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社会主义篇1
1、生产关系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维护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它反对剥削，但继承人类一切美好的价值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
2、本质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资本归个人私有和雇佣关系，资本家通过雇佣关系赚取生产要素创造的利润，以资本家拥有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3、矛盾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则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把从前个人的生产资料变得社会化，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产品从个人的产品变成社会的产品。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却不归真正使用生产资料生产产品的劳动者所共有，而是归资本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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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篇2
“社会不公”并不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不少与社会公正有关的难题。但是，由于前者拥有一份为後者不可能拥有的庞大的社会主义遗产，这便使得前一类国家在其转型过程中丛生蔓延的社会不公，无论在内容或规模上，都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亦不同于东亚诸国。那种认为在中国大陆的转型过程中，应当照搬所谓东亚模式或西方古典资本主义的模式，而可以暂置“社会公正”于不顾，以便尽快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观点，显然是忽视了这种巨大的差别，同时也低估了“社会公正”对于原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平稳转型的重大意义。
有人以为，目前中国出现的社会不公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盖因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治改革，似乎只要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社会不公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在民主俄国的私有化过程中，社会不公同样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3足见在解决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时，假如仅仅寄希望于***治改革，那显然是把社会公正问题过分简单化了。
有鉴于以上所说，本文将以“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的遗产”为中心，首先探讨社会公正原则的基本含义；继而分析社会公正借以实现的条件和方式；接着考察中国自改革以来所出现的严重社会不公及其成因；最後，本文将依据近年来在国际上广受赞誉的“荷兰奇迹”的经验，就如何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一、“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基本含义
“公正”是一个***治哲学的畴。
从自然史和人类历史分野的角度看，如果借用赫胥黎的术语，则“公正”或“正义”显然是对“自然的过程”的一种超越，属于“伦理的过程”。因此不言而喻，“公正”并非属于“实然”、而是属于“应然”的畴。
在汉语中，“公正”与“公平”、“正义”的意义相近。不同的是，“公正”常用于评判是非功罪，“公平”常用于评判交易，而“正义”则常用于评判伦理道德。在中文的字面上，所谓公正就是公而不偏，举凡评判是非功过或赏罚予取，遵循公众认可或代表公众意志的准则而不偏私，方可谓公正。就此而言，汉语中的“公正”与英语中“JUSTICE”的字面意义有其相通之处。後者是指：相关双方中的每一方，在权利和义务上均得其所应得和承担其所应承担。
“社会公正”所要规的，不是个人之间、而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要求各利益群体在***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的权利和义务上，均得其所应得和承担其所应承担。
可见，按照笔者的理解，在“公正”与“社会公正”之间，实际并不存在原则的区别（某些自由主义者根本否认“社会公正”的意义，这暂不予讨论）；两者都是与“特权”和“歧视”根本对立而不相容的。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我们只是给出了关於“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形式定义。这种定义虽然指明了“权利”和“义务”应当彼此相称，但并没有揭示“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实质内容。不过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把“义务”理解为一种必须让度的权利，则“公正”与“社会公正”所共同蕴涵的，就是“权利的平等交换”。这正是我们通常所谓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基本含义。
二、实现社会公正的一般条件和方式
作为一种规性的畴，“公正”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人类自己给自己提出的一个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不易解决的难题。
这首先是因为，不论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或自然，都不能使“公正”得以在人世间自然地实行。一方面，如上所说，“公正”并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然也绝不可能为言行公正的个人乃至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提供适于生存的优惠。另一方面，人性也从来都并不完美。正如卢梭指出的：“从人的方面来说，正义（按即“公正”）没有自然的责效，故不能在人世实行；盖正人以正义待人，而他人不以正义待他，便是恶人受惠，正人遭殃了。”4
“公正”难以实现的第二个原因，是作为一种抽象原则的“公正”，虽然很少有人会公开地加以反对，但是对于“公正”的标准或具体内涵，正如对于所有的“应然”、即什麽是“应当”和什麽是“不应当”的问题一样，人们的回答往往人言言殊，无论谁人都很难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都信服的答案。在攸关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社会集团在***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之切身利害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上，尤其是如此。
然而这并不是说，“公正”从来都只是一句美丽的空话，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美妙幻想。因为，既然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或国度，“公正”总是被公认为一种高尚的美德，一种应得到普遍尊崇的准则，那就表明，“公正”本身是深深地植根于普遍的人性之中。卢梭说：“一切正义都出于神，神是正义的唯一渊源。”5照笔者看，这实际也就是肯定了“公正”源于人性，因而归根到底是与人性相一致的。
正因为“公正”源于人性、与人性相一致，所以人才可以依据这一“绝对命令”而超越自己的自然本性，凭借理性为自己创造出某种借以实现“公正”这一价值或理想的“手段”。按照卢梭的看法，“社会契约”、“法律”和“***府”等等，便是具有这种功能的的一般“手段”或“工具”。他说：“倘使我们能够直接承受神感，那我们自然无须有法律和***府了。无疑地，世间有种普遍的正义是来自理智的，但这种正义，欲得大家承认，必须是相互的。……故社约和法律须使权利和义务相关连，并使正义应用其对象。”6
事实上，至少在现代的条件下，只有法律才有“资格”对各个人、各阶级、各阶层、各社会团体乃至***府本身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且具强制性的界定；只有***府，才拥有“使正义应用其对象”的正当权力，因而也才可能强制性地使“公正”或“正义”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责效。然而，法律和***府只是实现和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要使“法律”和“***府”能够真正成为实现和保证社会公正的手段或工具，还须具备下述两个前提：第一，法律本身必须是公正的；第二，***府必须“依法治国”，实行“法治”对于实现和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性，已经为今人所公认，这不拟赘述。然而，如果一部法律本身缺乏公正性的话，则它必将导致波及全社会" 的系统性或制度性的不公正。所以，法律的公正问题，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笔者看来，法律本身的公正性虽然涉及多种因素，如时代、历史背景、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等等，但其关键却在“平等”。在当代的历史情境下，判断一部法律是否公正，最根本的就是要看其是否体现并贯彻了普遍平等的原则，即它对每一个人是否都赋予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而不管他是来自哪一个民族、哪一个阶级或阶层，也不管他是来自哪一个社会集团(包括******)或群体。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我们就可以说，这部法律是公正的；反之，则是不公正的。在此种意义上，正是“平等”构成了“公正”的实质性内涵，因而“公正”在本质上是与“特权”和“歧视”相对而不相容的。
然而，法律上的“平等”只具有形式的意义，因为法律赋予人们的平等权利只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能保证人们实际上也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如财产权等等）。要使这种“形式的平等”能够成为“实质的平等”或“事实上的平等”，不仅要求***者依法行事，而且也要求整个社会和每一个适法者本身，在***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具备某些必要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或不充分，那末，即使法律本身是公正的，所谓公正也仍然可能是徒具虚名，或者至少是名实不尽相符。
自近代以来，正是由于在“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这两者之间各执一端，才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公正观；其间的冲突集中地表现在产权制度的问题上，便形成了主张公产制——统制经济（即所谓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与主张私产制——自由经济的自由主义的对立。
尊重私有产权并着眼于形式平等的自由主义，认为只有“自由”才是公正得以实现的方式。他们甚至认为，在自由经济下，根本不存在“社会公正”的问题。这在形式理性（按，这指确认和保护私有产权的法理）的围内无疑是合理的。从社会统计的平均结果看，商品、货币的“平等交换”或“公平交易”，也确实是在不断重复的自由交易中才得以实现。问题在于，人们在劳动市场上所交换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商品和货币，这还涉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人”！因此，在商品和货币“平等交易”的背後，就可能掩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甚至掩藏着“人对人”的奴役！而如所周知，这种通常表现为超负荷的经济压榨和超经济的人身奴役的实质的不公正，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是普遍存在和怵目惊心的。这乃是私产制的自由经济既无法回避、也不可能自然（没有***府干预）地解决的一大难题。否则，它在历史上也就不会长期遭遇社会主义的挑战、乃至共产***的威胁。如此简单明的事实，自由主义者们当然不可能看不见，他们显然是主张对这种实际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采取“默认”、或者不如说“容忍”的态度。
与自由主义者截然相反，作为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潮最激进、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事实上的不公正，采取彻底批判的、***的立场。在他看来，法权上的公正虽然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反对封建特权的进步意义，但那毕竟是资产阶级的公正，因为真正的“平等交换”只存在于有产者之间。他还认为，由于这种形式的公正掩盖了实质的不公正，因此说到底，它是狭隘的、甚至是虚伪的。马克思关於社会公正的理论，一方面继承了卢梭关於私有制是人类一切不平等起源的学说，认为真正普遍的平等和社会公正，就是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在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构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无产者进行“剥夺剥夺者”和实行公产制的共产***，不仅天经地义、公正合理，而且是彻底根除现存一切实质的不公正，进而实现真正普遍的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必由之路或唯一方式。这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虽然有其价值的合理性，但历史已经证明，实行公产制——计划经济的後果与其所设定的目标（其中也包括它所许诺的“社会公正”在内）相去太远！
有趣的是，马克思当年曾预言和期待过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虽然并没有发生，然而这些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不仅没有坚执于对自由经济的迷信，进而对自由经济下存在的事实上不公正的问题采取回避、甚至否认的态度，反而在现代民主***治和自由经济的基本框架内，通过适度的***府干预，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如适度的国有化、涵盖全社会的福利和保险体系的建立等等，就是***府以全社会的名义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以弥补市场和原有法律对于实现和保障“社会公正”之不足的比较成功的例。因为正是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设施，为实现劳资之间真正的“平等交换”、从而也为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公正”提供了客观的必要保证。这是一种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方式，亦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式。
这种方式还表现在一些非法制化的层面上，如某些劳资纠纷的调解、消费者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等等。凡此种种，都是要通过***府和其他中介机构的参与，以社会协商对话的方式，将实际存在的社会不公控制在为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容忍的围内，从而达到相对社会公正的目的。我们将这种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畴的社会协商对话的方式，称作社会契约的方式。
叁、社会公正与社会主义的遗产
前已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期大量出现的严重社会不公，与其特有的社会主义遗产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遗产在中国大体包含以下叁个方面：第一，是思想和文化层面上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或曰“意识形态”)；第二，是与上述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一整套***治、法律制度和***治体制；第叁，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一笔巨额“国有”资产和一个以“铁饭碗、大锅饭”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遗产，不仅直接反映着改革的领导者对“社会公正”原则的界定，而且广泛地制约着人们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从而也直接地触动着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准则，影响着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乃至每一个人对改革的目标、***策和实施方案及其实际後果的评价。也因之，人们判断“改革是否公正”，主要就是看在处理或分配社会主义遗产的过程中，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乃至各个人在改革中的“实际所得”与其“所应得”、“实际承担”与其“所应承担”是否相一致。
平心而论，在关乎“社会公正”标准的问题上，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发生一些激烈的争论，原本是情理中事。我们似不妨以平常心看待之。问题在于：从八九年那场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不公”的***治风波被平息之日起，当局便公开表示了澄清吏治、整治官倒和反对贪污受贿，以从根本上扭转社会不公的决心，此後他们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什麽自九十年代以来，腐败横行、社会不公的现象却反而日甚一日呢？在笔者看来，问题的答案主要应当从改革的失误中去寻找。就是说，中国的腐败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不公之所以会发展到目前这麽严重的局面，根本的原因，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遗产的问题上，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甚至违背了大多数人所能接受或认可的关於社会公正的标准；因而改革本身的深化，也便难免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腐败和社会不公日益积累和日益恶化的过程。
