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1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重建”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国学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都开始谈论起中国传统的问题,并以此作为一种时尚。可是,当我们面对着许多传统的缺失时,我们感叹,并要追根溯源找到问题的所在,“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卷入了这场全民大讨论中。这几年常听到或看到一种议论,说新文化运动全面反传统,具有感情用事的非理性色彩,造成中国的思想危机;说“打倒孔家店”在中国文化史上带来一股“左”的思潮,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开启了的先河,等等。持这种论点者,国外、国内都不乏其人。
说起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与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对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那个时代,文化***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基础的改变,使得作为依附于这种社会制度的文化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其创始者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那时的中国是奴隶制瓦解之前的苟延残喘,而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所提出的理论自然是针对奴隶制社会的。后来,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走进了封建社会时期。其实,在处于封建初期的秦朝和汉朝前期,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是道家而非儒家。儒家的重新崛起是在汉代大儒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改造,并被汉武帝极力推行之后的。董仲舒对儒学的重建,使得原本以奴隶社会为基础产生的儒家文化适应了封建社会的,而儒家文化也因此重获新生。
二十世纪初期,封建体制摇摇欲坠,而被封建统治者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而被极力改造的儒家文化,也面临着一场“抽根”似的危机。其实,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重建。只是,董仲舒的那一次是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进行的,而新文化运动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对于权威的迷信,使人们可以更好地“去粗取精”,改造传统文化。
从董仲舒改造儒学到封建社会瓦解,其间大概有两千多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儒家学说渐渐地发生了“质变”,成为专制主义与旧道德、旧文学的保护伞。从“天人合一”的“天命论”到倡导“三纲五常”的程朱理学,儒学从一种原本十分人性化的思想无奈地走上的扼杀人性的歧途,而这又导致了个人意识的泯灭以及对于权威的盲目崇拜,这毫无疑问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俗话说,“矫枉必先过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才可以唤醒民众,实现个性***。
新文化运动期间, ***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其实,由于封建社会的“潜移默化”,“国粹”早已被扭曲,到不如在那个时候一并打碎它――文化的东西是不会被本民族的成员所抹杀的,它最多只会“休眠”一段时间,等到适当的时间它自然又会苏醒,而且以一种更加饱满的精神去生长。我想当代的“国学热”就很能说明问题。国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漂泊,终于又在社会中找到了归宿。而这一次,它将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因为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讨论,其实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重建,而这样的重建,必然会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从而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当代找到它适合的位置以及存在的方式,为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其意义还是十分巨大的。
最后,新文化运动还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引进了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科学和理性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提出无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理的,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表现了科学的大无畏精神。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理性主义而非感情用事的运动。当时提倡科学民主,提倡文学***,都是服从于民族发展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五四时期觉醒的青年们,正是最反对“盲从”,最反对“不求甚解,浑浑噩噩”,尽管手段有些激进,但他们追求的正是理性和科学的精神。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所以提出要采取“全盘西化”这样激进的方式,也是出于一种策略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势力的层层威逼,我们的***者们是无法安下心来,与他们大谈“一分为二”的重要性的,当时要做的,只是让整个中国知识界能够活跃起来,共同关注这个问题,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而在这种论战过程中达到宣传自我的目的。
总之,五四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时期,而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一块里程碑。之后,中国文化界逐渐从“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中国民众的思想***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应当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审视历史,去评论我们的前辈,毕竟,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与我们是不同的,而如何走好今后的路,才是我们当下最应该深思的问题。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2
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我们提出,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统,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孙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从他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学习社会学课程算起,他在***前的33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入,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起点,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人认为,孙本文深受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心理学派的倾向。实际上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从社会学方***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主要是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的方***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③实际上也确是这样,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成了完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社会学的观点》(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学者要运用多种视角来研究社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合派之林。”⑦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的基础上,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ABC》(1928)、《社会学原理》(1935)、《社会学体系发凡》(1945)等论着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着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提出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从上述五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当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囊括在内。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的印记⑨。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还是在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思维框架和方***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要不断进行思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理论内容,创新理论学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说孙本文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人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本文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他更是***前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不断繁荣发展的核心人物。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必须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有其合法性,从而为学科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这种合法性辩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逐步巩固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本理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学元理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立法”,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赢得新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难以替代的地位。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学能够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孙本文以广义上的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普通和共同规律的一种认识,这是它跟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治学区别分开的基本标准。孙本文还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⑩,它跟专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的分工非常明确,这就进一步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对于孙本文所说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有很多异议,但当时的社会学家大多长年埋首于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极少有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所以孙本文的这种通过析清研究对象来为社会学赢得发展空间的努力,说明他有很强的学科领导者胸怀,有推进学科发展的长远眼光。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3
相对已经发展数百年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虽然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研究水平还在西方之下。有人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一流期刊发表的论文，有一些也已达到了西方二流 SSCI期刊论文的水准，这话看似表扬，却让中国社会科学感到难堪：13亿中国人民的社会科学最高水平期刊发表的论文，仅仅只有部分达到西方二流期刊的水平。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不说，中文期刊论文的质量，现在要比十年前高得多了，而十年前又比二十年前高得多了。假以时日，中文期刊的质量最终可能接近甚至达到西方一流水平。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中文期刊，我们要接力。有13亿人的巨型国家，有如此之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又有如此之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怎么可能不进步？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质量怎么可能不提高呢？
之所以要对中文期刊有信心，要接力，而不是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以现在西方一流社会科学期刊为平台，借用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期刊的规范评审发表，既训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升质量，又甄别出研究水平高下，还国际化了，一举多得。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期刊是非中文的，在非母语情况下写作，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挑战，而且用英语发表，其读者远不如中文读者多。
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大都是西方的时代问题、地域问题。社会科学也不像自然科学一样中立，往往有强烈的价值预设甚至阶级立场。西方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从西方利益的国际秩序视角下形成的，社会科学的问题设定、论证方式、兴趣选择都与西方社会所处时空条件紧密相关。中国是一个有文明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与西方的时空条件和发展阶段差异极大。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回答中国的时代问题，而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界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相反，西方社会科学正在研究的焦点话题可能与中国时代需要没有关系。这个时候，若以西方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作为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准，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社会科学话语权就会严重脱离当下的时代，甚至沦为西方话语的应声虫。
因此，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标准只能来自中文社会科学期刊。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已经有了好的起点，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自然会有大量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接力提升中文社会科学论文的质量。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研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是有中国主体性的，是在服务于中国13亿人民的。
只有确立中文期刊发表社会科学论文的主体性，才能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精华，才能从阅读西方期刊论文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营养，我们也才有了真正讨论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主动权。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理论问题；深度理论问题
中***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024—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成果。对这一重大理论的研究，应既重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又重视深度理论问题的研究。从 二者的辩证关系来看，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需要深度理论问题研究的延伸支持和拓展支撑，而深度理论问题研究需要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基础依赖和牢固筑底。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一方面，要进一步打牢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进一步加强对其中蕴含着的深度理论问题的研 究。在这个问题上，由博士生导师李爱华教授作序、史家亮博士撰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22万字），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较好地做到了以下几点： 论文
一是既有理论的思辨又有实证的开放式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不论是基本理论问题还是深度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有理论的思 辨，否则，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与思考就会流于肤浅的层面，难以从实质上把握这一重大理论。但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由此，对 这一理论的研究与思考仅有理论的思辨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实证的开放式研究，这有助于增强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论》的 论述自始至终体现了对理论问题的理性思考与现实中国的结合，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二是既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运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首要地是 应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尊重马克思主义原著，同时又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进一步增强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论》研究的理论基点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同时又运用了社会学、价值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些有理论深度、有新意的见 解。 作文 /zuowen/
三是既有对理论的分阶段分析又有对理论的整体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思想在内的 科学理论体系。而且，这一理论体系还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由此，对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研究需要有分阶段的研究与分析，这是深入研究这一理论的首要环节。但 仅此研究显然不够，还应重视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整体研究，这是更好地发挥这一理论的时代价值所必须要做的关键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论》的研究 既以理论发展阶段为依据，论及了***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也从整体角度论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理论地位、基本特征、价值取向、实践价值、发展走向等问题，显示了作者从整体角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努力。对作者而言，这一探索尽管是初步 的，但应该说是成功的，研究的价值值得充分肯定。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论》（下转31页）（上接24页）一书在基本理论问题与深度理论问题研究的结合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将有助于推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 毕业论文网
explor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and depth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study
——comment on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nographs”
chen jia-fu
（shandong university, marxism college, jinan 250100，china）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5
①准确、规范。要将研究的问题准确地概括出来，反映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反映出研究的性质，反映出实验研究的基本要求——处理因素、受试对象及实验效应等。用词造句要科学、规范。
②简洁。要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一般不得超过20个汉字。
二、介绍课题的目的、意义。即先说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研究课题，交代研究的价值。一般先谈现实需要——由存在的问题导出研究的实际意义，然后再谈理论及学术价值，要求具体、客观，且具有针对性，注重资料分析基础，注重时代、地区或单位发展的需要，切忌空洞无物的口号。
三、介绍课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趋势。即文献综述，主要说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关于这个课题前人曾做过哪些方面的研究、解决了哪些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等。
所谓综述的“综”即综合，综合某一学科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概况;“述”更多的并不是叙述，而是评述与述评，即要有作者自己的独特见解。要注重分析研究，善于发现问题，突出选题在当前研究中的位置、优势及突破点。综述的对象，除观点外，还可以是材料与方法等。
四、介绍本人研究的初步方案，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突破的难点，预期的结果等。即说明自己的主攻方向是什么，研究中主要根据什么理论、采用什么方法、取得什么成果等。 整个研究在时间及顺序上如何安排，怎样分阶段进行，对每一阶段的起止时间、相应的研究内容及成果均要有明确的规定，阶段之间不能间断，以保证研究进程的连续性。
五、说明课题的可行性和创新性。不仅对可能遇到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关键性困难与问题要有准确、科学的估计和判断，并采取可行的解决方法和措施，而且要突出重点，突出所选课题与同类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
六、列出参考文献。最后要列出所查阅的主要参考文献，一方面可以反映作者立论的真实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对原著者创造性劳动的尊重，篇数以各校的规定为准。
七、听取导师评价。在导师的评价后，再作必要的修改与补充，经导师最后认可后，就进入研究阶段，而后便可着手论文的写作。
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书
题目： 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以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
姓名： 刘某某
导师： 李某某
专业： 法学
年级： XX级
时间： 20xx年10月22日
一、选题依据(目的、意义、学术价值、该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新中国成立至今，***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日新月异。与此同时，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其中，未成年人犯罪突出。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严重冲突，而且更意味着社会化、文明化的挫败;不仅危害了社会治安秩序，干扰了经济建设和发展，也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品德不良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1、理论意义
其一，刑事法学领域：
(1)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可以为犯罪问题的研究拓展新的思路。我国当前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学科内进行探讨。其中，犯罪学领域侧重于事前的社会预防和事中的治安预防;刑法学领域侧重于事后的刑罚预防。这些预防措施主要是通过外在的手段实现对未成年人越轨行为的规制，而犯罪预防内在手段的运用，即借助思想道德意识的作用引导未成年人的行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以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展开分析，试***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2)冲破思辨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任何科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工具。犯罪是一“综合病症”，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剖析。刑事法学并非书斋里的学问，其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我国的学者长期以来惯于思辨式的理论研究，缺少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考察。本文拟通过实证调查、个别访谈的方法，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态势、分析犯罪发生的原因，为犯罪预防的研究提供实证资料。
其二，***治学领域：本研究除了在刑事法学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外，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治学价值。我国未成年人有3亿多，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犯罪的发生，影响国家的未来发展。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出发，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有针对性地提出犯罪预防对策，对于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持续进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2、实践意义
未成年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心祖国的未来。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视角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作系统解读，可以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献计献策。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选择。我们要建设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犯罪破坏社会和谐，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影响社会治安，更是关系到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和未来国民的素质，这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非常。因此，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本文根据调查收集的资料，有针对性地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提出未成年人个人预防措施和社会治理对策。这些建议和对策，立足于我国实际，更加突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将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现状
未成年人犯罪是相对于成年人犯罪而言的。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自建国以来，***和国家非常关心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保持高度重视。1979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等八部委所写的《关于提请全***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这为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更为深入。尤其是近几年，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严重，其数量递增，而年龄递减，这一态势引起理论界的密切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经过学者们多年的努力，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成果显著，相继有多部著作出版和多篇文章发表。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研究视域狭窄。犯罪现象复杂多样，既与社会的***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有关又与个人的生理、心理、生活方式等因素密不可分。因此，犯罪学研究必须运用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治学等多学科知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学和社会学方面，缺乏从众多的学科领域出发进行深入研究。
2、研究内容缺乏创新性，研究选题过于集中。笔者对近些年出版的未成年人犯罪著述和中国学术期刊网收录的相关论文进行统计发现，虽然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很多，但论述内容相近，研究思路模式化。我们说，研究选题关注学术热点无可厚非，但应对同一问题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不断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总的来看，目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内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进行探讨，缺乏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全面系统研究。虽然一些学者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犯罪预防问题有所涉及，但过于分散和零碎，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
3、研究方法以思辨和论证为主，欠缺实证研究。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犯罪问题的研究，重思辨和论证而轻实证。康树华、周路、戴宜生等多位专家学者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 理论研究的对象——犯罪现象是真实的客观存在，脱离了实践的研究无异于空中楼阁。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但毕竟是凤毛麟角，而非主流。
(三)研究目的
1、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全面解读，为犯罪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方式。
2、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原因、预防等问题的系统梳理，弥补犯罪学理论研究上的不足。
3、通过对未成年犯罪预防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激发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进而更好地做好未成年人工作。
4、通过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的剖析，设计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社会治理的方案，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献计献策。
(四)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通过中国国家***书馆、河北省***书馆、中国期刊网查阅文献资料和购买***书资料等多种途径，为开题报告的撰写和论文的正式写作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其中，主要著作包括：
1、陆志谦、胡家福主编：《当代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2、冯云翔、娄鸿雁著：《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3、许邦银、张晶主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与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4、姬素兰等著：《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5、董新臣主编：《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与防范 》，西苑出版社20xx年版;
6、袁作喜、冯锐著：《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与防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王亚东、鲍遂献主编：《中国现阶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
8、康树华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犯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9、张利兆主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xx年版;
10、张小虎主编：《犯罪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11、李春雷、靳高风著：《犯罪预防理论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12、冯树梁著：《中外预防犯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13、鞠青著：《中国城市社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模式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
14、黄教珍、张停云著：《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犯罪的心理预防和教育对策》，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
15、莫洪宪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对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xx 年版;
16、[美]路易丝?谢利著：《犯罪与现代化》，何秉松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17、[意]龙勃罗梭著：《犯罪人论》，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xx年版;
18、沈壮海著：《新时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xx年版;
19、《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导读》编委会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导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年版;
20、苏宁著：《关注成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前沿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
21、鞠文灿主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问题与对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22、陈永弟：《借鉴与参考——部分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掠影》，上海三联书店20xx年版。
主要期刊文章参考资料：
1、周运清、王培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个性结构与特征分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xx年第1期;
2、张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种整合性教育预防体系的建构理路》，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xx年第6期;
3、刘远山：《略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重点及对策》，载《河北法学》20xx年第4期;
4、席小华、秦卫平：《学校法制教育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xx年第5期;
5、钱晖元：《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原因及对策》，载《江淮法治》20xx年第10期;
6、王宇：《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与预防》，载《公安研究》20xx年第9期;
7、狄小华：《社会转型期的未成年人犯罪与防控》，载《江苏社会科学》20xx年第3期;
8、全哲洙：《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载《理论前沿》20xx年第14期;
9、任月勤：《试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环节》，载《北京青年***治学院学报》20xx年第2期;
10、王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讨会综述》，载《道德与文明》20xx年第4期;
11、罗志丹：《创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载《思想***治工作研究》20xx年第4期;
12、贾怀忠：《学校、家庭、社会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载《教育革新》20xx年第5期;
13、黄志坚：《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在实施》，载《北京青年***治学院学报》20xx年第2期。
二、论文结构框架(主要观点)
论文包括导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
导言部分主要是介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情况、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等。
正文部分共四章：
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第一节 未成年人犯罪概念
第二节 国内外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第三节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与趋势
第二章 未成年人犯罪原因解析
第一节 犯罪原因概述
第二节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析评
第三节 思想道德建设与未成年人犯罪
第三章 当前我国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思想道德因素分析
第一节 社会
第二节 学校
第三节 家庭
第四节 个体
第四章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第一节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
第二节 国外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措施
第三节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结语部分从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出发，理性地分析和评价这一现象，再次强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呼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多策并举、多措并举做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工作。
三、论文写作安排(进程安排、待解决问题)
(一)写作进程安排：
20xx年7月——8月搜集资料，确定论文题目;
20xx年9月——10月中旬撰写开题报告;
20xx年10月下旬——11月上旬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开题报告;
20xx年11月中旬——20xx年2月下旬撰写毕业论文;
20xx年3月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毕业论文;
20xx年4月毕业论文定稿打印。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6
“新左派”概观
“新左派”的理论陈述，不是一个具有理论一致性的、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它是一个以某些立论的相对接近而形成的松散的、无明确理论纲领的姿态与主张的代称。但是，“新左派”之间具有明确的理论呼应关系。因此，把它视为一个可以统合起来解读的社会思潮，是具有合理性的。
(2)循此思路看“新左派”的姿态与主张，可以从“拒斥”与“回归”两个维度概观。“拒斥”，大致围绕几个方面展开：其一，拒斥自由主义的言述。其二，拒斥市场经济的理路。
其三，拒斥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
这在王彬彬那里列出的理由主要是，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往往正是自由主义者会拥护专制，称颂独裁，甚至自身便变成专制和独裁者的工具与帮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自由主义者”做出这种行动来。
比如，二战中意大利有号称自由主义者向墨索里尼表忠心。而在中国胡适就是一个典型，周作人就是一个明证。同时，自由主义之成为自由主义，是因为它以法治、秩序和渐进来抵抗***。并且，以对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偏好“急切地呼唤一个有强有力的人物，一个强有力的***府，能重新赋予社会以秩序，使各阶层的人能各安其位，使社会生活有法可依，从而也使自由主义的‘游戏’能重新开场。” ?
