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国文学家篇1
赣榆县第一中学 高一（1）班
也许是炎黄子孙对家特有的亲昵感，也许是文人墨客对家的深切阐述。也许是一抔乡土，一杯浊酒难断的绵绵恩情。我喜欢回家，喜欢感受那日新月异的家乡，喜欢温习那亘古不变的亲情。
昨 天
上小学时，学校在离家较远的镇上，因此我每星期回一次家，那时最渴望的就是星期五的放学铃声。我和伙伴们蹦跳在坑洼不平的小路上，野花迎着笑脸，小草和着歌唱，伴着远处炊烟上的夕阳，我们撒下一路欢笑，一路阳光。
母亲知道我要回来了，赶忙到田里割了一把最嫩的韭菜，父亲到鸡窝里摸出两个暖和的鸡蛋。一会儿，清香与浓浓的爱意随着洁白的炊烟一起升腾，化做一条情线将我紧紧系住，我无法挣扎，也不想挣扎，就让这汹涌的爱海将我淹没。这才是家的感觉。
今 天
我到了城里的中学，繁密的课程安排让我只能一个月回一次家。
我背着笨重的书包，在人海般的车站里等着自己的幸福列车。它平稳地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在黝黑的柏油马路上飞驰。看不见鲜红的野花，听不见小草的歌唱，穿过眼角的只有那列着队的梧桐，有什么样的好事让他们这样急着赶着跑着，生怕落了自己呢？
母亲看着手机上的时间，盘算着我将在几分钟内到达，父亲则骑着摩托车到超市里买来鸡和猪肉，煤气灶热情地吐着火焰，抽烟机负责地将烟吸进肚子里又排到户外，一会屋子里就充溢着浓浓的肉香与关爱，父亲摸出了久藏的白酒，嘴角的笑意布满整个脸庞。母亲买来果汁，怎么着也不让我喝白酒。随着不断蒸腾起的热气，我再次被汹涌的爱海淹没，这就是家的感觉。
明 天
中国文学家篇2
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时期的科学家。据记载，张衡“通《五经》，贯六艺”，而且“常耽好《玄经》”[ ]，也就是说，张衡精通儒家的五经，通晓儒家的六艺，并对汉儒扬雄的《太玄》非常感兴趣。
扬雄的《太玄》认为，“玄”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总原则，他说：“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 ]“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资陶虚无而生乎规，执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开类，摛措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 ]张衡非常推崇扬雄的《太玄》，并且说：
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 ]
而且，张衡还受到扬雄《太玄》的影响撰著《玄***》，其中说道：“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与先；包含道德，构掩乾坤；橐籥元气，禀受无原。”张衡把“玄”看作是自然之根本，显然是吸收了扬雄的思想。他还在阐述其宇宙论和天文学思想的重要著作《灵宪》中说：
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寞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惟无。如是者永久焉，斯谓溟涬，盖乃道之根也。[ ]
张衡把宇宙的最初状态说成是“幽清玄静”，应当说，这种宇宙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扬雄的影响。
与扬雄一样，张衡对当时流行的谶纬之学也进行了批评。他在《请禁绝***谶书》中写道：
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
张衡认为，谶纬之学为后人编造，并非古代圣人所作。他接着说：
《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中迄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
在这里，张衡指出谶书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否认其为圣人之言。与此同时，张衡还用事实来证明谶纬预言的无效。他说：“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因此张衡认为，谶纬之学“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应当“一禁绝之”。[ ]
此外，张衡还著有《周官训诂》，并且曾“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 ]。可见，张衡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儒家学者。
刘洪（约公元129—210年），字元卓，泰山蒙阴（今属山东）人，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他的《乾象历》比四分历精密得多，且有许多进步之处，被称为“划时代的历法”[ ]。然而，《乾象历》的理论依据来自《周易》。《晋书律历中》称刘洪的《乾象历》“推而上则合于古，引而下则应于今。其为之也，依《易》立数，遁行相号，潜处相求”。
虞喜（公元281—365年），字仲宁，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著有《安天论》，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倾向于“宣夜说”。虞喜在天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他最早发现了岁差，并提出冬至点每50年西移一度的岁差值，被认为“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尤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据《晋书虞喜传》记载：“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洁净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专心经传，兼览谶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又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数十万言，行于世”。可见，虞喜也是一位对儒家经典颇有研究的学者。
何承天（公元370年—447年），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因曾任衡阳内史，故被称“何衡阳”，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他利用前人的观测纪录，加之他自己多年的观测，撰《元嘉历》，对旧历作了多项的改进，是古代重要的历法之一。何承天在上表中说:
夫圆极常动，七曜运行，离合去来，虽有定势，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连日累岁，积微成著。是以《虞书》著钦若之典，《周易》明治历之训，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也。[ ]
这里所谓的“顺天以求合”，就是要求根据天象制定历法并使历法符合天象；《尚书尧典》中帝尧命令羲氏、和氏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以及《周易》中所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就是“顺天以求合”。何承天认为，制定历法应当以儒家经典《尚书》中的《虞书》以及《周易》为依据，应当“顺天以求合”，而不是为了让天象符合于历法，不是“为合以验天”。
何承天不仅以儒家经典《尚书》、《周易》作为编撰历法的依据，同时，他在儒学上也颇有影响。据《宋书何承天传》记载，“承天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并《前传》、《杂语》、《纂文论》并传于世”。而且，他还在形神关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曾说过：
天以阴阳分，地以刚柔用，人以仁义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三才同体，相须而成者也。……若夫众生者，取之有时，用之有道……所以明仁道也。至于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 ]
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 ]
这些观点对于当时形神关系问题的讨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祖冲之（公元429年－500年），字文远，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人，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在数学上，他对圆周率的计算和对球体体积的计算都代表了当时数学的最高水平。在天文学上，他编制了《大明历》，并首次在历法推算中将岁差的影响作为考虑的因素。祖冲之曾说自己在编制《大明历》的过程中，“搜练古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 ]，并且研读了包括汉儒刘歆、郑玄在内的许多学者有关历算方面的著述。刘宋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祖冲之将所编制的《大明历》上表给孝武帝，并说：“臣博访前坟，远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气，《纪年》薄蚀，……探异今古，观要华戎。”他还说，他的历法有两大改变，其一，提出每391年设置144个闰月；其二，“以《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尧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接着，祖冲之还论述了他的历法的三个“设法”，其中之一是，“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 ]。对于祖冲之的《大明历》，朝廷重臣戴法兴大肆责难。祖冲之则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其中还就《诗经》中的“七月流火”以及《夏小正》中的“五月昏，大火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由此可见，祖冲之在编制《大明历》时，是把《春秋》、《尚书尧典》、《周易》、《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文学的内容当作重要的研究资料和依据。
祖冲之不仅为编制《大明历》，研习过儒家经典，而且也是在儒学上很有造诣的学者。据《南史祖冲之传》记载，祖冲之还“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术》数十篇”。
僧一行，俗名张遂（公元683—727年），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此外，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也多有贡献。一行“少聪敏，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曾读汉儒扬雄的《太玄》，撰《大衍玄***》，后来出家为僧。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一行应召入京，并在此后奉昭编制《大衍历》。[ ]《大衍历》中有《历议》十篇，其中《历本议》说：
《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 ]
在一行看来，《周易》的“大衍之数”是历法的基础和出发点。把历法的数据与《周易》的“大衍之数”联系在一起，这在今天看来的确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是，当时包括一行在内的天文学家的确这样做了，并编制成历法，这却是事实。