依据笔者的观察，改革的这一失误所导致的严重社会不公，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由此亦引发了与之相应的四种社会紧张或冲突。
第一，寻租现象泛滥。回首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其间曾出现过叁波令人瞩目的寻租浪潮：第一波始于八十年代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官倒横行”是其最遭人垢病的後果。第二波发生于八十年代中期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或以“中外合资”、“中外合" 作”的方式对国企所进行的“股份制改造”；这波浪潮的神奇效果之一，是将寻租的围从国内市场扩展到了国际市场。第叁波，则彪兴于九十年代的“炒股热”，在昏天黑地的“房地产热”中达其极致。这叁波寻租的浪潮一次比一次泛滥，一次比一次汹涌，以至终于从***姿肆的寻租大潮中，浮现出了少数拥有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资产的家族和个人！有人据此作出判断，这标志着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中国的完成。7
第二，少数人非法瓜分国有资产
这是寻租现象泛滥的最为严重的後果！
如所周知，中国大陆自8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据说以平均每天大约一忆元的速度非法流失着，这构成了用以表征“社会不公”的规模和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此类社会不公的问题，追根溯源，不能不改变“人治”和官僚特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现存体制。然而，俄国私有化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即使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民主化改革，也未必保证转型期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一定能够按照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方式进行。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府的职能，使***府完全退出企业，如果不能同时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受到有效的限制和监督，则即便是如今天俄国那样的民选***府，它的各级科层组织及其官僚，也照样会利用转型期国有资源再分配的各种机会，猖狂地为自己谋取私利，使寻租现象泛滥成灾！在这一方面，中国与俄国的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并没有公开地进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因而少数有权势者及其同伙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往往是以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的。第二，由于“公有制”至今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因此，在如何处理国有资产的问题上，少数人私分国有资产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也就不可能不以与现行法律和既有社会伦理原则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突显出它的非法性和非道德性。
首先，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因此无论如何，在法律上绝不允许将改革变成一场由少数人廉价、甚至无偿剥夺多数人这种名义上的所有权的过程。其次，国有资产“人人有份”的信条，不仅得到了法律的确认，而且也是基于国有资产来源于全体人民共同积累的历史事实。因此，这种“人人有份”实际上早已积为中国社会的一条基本的经济伦理原则。这样，在如何处理国有资产的问题上，改革便不能不受到上述法律的和社会伦理的双重限制。就第一重限制而言，少数人廉价、甚至无偿地瓜分国有资产属于非法，当然不可能不引发“被剥夺者”与“剥夺者”之间的矛盾；而从第二重限制来看，即使改革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过程在现行法律的围内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假如改革的实际後果令多数人在社会经济伦理关系上失落了上述名义上的平等地位，而同时又不能在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那末，这样的改革因其难免演变为“强者剥夺弱者”的过程，它在实际上仍然会被多数人看作不公正，因而也难免遭受多数人的道义谴责。中国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形成、并在九十年代逐步激化的“被剥夺者”与“剥夺者”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正是在国有资产大量非法流失的宏观背景下，由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交织而成。
由此看来，改革虽然不能不着眼于提高经济效率（否则又何必进行改革？），但仅仅着眼于经济效率则是不够的。除现行法律而外，“社会公正”也是改革、特别是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必须充分予以重视的原则之一。
不容否认，“公正”与“效率”之间常常有矛盾，但也不尽然。有关的研究表明，分配不公同样可能对效率起负面的作用。更何况，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实行私有化都可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能够提高效率的私有化，需具备相应的经济环境；而此种经济环境在中国的成熟则显然须假以时日。8我们应当从俄国仓促草率的私有化过程所造成的严重後果中汲取教训，以足够的耐性期待并促成这种经济环境的成熟与相对公正的私有化方案的研制。
第叁，国企内部上下级关系的不合理变化
这也是国企改革中产生的诸种社会不公现象的焦点或凝聚处之一。
大家知道，改革前，我国工厂、企业内部的******领导与职工之间，虽然并不像公开标榜的那样，是一种同志式的完全平等的关系；但除非是出于***治上的原因，职工一般不得开除，其劳保和福利待遇也是有保证的。而且，那时工厂企业的领导与职工一样，都是依靠工资维持生计，虽然领导的工资可能高一些，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有时亦难免“多吃多占”一点，但两者实际收入的差别不大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锅饭”。但自八十年代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来，原先这种“同志式的关系”便开始逐步向“劳资关系”转变；劳资之间的紧张以至冲突亦随之产生，并伴随改革的深化而呈逐步激化的趋势。因为厂长经理渐渐地掌握了让职工下冈、甚至解雇职工的权力；职工的工资、奖金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开始由厂长经理决定了。与此同时，两者实际收入的差距也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迅速拉大。据报道，沈阳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的厂长上任後都给自己买了宽敞的住房，82%的厂长配有高档轿车。”广州、海口、福州、武汉、南京、西安等城市四百多家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有60%是企业的公款消费9如此的高消费，不要说中国的普通职工，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显然也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做得到。广大职工对此早已是“义愤填鹰”，这其间虽然不免亦可能含有“红眼病”的成分，但他们最深刻的失落感，却可能是来自自己与领导之间相互关系的上述深刻变化。
诚然，自八十年代开始在一些工厂企业建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厂长经理的权力有所约束，对工人的权益亦有某种保护的作用。但一则由于厂长经理通常都可以仰仗其上级“靠山”和权力关系网的庇护，二则由于职工代表大会缺乏横向联系，难以对厂长经理形成足够的制衡力量，因此，即使在职工代表大会组织和运作最好的情况下，如在某些大型国营企业中，它对厂长经理的约束和对职工权益的保护作用也是非常微弱的。不然的话，在近年来推行股份制的过程中，怎麽可能出现一部分企业领导竟敢以解雇相威胁，强迫工人购买股票；而一些工人又怎麽会因无力购买股票而被开除呢？10
也许，《劳动法》的公布和实施，将会加强对工人权益的保护。但是，《劳动法》显然不可能为国企内部上述“劳资关系”的生成提供充分的根据。因为它回答不了，在从原先那种“同志关系”向“劳资关系”（或“准劳资关系”）的转变过程中，厂长经理们个人究竟付出了什麽样的代价、承担了什麽样的风险，从而摇身一变竟成了“资本家”或“资方人”？而原先同样是所谓企业主人的广大职工又得到了什麽样的补偿，因而便该当一下子“沦落”为被雇佣者？而对这样的社会伦理问题，显然是不能仅仅以“提高经济效益”来简单作答的。更何况，在中国目前的情势下，即使以强力推行了这种对市场经济固属必须的从“同志关系”向“劳资关系”的转变，国有企业是否一定能扭亏为盈，也令人怀疑！
第四，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从" 改革的收益分配和代价分担是否相称的角度来分析，存在于中国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不公，主要表现于下述两重关系中：其一，是城乡关系，亦即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官民关系。
笔者在《中国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中曾经指出，与前苏联那种单一的工业社会主义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由“农业社会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复合而成的。在这种二元结构的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中国的农民一方面承担着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和为城市提供廉价商品粮的责任，另一方面，却不仅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各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遭受着多重歧视。农民的这种“贱民”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诚然有所改善，但城乡之间不公正的差别依然是严重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若与国营企业相比，***府在信贷、外贸和某些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对乡镇企业的***策性歧视依然存在。
(3)各级***府及其官员和行***人员，对农民的非法摊派和敲诈勒索，远比对城市居民为甚。
(4)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工资、劳动保险和福利待遇，以至社会舆论等多方面，仍然处于被歧视的“贱民”地位。
至於官民之间在收益所得和改革代价承担上的不公正，尽管我们很难做出量化的描述，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在改革中收益最大的官员及其家族成员，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小的普通百姓却不得不付出最大的代价、承担最大的风险。民众对此有义愤，首先是因为，在***治不开放和实际存在着特权的条件下，每一个人的能力和个人努力程度，并没有通过公平的自由竞争而得到验证。此外，还有一个无法掩盖和不能无视其存在的因素，就是改革的巨大代价，说到底，是来自原有的模式和体制。因此，当评价改革是否公正的时候，不应当、也不可能排除人们去追溯这种“历史的责任”。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历史责任的绝大部分，应当、也只能由缔造并推行了旧模式旧体制的执******及其官员们来承担。这显然是一笔不大容易计较清楚的“糊涂账”；而且，在改革中也应当提倡和鼓励人们，对历史的责任问题持宽容的态度。但是，假如改革的收益分配恰好与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成正比，而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分担却恰好与之成反比，那无论如何都难免遭人物议！或许，这种社会不公难以完全避免，因为改革毕竟不同于***，它不能不尽力争取掌权者的认可与合作。问题在于这种社会不公，距离多数老百姓所能容忍的界限到底有多远？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严肃面对的问题！
四、社会公正与社会民主主义
“荷兰奇迹”的启示
那末，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麽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地控制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化解那些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呢？
照笔者看，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致有如下几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第一，是意识形态说教和***治运动的方式。改革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在***时代曾屡试不爽的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已经不那麽灵通，至少是不够用了。
第二，是把经济改革局限在旧体制的围内，甚至“走回头路”，即“革改革的命”的方式。，某些“老左派”们所主张的这种方式，在已经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的中国，显然已无异于痴人说梦，客观上不可能，对多数人也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
第叁，所谓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按：当前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是一种流派纷呈的思潮，这仅指其中的一部分人）的方式。主张这两种方式的，除了某些体制内的改革派人士而外，还有知识界的某些头面人物。
由于反驳这两种主张的论作几乎已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笔者无意再对它们作详细的评论。这只想指出两点：其一，八九年那场风波表明，将社会不公的问题留待日後解决，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恐怕是“一万年太久”！其二，最近印尼等南亚国家发生的***局动荡，至少已经对这两种主张提出了无可回避的“挑战”，因为谁都无法否认，最近这些国家发生的极具破坏性的***局动荡，与这些国家长期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有直接的关系。
除此而外，当然也还有一些很激进的主张，我们这里不去说它。笔者想要推荐的，是一种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畴的方式，亦即
第四，***府干预下的社会契约方式。
简单地说，这种方式就是主张，在***府的主导和参与下，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协商对话，来规和调节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在改革中的利益关系变化，以保证改革相对公正地进行。
如前所述，战後西欧和北欧在适度国有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是社会民主***人经过长期努力而达到的伟大成就之一。这种成就为广大劳工阶层的择业自由创造了某些必要的物质前提，从而也为在劳资关系方面实现相对的“社会公正”，提拱了一种制度性的保证。但也许是因为“物极必反”，社会民主***人们战後在欧洲推行的“福利社会主义”，也曾遭遇到自己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福利社会主义”因其固有弊端逐渐暴露，已经走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右翼保守主义于是趁势而重新崛起。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执***的英国开始，私有化的浪潮一时几乎蔓延西欧所有的国家。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亦程度不同地被削弱或被缩减。这些改革虽然为顾主们所欢迎，却不免遭到广大劳工阶层的抵抗。如果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西欧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社会难题是：***府究竟应当如何处理顾主要求降低劳力成本与雇员要求扩大就业和提高工资福利之间的矛盾，才不失为“社会公正”，因而也才能为劳资双方都心悦诚服地接受？如今已享誉西欧、并被视为当前西方世纪颇为时髦的“第叁条道路”之开端的“泡勒德尔模式”（POLDERMODEL)12，正是适应这种情势的客观要求，于一九八二年在由基督教民主***和工***联合执***的荷兰应运而生的！
所谓泡勒德尔模式，就是在***府的主导下，由***府、顾主和工会叁方，通过协商对话，达成旨在刺激投资、增加就业和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中长期***策性协议；此後每一个会计年度，叁方都遵照此一协议再度进行磋商，就本年度工资增长的水平和其他相关问题达成具体协议；尔後由***府宣布实施。13最近十六年来，荷兰遵照这一协议，其名义平均工资虽然略低于德国(实际工资大体相同)，但荷兰的经济不仅一直以不低于3%的速度持续增长，而且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也取得了令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难望其项背的成就。近年来，德国的失业人口已突破四百万，为本世纪二、叁十年代那场大萧条以来所仅见；法国的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但据欧盟统计局1998年9月公布的数字，目前荷兰的失业率是3．9%，仅略高于卢森堡堡4所谓荷兰奇迹，就表现于这种鲜明的反差中；而追溯“荷兰奇迹”的秘密，人们则几乎是众口一词，将之归功于荷兰所创造的以节制工资增长和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为其基本内容的“泡勒德尔模式”！这也就是为什麽当布莱尔刚一登上英国首相的宝座和施莱德刚一在大选中击败柯尔，便屡次声称要向荷兰学习，将“泡勒德尔模式”创造性地引入本国的原因。
