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国学经典论文篇1
现在学生不知道传统文化，缺少模糊科学，从民族的明天来讲，西方科学没有改变世界内心的幸福感。如今，上海，台北的学校都在进行经典教育，我们更应该加强对学生的渗入，让学生读经典。作为中学生，很多学生没有读过《三字经》《论语》《道德经》……而国学经典只有通过语文教学这个纽带渗透给学生，怎样渗透呢？主要应做到以下几方面。
1 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经典
1.1 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典，两不相损。”《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祭祀之理，制於圣人，载於经典。”
1.2 指宗教典籍
如：《圣经》《古兰经》《大藏经》等。
1.3 指文献典籍
如：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司马迁《史记》，李二和《中国水运史》等。
用一句话简单概括：经典就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著作。
2 学生必须知道为什要读经典
中学生读经典就是因为让他们能从经典中读人，读人生，读智慧，读社会。
博尔赫斯说：“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朱自清曾在《经典常谈》一书的“序言”中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经典重于文化与人文，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所传递出的与人类普遍命运、终极关怀、人文思想所共通的精神价值，在于其作为民族、国家、社会可以藉此长传不断滋养后人的高尚品性与内质。经典之为经典，正在于其所携带的“形上”价值。没有这一点，经典便称不上经典。
在经济全球化、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让学生多读经典，于己于国，都大有裨益。人的素质单靠学英语和电脑是培养不出来的。人的素质只能靠人文教育来培养；而阅读经典，应该是人文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学时期，对于文字已经有了相对较好的理解能力，中学生读经典，不但能培养其内涵，也可以对其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一定的导向。
3 指导学生阅读经典的方法
第一是把人文经典当作主要读物。读什么书是学生时代就养成的习惯，现在的学生常对漫画，杂志，故事类的书比较感兴趣，一让他们读经典，他们常会唉声叹气，说经典乏味难懂，所以应让学生从小学养成读经典的习惯，把经典当作最主要的读物。
第二是用轻松的方式来阅读。应该以正确的态度，轻松的方式来阅读。只要有正确的态度，有兴趣，有自己的判断力，会活读就好。把阅读经典看作是一件轻松、简单、有效的事情。
第三是绝不能将任何一个经典绝对化，神圣化。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还要阅读生活这部“大书”，关心、参与现实生活的创造，在生活实践中加深对经典的理解。
经典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个宝库，它就在我们身旁，其中的财富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阅读经典，就是享用这笔宝贵的财富。凡是领略过此种享受的人都一定会同意，倘若一个人活了一生一世，从未踏进这个宝库，那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作为青少年时期的学生，读不读书，读什么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现今社会的应试教育下，很少有学生去读经典。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时间；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点课余时间也耗在影视和网络阅读上。我并不反对影视和网络阅读，并且认为影视和网络确实提供了阅读的新的可能性，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有可能削减，以至取消了深度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因此，如果以影视、网络阅读代替经典文本阅读，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读什么书的问题。像鲁迅所说的胡乱追逐时髦：随手拈来，大口大口地吞下的阅读—— 这颇有些类似今天的“快餐式阅读”，吃下的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鲁迅大声疾呼：“我们要有批评家”，给青少年的阅读以正确的引导。
经典阅读正是这样的导向：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
4 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国学经典
我国的国学经典有很多，我个人认为，在小学阶段，学生应该完成《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的阅读。而初中阶段则应该阅读四大名著，《庄子》《道德经》《古文观止》。
5 国学经典在我班的渗透过程
（1）每周课时有限，这就要求教师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好合理的计划，才能在保证正常教学，又不给学生增加压力和负担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的渗入。教师要做好每学年，每学期，每个月，每周，每天的阅读计划，按照计划给学生布置阅读经典的任务。至少保证每周一课时的经典阅读。
（2）要求学生准备阅读经典的记录本，记录经典语句，读后感以及对经典内涵的理解，从而明白做人的准则，原则。
（3）要做好五个一。
第一，每天都读经典，可以是一则论语，一章《老子》，也可以是一首古诗。
第二，每周都要写读后感，不限字数，但一定要写出人生道理或者自己最大的收获。
第三，每月都有笔记展览，口语交流。同学可以通过交流进一步加深对经典的理解。
第四，每学期都有一次经典阅读竞赛，学期末小组评比。
第五，每学年每名学生至少要读一部完整的经典，并有阅读笔记。
国学经典论文篇2
80 年代初期以来, 引进西方文论的潮流, 可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规模最为宏大, 成就最为壮观, 对我国文论建设的促进最为巨大的一次。它结束了我国的文学理论自我封闭、自我窒息、自我医学专用的危机状态, 推动我国文论的高速发展, 在现代化尚未实现的中国创造了与西方后现代思潮“超前”接轨的文化奇观。
但是, 西方文论如此高速的引进, 也带来了苦涩的困惑。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善的理论, 任何一种权威的理论话语都有其澄明的一面, 又有其障蔽的一面。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障蔽。
问题在于如何消除这种障蔽。中国古典文论向现代转化的命题的提出, 提供了一条途径。但是, 古典文论的“转化”, 对于西方文论来说, 就意味着不是求同, 而是求异; “现代转化”, 对于古典文论来说, 也不是简单求同, 而是求异。但是, 作纯粹理论的回答, 是无力的, 因为每一个范畴的派生, 都意味着文化历史语境和思维模式的反复搏斗。本文试***通过中国现代文论引进的两个阶段的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
( 一) 话语的硬性封闭和弹性派生
30 年代的文论家引进***文学理论, 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 但是, ***文论话语中, 充满了哲学的普遍规律, 作为普遍的大前提, 并不能演绎出文学的特殊规律来。“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之所以遭到否定, 就是因为, 它窒息了文学形象的特殊性①。早期的***文学理论家不是正视矛盾, 而是以理论的话语权威, 来消解这种矛盾。共同的倾向是, 但求其同, 拒绝或者藐视明显与之相异的文学现象, 即使感觉到了障蔽的存在, 也不惜歪曲, 将其纳入现成的有限话语之中。钱杏眓的《死去了的阿Q 时代》, 强行求同, 硬性歪曲, 可以说是这种倾向的代表。求同的最幼稚的形态, 就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照搬, 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看得简单了, 以为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就连鲁迅也一度以为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就解决了文学史家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
其后果是理论本身的生命遭到了极大的威胁。
这就不能不逼出来另一种倾向, 那就是从***文论的话语进行着重点的转移和话语的派生, 以求得理论和文学的矛盾的缓解, 激活***文论的生命活力。但是哪怕是微小的调整, 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今天我们即使反复阅读胡风与周扬当年关于典型的争论, 往往很难抓住要领, 就是因为, 他们二人在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上, 并没有根本的冲突, 胡风也并不想突破这一对经典理论的框框。只是周扬把重点放在社会的、阶级的共性上, 胡风把重点放在个体的个性上。周扬说, 典型就是阶级的群体性和个性的结合, 根本感觉不到二者之间有什么矛盾; 而把个体看得更重要的胡风却强烈地感到, 不存在任何抽象的阶级和群体, 他强调共性只能是单个个体的共通性。在这个意义上, 他说, 社会的群体的共性与个性不能相容。我们可能要为他们纠缠字面, 意气用事感到困惑。其实, 困惑的不仅是我们, 首先是胡风, 他只能以有限的话语说话, 离开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他就没有话可说, 但是就在他没有话可说的地方, 也就是所谓被障蔽了的地方, 他感到了最重要的东西: 普遍的阶级性、群体性, 是抽象的, 无条件地肯定阶级的群体性, 正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 但是他又不能公然放弃群体性和阶级性的话语, 因而免不了吞吞吐吐, 在用文字魔术的掩盖之下, 把中心向个体和个性倾钭②。范畴和话语的封闭还是开放, 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 原因在于一方认为: 理论本身的权威就是生命力源泉。
从40 年代到50 年代, 抽象照搬、硬性歪曲的求同倾向有所缓和, 从学术理论上来说, 是比较软化了③。但是总的来说, 仍然处于求同阶段, 每逢遇到理论话语与文学实践发生矛盾的时候, 不是以文学特殊规律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话语, 而是以哲学话语的普遍性掩饰文学的特殊性, 以社会功利性抹煞文学的审美价值。
但是, 文学的审美本性与***治工具论的矛盾, 是不可回避的。这就不能不动摇了单纯求同的思维定势。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 更加自觉地在***文论体系中寻觅最有弹性的局部, 在主流话语上求同的同时, 适当地在派生话语上求异, 提出一些超越主流话语的派生性话语: “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拥抱客观”、“中间人物”等等, 前赴后继。***文论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原有话语内部作侧重点的调节。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胡风, 在他看来, 最富有弹性的局部, 首先就是创作方法可以超越世界观的局限, 作家不一定要通过思想改造, 只要通过主观拥抱客观, 写真实, 也可以走向***。在反映客观生活的前提下, 他强调作家的主体性的表现, 他甚至认为, 当阿Q 拿着笔在画圆圈的时候, “这个跪在地上画圆圈的阿Q, 同时也正是作家鲁迅自己”④。开明的***文论家所追求的不过是加强***文论的弹性; 对于可以同化的东西尽可能地弹性地开放, 减少排它性。对于难以用现成话语同化的现象, 就要派生出一些从属性的话语来, 强化其开放性。
核心话语求同, 派生话语求异, 是我国***文论家寻
国学经典论文篇3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经典；消费语境；经典性
中***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7-0007-02
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经典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现代社会中，当大众文化、网络文化不断扩张，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下的文化批判席卷整个文学领域，消费时代的文化在凭借着视***媒介不断颠覆人们的价值观时，经典文学的解构自然也由此引发不同的声音。当现代化领域中的文学逐渐去***治化，失去文学显学地位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时候，文学经典化的问题便成为学术界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关于文学“经典”内涵的论争
西方学者关于“经典”的论争始于对“经典”概念的界定，学者们从文学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世界的影响性以及时间的筛选等几个方面，来阐释文学经典的概念及内涵。
