程教学方式改革与创新的继续深入，将使学生获得更新、更全面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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