毫无疑问，就具体内容而言，泡勒德尔模式与荷兰的具体国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因而对其他国家未必完全适用。15但是也应看到，这种在荷兰实际已经制度化了的社会协商对话方式，一方面以***府干预和工会的参与，弥补了法律和市场对于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府的主导，协商对话一直以“双赢”（WIN WIN）为其出发点和归宿，因而它也不致伤害、至少不致严重地伤害顾主的自由。这样，它便为人们提示了一种解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新方式，即一种符合当代***治新思维、因而亦可借以达致相对社会公正的方式。泡勒德尔模式的普遍意义就在这。
参照荷兰的经验，笔者以为，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问题也许并不是何***、何派或何人，能够为全社会确立起一种共同的、绝对的社会公正标准；而在于能否找到一种与当代***治新思维相一致的相关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所谓社会公正应当在相关利益群体的共同参与下，通过旨在“双赢”、即兼顾各方利益的协商对话来达成。这种社会公正自然是相对的；但也惟其如此，它才是现实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荷兰创造的泡勒德尔模式对中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义
由于中国与荷兰的国情不同，前者要“移植”後者所使用的方式，当然不能不进行若干相应的改革。笔者以为，这些必要的改革至少包括下列几项：
一、在***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执******应当进一步清理以至放弃与原先那种全能主义体制相对应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原则；***府则须进行以建立“小***府”为目标的改革，进一步退出企业和“社会”。所谓退出企业，就是***府完全放弃对企业的人事任命和经营管理权，把这些权力统统交给企业自己去掌握。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企分开”。所谓退出社会，则是指***府逐步放弃对所谓人民团体如工、农、学、商等群众组织的垄断。
二、进行社会改革，即在承认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前提下，逐步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社会权利，允许各阶层、各群体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自由结社。当然，“自由结社”可以首先从非***治性的社团（如工会）开始，待条件成熟、取得经验後，再逐步向更广阔的围和更深层次上扩展。倘若担心这样的渐进式改革仍然风险“太大”，那末，至少也应当进行以自由选举为基本内容的工会改革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改革。
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社会改革，其实质就是要逐步从根本上改变与原先那种全能主义体制相配套的“国家组合主义”(State Corperatism)，亦即由国家垄断“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的社会整合模式。但笔者同时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也不宜照搬美国的“压力团体”或波兰的团结工会；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可能更具有借鉴、参考意义，或至少可作为一种过渡方式的，可能是西欧的“社会组合主义”(Social Corperatism)模式。
叁、建立旨在协调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府及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均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使***府与民间社会在面对各类带普遍性和可能影响全局的社会冲突时，彼此真正成为协调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合作夥伴。为此，***府应当放弃所谓全心全意依靠某一个或某一些阶级之类的***治口号，在功能定位上将自己确立为“协调者”和“仲裁者”的角色。
很明显，以上这些改革实质上是属于***府转变职能和社会改革的畴，但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也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治改革的意涵。如果从後一种意义上看，则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全有可能像实行“村民委员会选举”那样，为渐进式的***治改革成功地开辟出又一个新的突破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建立这样的制度，将把经济改革、***治改革和社会改革自然地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改革的相对公正性，同时也有利于突破***治改革严重滞後的僵持局面，因而无疑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平稳转型，可以说是一举数得的好事！联想到中共“十叁大”已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设想，那些设想虽然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与我们现在所说有不小的距离，但两者毕竟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中国***府已于不久前签署了有关人权的两个国际公约。无论如何，这都将促使中国***府在兑现宪法关於结社自由方面有所作为。何况，严重的社会不公业已成为当前中国迫在眉睫、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功事件也再度显示出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这种情势下，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而进行上述改革，应当说不仅是必要的、可行的，而且在时机选择上也是适宜的。
注释：
1.参阅苏文：《传统、改革与***：1917年俄国***再认识》，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
2.参阅拙作：《叶利钦改革的命运与俄国的***治前途》，载《信报月刊》1998年11月号。
3.参阅下斗米伸夫《俄国的两次***：1917与1991》，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第3第35页。
4、5、6.卢梭：《社约论》，商务印书馆,台北，1989年，第49页。
7.何清涟：《中国的陷阱》，明镜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8.参阅田国强：《转型经济产权所有制理论》，《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3期。
12.这个模式的主要设计者是荷兰现任首相科克。因此，在为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五十周年而举行的其成员国***会议期间，克林顿在谈到“第叁条道路”时曾对科克首相说，这本来是你们荷兰的创造，“可惜你们给它起的名字不够好”！“泡勒德尔”在荷兰语中指由围海工程而建造的“陆地”，为了保证这些人造陆地不致被水淹没，须不停地监控和调节其水位；所谓泡勒德尔模式，就是取其“调节、控制”之意。
14.EU Werkloosheid Stabiel Op 10Pct.NRC HANDELSBLAD Sep.10,1998
社会主义篇3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在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上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见解。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单纯相加而成的；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部都是哲学原理。尽管这些观点不一定是错误的，但一定是不完整的，这些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和认知，他们没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及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个组成部分紧密联系，具有综合性特点。不仅能够在客观上理解世界发展、人类认识和自身发展、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能够列出不同层面相互关联的逻辑关系，这些逻辑构成了“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独特性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根据世界闻名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总结历史和过去客观发展规律，提出自己的发展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断想要建立起当今世界一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联，然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其自己的本质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核心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
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具有鲜明的***治立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是在无产阶级***中经过实践不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所代表的，也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无产阶级获得***的理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具有阶级性。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启示
经过人类文明的反复实践和证明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到了真理性验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而且它还要继续经受当代世界发展的检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特点在实践中得到最大体现。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之上
目前为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取得这一成果的主要原因是***和国家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国家各项事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我国朝着社会主义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和***坚持以本国国情为基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治得到完善等。这些成果有目共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同马克思主义原理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项历史性的选择。
2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一项重要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考察我***执***能力建设的一项标准。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中有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这些思想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基础上提出来的合理思想，我***已将其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
3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是实现***治、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的***治保障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合理的社会理想。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克服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因素，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实现社会进步和和谐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是实现***治、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的***治保障。
三结论
社会主义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女性 压迫 ***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的西方，朱丽叶·米切尔于1966年发表《妇女，最漫长的***》，标志它的产生。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思潮具有二重性，既可以说是一种女权主义思潮，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基础上，同时受到激进女权主义的影响而形成的女权主义流派。
一、基本观点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妇女受压迫现状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所受的压迫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指出，人类社会长期以来被分为两个领域，即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领域与家庭和私人生活领域。并且前者被看作为更为重要的领域，是男人的领域，而后者则被看作次要的甚至边缘的领域，是女人的领域。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妇女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大多数妇女以家庭为全部或基本的活动范围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有些妇女虽然从事着一定的社会职业，但是她们并没有摆脱和放弃家务劳动，事实上承受着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双重负担。家庭是妇女的主要活动范围，妇女在家庭中仍然属于从属地位，尽管有的丈夫在家里会做一些家务，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之当作义务，而是兴趣催生，妇女也把家务当作分内之事。此外，艾丽丝·贾格尔认为异化现象也发生在妇女的生活中，如妇女节食、锻炼及梳妆打扮看似是为了自己，而实际上却是为了男人。同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参加社会工作的妇女的状况作了分析，认为妇女即使有参加社会工作的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中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妇女工作的报酬也明显低于男性，有的只有男性工人工资的一半以下。
（二）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关于结合的具体方式，海迪·哈特曼和朱丽叶·米切尔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看作并存的两个东西，认为父权制在家庭之内存在并且起作用，而资本主义在家庭外存在并且起作用。它们各自的作用加在一起，从而造成了妇女所受的深度压迫，即“二元制”。“如果不同时向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两种制度提出挑战，就不可能发生***性变革。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两种制度及其相互关心，就不可能发生***性变革。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两种制度及其相互关心，就不可能产生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的理论”。而莉丝·沃格尔和艾丽丝·扬认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已结合为一体，不可分割，应该用一个统一的根本性的概念来作解释，如“资本主义父权制”或“父权制资本主义”，即“单元制”理论。艾丽丝·杨在《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把资本主义家长制理解成一种制度的理论，在这种制度下，压迫妇女是一种基本属性。但无论是“二元制”理论，还是“单元制”理论，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上是一致的，存在分歧的只是结合方式。
此外，长期以来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思想已成为一种观念力量渗透于人们的生活。其中，两性气质的观念根深蒂固，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削弱了女性的进取性和***性，从而不自觉的顺从男人。她们反对妇女生理特点是导致她们受压迫的根源的观点，认为只有在社会压迫的结构中，妇女的生理特点才使她们处于从属地位。“并不是她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妇女在经济收入上对男人的依赖是导致她们社会地位低下的关键因素。“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同时妇女家务劳动的价值不被认可，使得她在物质上完全依赖丈夫，她便失去了***性和自主性。
（三）妇女***的途径