中国文学界对“经典”有着本地域性的独特见解，黄曼君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阐释的结合，其存在形态生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特征，价值定位上必须具备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①同时，文学经典应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必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着“诗性”的内涵，还有着民族的文学特色。②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筛选；是达到艺术极致的作品；是开辟了新的艺术范式的完美之作”③方忠认为应该首先坚守“文学是人学”的原则，将文学作品的审美性、艺术价值还有经典应具有的原创性作为衡量经典作品的标准。④刘晗从“经典”二字字义考究，贯通古今进行纵横比较，得出结论：“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经典指是指那种能够超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和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⑤刘象愚对比古今中外、英汉文中“经典”的含义得出结论：“经典’指那些权威的、典范的伟大著作，文学经典的本质特征必须具备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以及时空的跨越性。⑥陈定家在结合中西方学者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之后认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应该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价值观和美学观之时代局限的优秀文学作品，是那些在历史维度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富有教义且常读常新的权威性的典范之作。”⑦
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定义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经典既有传统视角，又有现代的革新。基于主体对文学文本认识的不同，对现在文学文本进入经典序列后，关于经典的争论更是不休。时代语境的不同，对经典的定义及内涵的阐释仍会继续，文学经典也在阐释和再阐释的循环中发挥着它不朽的艺术魅力，对其内涵及外延的界定，是对文学经典及经典性问题研究的基础。
二、追问文学经典的建构及生成机制
学术界在对文学经典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中，逐渐跳出对文学经典本身定义的格局，转向如何建构文学经典，推动文学经典建构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等相关问题上等，此类更为深入更具有针对性，更加具体化。
西方文艺界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有着两种主要观点，即限定于文学作品内部的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与限定于外部因素的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国内文学理论界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内外因素同样重视。孙邵振认为，引入西方理论的价值归宿就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改写，使得作为历史流传当中的经典文本重新获得一种时代的生命，这实际内在于文本的一种对经典的确认。⑧童庆炳将文学作品内外因素相结合，具体考察经典建构过程中两者的作用方式，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处于一种不断地建构的过程中，同时提出文学经典建构的六个要素：“（1）文字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⑨朱国华则认为应该从历史的维度辩证地认识经典的准则：“一方面，各种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语境还原；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长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⑩
此外，也有学者针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发表了看法，侧重点不同，观念有着些许不同。刘晗认为推动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方式主要有：***治权利的推行、知识精英的遴选和大众舆论的评判等。{11}南帆认为围绕在文学周围强大的社会群体、研究机构、出版社、学生团体、***门，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庞大的文学机构，从而形成一整套对文学作品行之有效的选择机制，并逐渐确立各种文学制度。{12}陶东风着眼于文化研究的视野，认为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而是有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凝聚着文化权利。{13}王宁认为，文学经典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的一些人为的因素。{14}此外，黄书泉立足当代文化多元化语境，认为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从三个维度辩证统一地把握，即充分认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破除确立文学经典中文学史的话语霸权，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和消费的现实关系中确认当代文学经典。{15}注重经典建构内部因素的洪子诚认为：“当代的经典秩序的确立标准，最为要紧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治立场……文学文本在揭示‘历史规律’展示历史发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是当代经常起作用的经典衡量尺度。”{16}
在笔者看来，文学经典及相关论题是十分重要且关系重大的研究课题，对整个文学自身价值体系的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对读者的文学价值观念引导、文学史的编纂和文学教育等都息息相关。当然对文学经典的判断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对文学经典内容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
三、当代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命运
在当前的消费社会下，视觉文化以及媒介文化都以不可挡之势，闯入审美文化的背景中。尽管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超时间性与超历史性都满怀信心，但是当经典面临当下消费时代的语境，***像霸权危及语言的中心地位的现实状况时，对文学经典的命运堪忧。
很多学者就从当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探讨文学经典的境遇，分析消费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的影响。吴兴明就从当下消费关系的座架中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性扩张，他认为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不断被广泛的借名、挪用，出现大规模的异质重现，他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的命运即是：走向终结。{17}但同样是从消费语境中看待文学经典境遇的赵学勇则相对较为乐观，他认为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危机源于文学经典和消费关系的语境冲突，调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是经典问题消弭的关键所在。同时他进一步提出，要依靠市场手段来调节文学经典在当下消费语境中的接受和传播。{18}
在当下消费社会的现实语境下，有学者认为文学经典的n势不可避免。刘晗认为，当下文化语境中语言和***像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像文化的异***崛起使得语言中心地位旁落，消费文化思潮使得文学经典呈现出消费化趋势，文学经典存在的根基被消解。{19}也有学者着力分析文学经典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孟繁华认为，20世纪以来作家们参与社会的情感需求，与“宏大叙事”热情所创作小说文体，在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他分析其原因：“现代媒介的发展和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原因和条件。”{20}
此后，学者们对文学经典理论话语的拓展与深入、文学经典的命运及古今文学经典承传重构与评估重建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一些学者基于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经典表示出担忧，如赵学勇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关系入手，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审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经典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21}在陈家定看来，文学经典不仅遭遇了市场上的“生存危机”，而且还出现了观念上的“信仰危机”。但机遇与挑战共存，在去经典的潮流中文学也得到了更广范围的传播；新秩序与新经典为重构文学经典提供了更多种可能；激发了文学经典的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22}而盖生认为，在当前的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被媒介文化冲击的边缘化反倒是文学非线性进步的表现，指涉当下、提升现实承担社会的经典化文学仍将是社会价值整合元和意义的生产地。所以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23}
经典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最能够体现人类思想精髓，最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当下文学终结的声音不仅在国内出现，许多外国的学者也对“文学终结论”的论断发生论争，赞同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作为文学作品中主流价值观念的代表，学者们对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也是忧思与期望并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社会形态变迁的大环境中看待具体的文学现象是理论研究者需要坚持的态度。
注释：
①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03）.
②黄曼君.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J].文学评论，2004（04）.
③童庆炳.文学批评首先要讲常识[N].中华读书报，1998-03-25.
④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J].江海学刊，2005（03）.
⑤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⑥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02）.
⑦陈定家.市场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文学评论，2008（02）.
⑧孙邵振.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J].文学评论，1999（05）.
⑨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
⑩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6（02）.
{11}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12}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117.
{13}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利（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03）.
{14}王宁.经典化、非经典化与经典的重构[J].南方文坛，2006（05）.
{15}黄书泉.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16}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3（03）.
{17}吴兴民.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J].中国比较文学，2006（01）.
{18}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19}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20}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J].文艺争鸣・评论，2005（05）.