苏颂（公元1020—1101年），字子容，泉州同安（今属福建厦门）人，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医药学家。他组织领导了水运仪象台的创制，并撰《新仪象法要》，同时还编撰了《本草***经》。苏颂饱读儒家经典，曾有诗曰：
占毕自忘老，攻坚常切问。六经日沈酣，百氏恣蹂躏。《礼》、《乐》原夏商，《春秋》道尧舜。论《诗》识温柔，讲《易》知谦巽。《书》要通上古，史亦蕲尽信。复熟《中庸》篇，推名善恶混。[ ]
苏颂还要求学校以“《春秋》兼《三传》，《礼记》兼《周礼》、《仪礼》，并为大经”，“《毛诗》为中经”，“《周易》、《尚书》为小经”。[ ]可见他对儒学的重视。
与苏颂同时代的曾肇在为他作墓志铭时称他“以儒学显”，并且说：“公天资闳厚，有犯不校。……凡所施为，主于宽恕，故天下称为钜人长者。尤以礼法自持，虽贵，奉养如寒士。……博学，于书无所不读，***纬、阴阳五行、星历，下至山经、本草、训诂文字，靡不该贯，尤明典故。喜为人言，亹亹不绝。学士大夫有僻书疑事，多从公质问，朝廷有所制作，公必与焉。”[ ]
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祐八年（1063年）举进士，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历任司天监、权三司使等官职。他博学多才，所著《梦溪笔谈》涉及数学、天文历法、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药学以及工程技术等诸多科技领域，此外，他还有专门的医药学著作《苏沈良方》。
然而，他的科学研究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沈括12岁开始延师受业，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历时12年。他的人格和学问较多地受到孟子的影响。他曾撰《孟子解》，其中说道： 屈伸俯仰无不中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立于天地间而无所憾，至大也；……。
思之而尽其义，始条理也；行之而尽其道，终条理也。
所谓修身也，不能穷万物之理，则不足择天下之义；不能尽己之性，则不足入天下之道。[ ]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沈括对于儒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他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此外，他还说过：“虽实不能，愿学焉。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不至则命也。”[ ]儒家经典《中庸》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正是沈括为学成人的真实写照。
黄裳（公元1147—1195年），字文叔，四川隆庆府普城（今四川梓潼）人，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在天文学方面，现存的苏州石刻天文***为当时的王致远根据黄裳的天文***所刻；在地理学方面，他作有一幅全国总***。
据《宋史黄裳传》记载，黄裳长期在王府讲授儒家经典，尤擅长于《春秋》，曾经“作八***以献：曰太极，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学术，曰九流学术，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绍运，以百官终焉，各述大旨陈之”，“有《王府春秋讲义》及《兼山集》，论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发明伊洛之旨”。而且，黄裳还非常赞赏朱熹的学问，并曾予以荐举。
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元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和天文观测方面成就突出，尤其是他作为主要贡献者所编制的《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把古代历法体系推向高峰”。[ ]
郭守敬从小随祖父长大，他的祖父郭荣通晓儒家五经，且精通数学和水利。后来，郭守敬又从学于刘秉忠。刘秉忠，字仲晦，邢州人。据《元史刘秉忠传》记载：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显然，郭守敬从小较多地接受儒学尤其是理学方面的教育。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忽必烈下昭编制新历法，授张文谦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以总其事。在太史院，负责具体工作的主要是王恂和郭守敬。王恂很早就以数学方面的才能而闻名。据《元史许衡传》记载，当时，王恂认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因而推荐许衡参与主持编制历法。许衡认为，“冬至者历之本，而求历本者在验气”。于是，他“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仪象圭表，自丙子之冬至日测晷景”，并且“参考累代历法，复测候日月星辰消息运行之变，参别同异，酌取中数，以为历本”。[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又有杨恭懿入太史院参与修订历法。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新历告成，以儒家经典《尚书尧典》中“敬授民时”为据，命名为“授时历”。
一般认为，郭守敬是授时历的主要贡献者；这不仅因为他在共同合作的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有许多后继的工作以及最后的定稿都是由郭守敬***完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在编制授时历的过程中，王恂、许衡、张文谦、杨恭懿等人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郭守敬的这四位主要合作者，恰恰都是在儒学上很有造诣的学者。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人。其父王良曾弃去吏业，潜心于伊洛之学。据《元史王恂传》记载：“恂早以算术名，裕宗尝问焉。恂曰：‘算数，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许衡（公元1209—1282年），字仲平，学者称鲁斋先生，怀庆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宋元之际理学家。他崇信程朱理学，对于传播理学发挥过重要作用。张文谦，字仲谦，邢州沙河人。据《元史张文谦传》记载：“文谦蚤从刘秉忠，洞究术数；晚交许衡，尤粹于义理之学。为人刚明简重，凡所陈于上前，莫非尧、舜仁义之道。”杨恭懿，字元甫，奉元人。据《元史杨恭懿传》记载：杨恭懿“暇则就学，书无不读，尤深于《易》、《礼》、《春秋》，后得朱熹集注《四书》，叹曰：‘人伦日常之用，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书矣。’”
郭守敬从小接受儒家的教育，他在编制授时历过程中的四位主要合作者的学术背景也均属于儒学，而且许衡还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儒学对于郭守敬编制授时历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刚开始编制历法时，王恂就推荐“知历理”的许衡参与工作，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理学对于天文学研究的作用。
王锡阐（公元1628—1682年），字寅旭，号晓庵，别号天同一生，江苏吴江人，明清之际的天文学家。他的天文学著作有《晓庵新法》、《历法》、《历策》、《五星行度解》等。
王锡阐曾自称：“治《诗》、《易》、《春秋》，明律历象数。”[ ]同时，他与诸多儒家学者有过交往，其中有顾炎武、朱彝尊、万斯大等，晚年又与吕留良、张履祥一起讲濂洛之学。[ ]这些学者都是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朱彝尊（公元1629—1709年），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经学家，著有《经义考》、《曝书亭集》、《明诗综》等。万斯大（公元1633—1683年），字充宗，学者称褐夫先生，浙江鄞县人，清经学家；为学尤精《春秋》、《三礼》。吕留良（公元162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崇德（今浙江桐乡）人，清初理学家，学宗程朱。王锡阐与这些儒家学者交往，不可能不受到儒学的影响，
与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既讲历数又讲历理一样，王锡阐也说：
天学一家，有理而后有数，有数而后有法。然惟创法之人，必通乎数之变，而穷乎理之奥，至于法成数具，而理蕴于中。[ ]
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 ]
因此，他反对将历理和历数二者分割开来的做法。他说：
至宋而历分两途，有儒家之历，有历家之历。儒者不知历数，而援虚理以立说，术士不知历理，而为定法以验天。天经地纬躔离违合之原，概未有得也。[ ]
他还说：“天地始终之故，七***运行之本，非上智莫穷其理。然亦只能言其大要而已。欲求精密，则必以数推之。”所以他认为，“因数可以悟理”[ ]。应当说，王锡阐既讲历数又讲历理、“因数悟理”的思想与朱熹所谓理气不可分、格物致知的思想是一致的。
具有儒学背景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曾推动着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并走向辉煌。这至少可以说明，儒学中有其利于科学发展的一面，也说明文化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今天要发展科学，离不开建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文化，这样的新文化是否可以从曾有利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儒家文化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呢？
注释：
[ ] 《后汉书张衡传》。
[ ] 扬雄：《太玄玄***》。
[ ] 扬雄：《太玄玄摛》。
[ ] 《后汉书张衡传》。
[ ] 张衡：《灵宪》，载《玉函山房辑佚书》。
[ ] 参见《后汉书张衡传》。
[ ] 《后汉书张衡传》。
[ ]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7页。
[ ] 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虞喜”条。
[ ] 《宋书律历志中》。
[ ] 《周易系辞上传》。
[ ] 何承天：《弘明集》卷四《达性论》。
[ ] 何承天：《弘明集》卷三《答宗居士书》。
[ ] 《宋书律历志下》。
[ ] 《南齐书祖冲之传》。
[ ] 参见《宋书律历志下》。
[ ] 参见《旧唐书一行传》。
[ ] 《新唐书历志三上》。
[ ]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感事述怀诗》。
[ ]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十五《议学校法》。
[ ] 曾肇：《曲阜集》卷三《赠苏司空墓志铭》。
[ ] 沈括：《长兴集》卷十九《孟子解》。
[ ] 沈括：《长兴集》卷七《答崔肇书》。
[ ]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
[ ] 另可参见《元史历志一》。
[ ] 王锡阐：《松陵文录》卷十七《天同一生传》。
[ ] 参见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六《晓庵遗书序》。
[ ] 王锡阐：《晓庵遗书杂著测日小记序》。
[ ] 王锡阐：《松陵文录》卷一《历策》。
中国文学家篇3
一、天皇制国体的精神支柱——《教育敕语》