造成女性受压迫和不平等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妇女的***应该是全面的***。米切尔指出：“只有改变紧密结合杂一起的上述四大结构（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妇女才能真正获得***。如果改变其中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所以***应该从多个领域入手，包括经济领域、***治领域、思想领域。首先，在经济领域上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反对性别歧视，要求与男人同工同酬，同时应有薪产假、育婴假及托儿所等。此外，一些女权社会主义者提出家庭劳动有偿化和工资化的主张。要求社会充分认识家务劳动与雇佣劳动在本质上相同，并且发给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工资。家务劳动的报酬可以采用为妇女提供福利补贴或为负担过重的母亲提供子女免费保育的方式，从而使妇女摆脱经济上依赖男人的状况。其次，通过广泛的***治斗争争取***自利。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主张积极开展各种类型的女权主义运动，包括建立严密的妇女团体组织，与其它被压迫组织建立联系，在适当范围内联合行动。在社会***治领域之外的一些领域，如私人领域家庭中也能获得平等。再次，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改变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传统意识形态，建立平等合理的性别文化。摆脱长久以来支配她们的父权制思想，增强自我意识。
二、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评价
从反抗资本主义父权制压迫及探索女性***道路等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具有代表性意义。首先，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产生之前，关于女性受压迫问题的研究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分析这一问题，并且试***建立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如艾丽丝·贾格尔用马克思“异化”概念分析妇女受压迫问题，认为异化现象也发生在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次，她们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女性受压迫的问题的分析，没有局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压迫，而认为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分析压迫的根源时，并没有局限于经济因素，同时从***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探索。再次，她们指出性别分工也是造成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之一，女性与男性应同工同酬，女性应当有生育自由等。最后，她们将妇女***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加深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同时指出家务劳动不仅创造了使用价值，而且创造了剩余价值，深化了对妇女家务劳动创造价值的认识。
我们在肯定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光辉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理论的不足之处。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不够严谨，如尽管朱丽叶·米切尔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是她的理论却不足以支持她的分析，反而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不管处于何种生产方式和阶级地位的女性都可被放置于她所说的“社会总结构”中，因而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显得可有可无。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理解得不够透彻，造成了其理论有一定程度的缺陷。如艾里斯·杨用性别分工来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但是却不能解释不同阶级的女性所受的不同性质的压迫，同时她认为所有女性的从属地位只能用父权制来解释，太过于片面化。再次，她们的理论有些脱离实际。她们总是希望用一个原因或者多个原因来解释妇女的从属地位，却忽略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三、小结
面对目前中国妇女***存在的种种问题，通过研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使我们明白要通过***治、社会运动和文化思潮来唤醒女性意识，同时要通过理论研究找到妇女被压迫的根源。当然，我们不能一味的纯理论研究，应该考虑复杂的社会环境，理论联系实际，这样才能找到有效的反抗途径。我们知道，女性想在各个领域都达到与男性完全平等并不是容易的事，从理论变为现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需要女性自我意识的全面觉醒，并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同时可以通过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思想的研究、传播及发展，提高我国妇女的自我意识。总之，通过比较中国现状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所研究的社会环境的差异及相同之处，取长补短，可以完善发展中国的妇女***理论，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妇女***实践。
参考文献：
[1]哈特曼、马克森：《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女权主义者的评论》，美国《激进***治经济学评论》[M]，1980年。
[2]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1页。
社会主义篇5
关键词：成就问题社会主义四信
1978年，***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纠正了“左”的思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这次讨论，对于我们***完整、准确的理解和运用思想，***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过去的工作，以及对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思想条件。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南方视察，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取得很大的成就。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虽然进行了改革，也不再闭关锁国，极大的***和发展了生产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时间的早或晚，都对我国能否进一步完善***治文明建设、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保障人民的利益、最终把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差距的幅度也逐渐扩大，这些收入差距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着我国城镇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村，那里的孩子有的甚至难以完成中小学的教育，虽然国家大范围的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但部分学校又让学生购买过多的、不必要的报纸及复习参考资料，这些钱等于让学生又重新上缴了学费，不但加重学生的负担，也丝毫没有起到义务教育的作用。其次，地域居民收入差距。由于我国面积大、人口多、地理条件差距大，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策的偏向性，使我国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如何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成为人们热心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把全人类的***，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实现真正的公平社会作为最高命题。而且当前，我国正在谋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实现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是要保证社会的公平，而社会公平是建立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前提下的。总之，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然而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仍然存在,缩小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强化民众法律意识，加强民主***治建设
《***宣言》中，恩格斯指出，‘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以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这说明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民主，把民主制当成自己的组织原则。我国也把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允许派对其监督，建立基层民主制度，在民主***治建设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农村。主要体现在：第一，村民缺少民主自治意识，对***治表现冷漠。这在选举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受封建思想影响甚深，没有民主自治意识，对选举表现很冷淡，似乎无论谁被选中对他们都没什么影响。只要没有人侵犯到他的一亩三分地、没有占有他的房地、没有阻拦他发财的道路，其他的都与他无关。甚至有人侵犯到他的利益，但只要是村人共有的利益，他们都会抱着观望的态度，希望会有人出头，但那个人绝不会是自己。第二，基层组织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利或威望，给自己或亲友谋取利益，村民敢怒不敢言，或者苦无上诉的地方和渠道，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基层建设呈现民主化。虽然国家制定基层民主制度，但对基层群众的宣传和教育力度不够。虽然国家提倡民众上访，但不普及这方面的知识，民众面对着墙壁上“一次非法上访训诫，二次非法上访警告，三次非法上访拘留”的标语，哪里还有勇气去上访，除非有什么深仇大恨。虽然国家实行网上民意表达，但在当代的农村，即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还没有几家人会去购买电脑这种没有手机方便、没有电视快捷的联系和娱乐的设备。第三，个别地区******组织对社区建设管理越位和错位，没有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社区干部一般都是由乡村上层领导选定，不是由村民自己自愿选举或推举。
社会主义篇6
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它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即是首先要弄清楚有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它并不存在，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研究它“是什么”、“怎么建”的问题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怎样地理解这一句话，或者说生产力怎样地决定生产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一直没有弄清楚。
十六世纪，大西洋新航路开辟，英国成为西方航运的中心以后，其手工业工场以毛纺为中心，得到了迅速发展；十七世纪，资产阶级***胜利；十八世纪，工业***完成，工业开始代替农业上升为社会的主导生产力；到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英国完成了工业***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期，美、法、德、俄、日等国也相继完成了工业***，确立起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成为工业强国。
因此，从工业与资本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应该理解为，一定类型的主导生产力，决定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以资金的投入为基础的工业主导生产力，决定了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但是，这样的理解，似乎又与历史不相附合。因为按历史说，人类社会的主导生产力，在工业以前，只有农业那一个时代，而其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以前，则经历了奴隶制与封建制那两个发展时代。
这其实是人们对人类史前史的推测有问题。
人类在成为人以前，应该是食肉的猿，而决不会以野草与野籽的采集为生。因为如果它们是长期地蹲在地上吃草或者采集，碰到了其它野兽就逃的话，其四肢的发育将如骆驼一样
，是均衡的与善跑的，而决不会下肢粗壮，上肢灵活－－并且野草的营养贫乏，不利于猿脑的发育。大树果实与小草籽实的营养虽较为丰富，但自然的生长却决不如现在人工培植的那样集中、高产与可口（现在劣种粮与优种粮在口感上差别很大，但“古兽肉”与“今兽肉”可以说没有什么差别），体较大的野果是树上猿猴的食物（猿人爬树的本领已大大退化了），但小草野籽却只能养活松鼠之类的小动物，牛羊虽很爱吃一点料，但由于其胃口太大，籽实难采，还只得以野草为食，因此地上猿人也不可能以采集为生。
食肉的猿发展下来就是使用工具的猎人，猎人为了捕猎而驯化了狗，然后又在驯狗的基础上驯出了羊、猪、牛，从而成为牧人；牧人为了使“畜多息”，为了给牲畜加料而培植庄稼，后来种植又因酿酒与蓄奴（贵族是肉食者）的繁荣而兴起，直至牧人变成农人。
动物与植物都属于生物，所以相对于后来的工业来说，人们往往把牧业与种植业一起归结到了农业。但在性质上，牧业生产却比种植多了一个能量的吸收、转化与排泄的过程――多了一个食物链，它就比种植多浪费了90%的植物能量（种植又比后来的工业多了一节）；但正因如此，牧业生产却比种植降低了大量的人力消耗，生产过程少了一节，技术要求也低得使原始人类能够承受（猎人的开创牧业，决不比后来成吉思汗的接受农业与重农轻商的东方人提出工业化更轻松）；因此说，牧业相对于种植业，应该说是一种更低级与更简单的生产类型。
既然人类社会的主导生产力也是一步一步由低而高逐级地发展过来的，那么牧业的环节就不可能逾越，这就如大自然如果没有植物，那就决不会产生动物一样。
在世界上一些土地肥沃，灌溉方便的地方，牧业的主导地位保持的时间或许比种植业短，但由此也并不能证明它作为一个主导时代没有存在过，现在人类已经开始转入科技时代，即是说近现代的工业也仅仅繁荣了几个世纪，维持的时间就更短了。
考古家们或许能够找到“原始农业”的痕迹，但他们也必然能够发现原始人打制的石器，然而能打制石器并不能证明他们已进入了工业时代，同样采一些野籽做补充也决不能证明他们就一定以种植为生――如果文字的产生退而成为工业的必须，那历史家就又可能推测人类为生来的工人了――要知道，在猿人的生活中，捕猎、采集、手工与创造乃是同时开始，相互促进的，只不过捕猎占着主导。
因此，应该说，在工业时代以前，人类经历了两个生产力发展时代，即牧业时代与种植业时代。在牧业时代，由于人们是靠天吃饭，以畜为生，在直接劳动上区分不出人与人的不同；由于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有限，迷信盛行，往往把“神”与人、畜的区别推论到人的身上；又由于他们刚刚从血肉相连的氏族关系融合到利益相关的阶级关系；所以奴隶制的出身原则就成为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根本标准。而在种植时代，耕地的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又成为种植人区分其社会价值的标准。
如此看来，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解，一定类型的主导生产力决定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并不错(把单一本质决定的一种生产力发展时代强分为前、后两个时代，是不科学的)。因此，社会主义是否有其产生与存在的基础，也就只能看人类社会是否会再兴起一种新型的生产力，以取代现在工业的主导地位了。
二.科技时代
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 它会不会代替工业而上升为一种社会的主导生产力， 这是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认为物质决定着意识，意识也能动于物质，实践检验真理，真理也指导实践。同样，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认识自然，又在认识自然的指导下改造自然，这两者也应该是密切不可分割的。这说明，把生产力仅仅归结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把其认识自然的能力排斥在生产力概念之外的观点，就如过去排斥脑力劳动者于劳动者概念之外的观点一样，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如此看来，生产的老概念如今也需要改一改了。一件产品，人脑中有它的设想，但现实中它还不存在，于是人们通过人脑的参与，人手的劳动，在现实中把它照着人脑的设想造出来，从而达到现实与人脑的共同存在，这属于生产，物质的生产；一条规律，现实中它早已存在，但人脑还不能认识它，于是人们通过人手的参与，人脑的劳动，在人脑里把它从现实中找出来，归纳出来，从而达到人脑与现实的共同存在，这也属于生产，精神的生产。当然，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规律”，人冒捏出来也不可能用以指导生产，人脑中没有的东西，现实中也不可能生造出来为人所用。因此说，生产的概念就应该扩展为：在大自然与人脑这两个无所不包的世界里，人们为着自己的需要，将一个世界已经存在的事理或设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发展到另一个世界去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开发也属于这种过程。
从牧业到种植业，再到工业，随着产业的逐步升级，人们为生产同样消费或使用价值的产品，所需要投入的人力越来越多，所需要参与的自然资源(包括动植物生长代谢的部分)却越来越少了，现在一项科技成果的发现或发明，更往往需要无数人的实践，无数人的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时候，才能集中到某一人身上归纳出来，其所耗的自然资源却为零。这就如我们现在若把一片牧场改作猎场，猎人对猎物生长发育的人力投入为零，猎场可自然生成的野兽也比原把它用作牧场可放养的牲畜少得多一样。
再从用的角度上讲，农主品只能一次性消费，其中的畜产品更必须现产现消，时间一长就变质了；工