{21}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国学经典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民法典 理论准备 社会条件
到2011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已基本建立。再思考和讨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似乎已经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但是，民法在法律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的作用，我国现行的松散的民法结构体系，能否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许还是应该继续思考的问题。因此，在时机成熟时，我国还是应该制定一部属于中国的民法典，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本文要表明一种态度：中国制定民法典的时机尚不成熟，不应急于求成，一定要马上制定一部浩大的民法典；同时，民法典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是重要的，我们应该坚持研究，待时机成熟，制定一部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法典之林的中国民法典。
一、制定民法典的坚持
制定民法典学界有两种声音：主流观点或说绝大多数学者是持支持意见；另有少数学者反对制定民法典，但声音甚微。本文坚持应制定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法典。
关于制定民法典之必要性，学界已从不同方面作了很多论证，本文不详述，仅作三点说明：
（一）制定民法典是民法国家的传统
“由习惯法进到成文法，再进到法典法，先后发生了三次民法典编纂热潮。第一次是发生在6世纪的罗马法编纂，产生了罗马法大全；第二次是19世纪的欧洲民法典编纂运动，产生了以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为代表的大批著名的民法典；第三次是从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1992年的新荷兰民法典、1994年的俄罗斯民法典等一大批民法典。”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有民法典，还有一些国家正在制定民法典。可见，制定民法典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共同经验。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当然也应通过制定民法典来实现。法典作为一种成文的作品，它用来对广泛的法律领域里的最根本的原则和基础规范作权威性的陈述。我国在传统法律体系受到冲击、学习和移植外来法律文化的过程中，选择了以法典法为形势的大陆法，这是因为我国有法典传统的原因。当然、中华法系历史上没有民法典，但是却有着大量的刑法典和行***法典。
（二）通过民法典的制定，实现民法体系化、系统化
法典展示了整个既存的法律体系化的模式。民法典以体系性及由之决定的逻辑性为重要特征。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与逻辑的民法典是不存在的，只能称为民事法律汇编。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体系的完整性上。故制定民法典的过程，就是对民法体系的具体构建过程。通过对各种预设体系的筛选重构，选择科学的体系，消除、防止整个民法体系价值观念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最终体现于民法典。民法典的制定以民法典的体系化实现为前提，民法典的形成必然是对民法体系和系统的选择，肯定特定的民法体系。
（三）对理性的传播：保障市场经济发展
“每一次重要的民事法律的制定与颂布都是对人格平等观念，尊重个人的人格与自由意识，对权利的保护意识等的弘扬与传播。”民法典本身作为全面反映理性精神的法律形式，制定本身就是对理性的传播。通过民法典的制定和颂行，可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实现新的社会整合，奠定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由于中国没有民法的传统，连民法这个词也是舶来品，法治文明很难在借助本土资源基础上自发地生长，通过制定民法典，能传播先进民法理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培育人文环境。
二、民法典的制定——为时尚早
坚持制定一部属于中国人的民法典，既推动我国现实社会的变革，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又充分弘扬民族精神和文化。在继承、吸引和创新的基础上，建立在未来理想目标模式上，超越现有民法，使之成为21世纪民法典的里程碑。这样的目标也符合中华民族的感情。我们一直在借鉴和学习，目的是要创造适合自己的模式。
然而，完成这样的使命，我们尚不具备相应的能力。本文认为，中国制定民法典尚需积累各方面的力量，还需要蓄势待发，即学界应坚持研究和传播制定法典，同时又不急于求成，等到时机成熟，再为立法机构建言献策，制定一部真正伟大的法典。
本文认为法典制定尚需积累各方面力量的主张基于以下认识：
（一）制定民法典的理论准备不足
对于理论准备的话题，学界一般认为已经具备。就是主张松散式民法典的江平老师在中国***法大学关于民法典的讲座中也毫不迟疑地回答学生提问认为已经具备，但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江老师在这方面的专门说明。当然，包括江老师在内的多数学者有一个简单的说明，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已经前后制定各种单行的民事法规，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这些民事法规已经为我们制定民法典积累了足够的理论储备。本文对这种观点持保留意见，我国理论界现在事实上对民法典的制定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下文从两个角度说明这个问题。
制定民法典首先要解决法典的体系问题，即取一种什么样的法典结构。就法典的体系和结构问题，各种主张林林总总，然而以梁慧星老师在《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一文中介绍的三种体系为代表。这三种体系的基本思路是：第一种，由费宗彝提出，江平和魏耀荣赞同的“松散式、邦联式”思路。按照这一思路，以现有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继承法、婚姻法、以及正在起草的新的相关法律，把它们编在一起，也就成了中国民法典。无须严格的逻辑关系，也无须要求完整的体系。各部分相对***，相互间构成松散、邦联式的关系。这一思路不注重法典的逻辑性和体系性，有明显的英美法痕迹，也与我们要谈论的制定民法典实质上相异。其思路的推延将是反对制定一部系统的民法典。故这一思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定民法典的思路。第二种，是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提出的所谓理想主义思路。其设计的中国民法典分为两编：第一编人身关系法，第二编财产关系法。各编再细分为四个分编。第一编分为：“人法”、“亲属法”、“法人法”、“继承法”；第二编分为：“物权法”、“债法总则”、“各种合同”、“知识产权”。另外在开头设一序编为小总则，在后面设一个附编规定国际私法。这一思路回到罗马法，取两编制，强调人法比物法重要，徐国栋教授自己称之为绿色民法典。第三种思路是梁慧星老师的观点，梁老师自称为现实主义思路。他认为现实主义有三个重点：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德国式五编制和民法通则为编篡的基础；适应20世纪以来社会生活的新发展，借鉴20世纪制定的新民法典的立法经验。强调制定中国民法典应以德国式五编制为基础，在此基础上适当作变化。从而建议中国民法典设七编：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简单比较徐和梁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会发现两种思路都自成体系，各有优点，在内容上有细微差异，在立法过程需要有一些不同的选择，但不是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这两种思路有较大的影响，相比于其他一些学者提出的观点，也的确比较容易接受。但这两种思路，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对既有的世界各国民法典，他们的超越在哪儿？以什么来标志以这种思路制定出来的民法典是高于既有的民法典的？再有，这种思路制定出来的民法典，从何处体现中国特色？
历史上的每一部民法典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基础，不同的思想基础使它们成为不同时代的里程碑。没有思想的民法典不足以构成一种范式而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法典之林。
制定民法典离不开法学家的广泛参与。中国现在有足够支撑法典编纂的法学家队伍吗？显然，制定民法典不仅是民法学家的事，它也是广大法学理论学家的事。中国法学理论发展到今天，取得了一些成就。邓正来老师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对不管是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还是本土资源论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形成我们自己有关中国的或人类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系统。那么，我们将这一观点引入到民法典的制定中来思考，中国的民法典应该怎样体现它的中国性？中国的社会和罗马社会、德国社会有怎样的相似性？法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徐老师是很重视的，他提出了新人文主义的哲学观，对新旧人文主义进行了比较说明。但是作为一个哲学的命题，新人文主义是否能成立，尚需哲学家的肯定。法学家为中国法学理论准备了什么作为民法典的基础？这要求民法学家自己来完成，当然有些不可能，这不是某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整个学界来完成。但是法学界对此是否有足够的关心和成就？理论学者的参与，这是基础性问题。再来看民法学者自身，有足够的储备吗？也许还得加以时日。我们可以对我国民法学者群进行一个简单的疏理，对此，梁老师和易继明老师有不同的分类，大同小异。就易老师的分类而言，以时间先后为分类的依据，新中国成立前、后到前，再到现在，“就民法学而言，如果我们进行一下粗略的划分的话，实际上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活跃在法治建设、特别是私法（民法）建设进程中的学者分为四代，即：第一代学者为，在民国时期培养的、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打倒’或受到影响、而改革开放以后又发挥法学重建指导作用的一批学者，如谢怀?颉④倾搴秃?屡嗟戎钗幌壬?坏诙??д呶??轮泄?闪⒁院笈嘌?摹⒑罄椿蚴艿?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4_1.shtml>***治运动冲击或‘幸免于难’、而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获得充实并直接参加法学重建工作的一批学者，如佟柔、王家福、江平、魏振瀛、赵中孚、杨大文、梁慧星、郑成思、马俊驹、朱启超和寇志新等诸位教授；第三代学者为，曾经被下放或参加工作、改革开放以后恢复高考上大学、尔后大多数又有一些留学经历的一批学者，如王利明、孙宪忠、张新宝、吴汉东、徐国栋、方流芳、钱明星、崔建远和尹田等诸位教授；第四代学者为，改革开放以后正适龄地上了大学、大多数获得博士学位并步入学术研究领域不久的一批学者，如谢鸿飞、葛云松、张谷、王轶、韩士远、王涌和朱庆育等诸位博士，以及龙卫球教授和我——如果我也忝列学者行列的话，就可以称‘我们这一代学者’。诚然，所谓‘我们这一代’现在还处于一个形成时期，还会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如还存在人生第二次选择、后续培养和研究方向等问题。”易老师这一分类无疑对我国现有民法学者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搜集。这些学者各有自己的成就，但是哪一项是制定法典基础性的成就？他们的理论在介绍西方民法理论的同时，有多少是属于中国的？
我们既缺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法典的学理基础，也缺少真正建立在中国本土的民法学说理论，因此，制定民法典我们还需要继续研究。
（二）制定民法典的社会条件尚不成熟
制定中国民法典，应以中国的社会条件为基础。尽管有学者认为法典可以超越社会具体形式而存在，但是这种基于对法典继受、移植而得出的理论，并不能否定法典在移植过程中的不断进步和超越，而每一次超越又都是以各国国情的变化和理论的进步为条件。虽然社会有一些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但是、社会是变化的，这是不需要过多说明的。中国的民法典离不开对既有民法典的学习、借鉴，中国的民法典更是中国人的民法典，它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
本文基于两个方面，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条件尚不适制定民法典。第一，中国社会二元格局的现状。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社会从南到北，从东向西的差别不仅仅是自然的，也是经济的，文化的。这种差异典型地以城乡二元结构的方式存在。这导致了法律在制定和适用上统一的困难重重。第二，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条件尚不成熟。从1993年***的十四大肯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到2013年，从计划到市场，从***府经营企业，到企业面向市场，***府完成角色转换，企业适应市场竟争。这个变化是根本性的，从我国《反垄断法》可以得出结论。一部法律是要保护一些特殊的行业，并以法律使之合法化。这些行业不必面对市场、不必参与竟争，法律不是普适性的。那么、我们制定的民法典怎样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典？
民法是市场经济法，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法典，如果我们的法典从制定时就是为一个不完整的市场经济服务，“坏的传统一旦形成或被后世过多地遵行，则会给未来完善的法典化的努力造成更大的困难。或者说，恶的法典化离法典化所要达到的正当性目标愈来愈远。”那么我们应当马上去制定一部法典吗？
