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在我生命的夕阳余辉里，有人也许会问：你对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中国人民占全人类的五分之一，在整个世界的命运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这一过程中，如同在一切其他过程中一样，有欢乐，有痛苦，也有曲折。但总的说来，它的道路是向上的，是对国家和国际的进步做出贡献的。”
十字路口――西行•东归
在西方，罗盘据说足指向北方的。
具有更深刻意蕴的是中国话里“危机”这个美妙而富于哲理的名词，直译成英文就是“danger―opportunity”(危险――机会)，它反映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往任一方向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样的。
从西方的观点看，以欧洲为中心，中国是在“远东”。但如果从中国再继续往东，就到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对欧洲人来说，这应该是“远西”了。从加利福尼亚往西走却又回到了欧洲人眼中的“远东”。
在这一章中所写的是我和已故妻子邱茉莉在婚后生活中处在时空十字路口的一段经历。离开中国到“西方”去，却使我们更紧密地同中国联系在一起，并且成为我们回归中国历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无论从地域或社会根源上说，我们两人都不相同，但我们受到了同一世界历史潮流的冲击。使回归中国成为我们两人的选择――或者说，历史为我们两人所作的选择时间是1944年。地点是重庆――中国的战时首都。我和邱茉莉长达40年的婚姻生活刚开始不久，我们正要动身到美国去，途经她的家乡英国。她是英格兰人，出身于一个地主绅士家庭。我是一个无国籍犹太人，在波兰出生，在中国成长。在我们的道路上横亘着一座规章制度的大山，我需要有签证，但象我这样的人是很难获得签证的。
我们问他()：“您真的认为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联合***府吗?”
“是的，”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不管他参加还是不参加”。这里的“他”，很明显是指。“他不参加”是说，如果将抛弃合作、选择内战，那么他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处于孤立境地，脱离非常广泛的全民族主流民意，包括他白己***内的成员。
我们远离中国，有时信息也不通，但我们从未忘记的话。他的话已为1944到1949年间的形势发展所证实。他的话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读者和听众看清楚在众多错综复杂的事件中，事物发展的主线――至新中国诞生而达巅峰，这个新的中国已不再像过去一百年中那样，是世界竞技场中被争夺玩弄的对象而是这个竞技场中一名主要选手。
就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即1951年，我们回来了。我们做出最后一个、也是最完善的选择：在中国居留。我们在中国经历了种种甘苦、种种考验、种种胜利。不像站在外面的“观察家”，我们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国际风云的。由于我们熟悉这两个世界，我们的感受可能有助于使别人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
邱茉莉的骨灰安息在中国。只有一部分送去英国。
找到2000年已年满八十五岁。在这个年纪，我试***更详尽地忆述我在一个越来越互相交织的世界中的一种复杂的人生经历……
初任记者
从我记事时起，我就想当一名记者。我第一次高兴地看到我写的东西登在报纸上是在我11岁或12岁的时候。我从天津发出的一封读者来信刊载在纽约出版的犹太日报《前进》“儿童专栏”里。在14或15岁时，我司“天津公学”的校刊有了些关系。这时，父亲给我买了一台改装过的、当时最有名的Underwood牌打字机，又“雇用”我给他长期主办的一本商业性月刊《东方皮货贸易》帮忙。在“天津公学”上学时，我赢得了作文和知识比赛奖，是由英国人创办的《京津泰晤士报》主编威尔弗雷德•V•彭内尔评定的。所以他打算将来雇用我，一是我写东西不费劲，又写得快，二是我可以作为“当地雇员”――外国人“当地雇员”的待遇虽然比中国人雇员多一倍，但只及从英国雇来的“本国雇员”的六分之一。作为在职培训，我在《京津泰晤士报》的工作很有好处。这张报纸每天出版16至20页，编辑部一共只有7名工作人员。我那时18岁，看校样、作标题、排版式、写本地新闻，还要担当体自报道和音乐戏剧评论的任务。有时彭内尔身体不适或外出，我甚至于还要代他写社论――在我写的社论中显示出我的一些已经颇为激进的观点。在《京津泰晤士报》工作期间，我开始同几位午青朋友聚会，大约每周一次，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时事。我们阅读社会主义经典著作、苏联出版物。
后来，我为两个英文刊物写稿。一个是北京的《民主》，另一个是上海的《中国呼声》。《民主》月刊是由斯诺夫妇创办的，我应斯诺夫妇之邀，成了《民主》的积极分子。日本人是1937年7月占领北京的，这本刊物随之被扼杀了。《中国呼声》刊行的时间同《民主》是一致的，即1937年上半年。在***的支持下，它出现在上海，出两位美国******员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编辑。通过我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一次短暂的上海之行，***知道了我，但我那时还没有见到她，更没有想到我会同她一起工作达数十年。同这两家或其中之一有关系的还有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史沫特莱是美国的一位***作家，她曾经一度由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正式聘任为驻华特派记者。艾黎是新西兰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厂检杳员。史沫特莱用假名“Rasty Knailes”为《中国呼声》写稿，艾黎用的假名有好几个。两人都不是***员，但同地下的***有密切的接触，把***秘密交通员掩护在他们家中，艾黎家中还收藏了一部秘密电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艾黎同斯诺夫妇及中国友人一道发起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把敌占区的工人和技术转移到工业不发达的后方以及共卢***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不久，我在美国通讯社合众社(UP)天津分社有了一份工作。那时合众社属于斯克利浦斯――霍华德报系，是美联社(AP)这个新闻界庞然大物的世界性强劲对手。稍后，斯诺派史沫特莱到天津来看我。我想，那时我已大体上读过她写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和另一本著作《中国红***的征程》，所以对她有所了解。她要我为对华友好人士办的《今日中国》杂志(在纽约出版)写稿。这是我同她在中国长期友谊的开始，我们的友谊后来在美国仍继续下去，直到她1950年去世。
(注：本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责编：朱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