业品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供若干人使用若干次，但最终总要破损报费；而科技的产品－－知识，则不仅用途广泛，而且可以供无限多的人同时使用，并能反复地使用无限次。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它还是一种比工业更高级的生产力。
但有的人还怀疑，在生产力里边面，科学技术有时更象是一个构成要素，而不是一种发展类型。以笔者的看法，从精神活动的角度上讲，作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应该是劳动者的脑力，而不是发展脑力的科学技术，这就如在物质上能量上，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应该是劳动者使用的工具与劳动者的体力，而不是生产工具的工业与提供能量的农业一样。
人们往往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构成要素，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开发，科学技术已经逐步地渗透到了其它各个生产领域，并从根本上改变着它们的生产面貌，于工业有知识密集型工业，于种植业有科学种植，于牧业则有科学养殖，等等。而其实，改变后进生产领域的生产面貌，使其有一个质的飞跃，这正是一种产业，作为一种先进的主导产业，所固有的属性。如现代工业的发展，随着其地位的上升，导致了种植业生产的机械化、化肥化，也导致了牧业生产的机械化、饲料化；更早的种植业的发展也使牧业当初的放牧打草变成了家畜喂料；我们又能说工业与种植业也是生产力中的两个构成要素吗？
同时，先进产业的兴起，又往往是后进产业为进一步发展，寻求出路的结果。如牧业的兴起始于猎犬的驯化； 种植业的兴起源于畜料的培植； 烧陶以盛放粮食（牧人们现烤现吃，装奶用皮袋），冶铁是为了农耕；当今科学技术的兴起，也正是工业企业为激烈竞争，更新设备，换代产品逼出来的――科技时代的来临已经为时不远了。
比工业更高级的科技生产力的兴起，必然需要一种比资本主义更进步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把社会主义的产生，归结到科学技术的兴起上，很多人可能会有些失落，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还不太明白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的缘故。历史上，日本在开始推行明治***策的时侯，机器大生产还是一个新事物，但变革以后仅仅三、四十年（一代人），日本就摆脱了殖民危机，打败满清，击退帝俄，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的强国，这主要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强大能动作用。要知道，对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自发形成，人无可奈何，但能否即时地转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则是衡量一个***权先进性的根本。如今中国东部的工业扩张已经趋于饱和，开始转而开发西部，东部的工业要再进一步发展，也就只能靠“战略性结构调整”了，因此，现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研究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经济与社会体制，正是现实的需要与时代的要求。
三.人与人的关系
人类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在物质上高于动物的活动进而能够制造与使用工具去劳动，在精神上高于动物的追求生命进而追求无限的幸福，这两者是辩证的，缺一不可的。我们当讨论生产力的时候，劳动是其根本，现在要讨论人与人的关系，追求幸福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了。
在险恶复杂的大自然中，单个的人是难于生存的，因此人们要想生存或者进而生存的更好，他们就必须以某种关系为纽带， 结成由小到大的社会，分工协作，共同生活。 这样，一个社会人所能追求与得到的幸福，也就只能是社会幸福了。
人类最初的原始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之间，多劳也不觉得亏，少劳也不以为耻，他们为了生存，分配都是均等的。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组成逐步庞大，由血亲的家庭，扩展到血缘的氏族，再到姻亲的部落，以至于地域的部落联盟，随着生存之外剩余产品的出现，血缘的疏远，成员之间若要再不分彼此，平均分配，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一种新的社会组成――阶级社会开始了。
所谓阶级，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不同生产作用的同类人，或者说能实现不同社会价值的同类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生产利益，为了确立、维护或者转变某种社会幸福的分配原则与方式，而结成的社会集团。
一定时代人的社会价值的区分标准，是由一定时代的主导生产力决定的。在部落融合的牧业时代，因为人们所能左右的，并不是能产出多少（牲畜的繁殖水平是由“天”定的），而是能否保有自己的生产成果，或者掠夺别人的生产成果，又由于原始社会血缘纽带的保留，因此，英勇善战，能征服他族的部族就整体地成为服务于生产的部族――掌握社会幸福的贵族，相反被征服而接受贵族保护的部族就成了直接从事生产的贱族；在种植时代，由于耕地对种植的决定性，拥有耕地的人又结成了掌握社会幸福的地主阶级，没有耕地的人就成了受佣于人的农民；进入工业时代，由于资金投入对工业生产的决定性，拥有财富的人又结成了掌握社会幸福的资产阶级，没有财富的人就成了受雇于人的无产阶级。因此，以此类推，到了科技时代，由于人，人的知识、 智能对科技生产的决定性，社会人的阶级区别当然又要以社会主义的知识、智能为标准了――否则怎么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呢？
随着生产力的逐级跃进，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也越来越高级了。在奴隶社会，一个人能够在社会的生产中起到一种什么的作用，从而能够获得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幸福，完全源于“天的安排”，祖宗的传承，因此，社会人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基本没有；到了封建主义，贫穷人家勤俭发家已经成为可能，不肖地主的破落也时有发生，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已经存在，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也开始产生动摇；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财富的活性，穷人的短期暴富与资本家的一夜破产，已经不再是稀奇事了，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则进一步下降。
可以想见，当人类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即资产，无形的资产，决定生产的第一资产，不论你是穷小子，还是富少爷，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是无不同起点的真实平等，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当然会空前地提高，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自然会极大地下降，这种阶级关系，对劳动者自身发展的推动作用无疑是最高的。
动物群体是低于人类社会的群体，动物群中的孤崽，虽失去了母兽，其生存仍能得到群体的照顾，仍能学会求生的本领，因此，人类既结成了社会，当然也应当给每一个未成年人，特别是孤穷儿以相当的温饱、教育与医疗保健，给他们一个同起点，而至于当他们长大成人以后，生活在一个讲智能的社会，将会是成为一个社会的“精英”还是“庸儿”，那就只能靠自己，不能再要求社会夺富济贫了――这样的社会，才称得上是一个公正合理，健康向上的社会。
在生产力里面，劳动者要素是对其它要素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人所共知，物力上的经济恢复容易，人力上的经济发展难），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根本上是由劳动者在阶级社会里，为追求有差别的社会幸福而积极地发展自身促进的。
说得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群的”，但阶级差别则更是集团的榜样，用不着谁去鼓吹，它就无时无刻不作用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人家生活得好，是因为有知识，有本事，那我们就赶快学本事吧，更得让自家的孩子学”；“人家生活得好，是因为他爸爸有本事，而爸爸是不能换的，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当然，本事的含义，一是通过劳动，服务于社会与他人，从而得到社会与他人的回报，这是于社会有益的；二是不劳动不服务，平空得到社会与他人的东西，这是于社会无益的，它又分为两种，一是为社会与他人所允许与情愿的，如传承与施舍，二是为他人与社会所不容的，即偷抢拐骗贪贿之类。
在阶级的社会格局中，阶级之间不仅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而且也有相互对立的情绪。在由一种生产力主导的生产力发展时代，这种矛盾有时可以激化为被统治阶级
的武装起义，但其结局却必然是失败或者建立代表旧统治阶级的新***权；在两级生产力交接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发展年代，这种矛盾又往往被新统治阶级所利用，建立代表新统治阶级的******权。 总体来说，随着社会阶级格局的逐级跃进，社会人的自立逐步大于他立，自怨逐步大于他怨，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缓和了。到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社会，由于知识在社会人面前无不同起点的真实平等，所谓代表知识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代表了社会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贫家子孙后代的应有利益，阶级矛盾也就变成了“狠铁不成钢”的人民内部矛盾。
四?科技生产中人与钱的关系
现在的科学技术，还守着为工业服务的地位，这就如历史上的工业，它起先是以手工业的面目出现，为农业服务的一样。但是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对手工业的服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工业也最终摆脱了为农业服务的从属地位，唱起了直接为人类社会服务的主角，并重塑了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得到了超农业规模的大发展。
未来的科学技术，也必将走工业的这条老路，在为工业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自己，成熟了以后构建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然后又是超工业规模的大发展……现在的许多科学技术，已经不单是为工业服务的了，如空间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软科学技术，等等。
谁都知道，科技生产的主体在于人，在于知识的研究者，即是有创新力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当然同时它也离不了必要的研究经费与研究设施。但是，经费设施必竟只是次要的，有创新力的研究人员才对知识的生产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如在工业时代办工厂，投资是主要的，而找地皮则比较容易一样。
但是现在，由于科学技术还守着为工业服务的从属地位，因此它的生产，仍延用的是工业“投资为本”的原则，这就给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与不利。
首先，在“投资为本”的生产原则主持之下，科技生产的组织，采用的仍是“钱雇佣人”的做法。是钱要人做什么人就做什么”而不是“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汽车厂的人只能研究汽车，想研究飞机找飞机厂去（但或许对飞机的思考倒可以给研究汽车以启发），飞机厂的技术只准用机，汽车厂或许能用也不知道有这项技术，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给用。这就使人的创造力大打了折扣，也使生产的协作与知识的推广打了大扣。
同时，“钱雇佣人” 的做法，还不可避免地把钱的集约经营原则带到科技生产中来。 而事实上，知识是不可能在固定流程的支配之下，集约生产的。知识的单位生产者，只能是单个的创新者，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并不能相互得到新启发， 而只能相互受到旧影响。这是因为，知识生产的重心在于分析信息，而不是得到信息。比如哥得巴赫猜想，一个数一个数地验算，有耐心的人都能做到，但要证明却非常困难；要发明电灯，要找到耐烧而廉价的灯丝，一样材料一样材料地去试验是重复者的笨办法，理性地证明什么样的材料最耐烧才是创新者的事。得到信息的事可以由实验室真实地去做，或者将来由电脑虚拟地去做，但分析信息却必需由创新者以其独特的角度，用其独到的方法，去***地思考。因此说，知识只有一个人一个单位地生产，才能形成产出的高效率。
其次，在“投资为本”的生产原则主持之下，科技生产的成果――知识，现在也大多成了钱的专利，而其生产的主体――研究者，却被抛到了一边。
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不知有幸福的是动物，幸福无可再求的只有“神”，求幸福不单要有名，而且要有利，“无私奉献”是反人性的，因而也是骗人的与行而不远的，人类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文明，对幸福的无限追求是其根本的动力――当然社会上也随时会有人为追名逐利而作恶，但那是你社会的游戏规则不完善，惩恶扬善不到位的缘故，而并不是他们的追求幸福本身有毛病。
但是现在，本应该属于工程师的技术成果，却被钱直接地占成了专利，赚去了高利，而其生产者却只给穿一件白领，花几个工资；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发现，也被钱无偿地随意使用，而其生产者却只能得到一个“科学家”的虚名，实现一种“无私奉献”的满足。这种做法，实为一种严重损害知识生产者创新利益与创新积极性的做法。
同时，把本该属于人的知识产权交给钱，还会遏制知识的正常传播。可以想见，知识如果是属于人的，那么在一个适当的回报原则的主持之下，将是知识传播运用的越广泛，对知识的所有人就越有利，就象作家出版他们的书一样；而现在把知识的产权交给了钱，让钱去赚利，则是这知识越保密，钱可能赚到的利就越多。
遏制知识的传播，就是遏制知识的生产。
知识创新就是对已有知识的逐级创新，相对论不可能产生于牛顿力学之前，跨越式的“新创”并不附合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现在，许多最新科技知识却被钱占成了“机密”，严加保管，不得外泄，其结果是，了解这些机密知识的知识旧人要创新比较容易，而不了解这些机密知识的知识新人，依托他们所能掌握的老旧知识，顶多也只能“创旧”，要创新就心然是偶然性的“跨越”，这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利于知识生产的。
同时，知识创新又是已有知识与一定的新视角、新理念相结合的产物。而知识生产要想纳入新的视角，新的理念，那就必需纳入尽可能多的不同各类的新人，并且这“尽可能多的不同各类的新人”要想成为“创新新人”，他们又必需即时地了解与掌握现有的最新科技知识。因此说，知识生产要大发展，决离不开知识共享，断不能要知识保密。
也许有人会问，在科技生产中，钱虽则是次要的，但它毕竟也是必要的，请问，如果没有钱的支持，你研究如何开展？
这就好象农业时代的地主提问：如果没有我的地皮，你工厂怎么开？但在那个时候，似乎也并没有人把这个问题当作一回事。其原因就在，当时同一块地皮用以投资开工厂已经比种庄稼可得到的产值多得多了。因此，要彻底解决科技生产中人与钱的地位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位研究设施的使用水平。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一台电脑，它可以向无数台电脑，无数个人传递信息，它可以做无数次运算，验证无数条定律。前文也已经说过，知识生产的重心，在于分析信息，而不是得到信息，这就是说，代表了钱的研究设施，实验室，它们所能做的，其实也就是为研究人员展示实验过程，提供研究数据，验证研究成果，由于它们并不能分析信息，所以它们的价位也只能是重复性的，服务性的。并且任一套研究设施，任一个实验室，都可以为无数个人展示实验过程，提供研究数据，可以为无数个人验证研究成果。
明白了这一层，问题也就自然容易解决了。
马克思以为，人类最终的社会，将是按劳分配，不分阶级的社会。但是我以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因而他们的“所需”也是无可量化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消费结构也不断变化，以前都以衣食为主，现在则重在精神享受了。而走出实验室，换个新环境，吸入新空气，找到新感觉，这也正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根本切入点。
五。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在历史上，任一级先进产业的兴起，都是它的后进产业为进一步发展，寻求出路的结果，而当一级产业已经发展成熟了以后，它的升级换代，又必须由另一级更先进产业的兴起去带动。
在世界上，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论是什么样的***权，都会宣称自己是代表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那么，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人民利益呢？国家利益首先是先进生产力的利益，人民利益首先是先进生产者的利益。因为只有先进生产者的利益首先得到保证了，更多的人才会成为先进生产者，先进生产力才能得到健康与快速的发展，后进生产力也才能跟着升级
换代。要知道，富国一般人家的一只狗也比穷国的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与更饱，现如今中国的乞丐要钱也是元呀角呀的，不象当年社员们挣工分几分几厘的抠。当然平均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推行这种做法的人，必是不懂阶级观点的人。 因此说，看一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主要应看社会上在总体是哪一种人更吃得开，更行得通，看当嫁（婚）的女人（男人）更愿意与哪一种男人（女人）结成社会的细胞，即家庭。比如，劳随所愿，分配平均，那叫原始社会；贵族家出身的人天生就是贵族，贱族家出身的人天生就是贱族，各接各的班，那叫奴隶社会；姑娘们宁可给权贵富翁做小老婆，也不愿嫁给一个少钱无势人家的有志青年，那叫官僚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是怎样的呢？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有知识，能创新知识的人占据社会上层经济地位，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社会――但必须清楚，这里的“所能”，主要指得是智能，如果单指体能，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按劳分配就变成平均分配了，一平均分配， 各尽所能就又变成了劳随所愿――这种社会，到了科技生产力最终上升到社会的主导生产力的时候，将形成于必然，而在科技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已经开始抬头的时候，则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手段，首先是经济手段去确立它。