2017年初，日本森友学园以远低于评估价的价格拿到大阪府丰中市的国有土地一事，成为日本国会的焦点。它“旗下”的塚本幼儿园让入园的孩子们唱二战时期的日******歌、背诵《教育敕语》、向家长散发仇视中韩的资料，高调进行右翼教育。森友学园现任理事长笼池泰典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一百余年以前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并且让学龄的儿童背诵《教育敕语》。无独有偶，2017年3月31日，安倍内阁会议决定，允许“在不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形式下”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此言一出，日本社会以及周边亚洲国家反对声四起。为什么将《教育敕语》的内容用在学校教育的教材中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关注和有识之士的担忧呢？1890年10月30日，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布了由山县有朋发起，井上毅、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语》是日本的国民教育道德法典。《教育敕语》首先，以“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来强调“忠孝”，即效忠天皇乃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源泉。其次，从道德的角度对“臣民”进行道德训诫，列举了“臣民”应具备的一系列道德条目以及应尽的忠孝之义务。并指出“一旦缓急，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彰显尔祖先之遗风矣”，这就是一切需以国家至上的原则。最后，“咸其德于一也”则明确规定了君臣一心，表现出为了从思想上统合民众的目的。日本思想史学家石田一良将其称为“国家主义者的圣典”。撰写《敕语衍义》的井上哲次郎曾明确指出，“《教育敕语》的主要之点，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主义”。由此可见，《教育敕语》是天皇制国体的精神支柱，目的仍在于稳固天皇制绝对主义。《教育敕语》在国民思想上的渗透，除了利用学校教育这一主要手段之外，利用刚刚兴起的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读物，并将相关的儿童文学杂志以及系列丛书作为宣传媒介和手段来“隐蔽”地向少年儿童灌输“忠君爱国”的观念，这一事实也不能忽视。
二、国家主义思想传播渗透的“隐形”手段——日本近代儿童文学
（一）日本近代儿童文学概观
日本近代儿童文学始于19世纪80年代，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萌芽期，其中1868年到1890年是萌芽期第一个阶段，从1891年到1912年是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第二个阶段从翻译外国作品逐步转为艺术创作。萌芽期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被后人称为近代儿童文学鼻祖的岩谷小波，他一生共创作了三千多篇童话，编辑了数部巨著丛书，培养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为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接踵而来的日本儿童文学成长期则与日本大正时代重合，这个时期的日本儿童文学创作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铃木三重吉作为发起人，兴起了影响较广的“红鸟运动”。在他的动员之下，不仅是岛崎藤村、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宫泽贤治等著名作家，一些作家和画家也投入到“红鸟运动”之中。进入昭和时代后，日本儿童文学迎来了开花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又将该时期分为战前、战中、战后三个阶段。战前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为中心展开；战中，日本***国主义抬头，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被扼杀。1938年12月，日本内***部警保局***书科制定了“指导要纲”，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开始了公开的限制。一些作家屈服于形势，自觉不自觉地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宣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精神，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战后，日本儿童文学则逐步趋向民主化。
（二）日本近代儿童文学作家与国家主义思想
纵观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从事日本儿童文学创作的不少作家在其文学创作活动中都与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从岩谷小波的童话《桃太郎》和他所创作的“时局童话”系列作品中等都能十分清晰地看到其国家主义的倾向。其弟子押川春浪所创作的日本第一部冒险小说《海岛冒险奇谈之海底***舰》以及其他系列作品，更是紧密配合当时的中日甲午战争，鼓动青少年为国效忠，颂扬了战争和***国主义。“日本的童话之父”小川未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开始自觉地提倡国家主义，透过其作品《我也去打仗》一文可窥见其战争协力的态度，以及宣扬日本国策的倾向。此外，与小川未明并称为日本儿童文学“三大神器”的浜田广介与坪田壤治也创作过助力战争的作品，表现出其对日本***队的礼赞和对中国的蔑视。童谣作家北原白秋则创作了为数不少的鼓吹、宣传和美化战争的童谣，向少年儿童灌输日本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少女小说”的代表作家吉屋信子则是加入由作家诗人、记者组成的“笔部队”，成为最早开赴中国战场进行战地慰问和考察的女性作家之一。另外，还有在杂志《少年俱乐部》中连载冒险小说的山中峰太郎，在他赴中国大陆前致其新婚妻子的信中扬言：“乃为夺取天下而前赴大陆!”，其所撰写的纪实性武侠小说对下一代的青少年的“雄飞大陆”之梦，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那个时期的少年儿童不仅仅在学校教育中被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阅读儿童文学作品也同样避免不了这种思想的悄然渗透。
三、从“勇敢少年”到“皇国之子”——岩谷小波笔下的“桃太郎”形象
对日本近代儿童文学中受到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行研究，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二战前以及战争中日本的***国主义思想是如何被灌输到少年儿童的思想中，进而培养出“少年神风特攻队”队员这样努力践行“天皇神圣”“尊皇爱国”的***国主义思想的“少国民”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必须从日本儿童文学的萌芽期去发现国家主义端倪，开始追根溯源。以日本儿童文学鼻祖岩谷小波的童话《桃太郎》（1894年）为例，桃太郎去鬼岛消灭恶鬼，这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情节，但是作者却特意强调恶鬼违背了大和之天神也就是天皇的教化，因此征服恶鬼就是维护皇国的安泰。此外，桃太郎给自己命名为“天神特派之使者、大日本之桃太郎将***”，“为了皇国要去征伐鬼岛”，“竭尽忠义”。由此可见，这个桃太郎是作为天皇治下的神国日本的使者远征鬼岛，以天皇之名征服恶鬼的皇国之子。日本于1914年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岩谷小波的《桃太郎主义的教育》一书出版，最后一章中，他很明确地提出：“我们日本的将来，必须要变得更大更强。为了培养与之相称的国民，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方针，拒绝那种敷衍的填鸭式教育，要执着地追求果敢的、启发式的教育方式。绝对不要培养出脑子里空有想法，但是却没有胆量的人，以及只是依靠精神力量而没有与之相称的实力的国民。（略）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日本是成为世界的日本，还是仅仅止步于成为东亚的日本，亦或退回到日本的日本，还是因为某些事情而变为一个几乎不被世界所承认的一个小小岛屿，这首先在于国民的觉悟如何。”曾经的传说故事中桃太郎身上一直被强调的优秀品格是“勇敢”，但是随着时代要求的变化，他被岩谷小波塑造成了宣扬新国家主义的旗手，其身上忠君的色彩变得十分浓厚。岩谷小波早期主张应该创作能够唤起儿童读书欲望的故事，但是《教育敕语》以及中日甲午战争使他的观念发生转变，他认为故事的创作也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体现仁义忠孝等道德的教育性。1914年，岩谷小波编著的《少年日俄战史》中对于日本***队的“顽强苦战”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不惜笔墨对***国主义的“大日本帝国”大加赞美。书中写到：“此战获胜固因***本男儿爱国之热忱与忠君之真情凝结而成之勇气所致，然远有我皇祖皇宗之懿德，近有大元帅陛下（明治天皇）之神威护佑，非此，不可得此大胜利也。”更甚的是，在此书的最后一页赫然写着“大日本帝国万岁！陆***万岁！海***万岁！大元帅陛下万岁！！！”的字样，“大元帅陛下”（天皇）的文字使用了大两倍的活字来印刷。或许是在文中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激动心情要借用这放大两倍的字号，以视觉刺激的方式来表达吧。文学评论家菅忠道在《日本儿童文学史》中认为岩谷小波“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时局之下，精力充沛地连续书写宣扬好战思想的童话”，“作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指导者，一直非常提倡国家权力主义”。而岩谷小波将自己对于战争的这种认识带入到他创作的童话中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阅读这些作品的少年儿童对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没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认识。从历史上来看，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于中国和朝鲜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且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直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为止，很多日本人对于包括中国和朝鲜在内的亚洲诸国一直都是轻侮和蔑视的。岩谷小波为首的一批有着国家主义倾向的儿童文学作家对于这种态度的形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并且这种日本儿童文学萌芽期中出现的国家主义思想对于后期日本儿童文学、文化向着***国主义以及***主义的方向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能被无视的。
四、结语