而在韩毓海那里，拒斥自由主义的原因则是因为自由主义“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捍卫并造成的是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更多地站在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意和人民民主一边”。因此，自由主义要对它导致的市场垄断、民主失落、限制人民、少数专制、权力腐败、资本支配负责。进一步，必须对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一切现代***治制度加以清算。?
对自由主义的拒斥，在汪晖处说的明显要婉转一些。当然，汪晖的姿态是明确的。他自称是批判“庸俗自由主义”，但在实际上，他努力证明自由主义对现代***经制度的批判性论证，不如后现代主义来得恰当。因此，试***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 “后学”为理论资源，对自由主义进行解构。另一方面，他以对中国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的分析，认定自由主义的启蒙话语是一种在对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的信仰基础上，预设的抽象的个人或主体性观念以及普遍主义的立场。因此，再一方面，自由主义对现代性(表现为对资本的批判与拒斥)和全球性(表现为对中国问题的正视) 的反思都是缺乏力度的。故尔，超越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 后学”为理论依托，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首要任务。?
将“新左派”坚决拒斥自由主义及其相关言路的基本理由再做归纳，可以简单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论证缺陷；二是在实践上与其理论预期的疏离。
“回归”，所围绕的基本主张有：其一，回归高调民主。其二，回归***治主导。其三，回归人文激情。在这三个方面，国内的“新左派”只是含糊其辞地声称，要以普遍的民主和人民更广泛的公共***治参与，来解决自由主义无能对付的问题：
诸如基于自由的民主无法解决的人民民主问题，市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式无法解决的正义的***治制度问题，交易的体制化时代无法解决的人的情感适意与诗性想象问题。他们或者期望以民主代替自由，以***治主导代替经济优先，以诗化的创新代替务实的制度建设。或者干脆对自己的方案缄默不语，却搬出西式的“组合思想” (如贝尔)、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新左派”言论(如崔之元)，来对付我们对“新左派” 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期待。但是，透过他们这种“理性的狡计”可以看出，他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亲合立场，对式社会主义的眷念，对直接民主、***治中心、激情跃动的肯定，对单纯理想主义诗意浪漫的顾盼，与对走向务实的当代中国社会变局的不满。?
归纳起来，“新左派”吁请“回归”的基本依据，是民主、参与的轴心意义与时代中所谓的
“全面的社会民主”(3)的决定性作用。
从对“新左派”的文献的理解上可见，“新左派”之所以谓“新”“左派”，自然是有满足这一称号“新”与“左”的双重理由：
一重理由从其“新”上得到满足——首先，“新”在它与老左派的差异。“新左派”既告别了与国家权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左派(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单纯从意识形态视角论述问题的理路。其次，“新”在***立场的更新。它以伸张人民与普遍民主的姿态，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权力垄断及文化霸权的姿态出现。其在前一方面，以同情弱者的姿态出现。在后一方面，以批判主流的方式立论。再次，“新”在***方法的调整。它以反意识形态的非本质主义姿态出现，借助于西方“后学”的解构武器，将近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钩联起来，加以抨击。而且以单纯的理论辨析的姿态出现，以对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全面负责的面目立论。?
另一重理由从其“左”上得到满足。“新左派”之“左”，“左”就“左”在 ——其一，激烈地痛斥资本主义。他们将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 少数经济***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指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治民主”。
(4)或则就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再与自由主义合一而论，将全面民主与社会主义式的“制度创新”(诸如“鞍钢宪法”、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等) 挂起钩来。于是，现代社会的一切不完美都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导致的。而完美的(即所谓“全面的民主”)社会就只有期望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来造就了。
其二，为“社会主义”呼唤。遮遮掩掩地为“社会主义”辩护，从而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张再伸张，是“新左派”令人瞩目的一点。但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版本既未指出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未明确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经济——***治运行形式，而只是简单地以人民和全面民主来定义自己的社会主义，至于这种民主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治制度安排怎样?在他们抵制的保护个人权利与实行法治之外，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人民和全面民主的落实，则缄口不言。他们在高明地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形态的“合法性危机”的前提下，为一种自己不予明言的、必定优越于自由主义的经济***治主张的“隐形”社会主义辩护。其三，对既有成就(无论是理论的，抑或是实践的)加以否定，这种否定的理由就是这些成就的“不完美”(如汪晖对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否定、对九十年代各种思想主张 “一网打尽”式的全面指责)。总之，“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将自身的奋斗与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统统出了问题，只有彻底的解构才足以为他们自己倾心赞赏的一个完美的世界鸣锣开道。
(5)难以掩饰的激进性，与无法抹去的空想性，从“新左派”言述上，可以看出历史上任何“左派”共有的特征。
西方根柢
客观地讲，自由主义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西方社会的现展，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其一，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科学，国家——社会、个人——公共、计划——市场这些理念，无不直接与自由主义有关。其二，现代的社会***治经济制度亦主要来源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总结和辩护。对于个人财产权利的肯定，对于依据规则进行自由交换的市场制度，对于基于保护这种个人权利基础上形成的法治体系，即限制权力和凸显权利的制度取向，都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力***捍卫的。其三，现代的社会生活格局，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或是资本主义式的“全球化”的，也都与现代社会大众的选择与自由主义的吁请和作用相关。离开了自由主义与实际生活的互动，就难于理解现代生活了。正是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一旦一种思想体系成为主流，它就得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
这些批判，自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思想登上历史舞台那一刻起，就在西方被左、右两派人士共同宣布为敌人。然而，近现代西方思想史表明，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这类批判构成了资本主义良性发展、构成了自由主义言述趋于健全的思想动力。
于是，当作为现代化主流发展模式的、西方的“典范性”的现代模式，以不可遏止之力向非西方社会扩展时，非西方社会人士就会将反抗西方的依托，直接搭挂到西方社会内部的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所谓非主流思想体系上面。因此，几乎所有非西方社会对自由主义的抵抗，没有例外地在寻求这种支持。
当代中国“新左派”的主要思想资源，也来自西方这些抵抗自由主义的新老左派们的思想观念。将“新左派”的陈述放到现代世界史历程中看，便有了似曾相识之感。
从东西方社会的现代运动关联性上看，当代中国“新左派”试***接榫的西方左派思想，有着新老两个鼻祖。老鼻祖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从葛兰西、卢卡奇那里出发，着力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的***治经济霸权进行反抗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进行了系统批判。对现代极权主义，不论是资本主义式的，抑或是社会主义式的，法兰克福学派都进行了具有理论力度的批判。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极权主义的抑制，却发生了一个容易为人所忽略的语境横移问题：他们在德国这样的非自由社会里观察畸形的资本主义久了，却到美国这样的具有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里，不予区分地把美国的情况当作德国的情况加以批判，以至于将资本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不适宜地混淆在一起加以抨击。(6)而当代中国“新左派”在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言述时，却对之不予考虑，又再次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进行不择地点、不论条件的横移。
(7)当代中国“新左派”的新鼻祖则是在时下西方时髦的、非难自由主义主流思想的各种学说。这里面包括：以阿明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全球化与依附理论。阿明以研究现代化理论知名。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作为先发展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资源与权力分配的中心地位，而后起现代国家则只能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成为西方国家的压迫、剥削对象。这便造成了“中心”与“边缘”的两极化。于是，阿明将资本主义式的“经由市场的全球化”判定为“一个***的乌托邦”，吁求一个基于普遍—特殊的辩证法，***治民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效率(市场)与平等、博爱的价值辩证法，通达新的 “全球社会主义的目标”。以“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立论的詹明信，成为“新左派” 的主要思想依托的原因是由于，其一，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各种话语中间的广泛解释空间的欣赏，马克思主义“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及。”(8)其二，他确认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对于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可替代性。(9)并且认为后者对于解决“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0)除了这种理论姿态以外，詹明信强调其思想源头时，一者对于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仍然是来自德法的”，而“英美思想……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是一种障碍”(11)加以了明确。二者对于自己以审美姿态解读资本主义的立场直言不讳，(12)并且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论作为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哲学背景。(即资本主义从现实主义、到民族主义、再到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线形衰变观)
(13)以“东方主义”知名的萨伊德，成为“新左派”的理论资源，则主要是因为他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对东方(尤其是***)文化价值的重新确认。这对于“ 新左派”处理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提供了思路。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挑战的麦肯太尔、桑得尔等，对于“新左派”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批判，将所谓自由主义的“孤立个体”解构了。而他们以对于自由主义的实施后果的批判，将所谓自由主义导致的虚假社群、分配不公进行了校正，从而对于“新左派”急于突出的国家、民族、阶级等问题提供了思想的兴奋点。以福柯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以其对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解构，让“新左派”大感兴趣，他们乐于引用福柯的话来表达自己对现代话语由怀疑而拒斥的立场。比如福柯所说的， “科学作为对真理的约束、契约和对真理生产的仪式的程序，千百年来已经横贯全部的欧洲社会，如今已经被普及为所有文明的普适法则。这种‘真理的意愿’的历史是什么，它的后果如何?它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交织在一起”，就直接成为“新左派”批判现代性和抵制自由主义的武器。
(14)其他一些西方的“新左派”思想——诸如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等，则各自在其论述的问题上成为“新左派”的谈资。新进化论以其对进化的长程观，启发了“新左派”对于八十、九十年代斯大林与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即是自由主义)“较量”结果的重新衡量思路。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福特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民主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联性的论证，启发了“新左派”对所谓保障了人民经济民主的“鞍钢宪法”加以肯定的思路，对改革开放的权宜举措——乡镇企业的功能的高度赞扬。而批判法学的“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绝对财产权已经解体”的判断与对“工人阶级”推动西方民主的当代作用的肯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的期望，则鼓舞“新左派”对股份合作制、乡民自治这类“制度创新”的高度赞赏。
(15)中式“新左派”的西方思想鼻祖，提供给他们以思想的直接支持。但是中式“新左派”在以这些思想观念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撑条件时，却未能明确意识到西方思想鼻祖谈论同样问题的背景：二战前后的西方左派是针对西方社会爆发的危机立论的，这是现代***经活动方式遭遇反自由的极权民主时，西方发生的独特实践引发的左派思想。而后现代时期的左派思想，同样是基于西方“后现代”经历的独特性立论的。假如说这些思想在西方的思想氛围里具有其正当性的话，那么横移到“ 前现代”的当代中国，就丧失了原有论述的地域依托，就成为悬空之论。
如此，对当代中国“新左派”基于西方左派之论立论，就可以提出两个质疑：其一，当他们把西方左派之论作为正当性无可怀疑的依据，来分析当代中国问题时，他们对于西方左派之论有没有进行思想审查?显然，他们未做这一工作。因为，他们居然未能发现西方思想鼻祖思想预设的内在矛盾：一则西方左派在思想方法上取反本质主义的姿态。但是，他们却是以反对线性进步的本质主义来建立线性衰变的本质主义。
资本主义越来越不济，是他们凸显社会主义正当性的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的长程合理性，他们却不愿意予以考虑，以致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式普遍民主的热切期望，对资本主义式的精英控制、民主缺席的深切痛恨，遮蔽了他们在两种体系之间适当权衡的眼光。二则中国的“新左派”指责自由主义的民主无法承担对于人民民主的保障任务时，援引西方左派对现代自由主义建构的自由民主机制的全面解构，来指责自由主义的论说。但是，却未能注意到当西方左派在解构理性、责任等现代性假设之后，因为没有提出可行的社会救治方案来作为替代，因而，就同时解构了任何方式的对人类与未来的承诺。中国“新左派”对之的引证也就缺乏了现实性品格。其三，中国“新左派”在以西方左派言述为依据指责现实社会的自由主义发展趋向时，忽略了西方左派在指责现实的不完满时自陈的“乌托邦”性质。
(16)这种乌托邦思想对于西方社会文化语境来讲，有其必要性。它始终以其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对现实进行指责，成为现实社会趋于完善的精神动力。但是当中国的信徒们将之转换为当下要求，来对一个艰难地向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社会推进的思想与实践现实横加指责时，就既丧失了西方左派的乌托邦思想性，又丧失了健全引导社会的现实正当性。
中国关怀
毫不武断地说，“新左派”的问题意识与问题表述完全是从西方来的，但是问题的指向却是中国。他们力求表达的是对于现实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切关怀。我们有必要肯定其善良动机。其中，尤其值得认同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性”认知的适当强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的关注。
就在同时，则不能不指出他们在表达自己的中国关怀时所存在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把具体感放错了地方的谬误。这种谬误是指，一个东西因其特性而成为自己，当我们把它放到与其特性疏离的地方，就好像觉得放置的地方本来就有此特性似的。??(17)?从这个方面说，“新左派”将西方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的批判横移到中国来的时候，其中国关怀不可避免地存在三重错位：
第一、中国关怀的理论认知的错位——这是指，当中国“新左派”在横移西方左派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时，没有对理论移借的审慎性予以重视。他们对于西方鼻祖理论的横移，事实上经过了三重过滤而不自知，还以为西方左派理论具有另类普适性。这三重过滤是：首先一重，是生活于西方社会的理论家对西方实际问题的理论过滤；这种过滤，已经使得西方鼻祖的理论建构存在误区。如法兰克福学派就将德国的经验与外悬于美国工业社会的个人处境，作为指责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背景依据，使得他们的某些断论失之确当。
(18)而生活于西方社会的非西方国家人士，也是以自己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立论的。如果对他们进行理论建构时的特殊境遇不加留意，那么，就会对其特殊的结论不当加以普遍推导。其次，由于中国国内“新左派”在摄取西方左派的理论营养时，客观上受到地域与关注点的限制，因此，不能不借助于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中国学人或急切去西方求取时髦理论真经的中国访问学者的过滤。这就难以避免前者在过滤西方左派话语时可能只是一种理论策略选择，因而无法将西方思想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国内“新左派”的问题。也就难以避免后者在西方阅读左派文献囫囵吞枣，以致于未对西方思想所处的文化语境加以审慎分辨，造成急迫的“拿来主义”心态下的 “新”便敷应用的急促举措。再次，“新左派”多是以现实的批评者自居的，因此，一切现成的东西都是陈旧的东西，他们以“前沿”理论家的学术角色定位，因而，他们对西方最新的理论言述便容易加以信从。殊不知这中间也经过了他们无意的过滤，过滤掉了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留下了那些他们以为足以用来指责某些东西的对抗性内容。由于中国“新左派”在利用西方左派的理论时对这三重过滤未予慎重的对待，这样，西方理论的原初指向与理论结构，完全被他们打散，在用来解释中国问题时，便显得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但是，这就必然造成一种双失的解释后果：一则失于对西方时髦理论的粗拙套用，以至于究竟想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什么具体问题，弄不明白。二则失于对中国问题的时代性内涵与跨时代性内涵、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全球性把握的失措。于是，不得不诉诸感性直观的总体把握，以拙劣的煽情来处理本应严肃、细致地加以分析、研究的问题。
(19)第二、中国关怀的历史维度的错位——这是指，中国“新左派”以西方左派的理论作为表达自己中国关怀的支持理论时，由于相应对于中国的问题本身的关注要服从对西方理论的应用需要，因此，他们对许多中国历史事实的尊重程度就降低了。在这方面，有三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判断缺乏 “大历史”的视角，流于对当代史的“现场欢呼”，即以对现成的东西的认同，来判断历史的东西的正当性。比如在现代中国*********治评价问题上，“新左派”就持有一种不尊重历史的立场。如王彬彬对于胡适1948年呼吁国共两***谈判是“威胁利诱”的判断，以及对于执******领袖关于以往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的理智判断加以否定的说辞，都是表现。由于众所周知的***治敏感性，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历史问题，换算为另外两个易于讨论而又亟需辨析的抽象问题：一是“娜拉有理由出走”，***自有***的充分历史依据。二是更为紧要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即***成功以后，究竟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执***状态，回报参与***的人民大众?如果真正尊重人民的权利并代表人民利益的话，执***者就应当对于后者加以极度的关注，而不是继续以“穷过渡”的方式来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声称为人民大众代言的“新左派”却恰恰与执******的正确取向悖反，呼吁执******要以无节制的***来保证一种不断的“创新”，这与“”的“无产阶级下继续***”的理论几无区别。