任一件产品，它的内涵都有三项，即原料、动力与知识。
在古代，一把锄头的价值只等于该锄头一倍半重量的铁，即是说锄头的价值主要在铁，内含的动力与知识的价值总共也只占三分之一，若再从中去掉三分之二的动力，所剩的知识也就很少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劳动者的发展），产品的知识内涵逐步增大，物质则相对下降，但在工业时代，一台机床报费了以后，卖铁也还能拿回几个钱，然而到了科技时代，一张光盘内所含的知识价值，已经大到了足以使其原料与动力的价值可以忽略不记的地步,这时的产品，就只能叫做知识的载体了。
同时，在低级生产时代，劳动者赋予产品的价值主要在动力， 而知识则占少数，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对产品的知识赋予逐步增大，动力则相对减少，当机器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机器人大量投入使用以后，人的劳动价值，就不再是提供动力，而是创新知识了。
社会主义社会，即是把适用于科技时代，有利于知识创新的共产主义的经济与社会体制，首先引入到工业时代，通过促进知识生产的大发展，达到使物质产业的发展走上持续、快速的健康轨道的社会。
要这么说，现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难道就是阻滞知识创新的了？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的选择法。如果没有这个选择法，世界决不会如今天的这样丰富多采，生机勃勃；但同时，又由于这种选择法它是自然的，经常不免于迟缓与滞后，因此，在漫长的生命发展史中，又不知发生过多少次生态失衡，优劣同灭的残剧。
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法引入到工业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
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就是这种对商品的选择与代谢具有迟缓性与滞后性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造成的，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历次危机过后，各企业被迫更新设备，换代产品，从而带来了经济复苏的结果中看出来。
那么，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对商品的选择与代谢具有迟缓性与滞后性呢？在市场竞争体制之下，“顾客就是上帝”，但是“上帝”这个选择者，他们所能看到的，却并不是直接代表商品优劣的技术质量，而是由商品的生产经营者所做的广告宣传，并且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在做他们的广告的时候，为了把持其对技术的独知权，又只能吹嘘他的产品“好在哪里”，而并不公开它是“凭什么好的”“怎么好的”；这就很容易造成市场对商品选择的盲目性――人人都伸出一个大拇指，哪一个是君子，哪一个是骗子，很难分得清――并且经济越发展，品类越复杂，商品越高级，市场的选择能力也就越显得软弱。
这就如有的法官判案，只公布他的审判结果，而并不公开他是“凭什么判的”，“怎么判的”，于是就造出了许多冤假错案， 结果老百姓也弄不清在法律面前到底该何去何从。
市场竞争体制既然能造成市场消费取向的盲目性， 那么老而大的企业就满可以凭着它的老面子， 老名声，斗起来又招大力沉，继续为它的过时商品争夺商场，抵制别人的新颖产品；而新而小的企业虽有过人的技术，但因是初涉江湖，又势单力薄，自然连起步都非常的困难――所谓风险投资的“风险” 主要就在这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发展在哪里呢？
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它对大距离差别商品的比较，能够很好地胜任，优胜劣汰，立竿见影，但是对小距离差别商品的鉴别，却往往力不从心，结果是只能对生产力发展的粗放扩张听之任之，造成经济危机。比如，在十九世纪以前，让他在近代工业与家庭手工业之间选择，它就做得四平八稳，成效显然；但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开始有了近代工业与近代工业之间的较量，危机就来了，好在此时工业化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向外殖民扩张，有殖民地手工业的淘汰给充数，危机就不太严重；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殖民地已瓜分完毕，殖民地手工业也已淘汰殆尽，工业也从“近代”升到了“现代”，更加残重的经济崩溃当然就无可避免了。
现在我若问你，“拖拉机与耕牛谁的力量大？”你凭着感觉一定会脱口而出“拖拉机”，并且这回答也是正确的。但是我现在若再问你：“这一块手表与那一块手表，哪一块走得准？”那你就一定会迟疑了，当下要弄清必需得仪器测，走几天比一比等不及了，不测不等看包装又怕上当――用比较机器动力与畜力的方法去比较手表哪一块走得准，那结果也只能归于无效。
当然，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代谢虽缓，但在本质上它还是要优胜劣汰，是进步的；因此，市场竞争体制比较成熟的国家，其经济虽“跌宕起伏”，但在一个长时间以后再算总帐，发展还并不慢。所以说，我们如果为了讨厌资本主义而随意地夸大其危机的缺点，甚至掩盖了它代谢的本质，那就等于是把一个在本质上是进步的东西说成了“腐朽”，如若再从这“腐朽”找对立面，那自然只能得到另一种“进步”。
自然的既然无效，那我们就只能求助于人为的。历史上封建贵族的专产专卖也是人为的，但他们只讲一己私利，而我们则全凭技术质量；当年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也是人为的，但他那是量的平衡，而我们则重在质的代谢；并且这时里的代谢又要比资本主义粗放的市场竞争体制来得更为积级，更为合理；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要构建的这种更进步的经济体制称做技术竞赛体制。
技术竞赛得以成立的前提，首先要技术公开。因为既叫竞赛，那参赛信息就必须得让裁判、选手与观众都能看得清，这样的竞赛结果才具有权威性，以后要亮黄牌红牌才具有说服力；否则若全凭裁判给一个一个地捏弄，那就很容易造出权力黑幕，不成其为竞赛了。
在市场竞争体制之下，企业的技术都是密码锁着的，广告裹着的，现在突然要他们把宝贝都亮出来，留不得一手，确也有些难于割舍，但在技术竞赛体制之下，技术要参加竞赛就不能保密，要保密就不能参加竞赛，而不参加竞赛的，其产品又决不允许进入市场。
历史上贵族的专产专卖权是他们的祖先出生入死服务于社会得来的，现代企业的机密技术也是他们先前投资开发得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取消贵族的专产专卖权，与社会主义社会取消企业的技术独知权，在性质上是一样的。科技时代的知识共享，就等于物质生产时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当然，技术公开并不是要取消生产专利，被公开了的技术，社会应确保其只限于被用作新技术开发的参照，选择与代谢的依据。或者说，技术交给社会是产品进入市场的前提，专利得到保护又是技术交给社会的回报，如果技术不
能为社会所知，那社会还有什么理由放其产品进入市场并给予专利保护呢？――如果说专利保护是以纳税为前提的，那侵权产品岂不是纳了税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竞赛还有一条法则，那就是不管你以前如何地了不起，单论你现在怎么样，并且现在的这个“怎么样”乃是在与他人同起点的情况下取得的，而技术开发的同起点，就在知识共享。
技术竞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决出同类同档产品中的需要淘汰者，并逐次缩小其市场空间，加速淘汰。
当然，技术竞赛又不可避免地会决出同类同档产品中的优秀者，这也有代做广告（这又是企业将其技术交给社会所应得的回报），鼓动垄断，遏制多样化的弊端，但这个弊端可以用缩短专利保护时间做弥补；同时，技术公开了以后，新技术开发的格局将趋于分散，技术换代的频率也将很大地加快，垄断的形成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技术竞赛的意义，首先是可以把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社会性的经济危机，化解为社会主义经常性的劣势生产的经济淘汰，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持续性。
技术竞赛更为积极的意义还有，它可以把资本主义资金决定的商品生产模式，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技术决定去；从而使社会生产的发展，由“因收益递减而不得不报费旧设备，放弃再生产”，转变到“为递增收益而积积地开发与使用新技术， 立足于高生产”；使社会消费的取向，由“能用就用，磨损报费”，转变为“新颖就用，过时作费”（这也与消费结构中精神比重的上升与产品的知识内涵增大有关系）；最终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
把科技时代知识决定的生产原则，引入到工业时代，也可以把人们长期以来投之于财富的主要精力，切实转移到科技与知识上去――这就如工业时代资金决定的生产原则，曾使人们投之于土地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工业与财富上去一样――从而在社会上真正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求真务实的社会主义新风尚，这样，资本主义充满铜臭，赌胆子、斗骗术的社会风气就自然失去了市场。
六。社会主义的***治体制
说起***治，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专制与民主，专制就是少数人决定国家与社会事务，民主就是多数人决定国家与社会事务。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吗？难道“无人”与“非人”也能做出什么决定吗？
于是***治的范畴，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局限到了“一人独裁”、“少数人专制”、“多数人代表会议”、“全民公决”这些人决定里面去了，民主也以其参与范围之广而成为一种最高级的国家组织与领导形式。
自有国家以来，难道***治都是人决定的吗？并非如此。即如牧业时代的贵族国家，它起先是由能征善战的英雄建立起来的，但后来国家已经大定，制服那些戴着手铐脚镣的奴隶，英雄不英雄也就无所谓了，于是嫡亲的王长子就成了当然的王位继续人。一个人“投胎”于谁家，是男是女，是长是幼，自己能决定吗？他人能决定吗？――这纯属“天意”。还有，他们遇着大事小事，自己不敢做主，于是就抓阄、占梦、打卦、问天问祖宗，其结果又是人能左右的吗？――这也是“天意”。因为人与畜的区别是天定的，人的生老病死是天掌握的，牲畜繁殖生长的快与慢，也是人都插不上手，全凭天的安排，他们怎么能不相信天呢？只有一
班奴隶，他们或许不相信“这一个天”，但也必定相信“那一个天”，然已不关大局。 这种***治，全凭迷信，并不是一种人决定，我们可以称它为巫师***治。
后来，随着种植业的兴起，人们参与和左右生产的能力加强了，自信心随之上升，“天意”的鬼话也相应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名利的驱动下，恃强凌弱的封建***治走上了历史舞台，于此就有了“贤弟”占了“愚兄”位子的，将***大臣篡了皇帝权的，“反贼”夺了朝庭江山的，等等，这种***治，全凭强弱，我们可以管它叫做强盗***治。
当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以后，产业的门类增多了，人们的利益也随之分化，大地主有大地主的心思，银行家有银行家的想法，其它如钢铁大王、机器大王、商业大王……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要求，于是封建***治已无力平衡各方势力，民主***治应运而生。这种***治与工业经济的竞争机制一脉相承，工业是企业将产品放入市场以后，纷纷派出说客，到处招摇，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看谁能骗得倒最多的消费者，谁就是最大的赢家。竞选则是各***派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以后，马上动用各种宣传工具，演说游行，封官许愿，诋毁他人，看谁能拉得到最多的选票，谁就是拿到了总统。这叫做骗子***治。
骗子比强盗窃更说理，更文明，强盗又比巫师光明磊落，这，就是进步。
但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在历史上落后生产者往往占着社会的大多数，因此，多数人的要求往往并不等于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多数人的决定，也往往并不完全附合国家的利益。否则，为什么民主的法国在二战之初，短期内就败给了***德国呢？珍珠港受辱，美国议会与罗斯福总统，谁的责任更大？
同时，相对进步了的，也并不等于就是最高级的。即如民主***治，它就相当于艺术体育的裁判制度，若干个裁判给出分来以后，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剩余的加起来平均，就是该选手的最后得分。但这是客观的吗？真实的吗？――决对有主观与虚假的成份。那么为什么不用尺子量，秒表卡呢？――因为他们是在比艺术，比美，没法子量，也没法子卡，这叫做不得已而为之。当然，那些可以量化的，如赛跑跳高之类，那就不能再打平均分了，否则就成了儿戏，哗天下之大稽了。
那么，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关于一个***治家的组织与领导才能的人生价值，其确认与实现，是否也是只论美感与口才，不能量化竞赛的呢？
谁都知道，它是基本可以量化，完全可以竞赛的，比如，要振兴教育，就可以比一比学生的入学率、升学率，有百分点；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在技术竞赛的大局下，比一比所属经济的增长率，正负均可比；其它如植树造林有绿化率，计划生育有育龄妇女的生育率，社会治安有破案率，大气污染有空气指数，修路有里程，打井有眼数，挥霍有旧帐，失业有人头……怎能么说不能量化，不能竞赛呢？
确有暂时不能量化的，还可以请教于数学家，最后剩下几项，实在不能量化了，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上行下效，纲举目张，大事一定下来，小事也就自然跟上去了，即所谓，竞赛兴则欺骗衰，科学兴则迷信衰，文化兴则陋俗衰，体育兴则赌搏衰，等等。总之一句话，只要那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东西一竞赛，那些于官于吏有利的，就自然界兴旺不起来了。
这就是机制，先论机制后论人，因为是机制造成了风气，而不是风气促成了机制。机制不变，不敢于贪的没钱去贿，不舍得贿的没资格贪；多贪多贿的提，少贪少贿的免，只贪不贿的抓；走了张屠户，又上李剔骨；绵绵不绝，蔓延不止……那就是在等死，因为再硬的一个壮汉也吃不消他体内的病折腾。
科技时代，知识时代的人，其社会价值，人生价值，都是不靠天，不靠地，更不靠他人，全凭自己实现与确立的，科学家有科学家的发现，工程师有工程师的创新，艺术家有艺术家的创意，为什么单单***治家就不能有自己的***绩呢？――信的人多，不一定就是真理，事实，才是科学的依据，这就是科技时代的价值取向――因此说，社会主义的***治体制，就只能是事实决定，***绩决定的
竞赛体制。否则若始终在“民主”与“集中”之间打圈子，那就没有必要再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名词了。 这种机制也是由社会主义物质经济的技术竞赛得来的，因此，***务公开也成为竞赛公平的必要前提，它对公有产业的振兴由其有效力，因为企业的成败，不是公与私的问题，大与小的问题，而是责、权、利的问题。
这样，相邻几个县的县长，竞赛出一个所属市的市长，然后市长再竞赛省长，需要分几级就往上推几级，国家不论大小，民族不分感情，均可以实行，将来体制完善了，国际***治一体化也成为可能，到那时核武器也就可以化为核能源了。
七。结尾
国家大势，经济体制，***治体制一定，其它的社会体制，社会风尚，也就自然形成了。
比如法律体制。
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两件事，一件是一个流氓头目骑摩托车，撞了一家国有企业正在加油的汽车的后尾，死了，后来经其哥儿们屡屡讹诈，要了许多钱；另一件是有人把三轮车开上人行道，翻了，砸死两个初中女学生，肇事人一贫如洗，跑了，死者两家各自收尸而已。请问，这是合乎情理的吗？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其个人能力与社会贡献决定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社会，那么它的法律体制又将如何呢？据美国人说，一个钱学森顶得上五个美国师，五个美国师是多少人？就算七万五千人吧，那岂不是一个普通人的人生价值只等于钱学森的七万五千分之一，一缕头发？
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类似的法律问题。比如富人杀了穷人，只要穷人家不或者后来又撤了诉，富人就没事，但他们为什么要大事化了呢？ 还不是金钱的本事（孤儿寡母还得钱养活）？反过来若是穷人杀了富人，没有金钱开路，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十万元，就是穷人的一条命，但在富人看来，只是一缕头发。
这是另一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再从文化上讲，现在的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实即为工业文化，它是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为发端，应人类工业经济主导地位的成长与确立而逐步形成体系的。在这种文化影响之下的人们，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极有利于对工业经济的开拓，相反，死抱着农业文化，甚至畜牧文化不放的东方人，他们迷信权威，扼杀“异端”，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结果则顶多也只能仰人鼻息，跟在别人屁股后头“学习，学习，再学习”，在知识换代频率还比较慢的今天， 若是有人肯教的话， 学得好的人还不至于落后太多，但领头羊却是一定没得做了。
科技时代， 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时代， 必将形成一种比工业文化更为先进的科技文化，它高于工业文化，但又依托工业文化而产生，然而，连农业文化，甚至畜牧文化都放不开的人们， 他们是断无可能越级 “新创”出科技文化来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现在就谈到这里，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两个结论：
社会主义篇7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提出的又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紧要问题是切实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属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同时又必须认识到这一过程的艰巨性。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
社会和谐是整个人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就其最终的目标状态而言，应该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性质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它初步具备了和谐社会生成的现实基础。