被称为日本“国家主义者的圣典”的《教育敕语》在70年之前，就因“损害基本人权，令日本国际信誉受质疑”而被日本国会废除，今天却再次因为安倍的内阁会议决定允许将其作为教材使用。而森友学园旗下塚本幼儿园组织幼儿背诵《教育敕语》并进行***国主义教育一事，则再次引发了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学者和媒体的深切关注。以史为鉴，尤其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加强的***治形势下，我们不得不对日本国家主义教育和***国主义教育是否会死灰复燃深感担忧。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是事关未来的大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仅仅将视线局限于学校教育这一单一层面上。通过对日本近代儿童文学萌芽时期的主要作家以及作品的分析研究不难看出，通过小说、童话、传记、诗歌等文学创作形式，将国家主义思想用一种无形的、软性的方式对儿童进行传播和渗透，其作用和效果是不亚于学校教育这种方式的，所以其相关的研究还很有必要继续深化下去。
「参考文献
1.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中央公論社1966年版。
2.大川尧：《战后日本教育史》（王智新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戸頃重基：《近代日本の宗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冨山房1966年版。
4.巖谷小波：《桃太郎主義の教育》，東亜堂書房1915年版。
5.巖谷小波編：《少年日露戦史：校注》，博文館1915年版。
中国文学家篇4
一条大河，历经几千年，流淌的尽是汉字。
甲骨文的波纹、金文的涟漪、篆书的漩涡、隶书的浪花……沿路讲述着仓颉造字的传说，传颂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明。
汉字起源于中原，但汉字没有国界边陲。在历史上，越南、朝鲜和日本都曾经用汉字记录他们的语言。越南的本国文字——字喃，是以汉字为基础创制出来的；韩国至今使用的还是汉字和韩字（即谚文）的混合体文字；已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日本文字目前仍保留有1945个简体汉字。将汉文化和汉字象种子一样撒向欧洲、美洲、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其功绩莫过于张骞两通西域、唐朝“对外开放”，以及郑和七下西洋。
国兴则汉字热，国衰则汉字冷。新中国成立后，汉字饱尝“世态炎凉”，才又开始活跃起来。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日益强盛，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三，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四，汉文化和汉字也随之风靡世界。据国家汉办主任许琳介绍，到目前，全世界已有81个国家建立了256所孔子学院和58所孔子课堂。世界著名大学中有44所大学建立了孔子学院。此外，还有40多个国家150多个学校和机构已经提出申请设立孔子学院，到20xx年孔子学院将多达500所。同时有109个国家、3000多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00万。美国3年前只有200所学校开汉语课，到现在已经发展到1000多所，并提出了到2015年5%的高中生要学汉语的目标。作为英语发源地的英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或多或少地开设了汉语课；开设汉语课程的中小学数量，已从20xx年的57所增加到目前的近500所。
随着南极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北极黄河站等科学考察站的相继建立，汉字便同五星红旗一起在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极地落户。从此，地球的每片土地上都生长着汉字。
活字印刷让汉字广泛传播。但汉字在科技世界的游刃有余，则是在新中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1975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748工程的启动，推动和产生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操作系统、汉字应用软件和各种汉字输入输出设备，彻底扫除了“中文不适于信息处理”的障碍。从1981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样机研制成功到后来的广泛使用，我国的印刷出版业告别“铅与火”、进入“光与电”时代，汉字活力与日俱增。随着汉字操作系统、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汉字识别系统、手写汉字输入系统、机器翻译系统的不断创新和换代，汉字在计算机的王国里进出自由，没有禁区。
遨游太空，是汉字不懈的追求和梦想。“中华”星、北京星、张衡星、沈括星、钱学森星、袁隆平星，一颗颗行星以中国的地名和人名命名，让汉字借助天文学在茫茫宇宙中熠熠生辉。
中国文学家篇5
おお
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铭（《鲒瓮ぜ》卷23）
清•全祖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オオ
袁桷，字伯长，谥文清，号清容居士。元朝著名史学家，时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著有《延v四明志》。在元***攻占四明（今浙江宁波）时，四明抗元义士袁镛被赵孟传、谢昌元出卖而遇害。而《延v四明志》中，袁桷不仅没有为抗元者袁镛作传，反而为赵孟传、谢昌元二人作传，表彰赵孟传清廉正直。这引发了清初史学家全祖望的极大不满，因而援笔书写《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铭》以表彰袁镛的忠臣之名，同时对袁桷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全祖望《鲒瓮ぜ》，续修四库全书本）很明显，在关于抗元义士袁镛的文本记录上，全祖望与袁桷存在很大的差异与冲突，形成了一段跨朝代的史学公案。
历史通过时间展开叙事，但时间本身不会记载历史，记载历史的永远是人自身。如果说历史本身是一种叙事，那么，文本是作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建构的故事，是再叙事，因此，所谓的“历史事实”，其实是“文本事实”。尽管中国传统史学中很注重“信史”，所谓秉笔直书，但这个“信”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绝对客观世界的镜像式反映。在我们的传统史学中，存在某种隐蔽的句式结构，就是遵循着儒家***治伦理，所谓礼的 “语法”规则编织的历史事实。从事实的选择，到酷吏、循吏、忠臣、奸臣乃至烈女的分类，以及 “自从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历史叙述等等，无不浸润着儒家特有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建构。中国传统史学家之于历史，是一种参与式的理解，这种参与既包括史家的事实判断，也包括了价值判断。这其实在提醒我们，在文本分析中，我们要关注文献表面所述的“历史事实”，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其中“隐藏的景”，即作者所处的社会情境，以及作者本人的情感意***；这是另一种层面的“历史事实”。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看全祖望与袁桷之间的这段史学公案。中国传统史讲究“文以载道”，与袁桷同时代的元代史官修《宋史》时便设立了《忠臣传》。清修《明史》，也有史官奏请为前代忠义之士立传。究其原因，作史非仅为一家一姓的成败，所传的乃是千古不变的“道”。仅从此价值判断，袁桷作志不立袁镛传，已非上等文字。作史为传道，这是文本追求的理想境界，但在现实世界中，种种因素的干扰，往往难达此境界。因此指责袁桷，是否太过苛责？或许我们应该探究下袁、全二人所处的时代情境。
全祖望之所以对“忠贞大节”如此敏感，与其所处的社会情景密切相关的。全祖望、袁桷同为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当袁桷奉诏修史，进献《延v四明志》时，距其父辈的故国南宋灭亡已近40年了；而几百年后，全祖望对袁桷进行严厉斥责时，距全氏父辈故国、大明帝国的灭亡年代就更久远了，即便从偏居广西的永历皇帝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那年（1662）开始计算，也已经有70多年了。他们都处于后遗民的时代。所谓后遗民时代，从时间上看，天下承平日久，王朝的鼎革更替已成定局，故国凋零时的腥风血雨与亡国后的纷扰喧嚣正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就后遗民而言，他们面临的主题不再是正面的抗争，而是“记忆”与“忘却”。清代康雍乾三朝，开始大规模地修各种史书。但与此同时，文字狱也异常惨烈，如庄廷珑、吕留良、汪景祺、查嗣庭案等，大多发生在全祖望的故乡――江浙一带。这是统治权力在规范、引导以及创作各种文本，并由此建构社会记忆。《四库全书》的编修，就存在着许多任意取舍删减的问题。与此同时，私人文本的写作也在利用各种时机、策略与国家权力展开竞争。全祖望一生著文，于表彰“忠义大节”不留余力，他是在尽力挽留某种统治者希望遗忘的社会记忆。或许，他的对袁桷的愤懑就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袁氏的文本在选择保存某些记忆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许多历史叙事，其所建构的社会记忆是残缺的，这是一种背叛。
对于亡国之痛，袁桷的感受可能不如全祖望来得强烈。据袁桷《延v四明志》卷5“袁洪条”云：“时贾相（贾似道）不乐四明人，（其父袁洪）与同郡士六十余人作废，家居讲学”。（袁桷《延v四明志》，载《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南宋灭亡时，四明士人大多在野为民，也就不能强求他们担负起御敌守疆的责任。元***攻占四明时，没有遇到大规模的抵抗，四明人与元朝***府的矛盾自然也就没那么激烈。此外，袁桷之父袁洪还于至元十五年（1278）入元为官，与赵孟传、谢昌元等同为在朝仕元的前朝官员。袁桷不为袁镛等抗元义士立传，或为亲者讳？赵孟传、谢昌元等入传，或为纪先友？此事古已有之，也可谅解。又或许，为前朝忠义之士立传，要承受来自当局的压力，为明哲保身？身处其境，若必以“忠贞大节”申求袁桷，也许真的有些苛刻。
然而，事情似乎还有它的另一面。首先，为抗元者立传，与袁桷所处的时代并无绝对的冲突。袁桷所处的元代，国家权力规范与私人文本创作上的矛盾并没有那么尖锐。元修《宋史》，依前朝例，也设“忠烈传”，并不排斥对抗元之士的记载。在现在所见的元代十二种方志中，《至顺镇江志》修成于1322年，与《延v四明志》（1320年）的修撰时间相差无几，其中卷19《节义》为“负帝沉海”的陆秀夫立传；《至正金陵志》卷13《人物志┒•节义》也记载了抗元之士二人：牛富、赵淮。可见，为区区一袁镛立传，并不见得会招致严厉的干涉。
袁镛被赵孟传、谢昌元出卖而遇害，这段公案的是非曲折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清雍正《宁波府志》卷23《忠臣二》（台北文成出版社1974年版）记载：
袁镛，字天与，鄞人。登咸淳进士第，以父忧未即仕。见国事日蹙，窃叹曰：“生为宋臣，死则宋鬼，顾无寸兵尺地，不能捍御以固社稷，得仗义执言，从常山、睢阳于地下，不失为宋国臣，足矣！”适元将遣游兵十八骑，驻西山之资教寺。镛悲愤激烈，约沿海制置兼知庆元府赵孟传、将作少监谢昌元共出御敌。二人曰：“尔弟先往，我二人当以兵继。”镛遂奋然独往，厉声言曰：“汝主无故谋起干戈，残我土宇，使我人民宛转锋刃之下，天地鬼神所不容，四方忠义之士日夜愤惋，勤王之师四至，吾恐汝北归无日也。”言未竟，就执。而二人已密往车H，献版***，迎降矣。元将奇镛才，胁令降，曰：“从则富贵，不从则烧戮汝！”镛骂曰：“死则死耳，终不汝从也！”元将怒，纵火燎之，须发殆尽，词气愈厉，至死不少变。其日，家人惊悼，赴水而死者十有七人。