其二，“新左派”对现代中国史上存在过的评论***治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未予尊重。远在四十年代末，***治学家储安平就对时局发表了精辟的评论。断定一个执******对于社会的尊重程度不够的话，那么，人民的民主就会从一个“多与少”的状态变而为“有与无”的状态。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指出的执******领袖对于***内民主的忽视、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忽视，造成了我们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结局。为此，***强调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立，意味着“原创”；健全，意味着“配套”。这都理智地肯定了在意识形态上争论社会主义的意义限度。其三，“新左派”对于当代中国历史问题的分析，完全建立在一个历史阶段的“成王败寇”的逻辑基础上。他们为了批判自由主义，而以一些完全不能代表自由主义理论的人物浅薄地宣称的“历史的终结”，拿来作为批判整个自由主义理论的依据，却又悖谬地容许自己在面对中国历史时，持一种结局式的历史断论立场。
第三、中国关怀的现实判断的错位——这是指，当代中国“新左派”在面对自己论说问题的时局时，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的判断，是与现实中国问题完全错位的。“新左派”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思想逻辑是，由于当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就应当将问题放置到全球化体系中加以论断，而不应当就中国论中国。为此，他们对于当代中国怎么成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避而不谈，对于这一经济形式是否能够成功配套的问题也不予关心，相应对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治制度、法治需求予以回避，对于这一现代***治经济运作形式要求的思想以及其历史经验加以简单的否定。从而，对当下中国思想界针对问题症结所做的理论努力，加以蔑视性的评价。事实上，当代中国是否像“新左派”断论的那样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体系之中，本身就是问题。同时，中国的发展问题如果还被“新左派”认为是必须的话，那么，十分应当首先尊重中国“发展的硬道理”。就是从“新左派”口口声声所谈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路讲，也十分应当承认从经济问题谈起的思想逻辑，再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讨论所谓“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相反。假如不把谈论问题的起点在经济问题上“坐实”，也许，“新左派”就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人民民主问题，因为，一个对于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问题都不予关注的人士，还凭什么以人民的名义高谈阔论。或许，“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处理欠发达的中国发展问题，确实有一个中国人忽视自己的紧要问题而专事务虚的后果。这里，可以说，以“穷过渡”为光荣的心理潜影，在“新左派”的论述中恍然瞅到。
面对“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中国社会朝向规范化发展的运动，面对中国积一百五十余年的教训才确认的经济优先发展思路，“新左派”在这一过程始发时就完全从相反思路言述问题，似乎对于中国问题不分主次先后的“一锅煮”解决思路，难于成立。而从其言述的负面结构看，则可以说，这种思路为我们所熟悉，“中国可以说不”已经有粗鄙的表述，而“新左派”所言不过是精致的“中国可以说不”的版本而已。
观念支撑
从“新左派”的理论走势看，它有一个累积理论“强势”的过程：从几年前的人文忧患式缕述，到近期的理论直陈，再到当下拿自由主义作理论对手加以攻讦为前提来强化立论，获得广泛的喝彩。新左派也就从主张上扩大解释面，从学科上跨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从言述方式上抛弃恳切的学理自诉而意欲占据话语霸权。分析起来，“新左派”的诉求之所以获得这种理论认同，除了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提供的一些两可解释的疑难素材这些表面东西之外，还有叙述其理论意欲的支撑观念的内在原因。这些支撑观念大致有：
第一，“乌托邦”的先知渴求。乌托邦的构成大致有三：一方面，它在一个不完满的社会***治事物出现之初，就以其高度敏锐的直觉，看出这一事物的不完满之处，并给予指出。另一方面，它对于现存事物采取一种完全的非难姿态，而将自己的满怀热情，要么投向过去，要么投向未来，因此，它具有典型的不妥协的批判姿态。其三，它构想的未来是一个完美的未来，一切过去的现存的问题，都可以一并加以解决。从这些乌托邦的特征上讲，它具有强烈的“先知”性质。对于中国的“ 新左派”来讲，他们的所有论述，都可以说是建立在做一个乌托邦先知的内在心理渴求上。它完全具有乌托邦的表面特征：在中国，市场经济甫出，问题也只露出苗头，“新左派”便开始了诊断；而对于市场经济及其社会后果，他们则表现出不论东西方情形的同样反感，直接将期望转移到“未来”的完美社会上面；而且，他们一再向人们证明，只有以他们设计的方案，才足以解决现存的所有社会***治经济文化问题。这些方面“新左派”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当代中国“新左派”的先知渴求，表现得似乎比西方同类急促得多。这就使得他们的言述越过了乌托邦的合理范围：由于他们期望自己的批判兑现为一种***策导向，因此，就使得乌托邦的理想指向滑落到本来无法务实的层面上，以致于使其乌托邦走向了反面——理想变成完全的空想，批判变成了随意的指责，“先知”也便畸变为对西方鼻祖类似言述的机械重复。
第二，文化研究的方法紊乱。当代中国“新左派”是以文化研究的名义，来分析所谓被自由主义者搞得简单化的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他们对于社会***治经济问题，完全从思想创新的角度切入，完全从意欲要求的所谓制度创新视角审视。因此，他们的精神文化期望，胜过了所有现实问题的可行性分析。于是，他们在分析问题时，将当下中国复杂交错的问题安排在西方左派的论述框架内加以处理。这样，便难以避免文化研究的空间凌越与时序紊乱。空间凌越，是指“新左派”将西方左派思想不加分析地应用到当代中国来，西方特定地域产生的社会文化问题就好像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问题一样。由于“新左派”未能“贴近粗糙的地面运行”，就只有凌空起舞了。时序紊乱，是指“新左派”不看当代中国的大走势，而将发展中的问题（哪怕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严重问题)读为发展本身之错，再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视同，一味指责一番。
第三，逻辑思维的缺席。由于“新左派”分析问题的思维推进服从于他们的分析“先见”。而他们的分析“先见”又是拒斥现实选择的，同时他们将现实选择视为是自由主义运思的结果，因此，他们就将自己对于现实的愤怒完全转向自由主义。这种多次的转向，使得“新左派”保持其逻辑一致性的难度加大了。在此，他们对于本应区分的自由主义的一些界限就掉以轻心了。这些界限包括认可自由主义者身份的两种情形：即号称的自由主义者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亦未能区分真正自由主义者的三重界限：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人、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思想家。前者是所有知识人都会表现出来的阶层特性。居中一点则体现出信守自由主义理论原则的人士的独特性，即一种既不同于保守主义者、又不同于激进主义者的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基础上关注社会***治经济文化公共性的特性。后者则是了解自由主义与评价自由主义理论的依据，因为只有他们对自由的系统理论阐释，才足以判断自由主义的正当性与缺失点何在。如果混淆这些界限，对自由主义作出的评论，就难以保证其确当性。
第四，价值要求的绝对优先性与经验事实的错位。由于“新左派”将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发生原因与自由主义关联起来考虑，因此，他们以对自由主义价值的拒斥先导，将当代中国所有的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先撇开这种评价不说，“新左派” 对当代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指认，具有的深切忧患意识，值得认同、肯定，甚至赞扬。但是，当他们将这些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就是错置因果关系了。导致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因，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理论及其***策思路，不如说是某些国家***策决策者的失误。“新左派”不敢将问题导因的真相勇敢加以揭示，而将在中国从来都处于孱弱状态，而且对于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无甚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祭出，似乎以杀自由主义来平息民众对近二十年社会变迁郁积的不满。但是，这确实是以向强势力缴械而向弱者示威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其实，在这种论述中， “新左派”虚构的八十年代自由主义倾向的在九十年代成为体制内人物，因此自由主义已经体制化的判断，是不成立的。倒不如说是八十年代有启蒙倾向的学人而在九十年代欲做国策派的那部分人士，成为了体制内的人物。他们，正是九十年代日益“***”的、民族主义化的、与资深“***”人士携手、共鸣的人士，他们，正是自由主义的一些“隐性杀手”不便出场情况下的“显性杀手”。
常识问题
从近现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左派”立论的基点一向是人文激情。所依据的学理基础，大多是人文学术。在形而上学的问题思索上，这种思路也许是可以引致思想创获境地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人文学术对于解释价值领域的问题、说明私人领域的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却对于解释社会问题表现出自己的苍白。人文学术除了为现代社会科学分析研究提供人文意识和道义情结之外，它就必须将自己的解释界限划分出来，将社会***治经济文化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留给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家来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问题的现代社会科学的解释，来得更为紧要。
人文学术对于解释社会问题的限度，是由人文学科的构成状态决定的。人文学科以文学、总体历史与一般哲学等具体学科构成。不论几个学科具体的研究内容是什么，要期望研究富有创获，主要依靠研究者本人对研究对象的个人化切入。个人的出身、所受的教育、知识的趣味、人生的经历、社会的际遇、内在的体验，诸如此类方面的不同，研究的样态就不同，研究的创获意义大小就具有悬殊的差异。人文学科的学科规范在这个角度说就是较弱的。人文学者完全可以以抒情达意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个人偏好、个人体验、个人趣味。但是，社会科学就不同了。它研究的对象是作为公共问题的***治经济文化问题。它对于个人的背景要求是不强烈的。相反，它要求研究者严格约束自己的个人判断，以公认的价值准则为基础，来对社会问题加以平静的分析。适当的统计是必须的，规范的分析是重要的，务实的理路是必须确认的，期于健全而非完美的取向是应当认同的。这些现代社会科学特性，恰恰与人文学科的学科特性有着重大的不同。
“新左派”在学科的意识上以自己期望做通人的自我冀望，(20)在未对专业问题做专业分析的情况下，就打通学科界限，将问题胶合在一起，以价值“先见”统率情感议论，以自己过剩的文人激情、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无知与曲解，来谈论一个必须借助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治学、经济学、法学与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才能解释的复杂问题。于是，在常识还没有缕清的情况下，就对跨学科的前沿问题发表议论。议论当然显得是十分博学的，引证也十分宏富，但是风声水起之余，问题依然还是问题。他们既未将问题的源流分析清楚，也未提供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实在思路。除了对现实中些微他们认为值得赞赏的事情(比如未可定论的乡镇企业、村民自治)打几个感叹号以外，他们就撂下摊子，以自己履行了批判责任了事。
(21)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回到常识层面上来讨论问题。这类常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现代社会科学方***的常识。二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常识。从前者来讲，三个方面有必要提出来讨论。其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类型分析与要素比较的辩证处理。“新左派”以对自由主义的二元思维的批判立论。(22)确实，在未经审查地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分析现代社会问题上面，一些社会科学家表现得夸张的僵固。但是，以汪晖所指责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哈耶克来说，这种指责是不成立的。哈耶克对韦伯方***是重视的。他的市场——计划、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架构，正是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方法。像韦伯、哈耶克等人，并未否认资本主义的一些要素，曾经出现在东方社会的事实。(23)但是，完全无法的经验事实是，“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运作类型，只产生于西方社会。这是任何雄辩都完全无法颠覆的历史结论。在此历史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划分开来。因此，二元分析思路并不像论者所说的只是一个“理性的滥用”。同时，西方社会的现展，确实分化出市场—市场社会与计划—计划社会两种社会类型，分化出国家与社会、***治主体与***治客体的对应性社会***治格局。(24)这不是分析者的虚设。当然，这种格局并不见得就是完美的。它在建构与批判的共同敲击下，走向健全。就此而言，对“ 二元思维”的批判具有必要性，但是要将其限制在一个适当的合理性限度内。这个限度就是，类型分析始终只能在相互对应的分析范式中进行，它带有不可避免的二元性。假如以另一种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要素分析，来指责类型分析，就不适当了。
“要素分析”是一种“发生学”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强调从具体因素的异同可比性着眼，来具体分析问题、解释问题。它对分析对象的处理更细致、更合乎历史的具体情形。但是，它不是解释性的，它不对宏观判断提出要求。法国年鉴史学派所取的思维进路应当说是后者。
两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均有其确当性，但亦均有其确当性限度。以类型学观点看发生学立场，会以为它流于琐碎；从发生学视角看类型学思路，会觉得它遗漏太多。将两种方法结合，最能说明历史真相。韦伯、哈耶克均如此探索。而“新左派”却以对类型学分析的拒绝，单纯从发生学角度来衡量类型分析的弱势，是不太公平的。
其二，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客观性的必要性问题。“新左派”的价值先设性立场是比较清楚的。他们正是由此来指责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与道德资源的有限性的。
(25)但是社会科学分析问题时强调价值中立与客观性立场。“新左派”会认定自由主义取这一方***立场，是要逃避价值判断，逃避对工具技术手段正当与否的断定。其实，现代社会科学强调的价值中立，既区别于“价值祛除”，它在弄清楚事实及其因果关联之后，才予以价值确认；它又区别于“价值先设”，主张在研究甫展开之际，研究者不要持一种以自己的研究来印证个人价值趣味的态度。
(26)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所取的审慎方***立场比之于“新左派”以自己的研究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偏好，适当一些。
其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划界、分层，与理论概观、科际整合的关系问题。细分问题进行研究，以致于流于琐碎化，而难以提供宏观解释，是西方一个时期科学研究的通病。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大理论”的回归，(27)分析的视野与综合的视野重叠起来，对社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区分以及各自内部的学科界限，被人们质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方法时尚。(28)但是，各种学科的研究主体——学问家，能否既做专家，又做通人，在专家与通人之间合成一种理想的研究者呢?对此恐怕不能轻率。我们宁愿取一种先专业后通达的审慎态度。
自由根基
转回头说，“新左派”的立论基点还是对自由主义的直接攻击。因此，一切对 “新左派”的分析，还必须落实到对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有效性的说明上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最低限度上回应两个问题：一是自由的祈求与自由主义对之的阐释，对一个期望现代化并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意义何在?二是对于一个期望思想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思想界来说，又具有何种意义?假如这些问题完全无法予以令人基本信服的回答，那么，“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指责，就完全可以予以无条件的认同。假如可以予以适宜的回答，那么，“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全面质疑，其本身就应当加以再质疑。
这种回答，并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有”或“没有”就能够解决的。它首先要求清理两个理论问题，然后才能进入意义论证的阶段。其一，需要清理笼罩在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迷雾。由于在西方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早就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假自由与自由主义之名，发表所谓自由主义意见，将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模糊化了。为此，需要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边界加以划分：其一，自由与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是不同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不同的。其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与***治经济权利层面上的自由是不同的。其三，自由是凸显权利而限制权力的，是以制度化的安排来保障公民安适 ，它与容忍不公、打压公民的所谓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其四，从经济角度讲，自由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一种有利于社会总的财富积累的活动方式，它对财产权的强调并不偏向资本的占有者，而是从对于公民财产权的普适性肯定，它在财富的分配上，注重公平性。从***治角度讲，自由主义的***治制度安排，是在威权***府与无***府之间寻求一种***府与社会健全互动的合理***府形态的制度努力。它在社会的介入机会上，注重平等性。(29)由于自由主义对诸自由的关联性加以高度的强调，因此，抽取任何一个方面的自由主张来非议自由主义，就是不公平的。由于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不同，也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家内部不同的思想人物对自由的关注点不同，因此，单单以其中某一个思想家来批判整个自由主义，也是不公平的。
其二，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理性批判之必要性加以确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它接受任何思想家对之的建构，也接受任何思想家对之的批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既在社会进程中证实自己，也在社会进程中通过部分的证伪来完善自己；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治文化***策与社会心理导向，它从来就没有也无法固定僵化为某一模式，它是开放和不断发展的。
自由主义在西方原生语境中，就因应来自外部的批判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调整，以便更适宜社会的需要。
但是，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正当切入点则是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以一种随意的指责来进行所谓的批判，是没有意义的。以一种先设的否定来抨击自由主义，也是没有意义的。
假如批判甚至解构自由主义言述，是有利于现代社会朝向更为健全的方向发展，那对自由主义将不会是一种悲剧命运。假如以建设性的态度指出自由主义的缺失，那对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健全、心智的成长，将不无益处。?