国学经典论文篇5
【关键词】经典诵读；大学生；思想***治教育
中***分类号：G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5-0229-02
***的十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也在多次会议上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大学阶段以提高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为重点，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高校辅导员是促进大学生成才的重要队伍，是大学生思想***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当前，许多大学生消极厌学，沉迷网络，贪***享乐，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观念淡薄。然而，现行的高校大学生思想***治教育却收效甚微，许多高校大学生思想***治教育流于形式，未能从根本上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为此，探索高校大学生思想***治教育新途径十分必要。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的灿烂遗产，是中国人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可见，中华传统经典思想深刻，具有丰富的人身修养和爱国主义思想，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社会责任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将国学经典作为切入点，利用诵读经典的方式，在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中将国学经典加以渗透和运用，可推动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有效实施。本文以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经典晨读”活动为例，探索经典诵读对提升大学生思想***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玉林师范学院是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师范学校，是培养广大中小学教师人才队伍的摇篮，培养一批对国家、民族和人民负责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对中小学教育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大学生思想***治教育工作至关重要。基于此，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于2013年9月开展“经典晨读”活动，旨在从传统经典中汲取教育资源，提升大学生人文修养及责任意识，引领学生成长成才。
一、经典略论
传统经典，曾是两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必诵之书，然而近百年来，老、中、青三代的中国人，已渐渐连古文都读不懂，更不用说如“四书五经”一类的经典了。无论世事如何诡谲，人间如何颠沛，人性始终如一。经过历史涤荡流传下来的经典，它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只是古人的，更是现代的，乃至是未来的。北宋理学家程伊川曾说：“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只《论语》一书，即可陪人一辈子。而要接近乃至于了解《论语》，用诵读的方法可谓事半功倍。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先生曾为大学生开出包括《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等必读中国书目数十部，并认为“《论语》为二千年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希望大学生能“熟读成诵”。文化教养是人生必须涂抹的底色，经典是滋养人生德性与才情的源头活水。经典的诵读与学习只是生命启发的开始，而这个开始，不限于文史、***经、艺术、理工各门专业的学子。
一名大学生能把任何一本经典熟练诵读，他必能从经典中提升其为学的能力，必能从经典中领悟其为人处世之道，必定能变化其气质，开阔其胸襟，启发其智慧。大学生是时代之骄子，未来之希望。大学阶段，是一个个体生命最容易彷徨、失落、沮丧、孤独的岁月，也是一个个体生命寻求方向、激发志气、砥定人格的关键时机，而一个个体生命能否挺立自我、畅明笃定地航向人生旅程，端赖当下一念之自觉。通过经典的学习，每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都能够从圣贤的智慧海洋中汲取活力，拥有***思考的胆识；每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都能够从圣贤的智慧光明中引发生机，走出坚实的每一步，不惧怕，不彷徨；每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都能够发挥他的创造力，肩负起对这个时代应有的责任。
二、经典诵读活动形式甄选
基于当前大学生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从大学生思想***治教育工作出发，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将诵读经典教育与现代思***教育相结合，通过辅导员亲自带领学生诵读国学经典，使学生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传承古圣先贤精神，开启内在心灵的真、善、美，培养爱国意识，抒发爱国情怀。同时，从传统教育的理念及模式中推陈出新，探索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将晨读与班级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学思并重，知行合一”的教育原则，实行“学――思――行”三步规划：
第一步：学――诵读经典
利用晨读（7：00―8：00）时间，辅导员亲自带领学生诵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国学经典（每学期读一部），使大学生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明白仁、义、礼、智、信等做人处世之学。
第二步：思――解释经典
在熟悉经典的基础上，参照古代注疏，梳理文意，每个月开展一次读书心得交流会，组织学生讨论学习；每位学生每学期写2―3篇读书心得；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引导学生将传统经典思想与大学生活相结合。
第三步：行――践行经典
积极实践传统文化精神，将文化涵养与为人之道融入社会实践。组织大学生成立经典教育支教团队、文化进社区服务团队，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学生进行传统经典教育与现代幼儿教育的探索研究，为幼儿教育培养优秀人才。
三、经典诵读实现路径探析
（一）理念宣导
组织大学生进行经典教育理论学习，为学生接受经典诵读做好思想铺垫。学习内容包括：《人文教育从经典导读出发》、《：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
（二）晨读经典
每天7：00―8：00，组织学生诵读经典1小时，诵读书目的顺序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诵读形式：辅导员领读―全班齐读―学生自读。
（三）经典读书交流会
举办经典读书交流会，分享读书的感悟与收获。学院目前已成功举办两次读书会：《大学》读书交流会，《论语》读书交流会，为学生表达自我提供了有效平台。学生在交流会上畅所欲言，分享读书的经历与感悟。
（四）国学大讲堂
邀请国学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对传统经典进行现代性诠释。学院目前已举办两期国学讲座。第一期：《礼记・大学》解读；第二期：做人做事与创业的根基――国学文化魅力探析；第三期：学习古典诗词，传承中华优秀文化。通过国学讲座，将传统经典思想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情感、就业相结合，砥砺学生从经典中汲取做人处事的智慧，让学生在学习中感悟到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艺术魅力。
（五）传统文化公益行
鼓励大学生践行传统文化精神，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学院目前已先后组织10个班级，近500人次到玉林市福利院提供志愿服务，学生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从中得到提高。
四、经典诵读对大学生思想***治教育的意义与成效
（一）对经典文本的熟悉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现已有500多名学生诵读经典，其中《大学》诵读过100遍，《论语》50遍，部分学生已将《中庸》诵读100遍，现阶段正在开展诵读《孟子》活动。通过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大学生们对国学经典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感悟，学生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明白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为人之道。
（二）集体意识、责任意识的增强
大学生在诵读中亲近中华经典，不仅培养了阅读经典的兴趣，感受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从经典中懂得了做人为学的道理，切实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大部分学生内在心性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摒弃惰性，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尊师重道，课堂出勤率和旷课率逐渐降低。学生集体意识增强，学生之间建立起感恩、诚信、互助、互爱的集体精神，同时，他们也学会打开自我的内心，释放自己的正能量，学会积极正面地面对生活。大部分学生摆脱了迷茫的状态，树立信心，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
五、经典诵读对提高大学生思想***治教育的实践经验
大学生思想***治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如何走出一条符合时代特色、学生需要的道路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深思。因此，将国学经典作为切入点，利用晨读经典、国学讲座等形式开展大学生思想***治教育，探索大学生思想***治教育新途径，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基于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实施“经典晨读”活动的实践与经验，本文探索出了一套具有可行性与创新性的大学生思想***治教育新方法，总结出了新的实践经验：
（一）高校辅导员以国学经典为载体，搭建晨读经典平台，与学生沟通交流，有利于在学生中开展思想***治教育工作；
（二）将传统经典与学生活动、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既能丰富大学生的文化底蕴，又能使学生在活动中滋养心性，提升社会责任感与爱国意识。最后，辅导员不仅要鼓励学生成长，更要教会学生为人处世，让学生树立主体意识，以诚待人，培养民族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
国学经典论文篇6
关键词：新闻学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新闻经典 经典焦虑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新闻学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已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何一个已经拥有博士甚至博士后授予权的学科，其背后隐藏的“新闻无学论”至今仍此起彼伏。基于此，有学者从词源上予以考察，“新闻学的原名叫Journalism，这个词的词尾是ism，这三个字母是‘方法’的意思。不过在普通外国的科学名词，它们的词尾，后面都是logy，而新闻学的名词却独异。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外国学者对于新闻学的这个东西，并不把它列于科学的地位”。①新闻学科之幼稚乃在于是“器”而非“道”。因此，有学者提出建构新闻经典是升华新闻学科的首要任务。②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盲目人为建构经典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即经典的建构是否基于人类认知的需要，黑格尔坦言：“人只有在认识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事物时，才是符合他本身的存在规律而存在着，人必须认识到推动他和统治他的那些力量，而向他提供这种认识的就是形式符合实体内容的诗。”③对于人类认知自我与世界而言，经典乃是一种启蒙、召唤、塑造，跨越时空的创造性，是一种认同的想象。
经典的建构不是一时一事的产物，也不是由某个权威机构或权威人物认定的。“那些具有经典或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④但是自后现代转向以来，面对社会文化价值多元共生、大师缺场的尴尬，我们更相信经典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跨越时代的过程，是历史集体认同、多种元素共同参与的结果。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之比较