（一）思想基础。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两者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在***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团结和带领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概括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果，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是全***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高举***理论的伟大旗帜，不断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先进的思想和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从而化为自觉的行动，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二）***治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各阶层、各***派、各民族、各团体有着共同的***治方向和价值诉求。中国***领导人民打破了一个不和谐的旧世界，其执***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领导人民建设一个和谐的新世界。***在长期的***战争中奠定了领导地位并形成了强大的领导力，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长期的执***过程中对社会资源形成了强大的整合力。所有这一切，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治支持。
（三）物质基础。
1984年6月小平同志讲到：“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同你们相比，还是低水平，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1]P64在这里，***提到了把小康水平作为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衡量目标。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800至1000美元，看来1000美元是有希望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几十名以下，但中国是个中等发达国家了。”[1]P216可见，在小平同志的语义中小康水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物质基础。小康生活水平在上世纪末基本达到后，我们国家接着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人们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之后的更高的目标追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和综合国力的显着增强可以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生活质量的改善提高了人们的素质和觉悟，以上这些均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艰巨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和谐社会生成的基础并不意味着构建和谐社会可以一蹴而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条件进行全面慎重的考量后，必须充分认识到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全面考察社会各个方面的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2]P119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前提，在实际层面“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的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P86另外，马克思也谈到社会制度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的交往的产物。而且是必然的产物。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生活，制度一旦从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中产生，不仅赋予社会关系以合法性、稳定性和普遍性，而且也成为人的本体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3]P79从上可以看出社会制度的好坏、合理与否对于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目前而言，我国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不够高且很不平衡，东西差距、城乡差距比较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尽管已经确立，但是很多具体体制上还存在着弊端，***治体制的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也显得滞后。所有这些，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而言都是不利的制约因素。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层面看，必须注意到目前我国经历的深刻的变化。国内而言，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方面的矛盾开始凸显；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加速；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人民群众的经济***治文化需求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人们思想活动的***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复杂、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国际上而言，和平与发展虽然还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深和日益融入全球化，整个社会增加了很大程度上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来自外部的经济、***治、文化、信息、***事等方面的严峻压力可能加剧和放大国内深化改革所激发出来的矛盾。以上的实际情况，也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是一个比较长且比较艰难的过程。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关系，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和谐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树立和谐改革观。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中，改革是龙头。我国自选择市场取向的改革路径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增长还一度被西方媒体视为奇迹。经济上的成就使很多人以为经济增长了，改革也就成功了；蛋糕做大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种思想的极端发展就是所谓的GDP崇拜，直到社会演变到出现危机后，到改革的合法性本身都遭到部分群众质疑的时候，对改革思路的调整才日见紧迫。经济增长固然是改革所应该追求的目标，但是，社会和谐更应该成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小平同志曾经谈到：“过去先强调发展，这是必须的。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分配问题，比不发展的时候还要多，还要困难。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我们就应该采取各种方法，各种手段，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4]从中可以看到小平同志的基本观点是：改革是前提，但是能否在和谐中改革则更加重要。
（二）树立和谐发展观。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考察，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将处于快速变动时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显。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可能也更复杂、更突出。在矛盾的重围中求发展是当前我国在发展问题上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小平同志曾经多次提到，中国的一切问题只有靠发展才能解决，发展是硬道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强调显然是必要的，现在来讲，这样的观点也还没有过时，但是，现有的改革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决定单纯的经济增长还不能解决问题，发展面临理念上的转换问题。目前所处的特定阶段决定了和谐理念要成为传统发展观念的必要补充，必须树立和谐发展观，要用发展来解决构建和谐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同时又必须用和谐哲学来统领发展思路。只有如此，才可以在发展中和谐，在和谐中发展。
（三）树立和谐稳定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过一个从社会稳定到社会和谐的认识过程。改革初期，思想长期禁锢后的反弹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所抬头，并一度引发***治风波。针对这种情况，***和***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思路无疑是执******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局势所作出的深层次认识。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换，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提出后，稳定观也面临内容和观念意识上的转换。目前应该要切实处理好稳定与和谐的关系，树立和谐稳定观。尽管稳定在于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稳定了，也不见得就是和谐社会，稳定不等同于和谐。当社会初步稳定后，还必须向社会和谐这一更高层次的目标迈进。稳定是和谐的基本内容，和谐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之上。和谐是稳定的最佳状态，稳定只有在和谐的氛围中才可以生长。没有稳定，和谐无从谈起。没有和谐，稳定不可持续。
注释：
[1]《***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社会主义篇8
***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原来的“三位一体”拓展为“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其中,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个理论的提出,反应了新一届***中央治国理***的大战略、大视野、大思路,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伟大实践。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和谐”的理念在我国古已有之。有关“和谐”的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人与人的和谐
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做人要遵循“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的原则,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尊重他人与尊重自己的一致性。墨家创始人墨子则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只有“兼相爱”,“视人若己”,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才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缓解甚至消除冲突,其结果就是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2)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与社会和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治和谐。核心在于“保民而王”和“以德治国”。二是经济和谐。儒家主张对百姓要“先富后教”。孟子也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三是文化和谐。这主要体现为中国文化的一统多元性。
(3)人与自身的和谐
儒家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所以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这是社会和谐的根基。
(4)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的是“天人合一”观。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孔子说:“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可见他反对人类的滥捕滥猎,破坏生态的平衡。
(5)世界的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张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比如,道家以“小国寡民”为梦想,主张无欲、无为、无争;墨家以“爱无差等”为梦想,倡导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法家以“富国强兵”为梦想,倡法治,***实效。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
“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以竞争为主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和”更是每个社会、每个人的共同愿望。所以说,作为伴随着人类文化诞生以来的一种世界观和方***,“和”的凝聚力在今天仍然推动着人类文明生生不息,具有重要价值。
2、西方思想中的和谐学说
西方也很早就开始追求“和谐”。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一句著名的哲学格言:“什么是最美的——和谐”。古希腊的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在肯定和谐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立和谐观”,认为和谐是产自对立,而不是产自相同的东西。
到了现代,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803年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新的和谐制度、和谐社会所取代。1842年,德国空想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则直接把资本主义称为“病态社会”,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且指出,新社会的“和谐”不是“个人的和谐”,而是“全体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提倡社会和谐”是“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但是,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无法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无法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结果只能限于空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文明虽然是目前最先进的文明,但它是在种种不和谐的矛盾中产生和运行的,而且这种不和谐现象其本身无法克服,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和谐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矛盾体系中各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贯通的稳定状态。因而,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会存在着各方面的矛盾,但这些矛盾是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来解决的,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社会关系仍然是和谐的。“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则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
3、中国***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探索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不断探索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同志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治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必须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使社会更加和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思想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在***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思想论断的提出,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