在清理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方才可以回答自由主义对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意义问题。这些意义，需要分析和验证。鉴于本文的关注点，只能在此直接指出这种意义在几个方面的投射：其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财富积累有效的方式，它对于贫穷的中国来讲，可以推进我们采取有效的经济建设方式，以便治理贫穷。其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治生活健全化的方式，它对于长期陷于专制极权的中国人来讲，可以促进我们进入一种适当的***治生活状态。其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宽容理解的思想方式，推动科学技术与学术思想的繁荣，它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思想控制与科学孱弱的中国来讲，可以导引我们朝向一个民族精神***的方向发展。前两者，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对于期望现代化及现代化中的中国的意义：后者，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对于一个期望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思想界的意义——因为，没有自由的思想氛围，就没有思想学术的繁荣，也就没有创新的思想空间，当然，所谓的创新就会流于永远的期望。
由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言述，在原生的西方社会是处于一个开放的思想创造过程中的，而通过文化传通接触到自由主义的中国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创造性发展，就更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于是，自由主义要证明自己对于中国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得以凸显，就依赖于自由主义理论的自我健康成长。自由主义的健康成长，是具有条件性的。这些条件主要有两类：一是对它的理论基点与自我调整的健全把握能否满足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要求自由主义达到理论的自洽性，即避免理论的可能内在矛盾。二是它的社会基点与生长氛围的宽松性有否保障的问题。在这方面，要求自由主义达到理论的外部健全保障条件，使得自由主义有一个良性的发挥作用的条件。前者，使得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误会降低到最低限度；后者，使得人们可以体会到自由主义的***治制度的“好处”，不至于将社会的一切不完美之处归咎于自由主义。
(30)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并非因此就获得认可。事实上，现代中国历史上抵抗自由主义的顽强性一直有目共睹。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道义认同，一直受到强大的***治意识形态的挤压，(31)抵抗自由主义的理论与社会基础比自由主义获得的认同要深厚广泛得多。从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受到来自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与各种各样的***客们的共同打击，就此而言，可以说现当代中国形成了自由主义之外抵制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现实社会***治力量所组成的抵抗同盟。
自由主义的这种处境，完全不像“新左派”认定的自由主义成为主流，因此要以向主流宣战的边缘姿态来批判它、瓦解它。这对于同情自由主义与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来讲，坚韧地为自由主义说明和辩护的任务，仍然十分沉重。
注释：
(1) 本文对“新左派”的分析，主要以刊登在《天涯》杂志上的数篇文章的解读为基础。
这几篇文章是，1997年第二期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1997年第五期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8年第五期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以及在本文即将完成时看到却无法及时做出应答的、1998年第六期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旁及《读书》杂志、《二十一世纪》等书报杂志上近年刊登的一些“新左派”文章。主要有崔之元、张旭东等人的文章。
(2) 例如韩毓海在文章中寻求理论支持时对汪晖的援引。而汪晖在寻求理论同道时对崔之元的援引。
(3) 汪晖《我们不得不带着枷锁跳舞》，载《中国***书商报·书评周刊》1998 年9月11日第2版。此文系该报记者柯凯***采访汪晖的访谈录。
(4)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8 月号。该文为汪晖《天涯》1997年一文所特别看重。
(5) 汪晖1998年第六期《天涯》文。
(6) 参见徐友渔《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天涯》1997年第四期。
(7) 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于王彬彬的文章中。
(8)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页。
(9) 同上，第32页。
(10) 同上，第32—33页。
(11) 同上，第6页。
(12) 同上，第7页。
(13) 同上，第17页。
(14) 参见汪晖1998年第六期《天涯》文结束部分。
(15) 参见崔之元1994年八月《二十一世纪》文。
(16) 参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明信与张旭东的对话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
(17) 原为怀特海(A.N.Whitehead)语。转引自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18) 参见徐友渔1997年第五期《天涯》文，文中对《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史》作者马丁·杰对法兰克福学派失误进行分析的一段话。见该期第140页。
(19) 这一点在韩毓海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20）见韩毓海《从“红玫瑰”到“红旗”》序言“关于我们这一代人”，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21) 这一点在韩毓海1998年第五期《天涯》上的那篇文章表现得最为突出。
(22) 汪晖1998年第六期《天涯》的那篇文章，就主要以二元思维批判自由主义。
(23)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以及哈耶克《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第二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24) 这一点可以参见伯尔曼《法律与***》对西方法律兴起过程的分析。权力的二元(***权与教权)分割与制衡，曾经是西方社会“依法治理”兴起的重要条件。因此，并不是只有自由主义思想家才如此运思。
(25) 参见朱学勤《被遗忘的与被批评的》，书中对1996年6月美国“得夏书屋” 聚会中崔之元发言的记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6) 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引论》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27) 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结语，三联书店1997年版。
(28) 同上，第二章。
(29) 参见三联书店出版《公共论丛》四辑中那些对自由主义理论边界进行分析的文章。由于本文的篇幅限制，难以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
(30) 参见任剑涛《论自由主义的成长——汉语语境中的言说》，刊于即将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一辑。该文对自由主义的言述自身的自洽性与成长的外部保障条件，有比较细致的梳理，可以补本文粗疏论断之不足。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7
关键词：视域融合；问题视域；理论文本；异质文化；时间间距；空间间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6-0018-06
“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当代哲学解释学最具权威性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的一个解释学的重要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阐释文本理解的性质和方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来自西方的哲学解释学在中国学界迅速传播之后，“视域融合”这个概念几乎立刻得到了正在急切吸收外来文化的中国学者的心领神会和广泛接受，并很快被用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历程和实践进程。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必然包含着“视域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与渊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相遇，而且必然地要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相遇。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构成读者视域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且是凝结在读者头脑中的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话语体系。因此，这个“视域融合”是发生在异质文化的互动过程中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旨趣或一种文化策略的选择，而且是与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主题密切相关的理论创新。因此我们就不仅仅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创造出足以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世界”变迁的普遍语言，为解决中国社会变革、发展过程所遭遇的各种困难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方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支点。因而，只有深入地、确切地把握中国社会在其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才能通过“视域融合”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和深度中国化。
一、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基本论点
伽达默尔“视域融合”论的提出是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观念，即“理解文本和解释文本不仅是科学深为关切的事情，而且也显然属于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非常赞同海德格尔对人类存在（此在）的时间分析，认为理解不仅是主体各种可能的行为方式之一，而且是“此在”本身存在的方式，它是“此在”基本的、构成它的有限性和历史性的“在动”，（being—in—motion），从而包括了此在全部的世界经验。因此，就文本理解而言，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文本作者有着属于他自身的历史结构，这个历史结构基于他的历史处境和社会处境。也就是说，作者总是一定处于一个世界中，总有他自己不容忽视的历史特殊性。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逻辑结论：读者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中，他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时间性或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文本还是理解者，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这就意味着，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
作者和读者各自的历史处境，或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构成了他们各自的“视域”。所谓“视域”，在伽达默尔那里，主要是指一个人的前判断体系，这个前判断体系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历史处境和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各种观念、成见甚或偏见，包含着一个人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每一种视域都对应于一种前判断体系，因而可以有无数不同的视域，但决不会有封闭的视域。理解者和他所要理解的东西（文本）各有自己的视域，但理解并不是像古典释义学所要求的那样，抛弃自己的视域而置身于异己的视域，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域就进入了它要理解的那个视域中，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地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视域就是同过去的视域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域与传统的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
既然文本理解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那么理解的历史性就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传统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先在于我们的，并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但传统并非像想象的那样只是保存旧的东西，即使是最彻底、最坚固的传统，也不是靠一度存在过的东西的惯性来维持的。传统确实是保存，但却是有选择地保存，本质上是在一切历史变化中主动地保存。传统作为保存就像***和更新一样，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行动，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这样，正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而“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因此，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作者或文本最初读者的偶然性，文本的真正意义与作者的原意或心理特征无关，“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但历史的客观进程实际上是永无穷尽的，“对一个本文或一件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也就是说，文本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要比作者想要表现的东西多得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时间间距根本不是像古典释义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为达到正确理解而必须加以克服的障碍；相反，它实际上是理解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可能性，意义发现的无穷过程就是通过它来实现的。
伽达默尔进而认为，时间间距有一种过滤作用，可以把我们在前判断中不自觉地产生的对于理解对象的成见、预设及功利性看法进行过滤。当然，时间间距过滤掉的是一些不适当的成见，但同时也保留和增加一些合理的成见。在这个过程中，成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合理的成见在历史的进程中会变得不合理，死守过时了的成见只会同这些成见一起被人所抛弃。这样，成见也是理解的基础，但又要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得到检验、调整和修正，包括剔除在理解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错误的成见，同时产生新的建设性的成见，在此基础上达到新的理解，这新的理解马上就构成传统的一部分，传统就是这样发展的。只要我们理解，我们就参与了传统的发展。传统决定我们，我们也决定传统。
从上述观点出发，伽达默尔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也就是说，在历史理解中，主体和客体并不是二元分立的，理解的主体就在历史之中，而历史的真实亦在主体的理解之中，并不存在着离开理解主体的历史自身。历史既不是纯粹的客观对象，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不是狄尔泰的“生命的自我表现”，而是主客体的交融和统一。历史主客体的这种统一不只是显现在观念中，更重要地是显现在历史效果中。对此，伽达默尔明确指出：“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效果历史预先决定了什么是值得研究的，什么是研究的对象。“在一切理解中，不管我们是否明确意识到，这种效果历史的影响总是在起作用。
既然理解在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这就决定了理解的逻辑结构是问答逻辑结构。历史文本成为解释对象意味着它问了解释者一个问题，因此，解释总是包括了同这个问题的关系。“理解一个文本，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文本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说，答案必须到文本中去找。文本或传统提出的问题当然有其历史视域，而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就必然包含了现在和传统的互为中介的作用，即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视域内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必须从一个问题出发把所说的话理解为一种回答，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样，问答关系似乎倒了过来：为了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我们自己必须开始问问题，也就是在我们的视域内重新构造提出的问题，而我们重新构造的那个问题不能不超出那个问题原有的历史视域，这个视域必然包含着提问题的人的视域。正是通过问问题的过程，我们寻求文本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因此，问答过程实际上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在重新构造文本或历史提出的问题时，我们的视域必然要进入历史的视域，从而发生两个视域的融合。这就是使“文本的意义方向得以规定的问题视域（Fragehorizont）”。
二、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问题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为我们深入把握文本理解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观念和方法，同时对于我们探讨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毫无疑问，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过程中，“视域融合”无疑是民族文化消化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使之本土化的核心环节或机制，它意味着读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在问题逻辑中的融合，形成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新的文化视域。不过，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对于理解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来说，又是不够充分的，需要做一些理论上的扩展。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所界说的主要是同质文化中文本读者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关系。在同质文化中，作者和读者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有着共同的语言，并处在同一个民族或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之中。虽然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特别是在作者与相对久远的读者之间，传统和社会境遇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时间间距，但是，一方面传统在其发展中所保留下来的东西远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要多得多，因此，在传统中总有诸多共同的因素既支撑着作者对文本的创造，也支撑着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特别是当作者和读者处在同一个语言文化系统中时，二者所能达成的语义共识远比文本作者与异质文化的读者之间所能达到的语义共识要高得多，这就如同处在同一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之间一样，尽管变化多多，但此水总非彼水；另一方面，传统的确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在同质文化系统中，文本的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了传统的变化过程，他们通过理性的自由选择行动有选择地保留着传统的东西，同时又根据自己的视域和问题更新着传统。这样，尽管由于时间间距，读者的视界与作者的视界有很大差异，但是构成读者视域的那个“前判断体系”事实上总是在传统中汲取文化资源，而没有游离于传统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读者与作者的“视界融合”归根到底表现为同一传统的自身发展。总之，在同质文化系统中，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时间间距本身具有一种凭借文化传承关系而形成的文化连续性，它使置身于同一传统中的读者和作者并不是相互陌生、相互外在的“自我”与“他者”。也就是说，理解自己祖先的文本总比理解外来文本要容易得多。
而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个文化体系中的文本作者与在另一个文化体系中的文本读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间间距，而且存在着文化意义上的“空间间距”。这种“空间间距”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间距”，亦即对于理解外来文化文本的读者来说，这个读者所处的文化传统、语言系统和社会系统以及他所面临的并试***在文本中寻求答案的种种问题都与作者有着极大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差异，他的视域或者说他的“前判断体系”与作者的视域缺乏同质文化所具有的那种传统的连续性，这就使跨文化的视界融合较之同质文化中的视界融合要困难得多。
这个问题的解决首先是一个语言问题，也就是必须通过文本互动加以解决的问题。所谓文本互动，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翻译将外来文化中的文本置于本民族的语境中。在这种文本互动中事实上已潜在地包含着视域融合的过程。当一种外来文化的文本被置于民族文化的话语体系中时，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经实现了一种观念的融合。被翻译过来的语言，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虽然基于文本作者的语言，但在语义上又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者的文本语言，虽然取之于读者（或译者）所属的民族话语系统，但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民族话语的原本含义，这种语言实际上已经是作者的视域与读者的视域通过语言媒介而达到的融合。
然而，语言上的解决并不是视域融合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它的实质性内容。伽达默尔认为，视域融合的逻辑是一种问答逻辑，理解一个文本意味着理解问题。由此观之，语言上的解决主要地还是一种语义上的相互理解，还不是针对问题的反思，它开启了视界融合的大门，但要进入这个大门就必须以问题为先导。关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诠释或解读马克思著作时提出了在认识论和方***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问题式”（Problematic）概念。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理解跨文化视界融合也是很重要的。阿尔都塞说：“问题式的概念与唯心主义地解释思想发展的各种主观主义概念的不同之处，正是问题式的概念在思想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因此，为了从一种思想的内部去理解它的答复的含义，必须首先向思想提出包括各种问题的问题式，这个问题式本身是一个答复，但它回答的不再是它自己的问题，即问题式内部包括的问题，而是时代向思想家提出的客观问题。”这就是说，引导读者进行文本理解的是读者力求从文本中或从一种思想体系内部寻求答复的问题体系，而这个问题体系所包含的问题并不是读者个人的主观问题，而是读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现实向读者提出的客观问题。因此，“问题式”不是一种纯粹思辨的学术问题，而是与读者的真实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境遇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每个独特的思想整体（这里指的是某个具体个人的思想）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现有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同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
事实上，自资本主义的发展借助资本的扩张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线以来，一个处在急剧变革中的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多种文化相互交会的“文化接触区”（德里克），不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织碰撞，而且外来文化中的各种理论思潮也会在这个接触区中相互角逐，从而使这个民族国家在文化转折上处于激烈的思想交锋过程中。“问题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因为，思想交锋过程就是一个文化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的注意力已经从语言转向了民族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困难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确认哪一种思想理论更有助于我们透视民族问题或社会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哪一种思想理论更有助于启发和引导我们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或社会危机。因此，这个过程也是拓展读者视域的过程，使读者把语言问题或观念问题同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深化了对外来思想理论文本的理解和再理解。
当然，思想交锋毕竟还只是发生在观念领域中，尽管这个过程似乎永无歇止之日，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观念领域，就绝无可能使一种哪怕是最先进的外来文化在民族文化的机体中生根。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真正的视域融合只能发生在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如同伽达默尔所说，“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这是理解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亦即，如果说历史是由人的活动创造的，那么创造历史的人如何理解他置身于其中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将决定他采取怎样的创造历史的活动。因此，历史理解和历史创造必然是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相统一的过程。由时代问题或社会问题所构成的“问题式”无疑是读者的视域即他的前判断体系的主要成分。在对外来文化文本的理解中，读者在寻求问题的答案的努力中与作者实现视界融合，这种视界融合在于建构出一种能够实际地解释和解决实践活动所遭遇的困惑或问题的理论，这种理论虽然源于外来文化的文本，但却述说民族问题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这种理论虽然在民族文化的话语系统中得到表述，但却使民族文化得到了系统的改造，使之能够胜任社会变革实践的伟大使命。这也正是“效果历史”的应有之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视域融合”问题