袁镛无官职在身，本无御敌守疆之责，却慷慨就义，举家赴难；谢、赵二人在其位却不行其责，阳奉阴违，陷忠臣于死地，举止龌龊。袁桷对这段历史采取的策略是失忆。《延v四明志》的《人物传》有四部分：先贤、节妇、孝行、逸士，其中赵孟传、谢昌元列是传入“先贤”行列的。袁桷对二人卖友的行为污点只字未提，却大肆表彰赵孟传的清廉正直之名。赵孟传是否廉直，姑且不论，但这种“隐恶扬善”的取舍方法实在难以让人心服。袁桷显然没有在“忠贞大节”上作到立场中立。不仅如此，袁桷还有因私人情感而颠倒是非的嫌疑，其《清容居士集》卷2有《哀兰操》一文，以题咏南宋降元将领吴浚留下的墨兰之作，其中反映的思想情感更引发了全祖望的极大反感。
袁桷在《哀兰操》中，直接将吴浚比喻为陶渊明，嵇绍之类的高洁之士。《哀兰操》序言中还隐晦地谈及文天祥与吴浚之死，这是了解袁桷价值取向的关键所在：
盱江吴允文，咸淳末，与家君同佐江东幕府。允文慷慨喜论功业，倚青溪槛张髯顿足，筹边事，历历在口。傲视府公，每一至宾次，席甫坐即去。督府舟抵龙湾金陵郡，文武郊迎，谒入皆谢不纳，独允文立江亭掩袂大恸，必求见始退。未几，以王宫教授召。方是时，江淮幕府僚佐，言性命道哉撸悉诡号为知兵，得入朝言事。而允文畴昔素论兵，尤奇伟可听，故得骤迁为起居郎，复直舍人院。流离南方，寓虔州时，文丞相总兵，兵浸弱。允文复以平时论兵，丞相独倾下之。兵日迫，丞相酒酣，与允文论生死。允文未及答，丞相呼***校斩之。
噫！允文要为奇男子，其未答也，抑将有所为也？桷九岁时，尝拜允文于家君坐上，想其风采，CC犹有生气。今睹所作墨兰，不自知其悲之无从也。作《哀兰操》以矢之，暇日当弄弦绎声，以配易水之悲壮。（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哀兰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
此段记载的文天祥斩吴浚一段，颇为隐讳，兹佐以其他史料释之。袁桷只说吴浚因劝降文天祥而为其所杀，事实上，吴浚在此之前已经降元，此番而来是为元***做说客。《宋史》卷47（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同）“至元十四年正月，大***破汀关。癸巳，知循州刘兴降。壬寅，吴浚弃瑞金遁，镇抚孔遵入瑞金，文天祥走漳州，浚寻还汀州，降”。又，《宋史》卷418《文天祥传》云：“未几，（吴）浚降。来说天祥，天祥缚浚，缢杀之。”则《哀兰操》将“***国大义”演绎为“且论生死”的戏剧性场面。操节有亏的降将是“荆轲”，反有“刺秦”的易水之悲壮；本应千古颂扬的忠烈（文天祥），却成了不知“其抑将有所为”的懵懂残杀之士。拘囿于家世，袁桷对仕元乃至降元之士有同情之心是可以理解的。然其情感是非之颠倒，已经超出了为亲者讳、纪先友所能包容的范围。
或许，袁桷心中也存有故国之念，《清容居士集》卷47有《书艺祖皇帝十节度使风云***后》一文，末尾自题“遗民袁桷书”，其心可见。“遗”可以理解为弃绝，告别过去，历史的一页总要翻过去的；也可以是遗传、驻留，忘记过去等于背叛，社会记忆永存。袁桷应该倾向前一种立场，而全祖望则是后者。这两种倾向有冲突，但也并非绝对对立。但是，袁桷在弃绝某些记忆的同时，也选择性地保留了某些记忆。正是他所希望保留的记忆，引发了全祖望的愤怒。至此，我们可以归纳，全祖望之斥袁桷者有三：其一：不为忠臣立传，于史学上入二等文字；其二，以私意去取文字；其三，颠倒忠贞大节的大是大非。其中后两点历来为国人道德所不耻，全祖望对袁桷的愤怒就可以理解了，二人文本选择的高下也应自有“公论”。
中国文学家篇6
在谈话当中，顾彬指出中国当代小说有三个很大的问题，分别是语言的问题、形式的问题和世界观的问题。顾彬认为当代中国小说家缺乏思想，形式落后，语言能力差，不能帮助当代中国人建立他们的语言和世界观；中国当代作家胆小怯懦，不能在国家需要时，提出国家的问题，发出国家的声音；而一个作家需要凭着自己的真心，自己的良心来写作，作家就应该是国家的良心。作为一个颇有影响的汉学家，顾彬的言论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这让我们想到中国当代作家所谓的“诺贝尔奖情结”问题。其中有一种看法是：诺贝尔文学奖带有极强的***治色彩，偏见导致了中国很多优秀的当代作家无缘诺贝尔文学奖。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籍华人高行健，使得中国当代汉语小说第一次叩开了世界文学界的第一大奖的大门。瑞典文学院在授予高行健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报上指出：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虽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件很有争议的事，但我们不妨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学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作家，他(或她)同时具备了良好的语言意识，丰富的叙事技巧和宏伟的思想体系，他的作品可以发出国家的声音，具备普遍价值，有着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并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提供开创性的价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意味着以顾彬为代表的汉学家以及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为代表的国际文学界缺乏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面了解和认识，是观察的盲区导致了判断的偏差。同时，也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传播方面存在的不足，在文化交流上有着亟待完善之处。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答案毋庸置疑是肯定的，我至少可以找到一位以上的中国当代作家具备了上述的所有要素，他就是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墨白。我们可以从墨白的小说文本当中寻找到当代中国的国家声音。墨白小说作品的语言、形式和思想，以及普遍的象征价值，都达到了引领者的境界。
墨白的小说语言有着两个特点：一、总体叙述时使用书面的诗性语言；二、在局部采用地方方言和口语。这两点都和墨白作为一个成熟作家的鲜明的语言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谈到自己小说语言的诗性时，墨白说：“诗歌的观念对我的小说叙事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隐喻。我小说中的隐喻是与诗歌有关系的，包括小说叙事的诗性语言，都与我写诗、喜欢诗歌有关。但是我觉得，我小说中的诗性语言恰恰不在这里，而是来源于小说语言的情绪化。这种情绪化是有质感的，就像一条流动的小溪，可以触摸。当然，这种情绪化不光是作者本人的情绪，而更多的时候我赋予给作品中的人物，加上我小说的复式语言所带来的节奏感，可能是这些，给你带来了以上的阅读感觉。”墨白强调了小说语言的情绪化，赋予了叙述人和人物内在情感的语言增添了作品的内在韵味。比如他的小说《民间使者》中的一段：“多年前的那个深夜里，父亲怀抱着冷姨，穿过布满了弹坑和死尸的街道，同我一样慢慢地接近一片桃林，但那个时候父亲没有看到粉红色的桃花。那些粉红色的开遍枝头的桃花被黑暗所笼罩。父亲只感到他的身子不断地擦过一些枝条，有一些湿漉漉的东西擦过他肿胀的脸，这些枝条和湿漉漉的东西的出现使父亲感到了劳累，他把处在神志不清之中的冷姨放在地上，一直坐在黑暗里等待着光明的到来。父亲坐在一片陌生的树林里，听着有流水的声音从不远处传过来，听着风在他身边的树林里钻过去。他用手轻轻地揽着冷姨的身子，慢慢地睡着了。”这段叙述仿佛是散文诗，有些部分如果分行就基本上算是一首诗了。诗性的语言让朴素的事物披上了圣洁的光泽，湿润而富于弹性。这就让墨白的小说中呈现了很多美好的意象，这应该得益于作者对于生命的热爱，他将无限的希望赋予到了有限的存在当中，致密的情感压缩了言词的空隙。
墨白的叙述语言除了诗性之外，还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口语，但两者却并不显得矛盾，相反增加了小说文本的真实感。在谈到叙述语言的口语化时，墨白指出：“我所选择的方法就是让自己从小说的叙事当中退出来，让小说里的人物放到他们的身份、修养、个性、生存的环境中去自我表现自己，这是我解决口语化写作的一个根本的原则。”让人物自己来说话，这是墨白口语化的第一原则，这样就既可以尽可能地还原人物的本来面貌，贴近于生活现实，又可以使得文本因为多声部的存在而呈现复调的意蕴。同时，墨白在小说叙述里方言的运用也很突出，比如这段：“来喜想，这人真是活宝，那大片大片的庄稼咋说收完就收完了?哎，又要犁地种麦子了，可是我们今年都干了啥?为了那俩熊钱我们家里的地都不顾了，我们跑到城里撅着屁股挖下水道来了，可是我们挣的钱呢?”来喜的思想活动是通过带有来喜个性化的地方方言来表达的，生动活泼。向优秀的民间语言学习，这也是墨白使用口语、普通话和方言叙述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普通话和书面语远离了带有人民大众的朴实情感和悠远的时间属性的日常语言。方言是一个地方活着的历史。从墨白的小说里，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方言，那是在中原大地上跳跃着的祖先的灵魂和欲望。
通过诗性语言和方言口语的灵活运用，墨白试***做到“用书面化语言来作艺术形式的探索，用口语化来体现现实的生活。”墨白的小说有着自身独特的叙事语言结构，这是墨白个人写作风格的重要特点。在墨白看来，叙事语言是有结构的，它不同于小说里的故事结构，也不是小说形式上的结构，而是语言本身的结构。墨白认为自己小说的语言结构“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小说人物的视角与意识的有机结合和转换，二是叙事者的外视角和小说人物的内视角的承接与转换。这两点就构成了小说的语言结构。这当然是就我的小说而言。我的小说，从结构到语言，可能都给你想通过颍河镇里的一些机关进入我小说的想法带来了障碍。”哒也就是说，墨白小说的叙事语言有着不同的分层组成，叙事者、小说人物都具备叙事功能，而且小说人物自身也还有着心理的和现实的两种语言形式。这些出自不同的叙事人和叙事视角的叙述被自由而有机地连接在一起，为小说文本设置了玄妙的迷局，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和文本的复义性。当然，这已经不再单纯是语言的问题，也是叙事方式的问题，也就是形式的问题。本来，语言、形式和主题在优秀作品当中就是有机的整体。中国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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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白小说语言结构的多层次性在其中篇小说《重访锦城》当中有着很好的体现。在《重访锦城》的故事结构当中，一直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是外在的，另外一条是隐含的。谭渔寻访锦城的历程是故事外在的线索，另外一条则是谭渔的心理活动， 或者说幻觉、想象，其中主要的对象是锦。文本内部则通过不同角色的讲述来组织故事。用作者的个人讲述来组织世界，通过短期记忆与长期记忆、潜意识与显意识的互渗，以突出个人和世界以及个体生命和人类的类本质之间的复杂关系。故事在真实世界和心理时空当中自由地穿梭、飘移，这些对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带来了挑战。小说语言结构的深层是心理结构，心理结构的依据是时空结构。墨白小说非常重视作品的心理结构，并能够巧妙地运用多种形式的时空结构来结构文本。小说叙事也是对于时空体的塑造，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全新的把握和思索。中国论文联盟
墨白小说叙事当中，非常重视心理时空对于现实世界的侵入，他着力于探询记忆、梦境、潜意识等之间的关系。在墨白看来，“梦境与我们过去所经历的现实生活，与我们的阅读经验在大脑里具有同等的位置，它们都成了我们记忆里的一部分。同样，幻想也具有这种特征。幻想和梦境成了我们最真切的精神载体，这是不争的事实。”啕想和梦境都具备了自由的本质，是个人主体性的重要显现，是个体精神自由的象征。记忆是过去的现实的总结，同时也能让我们回忆起我们的梦境和幻想的内容，受到梦境和幻想的影响。事实上，人类的认知心理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在长期记忆选择哪些短期记忆来作为质料时，本身就带有潜意识和无意识的作用。在墨白看来，好的叙事作品能够让读者明白：“我们现实生活里的每一个人对世界所承担的责任，都通过他对梦境、幻想与记忆的陈述变成了一种衡量世界精神的尺度，同时他还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所经历的，现实的和将来的，这一切与时间有关的精神和物质的内在的联系。”而墨白的长篇小说《映在镜子里的时光》(写于1998年)“应该说这是我对梦境、幻想与记忆和我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理解和认识，也是我对时间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是我的历史观。”