可见,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论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从西方思想史上来讲,都是有非常深刻的思想渊源的。既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既是对古今和谐思想的继承,更是对古今和谐思想的发扬和创新。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稳定有序的社会。******从六个方面归纳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转16页)(上接15页)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的社会。人民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发挥全体人民的创造活力,它不可能发展,也难以保持稳定,当然也就没有社会和谐可言。所谓各尽其能,就是要使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得到充分施展。
第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得其所的社会。所谓各得其所,就是要使全体人民获得施展能力的机会,获得利益回报的保障,努力使每个成员各获其岗、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各享其成,既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又有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机制,核心是协调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和谐相处的社会。所谓和谐相处,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其中,人际关系和谐是核心,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基础。因此,它既要求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体系,又要求有良好的公民道德素质,还要求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篇9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策建议
Abstract：Harmonious society is a social state, social harmony is an essential attribut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from the different angle, make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eighteen spiritual and social practice, point to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the economic, social, ecological and other aspects, in the "people-oriented " under the premise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socialism; people-oriented; policy suggestions
中***分类号： F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和谐社会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实现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一直在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和谐”便成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如何促进社会和谐，是一个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努力。
加快经济发展，稳步推进社会和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原则。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不断发展，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十报告中提出，“要优先开发西部，大力促进中部崛起，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积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经济建设均衡协调发展是和谐的具体要求和体现，是减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等方面量的指标，更包括产业、城乡、区域结构改善等方面质的指标，没有结构改善就不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不断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调整，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这样可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增长。
（二）加大“三农”扶持力度。***的十报告中提出，“让农民也平等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可见解决“三农问题”仍是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根本途径是城乡一体化。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是扩大社会中间层。农民群体处于社会最底层，数量庞大，加大“三农” 扶持力度，让农民富裕起来时扩大社会中间层的最有效途径，反映的是社会对公平的普遍诉求。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农民市民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也要随之逐步实现。
（三）加强公平有序的分配格局。分配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情况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怎么解决公平的问题。只有公平，才能创造和谐，没有公平，和谐社会也就无从谈起。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确定合理地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合理的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格局。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按照对价值形成的贡献大小，获得相应的收益分配。对一些借助于权力、垄断和不平等竞争手段获取高收入的行业，有必要引进并完善竞争机制。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收入，要确保各地***府制定的最低工资线得到执行。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人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加强社会建设，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民生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关乎百姓的日常生活,直接反映人民的基本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状况,是社会发展最基础的必要条件,是关系执******执***基础的重大问题。因此,***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同时,还强调,“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二）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体制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意义。因此,加强社会建设,既要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在体制机制建设和创新上多下工夫。为此,***的十报告强调:“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领导、***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三）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必须把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主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真正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必须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要以改革推动教育发展,以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以改革增强教育活力,进一步消除制约教育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策,努力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学校之间的差距,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强化***府责任,优化资源配置,向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困难地区、薄弱学校倾斜；必须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坚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更加注重教育内涵发展,坚持科学的教育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
三、统筹全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十报告中，将“四位一体”扩展到“五位一体”，即十报告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调整也是为了实现理性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谐社会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而且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不会有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正如十所指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并针对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才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与经济、***治、文化、社会建设一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结束语
从经济发展到***治文明，从文化繁荣到社会和谐再到生态文明，中国的发展正呈现着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轨迹，***的十报告，展现了未来全面建成小康时一幅和谐社会的美好前景。因而，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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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篇10
在创立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三个“公式”
回顾历史，自****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年11月“社会主义”一词在英国欧文主义的定期刊物《合作杂志》中第一次出现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就绵延不绝。在创立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也都曾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过探索和回答，这些探索成果可以概括为关于社会主义的三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生产的计划调节＋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马恩关于未来社会面貌的大致设想，这个“公式”主要是从“特征”的角度对未来社会作出描述、是以英法德等西方国家为蓝本的，而且是以“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即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的。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并未首先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成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这就使得马恩的设想与实际、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但可贵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提供了一个认识和思考未来社会面貌的方***原则，这就是必须从“经常变化和改革”的角度、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来认识社会主义，而不能寄望于“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
第二个“公式”:“苏维埃***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是****年列宁在探讨苏维埃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个著名公式(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到了1920年底实施新经济***策前夕，列宁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与发展大工业联系起来，以更加简明的语言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公式(《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列宁的公式包含三大要义:一是强调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国家***权；二是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积极的经济联系；三是强调发展高度的社会生产力。这三大要义在后来实行新经济***策期间都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展开。但遗憾的是，随着列宁的过早去世，这些探索未能继续深入下去。
第三个“公式”，即斯大林的公式: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一元化意识形态。继列宁之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或称“苏联模式”)。这个模式，既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合理发挥和创造性运用，也有对马恩个别论断的教条主义的曲解、附加和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的“样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我们***认识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的公式
以上三个“公式”，对我们***认识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曾产生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的公式，一度成为我们***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和蓝本。1956年后，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曾试***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框，“提出自己的一套”(语)，但从后来的实践看，我们不但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反而在一些方面固守了“斯大林模式”，甚至把斯大林模式的某些弊端发挥得更为充分，认为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斯大林模式”或“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搞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搞越纯越大越好的公有制、实行各方面的高度集权、实行完全的***自主自力更生等等，否则就是搞修正主义。超越阶段、急于求成、僵化停滞、教条地片面地割裂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和个别词句，脱离国情和时展潮流，是我们***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多次发生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年“”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治危机、社会危机，更是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恩社会主义的一些个别论断和结论，作了“修正”和发展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冲破“左”的教条主义禁锢，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3页)。在这以后，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逐步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