深入探讨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出现。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社会变革的风雨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构成中。一种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理论思潮，最终竟能与一个完全异质的社会机体及其文化系统相融合，这无论是对于社会发展史来说，还是对人类文明史来说，都是一个典型的、值得深入思索的“世界历史”事件和过程。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完全被中国的文化血液所吸收，并随着中国文化脉搏而跳动，与其说是取决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旨趣，毋宁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现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已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集合地，同时也成为多重思潮交会、碰撞的文化“接触区”。进化论、唯意志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各种西方哲学思潮都在这个接触区中尽情地表演自身，也的确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目光，特别是也曾经对那些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是，这些“主义”直到今天依然是西方的“主义”，是相对于中国文化的“他者”，只有马克思主义成为现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的主导。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为研究和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治背景，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提供新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视角、思路、观点和基本方法。而其中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理论更迎合了***知识分子力***用***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激进要求，并使他们相信，在中国将要发生的***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由此强化了他们献身于社会***的信念和热情。同时，也只有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彻底地摆脱形而上的清谈，为中国人的***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现实的策略和途径。因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就在于它的理论主题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主题密切相关、相互吻合。由于这种“主题相关”，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多种文化的互动过程中脱颖而出，不仅被成功地置于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而且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真正实现了“视域融合”，而在中国的***实践中达到了“效果历史”。
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不只是理论上的思想交融，更是实践上的“效果历史”。贯穿于其中的就是“问题式”的思维逻辑或“问题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就在于把握了这个问题逻辑，更为具体地说，就是把握了中国社会变革过程的“问题视域”。所谓“问题视域”不是指各种问题的杂和拼凑、胡乱堆砌，而是指一系列彼此相关的各种问题构成的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问题体系。这个问题体系所包含的问题涉及事物或过程的基本性质、因素或环节，谋求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解答，实际上也就是对事物或过程的理论把握。依据问题域而形成的理论与衍生问题的事物或过程必然具有一种同构性。因此，问题视域可以说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相互结合、相互统一的中介。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形成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版本。而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的问题视域。这个问题视域就是指涉及中国社会和中国***的性质、状况、结构关系、内在矛盾、发展动力和规律等一系列彼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所构成的问题体系，其主要问题包括：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的性质？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的进程和转变？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动力？如何把握中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提出这些问题并努力在***实践中寻求这些问题的理论解答，由此构成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过程的总体把握，系统地构成了中国***有关新民主主义***的一整套理论。显然，这一理论体系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指引是不可能形成的，但是仅仅依靠马克思的理论文本也是不可能形成的，这正是中国***人的视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视域相互融合的理论结晶。在有关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上，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国***的实践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达到高度的“视域融合”，这不仅在于于民主***时期，能够始终坚持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地考察、分析和总结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和实际经验，而且在于他能够始终在***内思想理论战线上同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右思想路线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由此探索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以其卓越的哲学才能，用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视域融合”——特别是跨文化视域融合——的最本真的原则和方法。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8
【内容提要】如同历史上经典理论起源都具有相应的学理基础和实践背景一样，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起源也有其必要的前提，这个前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面：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基本原则；其二，中国***所提供的实践经验；其三，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有益成果的吸收。在专门论及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研究成果中，大都关注前两个层面，而对第三个层面的讨论，则较为鲜见。探究新民主主义理论起源，"论战"是不应绕过去的，因为"论战"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在基本理论分析、理论研究方法、最终争论结果等方面，都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后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学理资源。
【摘 要 题】共和国史研究
【英文摘要】The origins of the New Democracy Theory could be trnced back from three aspects:first,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Leninist theory;second,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Chinese revolufion; third,the assimilation of the positive results from the debate about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30s.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third one and indicates that the debate provided valuabl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the New Democracy Theory.
【关 键 词】新民主主义理论/学理起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 正 文】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领导中国民主***并取得胜利的基本***理论，其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理论最终能形成为一套涵盖***治、经济、文化筹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其思想着础而言，有其必备的学理起源。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炽盛于30年代上半叶、学术思想界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以下简称"论战"）为其提供了宝贵的源泉。当然，仅就学理起源而言，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但考虑到问题研究的针对性，本文仅以"论战"为讨论中心，而不及其他。
一、思想论战与学理争论双重并行
按学术界大致认同的说法，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可分为三个方面，即起于1927年至1928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起于1932年至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起于1934年至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总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曾说："社会史，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可说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探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总的论争的核心。"这三方面的"论战"期，分别代表着三个连续的思想学术论争的流程，而这又与中国***进程相衔接。因此，这场"论战"的***治背景就很值得关注了，如何干之所说："***的实践，引起了***的论争，论争所得的结果，又纠正了民族集团中的偏向，帮助了实践的开展。"（注：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86、183页。）正是这场"论战"的***治诉求所在。
显然，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抬格局不断变化。由此引起思想界的争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不同解答，就是这种"论战"典型的表现形式。因主编《读书杂志》而知名的王礼锡，在为其所编《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所作的前言中就称；"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要求答复。任何阶级的学者为着要确定或辩护他自己的阶级的前途，也非解答这问题不可。"（注：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社，1931年。）1937年初何干之在总结这次"论战"时，也强调说："在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时，各***各派就展开了各自的***治主张。在民族战线内，各***各派对***所抱的态度，所采的策略，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人主张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有人主张反帝的民主***，有人主张工人阶级***。这种不同的***治观点，是由社会性质的分析不同而来的。"（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09页。）可见"论战"是有明确目的的。
对于"论战"起因，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论战"是由大***失败后所逐步形成的中国"托派"挑起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陶希圣于1928年10月在《新生命》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引起的。就中共内部的争论而言，"论战"是在大***失败，并由此导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争论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中国***实践的经验而上升为总结中国***理论的问题。具体而言，"论战"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的性质，检讨中国大***失败在理论上或***治上的原因。因此，"论战"是以理论争论为手段、以***治斗争的形式表现的。1929年12月，李立三发表《中国***的根本问题》，以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托派"在中国社会性质和***性质问题上的观点展开批判。随后"新思潮派"（因1929年11月创办的《新思潮》而得名）的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人也发表文章，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反驳"托派"的观点。1930年5月中共领导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其纲领中也明确提出理论争论对于***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斗争"（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世界文化》创刊号，1930年9月10日。）。显然，"论战"对于中共***内的理论争论、对于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中国"托派"理论的争论，都呈现出"实际斗争"需要的***治诉求色彩。
但是从这场"论战"的深度与广度看，不仅仅局限在***治范围内，而且引起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恰恰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产生影响。从整个论战过程看，从事***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学者们，均对中国历史与社会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因而，使得争论有了深刻的学术思想背景，即便是以"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为宗旨的中国经济学社，也在1931年9月召开的第九届年会上关注"论战"。《申报》对会议的召开连续发表时评，其中提出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的就有4项，即"中国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之地位及其关系"；"中国经济之变迁与现状"；"中国经济之特质"；"中国往何处去"（注：《中国经济学当前之巨责（一）》，《申报》1931年9月3日。）。这几点所讨论的实际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问题。
如果说"论战"第一阶段主要围绕***治思想问题而展开，那么第二阶段有关中国社会史的论争，第三阶段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争，则较多地带有学理之争了。
中国社会史的讨论，按何干之的概括不外乎三点："（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中国曾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二）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完全相同？（三）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是怎样？"（注：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65页。）何干之甚至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构成了"新史学"的基本思路。"新史学"对中国社会史问题的研究，解决了许多中国历史难题，初步建立起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范式，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最初学术成就，也成为判定中国社会史性质的学术基础。
顾颉刚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认为，在中国社会史方面取得较大学术成就的应以郭沫若、陶希圣为代表，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1页。）。陶氏在史观上反对"中国封建社会说"，与中国***的基本理论持相反立场，此处姑且不论。郭沫若则因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使得他成为"论战"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最初代表。郭氏对"论战"学术价值的最大贡献，在于以扎实的古代文献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演化阶段在中国同样存在，并对不同阶段作出年代划分。对此顾颉刚有相当高的评价，认为郭氏的研究"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1页。）。郭氏之后的史学家吕振羽，在1934年6月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同样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在中国适用的历史根据，只不过吕氏与郭氏在年代划分上存在差异罢了。
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继续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扩展到农村社会，但这巳不是简单地在***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论争，而是在更为精确的社会学基础上展开论证，其中以各种统计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因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日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引起的，赞同王氏观点的文章常发表于邓飞黄主编的《中国经济》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经济派"。此派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巳不是封建性的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批社会经济学家，如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他们因以1934年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为论战阵地，故被称为"中国农村派"。该派虽然宣称"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遣运动或农****动的任务与性质"（注：陶直夫（即钱俊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3版。）。这种为"现实真理而战"并不影响他们在"论战"中的学术成就，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农村社会的调查结果经过统计数据而实证的结论，都是经由严格学术规范写成的专业性极强的论着而体现出来的。可以说，"中国农村派"是在学术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国化"了，由此在客观上为中共所领导的农村土地***提供了学理依据。
由上观之，"论战"的参与者有的是以不同***见的理论家姿态出现，有的是以***治宣传家的姿态出现，而更多的则是以学者的身分参与论争，这批学者大都经过现代学术的严格训练，在***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因此"论战"不完全像顾颉刚所说的那样："大部分只是***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1页。）不可否认，"论战"存在"宣传"的意味，这是当时***治现实所要求的。但同时"论战"之所以能够在诸学科上展开，则在于它有相应的深厚学术底蕴作基础，而这点恰恰是它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有所贡献的地方。也就是说，"论战"的***治诉求，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的"合理内核"，而"论战"在学术上产生的有益成果，则在学理上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知识库"。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及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的分析与年代划分、帝国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与作用、农村社会的土地问题与阶级关系等方面，都从这一"知识库"中得到必要的学理根据。
二、"论战"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定位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经过思想界的论战，使得持不同***见的***派及其代表不能无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而经过一批学者的深入讨论，使得它在一些重要的概念上得到科学界定，主要体现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作包括***治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等学科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论证。
"论战"中使用的概念可谓繁多，其中最重要者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析与界定。"论战"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倾向于这一立场的学者，大体赞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属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主编大型理论刊物《理论与现实》而主张"学术中国化"的学者沈志远就说："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性质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经济。"（注：《新中华》第3卷第13期，转引自《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87页。）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括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经由一批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的深入研究，基本已成为一个阐释中国社会诸问题的科学概念。
中共早期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核心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并没有作出系统的分析，仅在有关文件或文章中有过个别的提及，这点在***等中共领导人早期的文章中都有体现。作为中共的正式文件，***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的决议案》中已有"半殖民地"的提法。较明确地将中国社会性质作出定性的，是中共六大。六大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土地关系底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注：《六大以来--***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32页。）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完整提法的，是1929年2月3日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动的策略（一）》（注：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校出版社，1990年，第17页。）。所有的这些涉及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在学理上都缺乏充分的论证，只是到了"论战"时期，这个概念才以学术理论形式被较为充分地论证。
"半殖民地半封建"最终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在抗日战争前期***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人〉发刊词》、《中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论》等着名文章中明确而科学地界定的。那么，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阐释与"论战"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呢？这就需要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演变加以历史地考察。
第一，从"论战"的演进过程看，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作过较全面的学术研究的，首推"新思潮派"。1930年4月，《新思潮》月刊在第5期推出"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王学文、吴黎平、潘东周、李一氓等中共理论家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文章，其中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与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两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分析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在论证"中国主要的经济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资本主义"并不是代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注：高***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192页。）；"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时（注：高***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203页。），是从"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从生产力着手，但他们研究的积极意义，正如何干之在总结这场"论战"时所肯定的那样，是"在中国思想界最先规定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而"所谓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性半封建性社会的定义，在此已有了一个雏形"（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0、211页。）。
第二，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将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从学术层面上升华了一步。也就是说，通过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已有可能建立在严格的历史学基础上，从而使得中国有史以来的社会形态划分及其相应社会性质的确定有了竖实的史学基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依据中国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献，第一次证明中国也曾经历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形态有规律地递替阶段，不但反驳了"新生命派"与中国"托派"的"空白奴隶制"说与中国"国情不同"说，而且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划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必要的史学依据。与此同时，吕振羽的史学论着也明确提出"由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论点（注：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本书为原《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增订本），"原版李序"（即李达序），耕耘出版社（上海），1949年。），这也体现了它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中的重要性。
第三，"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探讨，基本上与前期两次"论战"同时起步‘，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中国农村》上刊载的大量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学术论文，表明"中国农村派"已建立起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学术框架。1935年间，钱俊瑞发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孙冶方发表《农村经济学底对象》，陶直夫（即钱俊瑞）发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薛暮桥发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等等（注：这些专业性极强的论文，1935年9月收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土地问题、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等方面的实证性研究，令人信服地得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结论。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经过几番，"论战"，到1937年已有了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体现在前述的何干之的总结性评述之中。1937年，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两书的相继出版向人们表明，经过"论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已被当时进步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所接受，可以说他们在思想学术上已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共识。他们当中有些学人后来奔赴延安，这对于中国***人建立起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有着重要作用。