《映在镜子里的时光》是墨白的一部颇具探索意识的叙事文本，故事讲述了一个电视剧组前往颍河镇去寻找外景地的过程，剧本根据两部小说改编而成，《风车》描绘了时期的一段荒谬的历史，《雨中的墓园》则描写了不同人口中所讲述的“”时期一起神秘的多人死亡事件。在他们寻找的过程中，小说中虚构的环境、事件和人物却在现实生活中意外出现。在一部长篇小说里嵌入自己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这首先为文本的叙事带来了叙事的裂缝，不同文本内部有着自己独特的时空关系，在母本的时空体系里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子系统，而两个子系统里的人物则最终突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在母本的时空体系里合流。作为***文本的《雨中的墓园》本身就是一部关于外部事件和个人认知之间关系的文本，文本内不同的人物眼里对于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塑造权力。而在《映在镜子里的时光》当中，这些讲述再次被重新讲述，并获得了新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部探索时问和记忆的先锋小说，历史在这里只是一种被讲述的过程。通过这种开放式的叙事结构，文本内部滋生着具体而微的意念和精神。被复制、仿写、戏拟、并置、重合的各种事物和情绪混杂在一起，却无形之中为我们呈现出了现实世界的驳杂而宏大的面影。
墨白的作品为小说叙事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于叙述者对于现实时间、文本时间、心理时间之间距离的消解和破除。墨白小说当中的叙事时间的无局限带来了文本叙事方式的无限可能。这得益于他对于诗歌和绘画艺术的理解，以及在小说叙事艺术当中的应用。同时，这也是墨白关于个人主体性地位重视的结果，历史首先是个人化的历史，历史本身就是各个个体生命鲜活的生命经验和繁杂而神秘的生命历程。“我们使用语言和文字使记忆和幻想变成某种画面或情绪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历史、时间和未来超出虚幻，变成一种固定的能给读者留下记忆的东西，我们成了创造历史的人。由于回忆使时间丧失了秩序，因此时间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就变得没有起点和终点。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回忆和审视某一件往事。由于视角的不同，同样一件往事或人物就会使我们得到不同的感受和认识，这就使得我们的写作显示出她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这就成了历史。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历史就是某个人从某个带有主观意思的侧面所看到的某个事件的某个方面，历史就是某个人的好恶。”墨白眼里的历史就是一部个人情绪和欲望的历史，也是人群和民族的精神史。对于个人主体性的标举是现代主义的特质，而重视情绪和欲望则带有后现代的元素。对于民间文化的推崇，民间精神的强调，在中国当代文化体系里，则有着接近于传统文化的可能。因此，墨白的小说主题就具备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多种精神。墨白的小说，是活着的过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存在主义和东方文化相结合之后，被充分当代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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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 墨白的小说当中，一个文本内部往往会有多重的主题，这些主题又会呈现出多元化的精神实质。这除了和墨白作品迷宫式的叙事结构有关系之外，还来源于墨白对于艺术真实性的执着追求。在墨白看来，小说写什么不是一个难题，怎样忠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忠实于自身的感受、忠实于自己的表达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真诚的写作态度，对于文学，对于写作的尊重，这是墨白创作的内在动力，以表达人的生存现实和精神实质。“一个真正的作家，他的写作不会有太多的功利思想，他的写作是人类良知的发现，或者说是对一种精神世界再现的诱惑。你想一个作家他能把思维这种空灵的东西用文字固定下来，再创一个精神世界，这是多么神圣的事业。我刚才说过，写作是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社会活动。”真实的世界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一个严肃的作家就是需要拥有这样的写作态度。墨白围绕着自己出生地淮阳县新站镇创造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文本世界——颍河镇。墨白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上都与颍河镇有关系。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墨白说：“对于一个出生在颍河镇的人来说，颍河镇的存在，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对于颍河镇来说，没有从远方流来的颍河，她也就不存在。颍河是淮河的一条支流，她们是女儿与母亲的关系，是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他们具有相同的血液和本质。”颖河镇以及从小镇穿过的颍河，是墨白血脉里的文化根性，深入到了他关于世界的所有认识。墨白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了颍河镇近百年来的沧桑巨变，从镇子的基本风貌，到在其间营营碌碌的生命个体，表现出了他们在大时代变迁下的欲望和命运，苦难和希望。墨白用细密和生动的文字为我们记录了一个地方的秘史，她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越了一部地方志。因为，墨白的颍河镇是充满了人文精神的，是一个地域所具备的精神史，带有极强的普遍意义和象征价值。墨白为我们贡献出的颍河镇的文化意象，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独具意味的象征体，为世界和后人考察20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墨白的作品非常注重隐喻和象征，他的很多作品如《风车》、《光荣院》等都像是一部部的当代寓 言，充满了哲理的思索和***治权力关系的隐喻与象征，是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深度观照。墨白是从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于墨白的影响是深远的：“精神疾病产生的根源是权力、道德、***治、宗教、文化等等社会因素，精神疾病的存在就是对社会制度的隐喻。所以在我童年和少年经历的那个时代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精神疾病，所以我童年和少年所处的社会是病态的，那种病态渗透在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每一个人的精神里，这当然也包括我。所以这种病态在我的小说中呈现出来是很正常的。疾病隐喻与死亡哲学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当代文学当中的叙事都显得相对苍白，而且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人对于很容易就遗忘了，同时缺乏深度的探究和追问。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其社会悲剧就有可能会再度重演!《光荣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场，生活在其中的人都笼罩在红色***权和***意识的光环之下，是外部的庞大的社会秩序奠定了光荣院内部的权力谱系。光荣院里的每个人都是病态的，有着独特的癖好，或者说是偏执和***。光荣院里的老***们，一个个都等待着躺进早已准备好的棺材里，他们都是社会的多余人。他们的存在只是某一段社会***治权力历史的遗留物。我们不妨来看看其中一段人物对白，医生和老金就老金的勋章问题展开的辩论：“医生说，敌人?你认识你杀死的那些人吗?老金说，不认识。医生说，不认识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你的敌人?老金说，那是老连长说的。医生说，你们连长认识他们吗?老金说，不认识。医生说，不认识他怎么知道他们是敌人?老金生气了，他说，有你这样说话的吗?那战场上谁认识谁呀?连长说上我们就上，连长说打我们就打。医生说。说了半天你是为你们连长卖命呀。老金更加生气了，他说，你真是个混账东西!不为连长打仗哪儿来的这勋章?我告诉你，这勋章就是我们老连长发给我的，你说，要是没有这勋章，哪来的这光荣院?没有这光荣院，你会来这里享清福?医生不屑地说，这些勋章是真的吗?老金说，那还会有假!医生说，可是老钱咋说你这勋章都是假的?老金瞪着眼睛说，他敢这样说?医生说，他就是这样说的。老金的脸这会儿都气成紫色的了，他说，走，你给我一块去找他。”老金行为的正当性在医生的一连串追问下显得破绽百出，作为一个事件的发生的社会依据早已不存在，当然这也是因为其本身就存在可质疑之处。《光荣院》是对于中国当代历史中的权力话语的质疑和追问，深刻地揭示了权力体系的内在本质，而老金这样的人，就是深陷其中的牺牲品，是谎言和欺骗的产物。《光荣院》里的权力体系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普遍存在，这是一部具备了广泛象征性的经典文本，就其形而上的艺术特质和后现代的思想元素来说，《光荣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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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家篇7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 英语国家 文化意识 文化导入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应开阔学生视野，扩大知识面，借鉴和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提高文化素养。文化和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有助于语言能力的提高”。另外，《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2004年)规定：“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知识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因此，成功的大学英语教学不仅要使学生懂得语音、语法、词汇，还应使学生掌握语言的社会文化规则并能够实际运用它们．使学生具备社会文化能力。近年出版的英语教材中增加了不少文化知识的介绍．各高等学校对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越来越重视，但是在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不少学校和教师更多地注重词、句和篇章的讲解．对文化内涵的重视和文化意识培养还远远不够。从当前大学英语敦学的实际情况看，语言的文化内涵应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深刻领会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精神．在注重培养学生语言知识、交际能力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分阶段地给学生讲解一些必要的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便他们了解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培养他们对英语国家的文化意识。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还可以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国际视野。