关于经典的定义，前人已论述颇多，本文不再赘述。文学与新闻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其关于经典的标准也许会有不同，但是两者又有着天然的联系，脱胎于18世纪英国文学的新闻学始终都受到来自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必定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即“……经典的作品必须首先具有原创魅力”。⑤但是为何在当今中国新闻学界新闻经典的建构不温不火，除去意识形态和***治权力的束缚之外，恐怕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几乎同时诞生，且处在相同的历史语境之下，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或许能够得到答案。让我们回到经典性问题的本体论意义上来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除了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基本特质之外，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相异之处。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具有思想启蒙的划时代意义，这一点中国现代新闻经典不能与之比肩。诞生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在许多领域重构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康德在对启蒙运动进行总结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强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人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反思自我、认识世界。近代中国民主主义启蒙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康梁维新变法运动，后经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阐发，意***在中国建立以“三民主义”为根本特征的共和***府。
自明末清初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特别是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为西学在东方的传播贡献颇多，西学东渐局面日盛。“”前期，中国思想界其实已经是暗流涌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了挑战，在当时的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飓风；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自创始起，新文化运动就显示了其激烈的批判精神，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儒学，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高呼要打倒孔家店的旗手则首推文学。1917年，《新青年》先后发表胡适和***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论》，拉开了文学***的序幕。
自新文化运动至整个20世纪20年代，在一种全新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美学原则感召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集体建构开始了对封建守旧思想观念的颠覆并开始树立一种以重新发现现代人***价值观与生命体验的意识形态。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这种意识形态对现代中国整体演进的最大促进作用即是对国民的启蒙。“启的不是家族体系的‘子民’之蒙，而是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国民’之蒙。”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对于国民的启蒙是基于对人的灵魂的拷问与重塑，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促成了偌大的具有封建传统的国家向现代性转变，在“求新”、“求变”思潮的冲击之下，国民迫切需要的是立足于社会改造、精神更新、人的现代性转变的领航者，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恰恰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
反观同时期中国现代新闻学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此后涌现出一批新闻学经典作品，如徐宝璜的《新闻学》，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由黄远生友人林宰平编辑的《远生遗著》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为何未能担当起像文学一样思想启蒙的引领者的角色，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新闻学传入中国不久，发展并不成熟，还处在向国外学习以及自身探索阶段；其二，这些著作本身或者是对当时历史***治现状进行宏观的客观描述，或者是有关新闻采访方法及新闻思想的介绍，两种都没有对人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其三，最重要的恐怕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学传统的国度，新闻学的研究在当时并未普及，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或报人，有着根深蒂固文学情结的国人更认同文学的表达方式。
经典的建构有赖于经典本身的多元阐释空间，这种阐释是基于对经典本身所蕴涵的丰富思想意蕴的多重解读。也就是说，经典的建构过程并非单一方面的结果，除了经典文本本身具备经典的特质以外，还需要有后人给予经典的多元阐释。“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文本互动的结果。”⑦当然，二者之中，文本所具有的经典性才是根本，这种经典性体现在文本作者对世界本身深邃的思索与追问，并且能够穿越时代的隔膜激发后人的想象。
相对于文学，新闻首要的特点是真实，新闻专业主义所信奉的是客观、真实、不带偏见地报道新闻。以备受新闻学界所推崇的《西行漫记》来看，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新闻学著作，同时也蕴涵着重要的史学价值。“如果它比大多数新闻报道更有生命力，那是因为它不单单是抢先获得的独家新闻而昙花一现，更深的理由则是它客观地记录了许多永恒的历史事实。”⑧然而正是其不容否定的***治价值和历史价值限制了《西行漫记》的多元化阐释空间，作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西行漫记》被打上了深厚的时代烙印，对其意义的表达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即作为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的价值而存在。
与之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则构成了一个意义表达空间非常广阔的张力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于狂飙突进的历史背景之下，对封建儒学的彻底否定与批判在当时曾招致诸多质疑。除了对封建残余的批判之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镇在于对“人”的重现发现，是一代知识分子不断地在矛盾和苦闷中思索的结果，他们的表达与诉求不仅仅局限于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摹写，而是建立在对人性意蕴与文化内涵的逐层解剖之上，他们唤起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中国现代文学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人的才情和智慧的结晶，已经创造了堪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经典，它是这个时代人民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它已尽可能地发挥到了最高水平，无论今后的历史会进步到什么程度，当人们需要了解20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命运、苦难、境况、挣扎以及情感方式时，他还是会打开现代文学的著作。”⑨不同的读者在对经典文本解读的过程中都会获得各自的审美体验，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每个中国读者在解读鲁迅作品的过程中都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并进一步反思个体身上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而且这种反思是随着历史发展向后无限延宕的。
新闻学的经典焦虑
随着新闻学科的逐渐成熟，新闻学的经典焦虑也开始凸显。焦虑的表征之一在于新闻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地位。
从历史上看，经典的建构要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鉴于新闻学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位置，新闻经典的建构更多地受到来自主流权力话语的影响。话语权力中蕴涵的强制力量或支配力量将会大大强化新闻经典的建构标准，甚至，在这种标准建构下，新闻作品本身的特质会退居次席。
受众的认同同样对新闻经典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大众文化的流行，审美日常化时代来临，受众对***治意识形态的疏离，主流权力话语的建构与大众流行文化的解构必定会出现巨大的价值断裂空间。在这一点上，从“”时期所树立的“样板戏”的命运便可窥见一斑，因此，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所面临的是“动态经典”与“恒态经典”的问题。
处于夹缝中的新闻学遇到了相当大的困惑，人为地强行建构经典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经典本身必须是开放性的，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被阐释，甚至被质疑。照此来看，中国目前新闻学界所推崇的“新闻经典”还不具备这样的特质。这与它们产生的历史语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新闻经典本身大多掺杂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它们似乎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当然，由于新闻学学科本身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用文学经典的标准来衡量新闻经典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无论如何，产生于同一历史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已经证明了其文化传承意义和文化价值。“经典是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文化序列的那些文本”，⑩照此来看，新闻学的经典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闻学的经典焦虑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
注释：
①姜红：《现代中国新闻学科的合法性建构――“新闻有学无学”论争新解》，《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1），第52页。
②蔡尚伟、刘锐：《“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7），第152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页。
④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2），第48页。
⑤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⑥⑦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3），第152页，第150页。
⑧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美国1968年版自序。
⑨黄曼君：《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⑩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国学经典论文篇7
关键词： 文学经典； 意识形态； 文学性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国学经典论文篇8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冲击，文学经典的处境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娱乐化倾向和离心倾向都为文学经典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如何走出当下困境，如何让人们重新认识经典的重要性，如何回应文学经典消亡论，这些都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关注经典、阅读经典已不是简单的个体问题，而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关键词 ：文学经典；困境；突围；经典改编
中***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30-02
文学经典一直以来都为人们所关注，近年来又成为社会各界的热点话题，并非文学经典异常火热，而是距离人们越来越远。文学经典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双重挤压下，处境渐趋尴尬，阅读群体也逐渐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文学经典搬上银幕，改编后的文学作品给受众带来文学盛宴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侵蚀着经典的固有形象。文学经典如何从当下的消费主义语境中突围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文学经典的现状