有论者认为，"中国***关于中国***的理论表述、理论建构，在1935年实际已经成熟、完成。"（注：雷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雷颐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这一观点值得讨论。因为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的成熟，必须以其******的***治纲领或该******领袖人物的理论观点的正式发表为标志。因而，作为中共在民主***时期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当以***等中共领袖人物关于该理论基本观点的系统阐述和正式完整发表为标志。仅就***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有关"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加以表述的，则是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1939年10月4日在《〈***人〉发刊词》中，***明确地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4页。）。而体现这一概念经典表述的，则是1939年12月的《中国***和中国***》和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固然是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时，其学理资源可以说是来源于"论战"的积极成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并非忽视***在此之前所作的艰苦理论探索）。这可以从当时参与"论战"的学者在延安的学术活动，以及***关注他们的学术活动的史实中得到印证。
其一，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以历史学角度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主要体现在1939年12月***的《中国***和中国***》第一章中，而这一章是他人撰述经由***修改而成的，***无疑认同了其中的基本观点。参与这一章撰述的有***、李维汉等（注：参见张静如主编《中国***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第230页。），而***则直接参与了"论战"。1931年6月，***用刘梦云的笔名写成《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刊登在《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上，以评"托派"理论家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一书为主要内容。***在驳论中，从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两重性、社会经济中的商品关系与剥削关系、对外贸易所表明的中国经济性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土地问题等方面，论证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而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之中。***此文的基本观点在《中国***和中国***》第一章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反映。
其二，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观点，以及前面提到的两本对"论战"的总结性着作，在延安学术界及对***本人都产生过积极影响。何干之1937年8月赴延安（10月初到达），任陕北公学理论教员及陕北公学下设的"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何干之因将准备撰写的中国民族文化史的计划函告***，毛回函给予肯定（注：***：《致何干之》，《***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137页。），并在函中向何干之索要他即将出版的两本新书，其中一本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书中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金融财***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注：《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对***不久之后全面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应有诸多帮助。
其三，"论战"期间在"新思潮派"中起重要作用的王学文，在："论战"中从学术理论的高度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是出于"根据***的指示"（注：王义为：《王学文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进行的。王学文1927年春由上海到延安后，相继任中央***校教员、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继续从事***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等都到马列学院作过报告。在该院任教的吴亮平也直接参与过"论战"。1930年他在《新思潮》第5期上发表《中国土地问题》，文中论证的结论是："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并且在注文中进一步辩证地指出："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农村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这种剥削的范围和封建剥削比较起来，真是微乎其微。"（注：高***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245页。）王学文、吴亮平等中共***内理论家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学术研究，是延安时期理论界有关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其四，史学家吕振羽的研究工作，同样受到***的关注。吕振羽关于"西周封建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规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等观点，都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有吻合之处。他的《中国***治思想史》一书尤其受到***的重视。该着的学术批判性主要是针对"新生命派"和"托派"的历史观，尤其是对陶希圣同名着作《中国***治思想史》的批判。***曾询问过这部着作的撰写情况（注：朱振惠：《论吕振羽史学》，《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60页。），可见***对吕振羽的学术活动始终是关注的。
总之，上述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论战与学理争论双重并行，以及参与论战的一些主要的进步学者纷纷奔赴延安，他们将"论战"的积极成果潜移默化地传播给***人，成为***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理源泉之一。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对"论战"积极成果的吸收
新民主主义理论无疑是中国***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是建立在对已有知识积累基础上的学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理来源，既有域外的，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也有本土的，如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五四"以来新文化的积极成果。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证明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吸收了"论战"的积极成果，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
"论战"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在延安时期的学术理论界，成为一种被较为普遍采用的概念，在***的文章中也多次使用。然而，就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而言，一个概念的使用并不足以支持该理论的体系结构框架，因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指导中国***的理论形态，它的建构完成是充分吸收了各种学科各方面知识的精华的。"论战"的积极成果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并不表明后者的理论内在知识因素完全移植于前者，只有在有助于构建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与现实基本特征的层面上，前者才有可能成为后者的学理起源。近代以采中国社会史基本性质的论定，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基石，"论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者们，为此作出了极有价值的理论贡献。
第一，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内部***治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对其基本性质的确定显得相当困难，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因素是否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说，中国是否已资本主义化了，抑或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0年4月，"新思潮派"的王学文从"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入手，论证中国的"交换经济"在"广大的自给自足经济中，只不过是较小的萌芽形态，并不能占主要的支配的地位"。农村中只有"稀有罕见"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城镇手工业中有着无控制的"劳动剥削"，农村中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形式的剥削，都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存在于中国的具体的表现"。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仅是"小小萌芽"，在中国广大经济区域中，"只不过（是）发展初期的萌芽状态，并不能占得主要的地位"。因此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实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注：高***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80、187、189、191、190页。）
"新思潮派"的潘东周，在批评中国社会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残余"已实际不存在的观点时，强调说，"商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他并不代表一个经济制度"，"所以商业资本的长期发展，并不能****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而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的勾结，则造成了"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注：高***编：《中曙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99、201、203页。）
"新思渐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正如何干之所评价的"确有了划时代的贡献，有极大的历史价值"（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4页。）。后来***在《中国***和中国***》中，也同样强调了这种观点，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注：《***选集》第2卷，第626页。）
第二，如何正确看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所带来社会变化二重性，是"论战"所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对此问题也有较全面的分析。
"论战"中"动力派"学者大都持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否认中共领导的民主***的必要性，其中在"帝国主义"问题上作文章是一个典型。严灵峰以"生产技术"作为"测验社会经济结构"的方法，用1913年至1921年中国进口工农业机器数量的增长数字，"证明中国社会之如何迅速地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中国虽然"受帝国主义束缚日益坚固……然而，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注：高***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348～350页。）任曙则将对外贸易当成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取得支配的地位，以及在全部中国经济生活中取了决定意义……是因为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商品的关系"（注：高***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2页。）。"动力派"完全否认了帝国主义使中国社会经济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事实。
对于"动力派"的观点，***专门发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予以驳斥，文中指出，任曙"只看见商品关系，而不看见剥削关系"，是"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辩护士的工作！"文章以许多实证数据，如海关进出口数据、国外投资数据等，论证了帝国主义将中国变成其附庸，"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指出，正确理解中国经济性质，是正确理解中国***性质的前提。"土地***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而"目前中国的***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第3、14、44-45、70、72页。）
据曾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朱伯康回忆，刘梦云（即***）文章发表后，"读者反映良好，都认为这是解决中国***理论问题的佳作"（注：朱伯康：《往事回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况且作者后来直接参与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构，其这一观点在***的《中国***和中国***》与《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被完善地表述。
第三，从生产关系入手剖析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是"论战"在方***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中国农村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中国农村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濒于破产，因而有1933年开始的所谓"复兴农村、救济农村"的社会改良运动，但"中国近来流行的‘复兴农村改良技术‘的口号，宣传得怪好听，实际上未见有若何改进之处"（注：褚汇宗：《国际经济战争与中国》，上海黎明书局，1936年，第257页。）。农村社会经济的变革，显然不是一个生产技术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国经济派"的王宜昌、张志澄等人犯了一个基本理论错误，即认为"技术即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力中劳动对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对此，"中国农村派"的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作出了有力的辩驳。钱俊瑞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称："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而农村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因为"（一）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据统计"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二）中国目下农村资金的累积与剥夺，主要以，土地所有‘这一种财产关系为根据"；"（三）农村劳动力的荒废起因于农民的失地"（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73页。）。薛暮桥也认为，尽管不能否认农业生产力中的技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还有社会的一面"，即"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以研究农村生产关系为重点的方法，可以避免"离开了社会生产关系，而把‘机器生产当做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因素‘"的错误。薛暮桥还指出，不能夸大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因为从农村生产关系上看，"在中国农村中间，一方面可以看到农民底向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又可看到整个农村经济底衰落、崩坏；在这情形之下，贫农底增加，远比资本主义经营底发展来得迅速。"（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50、54、56页。）由此证明，虽然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生成，但中国农村社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而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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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undamental theory issues of
standard system of public culture service
QIU Junping1 ， LI Xiaotao1，2
（1.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cience Evalu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P.R. China;
2.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P.R. China）
Abstract：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10
毋庸置疑，中国市民社会话语的建构，本身便是一多个角度、多个层面的论辩过程，而其中最重要的论辩则集中表现在两个题域：一是对市民社会这一源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社会模式能否在中国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而加以建构的论辩，二是对市民社会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所反映出来的“现代与传统”的思维架构及其理论预设中的各种理论问题而进行的论争。应当承认，这些极富学术意义的讨论或论辩在对一些问题加以廓情的同时也拓深了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但是，也正是在这些论辩或讨论中出现了一个妨碍进一步拓深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障碍，即一些论者所持有的一系列因实体社会之建构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否定其作为思维模式所可能具有的意义的论点。作为结果，这些论点既阻碍了对中国式市民社会内涵及其实现的道路的研究，也妨碍对市民社会作为解释模式所具有的正面意义的深入分析。
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论题之所以按这种方式提出、讨论也依这种路径展开，是因为一个更为根本的但却被忽略的问题所致，即市民社会对于中国市民社会论者来讲，无疑具有两大可资运用的资源：一是市民社会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实体社会的资源，另一是市民社会可以作为一种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模式的资源；这在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具体研究中便表现为他们在将市民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和某种目的性状况加以建构的同时，也将市民社会作为认识及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析框架加以采用。当然，市民社会对于中国论者之所以具有这两种资源，最主要地是由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与其他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学者一样——既关注中国发展的具体道路又承担认识中国发展进程的知识增长的学术使命而规定的。但是，市民社会因这两种取向而凸显的实体社会与思维模式这两种资源，在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具体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分殊，也没有得到自觉的探讨，而是处在极度的含混之中。实际上，市民社会之于中国论者的这两种资源，一开始就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紧张。正是对这种内在紧张缺乏足够的知识自觉，导致了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在研究中的种种问题。
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这两种路径之间所存在的紧张进行分析，可以沿循不同的进路予以展开，然而为了强调这种紧张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在中国场域中的具体感，本文将把分析的范围限制在对中国于九十年代提出的各种市民社会观点的检视，从而遵循的是一种[HTH]反思及批判的理路，在某种意义上即是PierreBourdieu所主张的那种对知识界业已形成的学术性常识(scholarlycommensense)进行反思社会学的分析的理路〔4〕：这就是说须对市民社会研究中形成的各种“学术性常识”展开清厘和批判。当然，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进行Bourdieu那种反思社会学的再思考，显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5〕，但是，正是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所持的检讨和批判的立场，反映出了他所主张的作为一名学者对知识应有的批判立场；毋庸置疑，我们在作为批判者的同时，本身也正在变成研究的对象或者成为我们所批判的对象的一部分〔6〕。我以为，透过对既有的各种市民社会观点的检讨而揭示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这两条路径的区别以及其间存在的紧张，不仅可以使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这个问题保有知识上的自觉，而且还有助于对这两个既相关又不尽相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研究策略并做出各自的回答。
本文的具体分析步骤又与中国论者采用市民社会概念并展开其研究过程中的另外两个因素紧密相关：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以及由此产生出的一般性框架，无论如何都源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西方人对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认识，因此它对于并无此种经验和观念的中国论者而言无疑是一舶来的观念；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论者并不是在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时期，而是在国家变更其职能而逐渐地撤出其不应干预的社会经济领域或者说以一些新形式与社会经济领域发生互动〔7〕以及社会体制从基础社会撤出〔8〕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展开市民社会研究的。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要说明中国学者的市民社会观，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很难摆脱中国现代化实际发展境况的规定性以及西方〔9〕思维框架对中国论者的影响。据此，本文根据分析范围的限定以及因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特性，而将分析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中国论者采用并提出市民社会观所针对的现实问题及知识背景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对中国学者所提出的市民社会主张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理论争论进行分疏，第三部分将这些主张和争论与其产生的背景相联系并对这些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探究和批判，并试***指出这些研究中所可能引发的、值得中国学者进一步思考的一些问题。
一、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背景
1.结构性挑战与“活乱”循环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展开，除了理论资源以外，主要是针对中国自身场域的两项因素为背景的，简单言之，一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问题，二是针对这个发展的问题而在知识界形成的相关论争。就前者而言，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现代化发展便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现代化的展开，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一客观的自然进程，而是一由国家强施的***治计划或安排；据此逻辑，中国在引入种种并不为其历史文化所知的现代性的变革过程中，就必须作出相当幅度的***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这种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治、社会及经济变革引发或导致了既有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导引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的普遍失范、甚或国家的***，作为对这种失序及失范状态的回应和救济，***治结构往往转而诉诸传统文化的、***事的、象征性符号等资源来解决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又使***治、社会及经济的变革胎死腹中。
1949年以后，在高度***治化和计划经济安排的架构中，历史上形成的两极徘徊逻辑表现为“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一死再放”（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以及“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府机构变革方面）的恶性循环〔10〕；而在1978年经济改革以后，这种逻辑在经济领域较为典型的表现是，林毅夫等经济学者所称之为的经济变革中的“活乱”循环：“在宏观***策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应付这种经济周期的办法就是采用旧的治理手段，进而导致传统经济体制复归。‘一收就死’是传统经济体制复归的必然结果；效率与速度的要求便又被突出出来，于是再一次放开”〔11〕。
2.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的论争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展开的另一方面的背景，则是知识界在八十年代为回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困境而展开的一系列的论战，其间最为凸显的则是于八十年代末就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而展开的新权威主义的讨论，此一讨论后因作为反对新权威主义观点的民主先导论的加入，而将论争的焦点极为明确而具体地转向了***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这一题域〔12〕。
新权威主义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充满忧虑，故其强调权威的重要性，主张在原有体制向现代商品经济和民主***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治权威，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保证秩序的手段，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治环境和条件。新权威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的选择，依据于这样一种逻辑：在中国对***治民主和经济发展具有共时性需要的改革过程中，必须首先关注市场经济的营建，因为“在市场化的前提下，每个个人的权力都不可能达到独裁的程度，地方的分权也难以造成地方的割据。这就保证了民主***治的健康运行。……因此，在市场化之初，实行普选制，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成为各种抗拒市场的传统力量分割权力的‘狂欢聚会’，而只有新权威才有可能从经济生活中拉出***治干预的有形之手，推进市场化的进程”〔13〕。
然而，新权威主义的上述观点首先受到了民主先导论的强烈回应。民主先导论认为，新权威主义立基于任何一个国家要走向经济现代化都必须经过一个集权***治和市场经济相协调发展的“密月期”，而主张中国的改革道路将不是全面地推进***治民主化，而是实行必要的***治权威集中，这种观点显然将中国历史背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混为一谈了。“我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并非庄园式的，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我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直到慈禧太后以至民国以后的袁世凯等，所有这些统治者都是****君主，他们不允许有任何发展商品经济的自由，根本谈不上什么‘****与自由的密月期’。要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建立民主***治，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必须有***治体制改革加以配合甚至先行，这已经为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明”〔14〕。可见，民主先导论强调的是原有***治体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面向，因此它主张中国的改革必须以***治体制改革为先导。