一、英语国家文化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1．文化的定义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的定义迄今为止．不同领域的学者根据自身研究的目的、角度和测重点的不同给文化下的定义不少于250种。“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对于德语kuhur．原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后来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指艺术和道德能力和天赋的培养。文化的经典定义．是1871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胡文仲，1997)。泰勒之后，人类学家们又给文化下过很多种定义．但是这些定义中的大部分仍以泰勒的定义为基础。分析各家观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一是正式文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写字母“C”文化，即一个国家的地理、历史、自然、***治、哲学、文学、经济、教育、科技等；二是小写字母“c”文化．即人类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风俗习惯，对其理解主要着眼于精神方面，即隐藏在其中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林娟娟，2006)。目前，在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中，文化意识培养还比较落后，这是我国英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2．我国英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英语国家文化意识培养与英语教学密不可分。这是因为英语教学不仅是传授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培养他们应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然而，巾国的英语教育却明显滞后。应试教育和传统的外语教育观紧紧地束缚着中国教师的手脚，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有的还进入硕士，博士生阶段，总共学习十多年的英语，大部分时问和精力都花在查词典、记单词、分析句子结构上，把学习语法和词汇当作外语学习的全部。这样，尽管教师与学生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效果却事半功倍。因此．当前巾国大学英语的重点应放在培养学生的英语国家文化意识。因为学习语言和培养文化意识相互依存。
3．学习语言和培养文化意识相互依存
中国文学家篇8
高二（一）班 黄忠厚
我来自一个贫困的山区，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勤劳、朴实、节俭。家里仅靠父母种植水稻维持生计。常常看到父母出现在炎炎烈日下的田间，弯着腰，勤勤垦垦的工作，一年四季任凭风吹雨打，他们从未间断过，也从来没有听他们说过苦，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供我和哥哥上学。他们常常说，只要你们好好学习，再苦再累我们也值得。
就在2011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急性阑尾炎降临到了我的身止。面临一大笔的手术费和医药费，对于原本就贫困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哥哥还在上大学，面对哥哥的学费和生活费更是雪上加霜。
当我踏进校园的第一天，在这天我就告诉自己，在这里我要做个坚强的人，不要让家里的父母操心。因为对我来说上学的机会是父母用血汗钱换来的。但是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那段时间我的脑子里想的是如何赚钱，这样一来我就把学习给落了下来，考试也考得不好，慢慢地我也变得颓废和自卑了。
我到底该怎么办，正在我纠结惆怅不知取舍之际，年段长和班主任突然宣布家庭贫困的学生可以申请贫困助学金，我万分狂喜的申请了贫困助学金。在我正式成为贫困生中的一员时，我激动万分，心里暗下绝心，既然国家有这么好的***策，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和***府对我的帮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也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心灵的慰藉，让我感受到温暖，让我要心学习，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挑战生活、挑战自己，此时此刻我感到很荣幸，使我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减轻了我家的经济负担。让我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减轻了我家的经济负担。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习中去。我感激***和国家完善的奖金助学***策。***和国家的助学***策帮助与完善了无数个像我这样贫困学子，使我们在黑暗中拥有了无比珍贵的光明，从而可以达到成功的彼岸。
中国文学家篇9
关键词：古代文学作品 儒家 用世精神 基本内涵 体现 分析
对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以及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而言，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儒家用世精神，这种精神突出表现在：古代文学作品创作者期望能够在***治上为世所用，能够在为世所用的过程当中实现其人生理想与价值。在儒家用世精神的体现过程当中，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呈现出了两个方面的特殊性：即在得意状态下，沿封建社会等级秩序要求而不断奋斗，其目的在于实现文学作品创作者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与抱负；而在失意状态下，则选择藏身于精神家园的方式，以一种超脱世俗的观念憧憬能够在世外或是来世实现其人生理想。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儒家用世精神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应当在相关工作人员有关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过程当中予以重点关注。
一、儒家用世精神基本内涵分析
儒家思想中所涉及到的“用世精神”，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体现为“修齐治平”。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求人要对整个世界有所担当。换句话来说，儒家思想以及精神的体现在于“修齐治平”。积极用世是一种对人生、对社会的态度。它是积极的、主动的、对工作、对生活不说永远充满激情，至少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尽力而为。人的一生，凡事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最高的境界了。人的能力确实有大有小，只要尽了力就可以无怨无悔，并且也没有遗憾。
孔子可以说是对入世始终保持积极态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孔子一生中，他对于整个社会及统治阶层始终抱有自己的社会理想与治国方略，其一生可以说都在为入世而奋斗。
在孔子所历经的社会发展时代当中，既不存在民主选举，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运动。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要想实现从***的理想，最为有效同时也是唯一的途径在于由国君任用。而与此同时，要想在***治层面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所作为”，要想实现对现行***策法令大幅度改革与整合，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权力量作为执行保障。这也正是孔子周游列国，并游说各路诸侯，期望有君王愿意任用他来治理国家，并最终达成用世理想的根本原因所在。尽管孔子在有关“用世”的问题上始终抱着一种积极争取的态度，然而现实却未能够尽如人意。孔子在十四年周游列国的过程当中，能够召请及接待他的国君少之又少，也就谈不上对孔子治国之道的接纳与实施。
二、儒家用世精神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创作中的体现分析
（一）儒家用世精神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创作中首先表现在对创作作品主体思想的体现上：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作者对于国家乡土的热爱之情与对君王的忠诚之情是始终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对于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尊崇以及对民本观念的融合是有效连接的，对于不合理制度的抨击以及对黑暗势力的不满却并没有与古代文学作品创作主体精神的有效融合。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对于建立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之上以及对自我完善的入世思想与回归闲云野鹤，消极淡然的出世思想仍然能够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得到奇妙的融合。好比是自屈原开始的每一位文学大家，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均体现出了以上几个方面的特征。从这一角度上来说，我国古代文学大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主要表达了对祖国、对乡土以及对人民的热爱，表达了对封建统治下部分黑暗势力的恨，是一种质朴化且单纯化的民本观念。