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电子媒介、***像时代都对经典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注经典、阅读经典的人群逐步萎缩，甚至有人感慨：“当我们现在大谈特谈经典的同时，经典就已经渐渐远离我们了。”[1]这一论断可以从高校学生的经典阅读调查结果中得到印证。《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是中外文学名著，也是名副其实的经典之作，它们应该是学生眼中的宠儿，但对北京10所高校的2000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读过《红楼梦》等我国四大古典名著的只有11.3%,读过《战争与和平》的只占42%”[2]。这两部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何等重要，它们的命运尚且如此，其它文学经典的处境可想而知。
文学经典在传播中的另一遭遇是被改编或被改编后搬上银幕。经典的改编由来已久，近年来中国对经典的改编进行得如火如荼。其实改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典经过改编进入千家万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经典的作用，无论对社会发展还是民智提升都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改编经典的负面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对文学经典形成了巨大挑战。受改编者等诸多因素影响，改编后经典往往难以保持“原汁原味”，进而导致受众对经典误解。改编后的文学经典被搬上银幕后命运也不尽相同。早年改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向经典致敬，尽力维护经典原貌，从而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时下经过改编的文学经典在银幕上呈泛滥之势，显然在吃文学经典影响力的老本，是对经典的不敬。扭曲原著精神、篡改经典、亵渎经典等行为无疑是对受众群体的一种戕害。2013年上映的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让不少年轻观众产生沉闷之感，影片过多地削弱了原著的力量。《悲惨世界》显然是一流经典，但却难以改编为一流电影。原因很简单，一流电影需要一流导演，而且导演还需很高的文学素养。因此，一流文学经典和一流电影难以画上等号。
二、文学经典的困境
人们对文学经典的态度变化是经典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以往，从个人层面来看，人们将阅读经典视为提升人文素养、提高审美情趣的重要途径。“开卷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这句话在清朝甚是流行，它体现了文学经典的地位和作用。但当下我们听到了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之声。以在校高中学生为例，应试语文教学挫伤了他们阅读的积极性，使他们非但没有阅读需求，甚至还心生厌恶。北京在校大学生的文学经典阅读调查结果也让我们感到它正逐渐远离人们视线。不仅是大学生，就连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在招聘编辑时对北京部分大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众多的大学生，即使是汉语文学方面的硕博士研究生，也缺少阅读文学经典的习惯与兴趣。”[3]中学生、大学生以及硕博士研究生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主要对象，他们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着实让我们感到问题的严重。学生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同样影响着教师的课堂教学，不少教师在文学史教学中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学生不读或不爱读，也不愿意阅读文学作品，不管它是不是经典。学生的这种态度与某些机构的调查结果遥相呼应。2013年，有机构推出“另类”读书排行榜，评定10本最不受欢迎文学经典，其结果令人哭笑不得，四大名著不幸“中***”，《红楼梦》居然高居榜首。我们先撇开该机构调查方法得当与否不说，这至少反映出眼下一部分人对待文学经典的心态。
“文学经典消亡论”也对经典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冲击。2003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论文学》中为我们提出了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悖论：“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4]按照米勒的观点，文学时代几近尾声，接近终点，就是说文学将不复存在，但又说文学“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文学经典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对立又统一，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中，文学经典才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米勒的观点着实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甚至有人认为21世纪就是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因为人们感知周围世界的方式不断增多，影视、卡拉OK、酒吧、美容院、健身房，甚至是星巴克、超市或者远足、听音乐都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依照这种观点，我们似乎感到文学经典即将进入“厄运时代”，进入一个消解传统、权威以及任何既定价值的时代。文学经典消亡论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前行，随着社会物质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精神力量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而作为提升人们精神力量的文学经典难免被推上风口浪尖。对文学经典存在的合理性的质疑反映了人们在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面前所出现的迷惘和徘徊。
当下的消费文化与电子媒介也与文学经典的困境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经典一方面饱受消费主义的侵蚀，在消费文化的歌声中黯然伤神；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粉墨登场，成为消费文化中的资本增值要素。正是在消费文化的嘲弄与解构中，文学经典在艰难中继续前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艺术生活化泛审美观都从不同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经典的魅力，文学经典先前的权威和神圣在它们面前几乎无处存身。因此，消费主义文化对文学经典的影响是巨大而致命的。也正是如此，消费主义在给中国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经典的困境。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之所以面临危机，在谭旭东看来，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一是电子媒介所导引的多元主义和多元化立场消解了中心权威，动摇了原来似乎具有永久正典的经典。……二是大众文化文本经典化，使得传统的以精英文化为主的经典发生了动摇。三是理论批评话语之争引发了经典的危机。”[5]多元主义和多元化的立场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经典原有的权威受到挑战。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使人们在现实中有了更多的经典文本选择，传统的经典读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部分读者。
三、文学经典的突围
文学经典要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突围，我们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它的作用和价值。经典读本所折射出来的人文情怀是一般的流行读物无法比拟的，因此，对个人而言，文学经典不仅是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还是提升自身素养的关键环节。文学经典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是一个民族甚至是整个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必将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民族，没有文学经典的社会也终将是浮躁的社会。我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么完全可以说，我们民族的文学经典也同样是世界的文学经典。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就无法向他国提供本国的民族文化精髓，因此，这样的民族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可悲的。正因为这样，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对推广本国文学经典极为重视，同时又注重对外国文学经典的学习，因为外国文学经典是外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精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进而促进自身更好更快发展，现如今世界各国均已达成共识，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向。认识到文学经典对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我们才可能重新回到阅读经典、重视经典的轨道上来，缓解甚至化解文学经典面临的困境。相反，如果只顾眼前利益，缺乏战略眼光，个人和社会发展***一时之快，这种发展最终将缺乏源动力和可持续性。
转变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知是助其突围的关键一环。文学经典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整个社会的心态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对文学的态度，不仅反映着我们中华民族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反映着对优秀文明成果的态度和对人类历史经验传承的态度。文学经典无疑是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态度能够直接反映我们对人类历史经验传承的态度。只有态度端正，只有尊重优秀文明成果，才能为民族的发展带来真正的希望。数千年来，文学经典对中华文明的兴衰延续、对国民人格的塑造以及对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增强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细细品来，《诗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红楼梦》等经典都给我们以无尽的精神滋养，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曹禺和冰心等经典作家留给我们一笔又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商品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文学经典对于个人乃至民族发展而言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能放松精神文明建设，更不能在“两手抓”的过程中出现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我们要实现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变，文学经典在此过程中举足轻重，推广和普及文学经典已刻不容缓。个人、家庭、社会、媒体、市场及***府相关部门都应为实现这一目标增砖添瓦，如果我们仍然拘囿于短浅的目光，蒙受损失的就不仅仅是我们的文学经典了，而是我们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前途。
历经风云变幻，经典的本质并未因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对个人、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消费主义的盛行冲击了文学经典的阅读市场，读***时代又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经典的困境，使文学经典渐渐远离人们视线。经典的改编在普及经典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文学经典本身造成了损害。可以说，文学经典的尴尬境地是多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文学经典若要突围，同样需要包括个人、社会、市场等各方因素的合力。文学经典的价值我们讨论得已经足够多，但我们仍要继续探讨文学经典，是因为我们还未发掘它的全部价值，我们对文学经典的解读也远没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经典作家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学成就的一种标识、一张名片。提及俄国文学，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托尔斯泰，提到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立刻会跃入我们的脑海，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代名词。我们很难想象，英国文学史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将会逊色多少。经过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冲击，我国的文学经典仍然需要在提升民智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当下文学经典的发展出现的些许曲折并不是“经典无用论”和“经典消亡论”存在的理由，我们要做的是维护经典、阅读经典并为经典的传播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宋强.外国文学经典要维护也要普及[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8-3(005).