尽管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的论战表现出了二者在如何选择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性，但是，如果我们对其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我们却可以发见他们二者间仍存在着某些相同的地方；此处至少可以简单地概括出如下几点：首先，他们在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问题时，实际上都将这个复杂的问题化约为***治—经济关系的问题，换言之，他们乃是在***治（无论是集权制还是民主制）与经济的框架支配下思考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至少在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方面是从***治驱动角度进入的；其次，无论是新权威主义还是民主先导论，在思考和讨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是相同的，亦即一种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具体来讲，新权威主义及由此变异出的新保守主义明确信奉“开明权威”、“具有现代化头脑”或“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而民主先导论中的一种观点则主张从国家***治生活的最高层面考虑问题：呼吁修宪、议会***治、多***角逐等，进而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层面的大众民主***治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发展。3.市民社会理论对上述问题的论辩
正是针对上述发生在中国经验场域中的问题和知识场域中的论辩，一些中国学者经过认真而严肃的思考，于九十年代依旧在现代化的脉络中提出了市民社会的理论。因此，上述经验层面的问题和理论层面的论争，不仅构成了中国学者展开市民社会研究的背景，而且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市民社会论者试***回答的问题：从经验的层面来讲，市民社会论者力***根据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解释中国改革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所谓“活乱”或“松收”的恶性循环并陷于其间的现象；而从理论的层面言，市民社会论者则力***对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所共同依据的“***治—经济”框架以及“自上而下”的思维路径进行质疑和论辩。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市民社会论者就上述两个方面的努力，并不是截然分开进行的，而是兼而混合于其讨论之中的。
首先，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对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者所采用的“***治—经济”分析框架提出了质疑〔15〕。市民社会论者认为，尽管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所依据的是“***治—经济”架构，但他们的这一框架却与那个为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已具经典性意义的“***治—经济”分析框架不尽相同，因为一般而言，现代化理论尽管不追究自由民主***治的前因后果，但却往往认定经济发展对***治民主化的正面的经验性关联〔16〕；然而，不论新权威主义主张的集权制还是民主先导论倡导的民主制，却都认定了***治对经济发展间的正面相关性，或者说预设了***治安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的发展。此处必须指出的是，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的这种“***治主义”的***治—经济架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治安排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简单解读，因为复杂的历史经验表明，***治安排的选择与经济发展并不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仅就经济发展而言，更为关键的可能是对有效的产权制度的选择〔17〕。与此同样重要的是，在市民社会论者看来，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将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活乱”或“松收”问题简单地化约成“***治—经济”问题，无疑掩盖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复杂性，至少忽略了国家与社会间良性的结构性安排以及这种安排的制度化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场域中对于***治—经济关系的极为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种种问题的简单化处理，所以他们也未能提出一条使中国改革走出“活乱”或“松收”循环困境的道路。国家与社会间“良性的结构性安排以及这种安排的制度化”，在这里是指，在中国日渐营建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而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整或必要干预与社会自主化进程（或称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建构进程）间确立制度化的关系模式和明确的疆域。
其次，与新权威主义及民主先导论所主张的“***治—经济”分析框架具有某种内在逻辑关系的是，一如上文所述，他们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思维进路。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思维进路所根据的乃是发展理论中的某些观点。发展理论认为，在后发或外发型的社会，国家将在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社会动员、资源集中、以及目标实现等方面发挥极大的作用；发展理论对国家的强调，从某个方面来讲，实际上是针对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类似“***府管得越少越好”的观点而提出的论辩，指出了国家在早发或内发现代化社会与后发或外发社会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功用。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后发或外发型社会因国家在其间本来承担的角色的不同而一定会产生出不同且复杂的种种类型，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后发或外发型社会一概等而视之，更不应当将国家原本在其间承担的角色想当然地趋同视之。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全权”国家(all-powerfulstate)的基础上出发的，具体的改革进路是国家将部分权力归还社会：放权让利、微观搞活、体制外空间的建构、资源的重新配置等等，都是这一改革向度的表现。然而，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的“自上而下”的思维进路，对于中国改革的真实而言，却有可能误置国家在其间的运动方向和作用限度；更为重要的是，“自上而下”的思维进路，还将关注视角仅仅局限于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度关系，忽略了中国改革以后社会一面的发展和变化，根本地切割掉了对[HTH]反向的社会对国家的关系以及其间最为重要的社会与国家间“讨价还价”或互动的关系的关注，然而，恰是在这种特有的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中，正在形成种种新的结构性因素和极富意义的制度创新，例如，产生了农村经济上的有效产权安排〔18〕，产生了体制外整合或协调个体与个体或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半官半民”性质的社团或个体协会〔19〕，产生了国家“社会体制”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而实际上从村一级社会中撤出以后衍化出的新型的维持社会秩序的家族文化〔20〕，产生了既不同于计划经济又与私有经济相区别的混合型经济〔21〕，等等。因此，一些市民社会论者认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22〕。
二、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展开及其核心问题
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虽说是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层面的问题以及知识界对这些问题所做的理论层面的回应而提出并展开的，但是一如上文所述，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理论资源则取自西方，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学者对源自西方的各种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分析并对其间所涉及的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经验进行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解释中国本土问题的手段，换言之，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目的是要借用西方的市民社会观对中国的问题加以研究；进而，这种将西方的市民社会观或西方的市民社会模式适用于中国，就必然会产生一些论者对这种适用的质疑，而在这种质疑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市民社会研究。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具有着很深的内在勾连，而且所涉问题也很多，但是为了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观点及背后所蕴含的基本取向，此一部分的文字将围绕着已有的研究文字都论涉到的“市民社会与国家”问题展开分析，这不仅是因为市民社会观内在含义发展演化的要求，而且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市民社会研究之所以展开或者其赖以为基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然而，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就与市民社会概念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1.市民社会概念及其应用问题综观中国学者的市民社会研究，我们可以发见，就迄今的研究文字而言，中国论者一般都将出自于西方经验及智识传统的civilsociety以及相应的德语词BurgerlicheGesellschaft翻译成“市民社会”〔23〕。然而，一如我们所知，撇开“市民社会”一术语被提出以后的种种变异不论，该术语所具有的极为纷繁复杂的含义，从历时上观之，集中表现为两种观念，一是被今人译成“文明社会”的前近代***治观，另一则被译成“市民社会”的近代***治观。
所谓“文明社会”，是指与自然状态(stateofnature)相区别，亦即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治社会或国家；在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civilsociety(即koinoniapolitike)一词，系指一种“城邦”（即polis）〔24〕。后经西塞罗于公元一世纪将其转译成拉丁文societascivilis，不仅意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25〕。这种含义的societascivilis后为人们广为采纳，“霍布斯称由国家保证其和平秩序的社会为civilsociety。……事实上，在卢梭的着作中，civilsociety指的就是国家，因为civilsociety与自然状态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前者包含了雄居社会之上的国家”〔26〕。在这里，“文明社会”显然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所以，civilsociety(societascivilis,societecivile)与thestate(civitas,etat,staat)也就可以互换替用，N.Bobbio曾经对这种状况做过概括：在传统自由主义时代，众所周知的两个相对概念不是“市民社会与***治社会”，而是“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换言之，前国家人文阶段的观念主要不是受“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概念的促进，而是为“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这两个相对概念所提升〔27〕。所谓“市民社会”，则是指在那些源出于保护个人自由的思考以及反对***治****的近代自由主义***治思想、源出于对市场经济的弘扬以及对国家干预活动的应对的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而逐渐产生的相对于国家以外的实体社会；而这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又形成了市民社会中的两大智识传统，一为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的观念〔28〕；洛克式的观念，从其自由主义的根源看，隐含有显而易见的但未必截然二分的两种思想导向：其一是透过市民社会前国家（或前***治）的身份或品格(identity)而表现出来的所谓扞卫个****利或反权威的“反***治”导向，套用杰里米·瓦尔德伦的话说，这种理论“首先是一个反抗的理论”〔29〕。在这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天赋权利，而个****利的不可取消性则构成了国家权威及其权力的限度；其二是透过市民社会外于国家（或非***治）的规范框架而显示出来的社会完全可以不需要国家权威干预而自己管理自己的“非***治”导向；这种导向受到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激励，进而在实践层面导致了一个受制于自身规律（“看不见的手”）而毋需国家干预的经济体系的出现。这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近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开始从宗教、***治等传统权威式组织原则向自由放任经济的自发性组织原则的演化。
另一市民社会传统则为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30〕的架构；实际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真正分野是由黑格尔完成的〔31〕。其基本内容是：第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相别又相依的关系。“市民社会依靠从国家得到睿智的领导和道德的旨意。……然而，国家也仰仗从市民社会得到实现它所体现的道德宗旨所需的手段”〔32〕；第二，虽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相互依存，但黑格尔指出，它们又处于不同的层次。国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它代表不断发展的理性的理想和文明的真正精神要素，并以此地位高于并区别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安排以及支配市民行为的私人道德规范，一言以蔽之，国家以此地位运用并超越市民社会；第三，由于市民社会是由非道德的因果规律所支配，它在伦理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不自足的地位，因此，对这种不自足的状况的救济甚或干预，只能诉诸于整个社会进程中唯一真正的道义力量，即国家。
“市民社会”传统于本世纪中叶以后在全球的复兴，一如查尔斯·泰勒所言，所要复兴者“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33〕。但是，需要辨明的是，无论是在东欧还是在台湾地区，所主张的“市民社会”理念并不是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观，相反却主要是根据其实践策略而从洛克式市民社会观那个“社会先于国家”的反***治面相或其后的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观中衍化出来的，论者通常把东欧的市民社会观转译作“公民社会”〔34〕，而台湾论者则自己将此一术语译成所谓符合或诉诸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民间社会”。
论者们之所以将东欧的市民社会观一般译作“公民社会”，主要是因为东欧论者对civilsociety的定义“不仅包括了私域，而且包括了公域；不仅包括了不受国家干预的负面自由，而且包括了参与国家***治事务的正面自由。这样定义的civilsociety不许国家公共权威涉足，却有权过问国家事务。……它不再是与自然状态相对而言的‘文明社会’，也不是消极保护私域免遭国家权力染指的‘市民社会’。也许只有称它‘公民社会’才恰如其分，因为每一个人作为公民都享受国家无权侵犯的基本****和影响国家***策过程的参与权”〔35〕。而另一方面，台湾论者之所以将civilsociety译作“民间社会”，是因为台湾论者相信台湾70-80年代民主***治的发展乃是各种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所致，因此他们认为台湾民主***治的实现仍须依赖民间社会进一步的自下而上的抗争〔36〕；据此，“民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台湾论者处，便更多地被构设为一种由下而上的单向度的反抗威权“国家”的关系，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民间社会视作一种抗争“国家”的手段，进而“民间社会对国家”关系的建构也就更侧重于如何有利于实践层面的动员和抗争；这也是台湾论者为什么一开始就将西文civilsociety转译成“民间社会”这个载有中国传统的“民反官”之强烈历史记忆的术语的原因，一如何方所言，台湾民间社会理论的欲求，“当然最明显的是‘反******’，因为‘民间对抗国家’很容易简化为官民对抗，（因此把civilsociety翻译成‘民间社会’就非常重要，‘市民社会’的译法就难达此战略效果）在一般人的心中，民间哲学清楚地划出‘统治（国家）—被统治（民间）’的界线，立刻孤立了*********权；民间哲学就成了‘造反哲学’”〔37〕。
这两种市民社会观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但在我看来，其基本取向却是相同的，即它们都立基于原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分野，寻求社会透过民主参与、社会运动、自治结社以及舆论影响而对国家***治决策进行参与和影响，而正是这些取向决定了东欧论者将civilsociety译成“公民社会”，也决定了台湾论者依据其可获致的传统资源将civilsociety译成“民间社会”。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见，对于civilsociety的不同翻译，表明了此一术语使用者对其已然潜在地注入了主体性的倾向，也明确标示出使用者的取向；就知识论的角度言，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情形。一方面，坦率而言，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展开，也无疑是全球市民社会复兴的一部分，基本上也是在查尔斯·泰勒所言的黑格尔式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的框架下展开的，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对洛克式传统中“外于国家”的市民社会观的修正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经由对自己所置身于其间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现实的体认而形成的一种强烈的本土关怀及对西方种种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和批判，所以中国论者并没有依循上述东欧或台湾论者的“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理路〔38〕，而将civilsociety转译成了“市民社会”。但是，与洛克式“外在于国家”的市民社会观又有不同，中国论者的市民社会观不仅仅只是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结构的主张，更是在可欲可行的基础上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39〕。这一点将在下文讨论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关于中国市民社会道路选择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型构方面的问题时得到充分阐述。
尽管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实际上是在与国家相关的架构下展开的，但中国论者还是根据他们的视角提出了他们对市民社会的理解；然而，经过我对中国论者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的分梳与研究，发现要准确地给出他们的市民社会概念是极为困难的，部分原因当然在于这项研究还在初始阶段，另一部分原因是当下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早期论者的观点展开的〔40〕；据此，我以为应当从把握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研究特点来展开这方面的论述，而这一方面的最凸显的特点，一如上述，无疑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在展开这一特点以及与此一概念的“舶来”特性紧密相关，前者意味着实践层面的建构，后者标示出某种目的性的示范。正是在这两个特性的笼罩下，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亦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形成他们的市民社会观的：一个方面是将市民社会作为现实层面的对象加以建构，这在具体研究之中就表现为必须将西方市民社会观所内含的从西方社会发展中抽象出来的种种结果性要素视作参照而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出现的体制外因素、空间及机制所进行经验性分梳，以及对新生体制外的社会要素与日渐变革的体制内或国家要素之间所形成的互动关系展开规范性的思考和批判；这一方面的种种观点可以概括为（1）市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41〕为基础的，也是以社会资源流动与社会分化为基础的〔42〕，立基于其上的便是市民社会的私域；（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既不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垂直指令性的关系，而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4）市民社会内部的活动和管理具有高度但却相对的自治性质，而这种高度性说明了市民社会的成熟程度，相对性则表明国家对其不自足的一面进行干预、协调的必要性；（5）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6）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策形成过程，这种在国家***治安排以外的空间就是市民社会的公域〔43〕；（7）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44〕，等等；与此同时，这些关于市民社会的认识起到了一种社会动员、批判现实及精神整合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市民社会论者正是用这些要素对照现实，为社会的发展设定道路〔45〕。
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则是作为认识及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析框架或解释模式而为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加以采用的，这在具体的研究中便表现为对知识脉络中业已存在的忽略社会面相或无视自下而上的动力的各种分析架构的研究和批判，结果表现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的视角转换。一如上述，这方面的努力表现为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从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角度提出并认识中国现代化的种种问题〔46〕。
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援用，直接引发了知识界对此一概念本身效度的讨论，尤其是对此一概念能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种：（1）认为借用西方概念分析文化背景不同的中国社会会产生许多问题，应谨慎且切忌套用，甚至可以采用其他概念来分析现代化中的社会而不必采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47〕；（2）认为“市民社会”概念不仅在不同的语言中、而且在不同的学科和学者中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很难说这样的概念在学术上有什么价值〔48〕；（3）认为许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已经在现实中不存在它们的对应物，所以“市民社会”概念是否具有描述能力便成为疑问，这也是汉纳·阿伦特（HannahArent）、福科(MichelFoucault)和卢曼(NiklasLuhmann)等人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重要原因〔49〕。
然而，对于上述疑问，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则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他们认为，首先，一如民主、自由、****、宪***等概念，“市民社会”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经验及知识传统，却具有超地域、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和价值，能为我们所用、也应该采用，尽管这种援用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50〕；至于“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的效度〔51〕；其次，市民社会论者认为，虽然市民社会概念的含义纷繁，但是那种认为一个概念只有在获得了精确而一致的定义之后才可运用的观点，即使在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是一个过高的要求；不同学科、不同学者所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尽管难以化约、概括，却具有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特性，因而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在不同方面进行讨论和交流〔52〕；最后，一些市民社会论者认为，作为一个事实概念，“市民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于当代已经基本失效，但我们必须把对一个概念的经验-理论的运用与规范-实践的运用区别开来，或者说，把作为事实概念的“市民社会”与作为价值概念的“市民社会”区别开来，这样，作为一个价值概念，“市民社会”就可以用来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对未来社会进行筹划〔53〕。2.市民社会与国家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发见，不论是洛克式或黑格尔式的市民社会观，还是本世纪复兴以后的市民社会观，实际上都没有摆脱其在发生学上与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因此市民社会论者一般都认为，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的概念，它实际上更是在与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获得其自身的规定性的，西文中所谓“civilsocietyvs.state”的论题便体现了市民社会的这一特性。与此相同，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在其讨论中所涉及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此一题域中，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既相关又不同的方面，一是关于[HTH]国家在建构市民社会中的作用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建构市民社会的道路选择的问题，二是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关系。
（1）市民社会建构或具体发展的道路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处成为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大致有如下述：一是一些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经过对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及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分析而认识到这二者之间的区别〔54〕；他们认为在西方或者说早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的生成一般是经市民社会由下而上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HT]它与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体制外抗衡、一体化发展、体制内自治〔55〕。但是他们认为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道路不仅不可能效法西方国家，而且只有根据中国的特定资源和制度安排来确定自己的道路，市民社会的建构才有可能。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市民社会〔56〕；虽然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而且中国当下的改革也正在确立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并不是市民社会的充分条件，而只是一必要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确当的道路，即使在市场经济中也不可能建构起市民社会。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市民社会论者才认定建构市民社会的道路在中国当下的经济改革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在关于中国市民社会道路方面的讨论中，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观点主要可以归为两种模式，一是所谓的市民社会建构二阶段论模式：“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具体策略是：采取理性的渐进的分两步走的办法，亦即我们所主张的‘两个阶段发展论’。第一阶段为形成阶段，其间由国家和市民社会成员共举：国家在从上至下策动进一步改革的同时，加速变更***府职能，主动地、逐渐地撤出不应干涉的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成员则充分利用改革的有利条件和契机，有意识地、理性地由下至上推动市民社会的营建。这一阶段的活动主要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第二阶段为成熟阶段，其间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逐渐进入‘公域’，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并与国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57〕。其他一些论者则将市民社会建构的“形成阶段”称之为“社会自主领域”，它“指的是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个体、社会利益集团从国家直接支配和控制下脱离出来并获得相对***性的阶段”，而将“成熟阶段”称之为“市民社会”〔58〕。