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在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当中不难发现，绝大部分古代文学作品创作者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当中所表现出的民本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忠君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无法真正意义上地***出来。以屈原为例，《屈赋》全部都是屈原对君王的反复性表白与倾诉。与此同时，《离骚》在对于出世的表达过程当中，通过对想象方式、幻想方式以及神游方式的综合应用，实现了对主体意识的有效高涨以及对作品主人公人格魅力的有效塑造，从而感人至深。然而反观《离骚》一文对于入世行动的表达，却不难发现：屈原在创作过程当中对于入世的行动始终抱有一种软弱与依附的思想方式，进而也就无法充分体现并发挥主人公的主体性优势。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在屈原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爱与恨的思想始终交接在一起，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离，这也就导致这部分文学作品在主体思想上充分体现了两面性特征，并延伸至后代众多文学作品创作者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纵观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创作所经历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对于李白杜甫、苏轼范仲淹、还是辛弃疾陆游而言，这部分文学大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中均不同程度上地体现出了这种两面性特征。归根结底：儒家用世精神下的民，仍然是君的附属，君王，乃至整个统治阶级才始终表现为我国古代文学之上的精神领袖，其也从根本意义上决定了这部分文学大家能够在用世的这条道路上前行多远的问题。
（二）儒家用世精神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创作上还表现在对创作作品体裁的体现上：从儒家用世精神的角度上来说，要想在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实现对儒家用世精神的充分释放与体现，其前提在于需要确保文学能够服务于现实，在这一过程当中也就催生了各种体裁类型的文学作品。简单来说，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创作大家均在不同程度上将儒家用世精神体现并凝结在文学体裁当中，并将这部分古代文学作品作为对于个性有着积极表达思想的作品。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创作建立在对儒家用世精神的感悟之上，从而也表现出了较为显著的特殊性。在这一过程当中，绝大部分文学作品均是建立在***治需求或是实用交际需求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唐朝发展壮大的传奇小说最初进行创作的目的在于实用性，在于通过创作文学作品的方式验证文学作品创作者的诗文写作以及文学造诣。在此过程当中，这部分文学作品的适用性范围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而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漫长而优秀的发展历程当中，创作过程最为方便与快捷，抒情属性体现最为显著的文学作品题材当属诗歌题材，这也就使得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发展历程当中，诗歌成为了文人表达儒家用世精神的最佳文体。在相当长的一段发展时期范围内，以抒情为主要表现方式的诗歌体裁以及其变形体裁（主要包括词、曲、赋这几种类型）不单单表现为建立在美学层面上的欣赏与交流，同时也广泛应用于社交公关环境下对于人际关系的合理改善。可以说，在儒家用世精神的影响与作用下，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创作和往往以诗为载体而明人世之志，抒出世之怨，以诗为载体，通过对各方面效用的综合发挥，使其成为了文化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必备要素之一。
（三）儒家用世精神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创作还表现在对创作作品方法的体现上，从儒家用世精神的角度上来说，自诗大序时期的“言志”思想发展到“情态”思想、“写意”思想以及“传神”思想，以上几类思想模式都使得这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方法重点关注对创作者心理状态的强调与表现，在于实现内在精神与神韵的有效统一，在此过程当中沿浪漫主义发展。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在儒家用世精神的影响作用之下，我国绝大部分古代文学作品创作者均属于表现型创作者，而并非再现型创作者。杜诗很少提供现实主义细节，即便是对于公认的“三吏”“三别”而言，仍然以对于主观情怀的抒发为主，这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突出反映了文学作品创作者对于现实的揭露是建立在积极入世的态度之上的，其从根本上来说均属于带有一定写实成分的抒情诗。
三、结束语
儒家用世精神是如何体现并融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的呢？其根本在于儒家用世精神是建立在“修齐治平”基础之上的精神。在儒家用世精神的影响之下，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呈现出了两个方面的特殊性，即在得意状态下，沿封建社会等级秩序要求而不断奋斗，其目的在于实现文学作品创作者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与抱负；而在失意状态下，则选择藏身于精神家园的方式，以一种超脱世俗的观念憧憬能够在世外或是来世实现其人生理想。总而言之，本文针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关儒家用世精神的相关问题做出了简要分析与说明，旨在于促进有关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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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家篇10
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爆发的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在阳澄湖上的芦苇荡里，到处都燃烧着不熄的抗日烽火；在芦苇组成的天然绿色帐蔓里，在阳澄湖上的沙家浜水乡里，勇敢的新四***战士和聪明机智的当地民众一道，同日本鬼子作坚决的抵抗和斗争，他们共同谱写了一首首动人的战斗诗篇，描绘了一幅幅壮丽的战斗画卷。
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根据上海沪剧院已故剧作家文牧先生创作的沪剧《芦荡烽火》改编的，著名的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曾经唱响了全国，红遍了华夏大地。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五十年代末，上海沪剧团决定根据崔左夫的报告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改编一部现代剧，由文牧来执笔。文牧是一位演员出身的剧作家。文牧原名王文爵，17岁拜师学唱申曲（沪剧），曾经当过演员，编过幕表戏，还自己挑过戏班，几乎跑遍了江南所有的城镇码头，直到***以后，才正式成为国家剧团的专职编剧。
文牧接受任务以后，便亲自到阳澄湖一带去深入生活，听当地群众回忆新四***的战斗故事，到有关部队去收集素材，多次采访伤病员中的幸存者。他在沙剧中成功塑造了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等人，生动的艺术形象。
从此，《沙家浜》成为了在那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里的，中国的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文化符号。因而，沙家浜便成为了一个文化的沙家浜而变得名动天下，家喻户晓。阳澄湖也随之成为了一座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湖，一座具有特定文学意义的湖。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沙家浜》并不仅仅只是一出唱不断的京剧，她亦是阳澄湖文化的代名词，阳澄湖文学的地标式作品。沙家浜，既是一处游不尽的湿地公园，也是一壶饮不完的文化茗茶，更是一部读不完的文学长卷。
所以说，沙家浜是一个文学的沙家浜，阳澄湖更是一座文学的阳澄湖。
驾一叶扁舟，穿行在阳澄湖上的芦苇荡中，感受着当年水乡抗日的喋血烽烟，那环境的艰苦与卓绝，岂是当代的我们所能够设想到的残酷与血腥程度？行走在沙家浜的阡陌与村巷里，追寻阿庆嫂、郭建光们远去的战斗足迹，让我们接受来自爱国主义的红色教育，不禁忘却了身外都市的喧嚣，沉湎在了对历史的追忆与回望之中。漫步在沙家浜古镇的街头、荡口，当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绿色温润的空气之时，畅游在绿色生态的水乡湿地里，心中亦不由任浪漫与怀旧的情愫顿生。
泛舟在阳澄湖上，真切地让我感受到了阳澄湖文化的无尽魅力，阳澄湖文学的迷人风采。不由让我想到了我们的母亲湖——鄱阳湖，想到了我们亟待挖掘和宣传出去的鄱阳湖地域文化以及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鄱阳湖文学。
不能说我们鄱阳湖地区就缺少了像文牧这样的作家，更不能说我们得鄱阳湖不具备阳澄湖那样蕴涵深厚的文化元素。从古至今，浩瀚广袤的鄱阳湖上，走出了多少名动史册的文化大家，文学名家？我们就是扳开指头来算，也得算上半天还不一定数的完。从楚汉争霸到今天，鄱阳湖上的历史烽烟有谁能叙述得完全？而为什么鄱阳湖文化就宣传不出去，迈不出江西的这道门槛呢？
究其原因，我觉得还是不外乎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该是我们目前还缺少一双发现的眼光，没有找准文化的切入点去进行深度挖掘；其次是缺少一种探索的精神，被一种精神的惰性所裹挟；再就是缺少一种专业研究的干劲，有了畏难的情绪，被艰难困苦所吓倒；接下来就是缺少了推广鄱阳湖文化的各种宣传平台和宣传窗口；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即便是我们这些鄱阳湖人，大家的身上，都还缺少一种对鄱阳湖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更为要命的是，大家的身上的的确确地都缺少了一份自觉承担起对鄱阳湖文化，对鄱阳湖文学进行宣传、推广的使命感。这也许是我们鄱阳湖人的悲哀，但的确是鄱阳湖的悲哀，鄱阳湖文化的悲哀，鄱阳湖文学的悲哀。
好在今天的鄱阳湖人终于觉醒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为鄱阳湖的腾飞吹响了进***的号角，鄱阳湖湿地公园的建成为鄱阳湖的对外宣传工作提供了一个有形的平台。由鄱阳县委宣传部主办的《鄱阳湖文艺》杂志，以及由中国·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创刊的《鄱阳湖文学》杂志，初步构建起了一方地域文化交流的大舞台，两者之间，隔湖凭水而立，遥相呼应，互为补充，为广大的文化学者，文学作者，提供了一座随***流的场所，让我们看到了鄱阳湖文化，鄱阳湖文学在未来走出去的一点星光。
走过了阳澄湖，泛舟在阳澄湖；走过了沙家浜，游历在沙家浜。我们不难发现，阳澄湖上聪明智慧的沙家浜人，在充分和有效地利用文化资源方面的一些作法，的确是值得我们鄱阳湖人应该去好好地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