〔2〕王建柱.关注文学经典[N].中国纪检监察报,2002-6-6(004).
〔3〕李浩.***像时代,谁还在阅读文学经典[N].北京日报,2006-8-1(014).
〔4〕孟繁华.21世纪: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N].中华读书报,2005-08-10(010).
国学经典论文篇9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505
【原刊页号】6～9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601
【作 者】孟繁华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摘 要 题】新视点
【正 文】
当文学被无数次地宣告死亡之后，2003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再次访问了北京，他在带来的新作《论文学》中，对文学的命运作了如下表达：“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注：金惠敏：《***象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5期。）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为文学的当下处境忧心忡忡，为文学不远的末日深感不安和惊恐，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日见奇异和灿烂的想象，又为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魅力。
现代小说的诞生在中国已近百年。四部不列，士人不齿的小说，其地位的改变缘于现代小说观念的提出。这一点，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概最有代表性。小说地位的提高及其再阐释，背后隐含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强烈而激进的渴望。于是，小说成了开启民众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小说带着通俗易懂的故事传播了小说家希望表达的思想。这一现代小说传统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得以延续，并成为那一世纪思想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小说传统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遭到了质疑，普遍的看法是，20世纪激进的思想潮流培育了作家对“宏大叙事”的热情，培育了作家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需求。这一传统形成的“主流文学”压抑或压制了“非主流”文学的生长，因此也是文学统一风格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土壤。如果从文化多元主义的角度出发，从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多样性需求出发，这一质疑无疑是合理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个争论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或者说，文学传统及其解构者谁是谁非都不能解决小说生死存亡的现实和今后。就现代长篇小说而言，其成熟的标志无论是《子夜》还是《财主的儿女们》，他们都是从社会问题出发的，但它们都取得了伟大的艺术成就。当吁求的多元文化在今天可以部分地实现的时候，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百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体的衰落，显然并不来自小说创作的内部问题。
新世纪以来，虽然有《白银谷》、《沧浪之水》、《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兵谣》、《桃李》、《经典关系》、《龙年档案》、《抒情年华》、《无字》、《银城故事》、《大漠祭》、《张居正》、《解密》、《作女》、《大秦帝国》、《漕运码头》、《白豆》、《水***大地》、《我们的心多么顽固》、《狼***腾》、《英格力士》、《人面桃花》、《妇女闲聊录》、《天瓢》、《圣天门口》等一大批很好或艺术性很高的长篇作品，但小说在今天社会文化生活结构中的地位，仍然不令人感到鼓舞。因此，在我看来，一个令人悲观又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辉煌时代就要终结了。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文体都有它的鼎盛时代，诗、词、曲、赋和散文都曾引领过风骚，都曾显示过一个文体的优越和不可超越。但同样无可避免的是，这些辉煌过的文体也终于与自己的衰落不期而遇。于是，曾辉煌又衰落的文体被作为文学史的知识在大学课堂讲授，被作为一种修养甚至识别民族身份的符号而确认和存在。它们是具体可感的历史，通过这些文体的辉煌和衰落，我们认知了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因此，一个文体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它只能以“历史”的方式获得存活。今天的长篇小说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评价近百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无论这一文体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它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它的经典之作通过文学史的叙事会被反复阅读，就像已经衰落的其他文体一样。新的长篇小说可能还会大量生产，但当我们再谈论这一文体的时候，它还能被多少人所认知，显然已经是个问题。
当然，如果把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文学地位的下跌，归结于市场和利益的驱动是不准确的。这一说法的不可靠就在于，市场可能改变作家的创作动机，但在现代中国，许多作家也是靠稿酬生存的，鲁迅的收支帐目大多来自稿酬。这些靠稿酬生活的作家与市场有及其密切的关系，但并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改变大师的创作动机，也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失去他们大师的魅力。另一方面，市场的诱惑又确实可以改变作家的目标诉求。利益也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创作潜在或明确的目标。因此，小说的衰落与其说是与市场的关系，不如说是与接受者的趣味变化的关系更大。现在，对鲁迅及其那一代作家有了不同的评价及其争论，不同的评论我们暂不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其人格成就可能大于他的文学成就。鲁迅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他对现代小说形式把握的能力，不仅仅来自他娴熟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而是更来自于他的文化信念和坚守的人格。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小说中表达出他的悲悯和无奈。他是在市场化的时代用一种非市场的力量获得尊重和信任的。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不间断的***治批判运动和不间断的检讨过程中，***的精神空间几近全部陷落。当***治挤压被置换为经济困窘之后，检讨也置换为世俗感慨。当希望能够维护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尊严的时候，推出的也是陈寅恪、顾准等已经作古的人。因此，作家人格力量的萎缩和文化信念的丧失，才是当代小说缺乏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消费文化的兴起和传媒多样化的发展，也终结了长篇小说在文化市场一枝独秀的“霸权”历史。科学技术主义霸权的建立，是带着它的意识形态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虽然我们可以批判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电子传媒是虚拟的“电子幻觉世界”，以“天涯若比邻”的虚假方式遮蔽了人与人的更加冷漠。但在亚文化群那里，电子幻觉世界提供的自我满足和幻觉实现，是传统的平面传媒难以抗衡的。它在通过“开放、平等、自由、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结束了经典文学的观念和历史。因此，现代传媒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原因和条件。
事实上，关于文学命运的预言和争论，几十年前在西方就已经开始。80年代初期，英国两所举世闻名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由师生们发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英语文学”教学大纲应包括什么内容？它的连锁反应便是对文学价值、评价标准、文学经典确立的讨论。激进的批评家发出了“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的吁请；而大学教授则认为：“传授和保护英国文学的经典是我们的职责。”这一看似学院内部的争论，却被严肃传媒认为“一半是***治性的，一半是学术性”。
类似的讨论在西方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过。而事实上，文学经典的确立与颠覆从来也没有终止过。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经典的确立与颠覆的历史，经典的每次危机过程也就是经典的重新确立的过程。经典的危机与确立，引发的原因显然不止人们对经典作品的认同有歧异。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经典就是不同领域里的权威性著作；按照弗克马的理解，“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但这样的理解又可以追问出无数个问题：比如，认定权威性或“精神宝藏”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认定？这一认定出于何种意***或目的？这些追问在经典危机的时代不仅咄咄逼人，同时也具有难以抗辩的合理性。但如果认为这样的追问是不能质疑的，那么围绕经典的讨论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还有没有经典？要不要经典？经典危机和确立的历史，一方面表明了这些追问的合理性，一方面也表明了它的时段性。永恒的经典是不存在的，没有休止的追问也会使追问本身变成假问题。
经典的确立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与之相关的还有对经典确立的历史环境及其需要。在中世纪，文学经典的功能在于它统治了教育、并与帝权、神权共同构成了宰制性权力。此后，利用经典为***治服务，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现象至今也没有结束。即便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得到了承认，但***治与文学的关系从来也没有彻底解除。假如没有经典带给我们的文化认同，包括***治在内的所有问题是无从讨论的。
科举制度的终结，大大弱化了中国传统经典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已经弱化了的传统经典雪上加霜。到40年代，传统“经典”在风雨飘摇中失去了踪迹。古典的被抛弃，西洋的半生不熟，现代汉语文学莫衷一是。40年代以后，我们又经历了几次经典危机，从延安红色经典地位的确立到“***”样板戏霸主地位的形成。几乎都与***治需求密切相关。
经典确立的复杂性还不仅仅限于它与社会***治的关系。就其本身来说，经典是人确立的。他就不能不有人的局限性。其次，经典须有一个经典化过程，也就是历史化过程。当代文学史不要说已经出版了近70部，仅就近年来出版的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对经典的判断和叙述就非常不同。因此，这些在切近距离被写进文学史的“经典”，可被看作是“文学史经典”。“文学史经典”与“文学经典”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是经典化、历史化了的“经典”；前者是尚未经历这一历史化和经典化的“经典”，它只具有文学史意义，而不具有文学经典意义。
这个看法，是针对我们以往的对经典的理解提出的。或者说，我们曾经历过的那种对经典理解的语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一改变，不仅与当下文学生产的方式相关，同时更与文学在社会生活的处境与地位相关。对中国而言，20世纪既是现代小说发生的世纪，也是现代小说成熟和终结的世纪。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水准已经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时期。但恰恰在这成熟的时期，现代小说开始衰落了。原因很简单，就像先秦散文取代了骚体，汉赋取代了先秦散文，唐诗取代了汉赋，宋词取代了唐诗等一样。古代文学专家普遍认为，宋诗比唐诗更成熟也更深远，但诗必言唐的观念根深蒂固，宋诗再成熟，影响也远没有唐诗深远。现代小说的成熟与衰落，就与宋诗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