另一种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模式乃是在以上的论点基础上所形成的所谓“滚动式驱动理论”，在此一理论中，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将循着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式驱动的模式发展。第一阶段（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策驱动”：市民社会生长发育时期。在现代化的这一阶段，社会资源的配置主要通过***府***策进行，因此在调整它们与社会和公民的关系中自然处于积极主动的支配地位。这一阶段中国的市民社会还只是生长发育、积聚能量，尚未获得***自治的地位，它还不可能起到对国家和***府监督平衡的作用。第二阶段为“体制驱动”：市民社会成长壮大时期。体制的逐步健全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可能超越***策驱动的某些能量限制，而转向更为持续的发展动力的开发，即体制驱动。体制驱动将自然而然地导致国家与社会、***府与公民的二元化，从而将在***策驱动继续起作用的基础上更持久、更强有力地推进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第三阶段为“市场驱动”：市民社会进入成熟时期。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推进到这一阶段相伴随，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结构关系将发生重大转型：市民社会与国家、公民与***府将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一体化相互关系的建构。可以说，在三个发展阶段中这三种力量同时存在并互补增益，但在不同阶段，其主体驱动力各有侧重交互更接。市民社会本身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并对现代化进程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59〕。从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上述两种模式看，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而最主要的区别可能在于“二阶段发展论”侧重于在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和紧张中寻求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道路，这是一种“关系或互动”的角度，而“滚动式驱动理论”的三阶段分析却都将视角置于外部条件对市民社会的作用，这是一种“动力”的角度，它显然忽略了国家与社会间“讨价还价”或竞争本身对市民社会建构的意义。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模式都没有采用西方早发国家通过“社会对抗国家”来型构市民社会的模式，而是考虑到了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既有条件，认定建构市民社会的目的之于中国在于形成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而使中国步出上文所述的恶性循环逻辑；显而易见，这种良性互动关系不仅不同于“零合博奕”的关系，也很难通过“零合博奕”或你死我活的方式达致；因此，这种所谓的良性互动关系在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处既是一种欲求达致的结果，同时也是达致这种结果的方式。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一些论者对于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关于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理论构建方面的成功，并不标志着现实操作上的一定可行，而对于背负着沉重历史传统的中华民族而言，尤其是如此〔60〕。他们就中国不可能建构出市民社会而给出的历史的理由①“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类似于西方历史上的完善的市民阶层”。手工业与农村的广泛结合，以及强大的人口压力，官营手工业和矿禁***策都使中国不可能生成出一个强大而***的手工业体系；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使社会团体丧失了***性等等，因此，现代中国要建立市民社会，决不可能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找到资源；而在这个以经验哲学为主导的国度中，传统力量恰是最具影响力的，其间最主要的是反市民社会的传统，这种传统仍将对中国产生着持续的影响〔61〕；既然中国没有***的市民阶级，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市民社会。②在历史上，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主义的空前发达和长期存在。这种***治体制的模式及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基础，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这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新型关系的重新建构，是一种严重的障碍；尽管1978年改革开放使这种状况得以改观，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根本性变化的条件，因此一个规范而又合理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在近期得到实现〔62〕。当然，这种质疑的观点也遇到了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积极回应。一个方面的回应来自于对中国近代史中商会或绅商的研究：这些研究指出，虽说当时的商会和绅商表现出对国家的很强的依附性，然而根据他们的意识、功能、以及与国家的关系，可以说他们已然构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63〕。无疑，仅仅指出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雏形这一事实，并不能确当地回答上述质疑。我曾撰文指出，这种质疑本身乃是西方市民社会模式架构下的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批判及商榷所依据的标准大多亦是西方论者的市民社会观或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经验，这就意谓着市民社会在中国建构的困难实际上是西方式市民社会在中国建构的困难”〔64〕；而正是这种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支配，使质疑者忽略了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特点以及由这些特定条件所形成的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就对市民社会建构的影响力而言，中国最主要的特殊状况之一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可能性或基础性空间是由国家通过推进市场经济以及松动身份制、单位制、行***制〔65〕以及户籍制而形成的，而这就产生出两个与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不尽相同的特殊条件：一是在获得、维护和拓展这些空间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或个人及社团表现出对国家的依附性及相对的脆弱性，而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则基本上是私人资本的驱动，因此后者的***性一开始就成为一大品格；二是在改革的前提下，国家通过变革体制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其原有的“全权性”，正是这种变革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市民社会建构空间的出现，而这一点也不同于西方，因为市民社会在西方的形成过程是与民族国家建构相伴而行的。严格来讲，中国市民社会的依附性是与国家在建构市民社会方面的正功能相关的，然而这并不能妨碍中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与社会间互动的影响下得到逐渐的建构，它只能启示我们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道路一定与西方社会的道路不同。
（2）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关系问题。
中国市民社会论者除了在建构中国市民社会道路中讨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外，还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性关系方面论涉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出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应然性结构的关照，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学理取向。
一些市民社会论者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很复杂，有许多的方面和层次；就彼此力量的比较而言，存在四种可能的形态：1，强市民社会与弱国家；2，弱市民社会与强国家；3，弱市民社会与弱国家；4，强市民社会与强国家”〔66〕；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根据力量的强弱而排列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形态，并不能反映或揭示出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从上述所论西方市民社会的观念演化来看，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设定也基本上与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传统和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传统相联系，从前者处大致可推演出“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论点，它强调国家对于社会而言只是一种“必要之恶”，因此，对国家进行造反或对抗当是必要之举；而从后者处可导出“国家宰制市民社会”的观点，它强调国家塑造社会的功能，社会处于被支配的关系〔67〕。
然而，中国市民社会论者认为，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做单向度的强调，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但却很难适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当下状况，因为一方面中国当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变革“全权国家本位”的状况，因此“国家宰制社会”的主张是与这种改革相悖的，而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民反官”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治私性品格并未能使中国走向良性的民主***治，因此“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主张也是与包含实现民主***治的中国现代化背道而驰的。立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说”。正如上文所述，“良性互动说”，在中国论者处，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
具体而言，从国家的角度看，它对市民社会的功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承认市民社会的***性，并为市民社会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障；二是国家对市民社会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为市民社会活动确立对人人适用的普遍法律规则、对市民社会自身无力解决的矛盾或冲突进行协调。而从市民社会的方面看，其对国家的作用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即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第一阶段），市民社会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亦即市民社会在维护其***自主性时力争自由并扞卫自由，使自己免受国家的超常干预和侵犯；从积极意义上讲（即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第二阶段），市民社会的发展培育了多元利益社团，这些社团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治上表达它们的利益，在这一意义上，市民社会为民主***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显而易见，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乃是二者间的一种双向的适度的制衡关系；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病，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扞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68〕。
三、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及其突破
从上文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分析来看，中国论者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无疑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在展开这一特点以及与此一概念的“舶来”特性紧密相关，而这两个特性在某种方面又规定了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市民社会观的基本取向：一个方面将市民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和某种目的性状况加以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对其生活于其间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中国论者则是将市民社会作为认识及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析框架而加以采用的，这在具体的研究中又表现为他们对知识传统中研究范式转换的学理关怀。因此，可以说，市民社会在中国既是一种实体的建构，同时又是一种研究范式或解释模式的主张。一如上文所述，正是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知识自觉，导致了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在我看来，其间最主要的问题也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而存在的。
从解释模式来讲，一如上文所述，中国论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化尤其是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进程时，采用“市民社会”的分析架构，无疑具有很重要的学理意义。维特根斯坦曾经对思维方式的转换的重大意义做过精辟的讨论，他认为，“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着决定意义，……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69〕。尽管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并不等同于研究范式，然而它们所涉及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因此可以从某种角度说明市民社会作为研究框架对于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仅从中国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对于‘市民社会’、‘公众领域’的讨论，可以促使我们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70〕。然而，尽管中国市民社会论者通过理论上的分析而认识到了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的意义，但他们却将作为研究范式的诉求仅仅停留在理论主张上或与前此的解释模式的论辩上，而未能根据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亦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范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互动关系进行范例性的解释和分析，即使一些研究论涉到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但它们也“以西方市民社会模式为依据，在中国社会之历史中寻求发现或期望发现中国与西方二者间的相似之处”，或“以西方市民社会模式为判准，对中国不符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进行批判；尽管此一方向的努力所针对的是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但其间却认定西方式市民社会发展之道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法门。进而，上述两个方向的努力便在研究过程中演化出个误导：其一是将理论模式设定为研究的出发点，遂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寻觅一些符合既有理论模式之前提的的事实作为依据；二是依循这种路径或既有模式，对中国多元且多重性的历史现象进行切割，或者说对中国原本可以做两可性解读或解释的经验材料做片面性的解读或做片面性的评论及批判”〔71〕。然而，这种将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仅停留在模式论辩层面以及对它的简单套用，结果却使我们不能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解释过程中就此一解释模式的效力加以证明，更不可能将其本身作为论辩的对象加以检讨。
从另一向度来看，中国论者对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的这种强调，在一个方面导致他们忽视了其作为建构的实体对象的方面，或者说掩盖或忽视了其在实体建构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而未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间种种具体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些互动关系的变化进行详尽的分析和研究。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无论是一些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对市民社会作为实体在中国建构的问题的简单化处理，还是一些学者因此而对这方面的研究所持有的怀疑或质疑，都因此而忽视了对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的探讨，也就是对支配中国论者在将市民社会作为中国发展具体道路加以建构所赖以为基的思想框架及其隐含的预设的探讨。我曾在“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一文中，专门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为分析个案，指出了中国论者关于建构市民社会的道路选择，严重受到了“现代化框架”以及此一框架所具有的预设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首先，中国市民社会论者认为，西方发展的经验乃是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建构市民社会、进而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了***治民主化。这一认识的向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投射，强烈地暗含了对西方实现***治现代化的道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预设”〔72〕，“其次，……我们便会发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承认西方现代化对中国传统的两分界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间最为凸显的方面是，大多研究都否定中国以亲情血缘为基础的文化网络之于整合中国市民社会的正面意义，忽视中国自身发展的经验对于形成中国市民社会品格的可能性”〔73〕。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所存在的上述主要问题，严格而言，并非是市民社会观或“市民社会与国家”解释模式本身的问题，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乃主要是因中国论者的研究路径所致。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变革视角或改变具体研究策略，首先当是对实体建构及解释模式两种取向加以分殊，进而通过具体的分析打通这两个层面、消除其间的紧张；而这种努力有可能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突破：
（1）如何在根据“市民社会与国家”解释模式对前此种种“国家或***治本位观”的解释模式进行检讨和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原本作为判准或依据的市民社会解释模式本身，转而视作我们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理论研究中的参照框架并作为论辩对象〔74〕；（2）如何把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视作研究出发点的思路，转换成将它视作参照框架的路向，亦即将中国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在具体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过程中，便有可能表现为对中国与西方本质性差异的强调，进而在此一基础上建构出相应的并能有效适用于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概念，形成中国本土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性理论模式〔75〕；（3）与前两个问题相关，如何将根据西方市民社会解释模式而展开的对作为实体的国家以及作为实体的社会进行的研究，转换到对那些之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与社会间具体互动关系过程的分析及研究上来，进而通过对这些并非同质性的“国家”与“社会”的具体互动关系的范例性的分析和研究，来洞识当代中国从原有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的特有道路，为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提供可能的中国式的方案；（4）如何从上述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中所形成的洞识里抽象出中国式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解释模式和相关的理论命题，一方面为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学理的解释模式，另一方面以中国式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解释模式对西方论者于前此提出的种种现代化道路或发展道路的理论模式（包括西方市民社会的模式）形成论辩。
综上所述，市民社会研究于本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学界展开以来，取得了一些严肃而认真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说在为解释和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亦即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视角，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我们认真检讨和反思的问题。此处需要再一次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因简单地套用西方市民社会模式而不意识其作为实体在中国的建构的种种问题，还是因认为作为实体的市民社会在中国建构存在种种问题而否认市民社会解释模式所具有的可能的正面意义，都不是解决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所存在的问题的路径。
【注释】
〔1〕关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双二元结构”的问题，可以参见时宪民，《体制的突破——北京市西城区个体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4-6；关于这个问题的更早的文献，可以参阅阎肖锋、王汉生、时宪民、林彬，“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页121-130；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从城乡分化的新格局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国农村与经济》，1990年第4期，页2-14。
〔2〕此一归类应感谢现执教于澳大利亚的***治学者BaogangHe，详见TheIdeasofCivilSocietyinMainlandChinaandTaiwan,1986-92,Issues&studies,June1995,pp.27-29.
〔3〕关于市民社会研究的文献还主要见于下述刊物：《现代与传统》、《天津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国书评》、《欧洲》。
〔4〕Bourdieu指出，“要构建一种科学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要与常识划清界限，也就是说，与那些被大家共同持有的见解划清界限，不管它是日常生存状态里的老生常谈，还是一本正经的***见解。这些常识性东西往往嵌入在制度之中，从而既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客观性上，又反映在社会组织参与者的思想里。预先构建之物无所不在”，见P.BourdieuandL.T.Wacquant,InvitationtoReflexiveSociology,pp.235-238。
〔5〕Bourdieu所主张的那种“反思社会学”，要求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学的对象化“观注”方式进行分析，“也许可以首先粗略地把这种反思性定义为将有关学术实践的理论纳入整个社会批判理论，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必要条件。布迪厄与其他倡导反思性的学者不同，这首先表现在他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学者，而是根植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其次，他的反思社会学必须成为一项集体事业，……而在第三个方面，他的反思社会学不是力***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去巩固它。布迪厄的反思性远不是要削弱客观性，而是旨在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同上，pp.36-37。
〔6〕Bourdieu认为，“对这样一个对象进行研究，人们必须每时每刻都要提醒自己，客观对象化的主体本身正在变成研究的对象(被对象化)，因为在撰写最尖锐严厉、不留情面的客观化分析的同时，必须敏锐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分析也可以应用到那些正在撰写这些分析的人身上”，同上，p.62.
〔7〕参见邓正来和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页60。
〔8〕参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56-159。
〔9〕这里的西方，当然不是指整体的西方，即使在一同质性程度很高的社会中，人们也会采取种种不尽相同、甚至彼此竞争的思维框架。
〔10〕邓正来和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页59。〔11〕林毅夫、蔡方、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七章。林毅夫等人指出，这种“活乱”循环在中国改革中有四种表现，“‘活乱’循环的第一个表现是经济反复出现过热，进而速度与“瓶颈”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活乱’循环的第二种表现是经济中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和周期性出现的通货膨胀率。……‘活乱’循环的第三种表现是在经济生活寻租动力的增强和****现象的滋生。……‘活乱’循环的第四种表现是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循环往复或改革周期。”
〔12〕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一论战观点的概括，显然只能集中在核心论点上。假如我们将这两方的观点视作一连续谱，那么这些核心论点更可能是此一谱续中的两极，而在这两极中间则存在着种种调和的观点或居间性观点。当然，我们对于这两方的观点是进行了真正的交锋，还是在曲解对方的情况下为自己的主张加以论辩，可以另作更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更为详尽的资料，请参阅刘***和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另一些市民社会论者，如施雪华，则将中国学者对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观点归结为三论，即必须首先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驱动论”、必须进行东方式“新权威”的重塑的“***治驱动论”以及必须改造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以适应现代化的“文化驱动论”；请参阅施雪华，“现代化与中国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第总7期，页115-121。
〔13〕刘***和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页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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