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小松是1952年生人,下乡当过知青,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赴美做过访问学者,如今是作曲家里“寂静的大师”。像那一代人一样,他经历得足够多,多得让人艳羡。
但他说:“任何经历都是经历啊,为什么都要那样才好呢?都要上山下乡?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经历造就不同的人。艺术不是必须怎么样才好,艺术是可能怎么样才有意义,人类文明是可能怎么样才走到今天。”
如他所说,不同的经历造就不同的人。他的经历,使得瞿小松之所以是瞿小松。
诉苦是件羞耻的事儿。”瞿小松说。
采访他的前一天,我和他的大学同窗刘索拉、叶小纲交谈过,刘索拉说:“我们这一班同学是不诉苦的。”我把此言说与瞿小松,他颔首赞同:“说得太对了!有什么苦好诉的呢?”
瞿小松出生在贵阳,贵阳不大,像一个盆地,周围都是山。即使在城市的中心,他也经常看苗族的人、布依族的人,挑着山里的苦蒜来摆摊卖。城市和乡村并不离得很远,没事儿的时候,他和他的兄弟,总是跑到山上,躺在山坡上,看树梢分割了蓝天,时有云朵飘过。
他的父亲是小职员,算不上“红五类”,到反右的时候,父亲被打成“暗挂”。所以少年的他也不能入共青团,不能去参加***组织,“反而是高兴”。和他厮混在一起的“年轻的伙伴”,分别是皮匠的儿子、铁匠的儿子、木工的儿子、车夫的儿子。
到了“”,父亲被整,他亲眼看父亲“坐飞机”,父亲被关在工厂里,他要去送饭。但“”的好处是,自小不爱被管的他,终于没人管了。
没过多久,他到苗族山区下乡,更觉得天地广阔。“那山,太美妙了!那个水,下雨的时候遍山小瀑布。山里有——我现在知道叫猕猴桃了——我们那时候叫马屎坨,夏天掉在地上,会发酵,捡起来吃有酒香,很快乐、很轻松。”
“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而且很直,我们插队的那个生产队,除了我们四个男知青,全部是苗族,苗族人很朴实,他们也很简单很直,所以我们相处起来很舒服。”
但是做活儿确实是苦,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苗族人会走亲戚去借粮,知青们没地儿去借。饿得没东西吃了,把风干的玉米拿来煮着吃。
一年秋天,他进山砍柴,担了一担柴还没走回寨子,脚下一滑,那担柴就压身上了,也没力气起来。人就被活活压在柴下面。等另一个寨子的知青路过,帮他把那担柴拿下来,他又背着柴往回走。实在是饿得不行,他的哥们儿从床角找到一块发霉的玉米面,捏成团子煮给他吃了。吃完,柴刀往背上一别,又进山了。
但是说到这事儿,他又对我说:“不是觉得苦,农民干活也是这么干的。”
而生活很艰难的时候,他也觉得,都是要过去的。“在憋得有点呼吸不过来的滂沱大雨里走,也觉得这个雨总是要停的。”
二十岁,瞿小松开始学小提琴。刚学会认五线谱的时候,“走在马路上,得意得很”。后来考入贵阳市京剧团当乐手。
1977年全国大学公开招生,不论家庭出身。瞿小松报了名,进入了后来颇为传奇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8级(实为77级,因校舍没修好,延期入学),和刘索拉、叶小纲、鲍晋书师从杜鸣心教授。
但是在学西方音乐的过程中,浪漫主义的、印象派的方法,瞿小松都觉得不合适,他找不到过去在山里时,“贴着地、贴着山”的感觉。直到一次采风,到瑶族山区,听瑶族音乐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这才是我想写的音乐”。
后来他写了《第一弦乐四重奏》,这部作品让他明白,“山的气质,山民的气质,正是具体我这个人的气质,粗朴、直接、强悍。”
当时,他和同窗叶小纲、郭文景、谭盾,并称音乐学院“四大才子”。但瞿小松提及这个的时候止住了话头,“世上有两类人,一类是做事的,另一类是说事的”。
这几个人中,他与郭文景的风格最有相通之处。当时写完《第一弦乐四重奏》,他心中狂喜,把谱子给郭文景看。郭文景一看,跳起来,说,你莫走你莫走!他也刚完成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风风火火把总谱拿过来,摆在钢琴上,噼里啪啦,动手就弹。
郭文景是重庆人,影响他的民间音乐是长江码头上青筋暴露的挑夫唱的船歌。两人的音乐里,都有率真又狂野的感觉。
后来瞿小松听到巴托克的音乐,巴托克是民间音乐的大师,他的第一反应是:“哎哟嗬,这哥们儿,怎么(跟我的音乐感觉)一样啊!”
1989年,瞿小松受美国亚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美当访问学者。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的时候,工作人员问他,不会英文去那儿干啥?他想得很天真:“那边应该有翻译吧!”
没有翻译。而他在国外一待就是十来年。
费城附近有一个现代艺术机构叫“黄泉”,每年邀请不同的现代艺术团体待个把月。1990年秋,“黄泉”邀请了香港的实验剧团“进念二十面体”。“进念”的艺术总监荣念曾是他的老朋友,邀他同去。两人工作之余,都会到附近的森林走走聊聊。
一天,瞿想要在录音室做点东西。选了一首自己过去的舞剧作品,把录音带放慢一倍、两倍、四倍播放。当这个音慢到八倍,声音变得无限长、无限低。原本一小节“休止”,对他变得如同万亿年那样长。等到下一个音出现时,那声音有如地震中的深深轰鸣。
这次体验让他似乎“触到宇宙的呼吸”,他体会到,“声音是短暂的,而寂静是永久的”。
后来,他创作了七部“寂”系列室内乐,名字分别叫《寂谷》、《行云》、《空山》、《叩》、《祭》、《流沙》、《静水》——大量的休止,少量的乐器,犹如国画。寥寥数笔,大段留白,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他说:“我珍惜每一次***而干净的声音,以及它们之间的静默。”
隔一段时间,他总爱到山里行走。“我到山里去,不是像文人一样到大自然去,我就像动物需要山林一样的,不是文化人的浪漫。”
现在,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四岁,一个六岁,给她们放崔健的《一无所有》,小姑娘会跟着舞动。他笑眯眯地说:“有孩子真是太不一样了!‘天伦之乐’不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有了孩子之后,他对学生有了父亲对儿子的感觉,“像‘中国式’的父亲,会敲打他们”。
现在,他爱上了川剧、昆曲,开始钻研老庄文化。他说:“我喜欢中国的古典艺术,但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才喜欢,而是把它摆在一个艺术的版***上去看,确实有意思。我经常跟学生说,如果你不喜欢中国音乐,你不要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而非要去写中国音乐,艺术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你千万不要不喜欢的事情,如果你喜欢西方音乐,你写西方音乐就完了。那是音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