当今世界，不是没有了文学经典，而是关心“文学经典”的人已经被分流于影视、读***、DVD、卡拉OK、酒吧、美容院、健身房、桑拿浴甚至是星巴克、超市或者远足、听音乐乃至独处。日常生活在商业霸权的宰制下也为人们提供了多种文化消费的可能。这就是文化权力支配性的分离，文学经典指认者的权威性和可质疑性已同时存在。在这一处境下，文学经典还被多少人关心，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以下几个材料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读者对经典文学和时尚文化的态度和接受状况：
新华社西安3月13日电（宋杜贺）“2004年是青春文学大放异彩的一年，青春文学的市场表现达到迄今为止的一个最高点”。这是新浪网对青春文学之盛行的评价。与此相印证的是在西安市大大小小的书店里，以描写“情”“爱”为主的网络文学、韩国小说等青春题材文学类***书也是最抢人眼球，而摆放在书架上的科普读物、古典诗词却少人问津、备受冷落。（注：2005—3—14 9:19:09来源：新华网陕西频道。）
北京一家调查公司最近的一份读书调查报告显示：现代人中有三分之一不买也不读名著，认为名著枯燥无味，不堪卒读；有三分之一的人买名著，但是却不阅读，目的是为了装点门面；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虽然读，但由于时间等原因，读得非常零散……河北经贸大学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要求全校同学必须阅读包括《三国演义》、《史记》等在内的文史哲名著。读书不合格者不能毕业。此令一出，众学子一片哗然，非议四起。……一位学生更为直率地问道，读《三国演义》能帮我们找到就业的饭碗吗？在这些当代大学生的心目中，外语、计算机和经济类书籍以及传授青年各种处世技巧、成功经验的书籍，才是他们的“必修课”。（注：炎毕文：《不读名著会怎样？》，2001年1月11日北京报业集团。）
国际***消息：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普通的俄罗斯人已经逐渐远离文学作品，即使是那些经常看小说的人，他们对美国通俗作家丹尼尔·斯蒂尔的喜爱程度也胜过了本国作家费奥多·陀斯妥耶夫斯基。
据英国《***报》7月21日报道：俄罗斯国家***书馆最新公布的调查发现，37％的俄罗斯人从不读书，52％的人从不买书，而只有23％的人认为自己属于那种酷爱阅读的人。另外，人们对于侦探小说和浪漫爱情小说的喜爱程度要远远胜过于由诸如列夫·托尔斯泰或安东·契诃夫这些大师们创作的经典名著。（注：见2005—07—22 09:40:55国际***。）
著名的美国文学出版商兰登书屋：每日将一百多部经典文学作品推上因特网，对传统书商构成重大挑战。兰登书屋说，推出电子文学作品是它向读者介绍世界名著这一传统的扩展。首批上网的作家包括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英国作家狄更斯和简·奥斯汀、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以及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威拉·卡瑟。读者只需进入兰登书屋现代***书馆的“作者链接”网站，登记和选择***格式，就可购买和***这些电子版本的名著。***费用为每本4.95美元。（注：2000年11月3日23:17，大洋网讯。）
据英国《卫报》8月1日报道：《哈利·波特6 》的德语版翻译者克劳斯·弗里茨曾要求再给他77天的时间以便完成全部翻译工作，而那些“业余翻译家”们显然没有这份耐心，他们纷纷登录一家名为“哈里在德国”的网络俱乐部的网站齐心协力翻译该书，最后仅耗时45小时便宣布大功告成。（注：见2005—08—02 08:42:04国际***。）
国人阅读文学经典的状况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但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俄罗斯人民也远离了文学经典，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但却为我们对文学经典命运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美国兰登书屋的举动虽然冠冕堂皇，似乎在拯救文学经典，但它无疑是一个商业行为。但遗憾的是，网上阅读器一年才卖了5万个。 而美国惊险小说作家斯蒂芬·金在网上免费推出的66页新作《子弹列车》，创下了头24小时被***40万册的惊人记录。而严谨和傲慢的日尔曼人民，也将满腔热情毫不矜持地献给了“哈利·波特”时代。无论是沮丧还是痛心，这都是现实。
国学经典论文篇10
关键词：儒家经典 韩国 传播 “世界公民”
中***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8-0073-03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汉语国际化进程中的跨文化冲突研究”（12532188）；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培育基金“汉语国际推广中的跨文化冲突研究”（SXP2010-03）；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传播与研究基地”资助
作者简介：李睿（198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海外汉学研究。
王锐（1977―），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一、序言
目前韩国人的常用词中，“经典”有两种含义，广义的包括所有宗教的圣典经书，狭义的指称儒家思想的经书。不过，一般所说的“经典”是指以中国“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书，以和佛教经书“佛经”、基督教经书《圣经》区分。一般韩国人心目中会把经典之说和孔孟之说一视同仁，由此可见韩国人用词受儒学影响之大。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韩国历来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可惜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传统经典教育忽然消失，儒家经典也被埋没。最近韩国重视汉字教育及人性教育，但因种种因素，只重视汉字教育，而人性教育、礼节教育、爱国爱民教育等方面却有不足，无法达到教育本身的目的。许多韩国汉学家认为，为了文明的进步，需要重新检讨传统东方教育与现代西方教育的交流和融合。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中国儒家思想在高丽时代及以前的传播，之后探讨朝鲜时代的经典教育，最后指出儒家思想教育在当代韩国的传播问题及其走势。
二、儒家思想在三国及高丽时期
（一）早期经典的传入
儒家经典是什么时候传到韩国的？这和汉字的传播有必然的关系。虽有异见，各具理论，但是韩国语言学家一般认为汉字的传播可能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后期，而流行在汉四郡时候。尤其在后期乐浪郡遗址（今平壤市贞柏洞），出土了竹简《论语》，其中364号墓出土了叫《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的木牍，初元四年是西元前45年，在竹简《论语》中，能看清文字的是《先进》《颜渊》两篇，其体制与内容和通行本《论语》大致相同。这很可能与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策有关。
高句丽灭汉四郡，建立***国家，在中央“立太学，教育子弟”（《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加以设立博士官，叫经、史、文词等（《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婴阳王》）。高句丽还设立了“扃堂”，这是一种民间教育机构，《旧唐书》说：“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可见，儒家经典在高句丽颇为流行。
关于百济的记录不多，可是百济是高句丽后裔所建立的，而且更接近于中国，跟山东半岛及辽西地区尚有联系，自然而然受到汉字及儒家经书的影响。《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近肖古王》说，“百济***已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早已消失的这个“书记”大概就是用汉字记事的。
新罗较晚成立，距离也远，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比高句丽、百济晚一些，5至6世纪才开始用汉字。《梁书・诸夷・新罗》说，新罗没有文字，中国人要和新罗沟通，要经过百济，所以新罗朝廷决定直接派学生到中国去留学。当时唐朝的长安，有不少自新罗来的僧侣和高官子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善德王》9年（640年）说，“王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是时太宗大徵天下名儒为学官。”新罗统一三国后，于682年设立国学，接受唐朝教育体制。《三国史记・杂志・官职》详细地说明新罗国学的教学内容，其中说：“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教授之。”由此可知，儒家经典对新罗***治和知识界所产生的影响之大。655年左右出生的薛聪“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三国史记・薛聪列传》）在韩国金海新罗遗迹里，又出土了《论语》木简。 后来以《讨黄巢檄文》名闻天下的崔致远（857年生），返国后大大介绍儒家经典，成为韩国儒学的鼻祖。
综上所述，汉字传到朝鲜半岛来一千年，儒家经典渐渐成为知识的重要部分，尤其五经和《论语》《孝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二）高丽时代的儒家经典
三国时代儒家经典传至朝鲜半岛，统一新罗时代具有影响力，可是不能因此认为韩国早已变成儒家天下。到新罗末期，儒家思想、佛教和民间信仰依然共存，三者鼎足而并行，正如崔致远在《鸾郎碑序》中说，“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
高丽王朝始终崇奉佛教，儒家经典学问的发展处处面临困境，而且当时人学***典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恳求学理而在于科举，注重词章学，大部分学人只追求及第。儒家经典学术的发展还要等待高丽后期受到程朱理学影响的新兴士大夫。
三、朝鲜时期的儒家经典
（一）程朱性理学的兴起
1123年，宋人徐竞访问高丽首府开城，回家后写了《宣和奉使高丽***经》，说高丽的学风“大抵以声律为尚，而于经学未甚工，视其文章，唐之余弊。”（卷40 《儒学》）大元征服世界，高丽也避免不了此祸，***治社会大大受到元朝影响，程朱理学自然传入朝鲜半岛，新兴的士大夫都接受了这股风潮。当时知识分子很频繁地来往北京，带着所谓“性理之书”返国。以《四书集注》为代表的新儒学掀起高丽的新，以居敬与穷理为主的朱子学逐渐代替前日的词章学，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把他们的关心从五经移至四书。代表这个的李穑（1328年―1396年）， 郑梦周（1337年―1392年）， 权近（1352年―1409年），吉再（1353年―1419年）等人 ，既聪明又有成就，以深厚的学问基础，成为一代宗师。
他们培养的学生们成为建立朝鲜的重镇，他们都排斥佛教，从程朱理学找到了新的***治理念，重视四书。
（二）朝鲜各种学校的经典教育
到20世纪中期，韩国很多地方还有书堂。今天在韩国南部智异山幽谷里有一群人反对现代化而仍然维持着朝鲜时代的生活，那里也有书堂，名字叫青鹤洞书堂。“书堂”是很早出现的私立小学 ，任何读书人都可以建立，随时都可以关门。一般而言，书堂学童从《千字文》开始学习，接着学《童蒙先习》《启蒙编》《击蒙要诀》等，了解基本汉字或解释简单句子，这样结束初级过程。
中等及高等教育机关的区别不很清楚。地方公立学校叫乡校，地方私立大学叫书院，可是很多书院直接接受结业书堂的学生，而且有影响力的书院经常压迫乡校。首府公立学校叫四学，设在首尔东西南北，接受中央***府的管理，可是四学比起公立大学成均馆，规模也小，教育内容也较简单。
九斋是大学斋、论语斋、孟子斋、中庸斋、书斋、诗斋、春秋斋、礼记斋、易斋，这就是读经顺序，以《大学》开始，以《易经》结束。每一两年，学子经过考试，一步步上进，通不通都是以“句读精熟，义理融贯”来判断。
朝鲜性理学虽然很重视个人修养和穷理尽性，但是也不疏忽经国经世的帝王之学。我们看朝鲜各实录，不难看出每个帝王都强调《大学衍义》，太祖、太宗在经筵时，每以此书为主。
四、韩国的经典教育问题
1897年朝鲜高宗皇帝宣布成立大韩帝国，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此帝国，朝鲜消失如烟，传统儒家经典教育随着消失无踪。
儒家经典毕竟是中国原著，中国之强盛引起韩国经典教育的兴盛，中国之衰落导致韩国对中国文化的轻视。近代一百五十年来，中国一直走下坡路，且因意识形态的摩擦，韩中两国有很长时间的割裂，又在经济支配全局的近代化过程中，韩国人遗忘了中国，也遗忘了修身养性的经典。相对的，韩国大大倾向于美国，在社会各个领域西方的东西压倒了中国的东西。念柏拉***、亚里士多德的人比念孔、孟、荀的人多得多。一百年前的韩国读书人都知道黄宗羲（1610年―1695年），很少人知道莎士比亚（1564年―1616年），现在的韩国一般读书人知道《哈姆雷特》，而几乎不知道《明夷待访录》。
当然，现在韩国不重视经典教育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内部，一则儒者本身，二则韩国的处境。朝鲜末期，西势东渐，大部分儒生排斥西方文化，说尊王攘夷、以夷制夷、中体西用、东道西器、卫正斥邪，坚持锁国排外态度，以为救国救民的良方。这样错过开放的机会，又忽视融合文化的机会，引起新时代的反感，酿成排斥经典的态度。另外，韩国处于强大国家中间，历来受到压制，为自求谋生，经常依赖或听从强国。近代化过程中，韩国仍然处于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的中间，20世纪前半部不得不听从日本的压迫，后半部不得不接受美国的熏陶，韩国人学日语、学英文，跟从美国，并没有余地关心汉字及中国来的经典。
不过，也有不少儒生参加抗日战线，也有不少学者接受西方文化，也有不少儒者闭门读书，研读经典。比如金昌淑（1879年―1962年），坚持儒家精神，参加抗日运动，***后号召全国儒生设立儒道会 ，又积极募捐建立成均馆大学，以继承朝鲜儒学精神。因有他们的辛苦，1955年汉文出现在中学国语教科书里面，在正式教育机构重新开始教汉字。自1973年开始，汉文课从中学国语课中单独***了出来，之后各大学渐渐设立汉文学科及汉文教育科，目前韩国成均馆大学、檀国大学等十个大学有汉文教育系，高丽大学、釜山大学等十一个大学有汉文学系，他们都很重视经典教育，很积极地讨论如何提高经典教育的效果等。
五、结语
文化没有优胜劣汰，文化不是冲突的，文化是融合的。现代世界需要融合东西文化而造出新的理想，我们不应歧视或低估任何一种文化。经典教育也一样，我们不能排斥西方经典，也绝对不能忽视自己的经典，而应以自己传统的经典教育为基础，吸纳世界各地经典教育的优点，创造新的教育方法，来培养所谓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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